在情報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個值得驕傲的偉大成就該多好啊！如果能解開這個謎該多好啊！他一生清白總比遲遲不下結論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卻並非這麼簡單，到頭來陰影依然存在，並像過去一樣濃密，把真相遮蓋得嚴嚴實實。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來到以前被D處三科用來作辦公室的那間狹小的工作室裡。正當A處二科的技術人員檢查裝在南奧德利街我們安全樓的話筒時，書桌上的耳機響了起來。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又一天的開始，又一次審訊的開始，而對我來說，這卻是十年鬧劇的最後一幕戲。書桌上放著一本像電話簿那麼厚的案情摘要，封面背面印著一個奇怪的詞“德拉特”。這是霍利斯的代號，是幾年前由B處的代號小組發給我的，當時我正在D處三科進行自由調查。現在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從不明白它會帶來什麼痛苦。
安妮·奧爾尤因由於工作特別認真負責，在參加K處七科工作之前就已從譯報室晉升為D處三科的研究官員了。 K處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調查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甚至更為詳細。他們查閱了霍利斯的履歷，並向他在牛津大學的同齡人進行了詢查和跟踪，另外還查閱了在上海特別處裡的記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發現什麼重大證據，最後只能同以往一樣，成了一個信念的問題。
審訊前幾天，我們向霍利斯發了一封白色信件，請他到辦公室來一趟。最後的計劃已經制定好了。當然在製定計劃時，又發生了一場爭執。我們提出在審訊時期對霍利斯進行連續監視，以防他像布萊克那樣在嚇破膽的時候同蘇聯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話——進行聯繫。瓊斯對此卻不同意。他沒說什麼理由，但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決心。甚至連漢利也為這件事辯護，他指著弗·瓊斯的鼻子說他在這件事上不會被寬恕的。弗·瓊斯認為批准審訊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而且這是他違心強加在前任局長身上的最後一個恥辱了。
約翰·戴受命主持審訊，安妮·奧爾尤因和我則監聽審訊實況，並及時提供分析。弗·瓊斯知道他對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選擇；另外，案子拖了這麼長時間，他應當讓別人知道他正在讓他的部下處理這個案子。
南奧德利街上的一扇門打開了，霍利斯被帶了進去。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他問道。他那熟悉的聲音在這麼多年以後仍是那麼堅定。
約翰·戴開始向他解釋審訊程序。
“這個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筆和一張紙。”
我試圖想像南奧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裡，坐得筆直，我甚至想他正懷念他的地位。當然鉛筆是必要的，可他還會無緣無故地傻笑嗎？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嗎？我心裡在猜測。或者他會感到害怕？我對此有點不信。我從不把情感同他聯繫在一起，我還想起他經常對我說的一些話。
“彼得，你對這件事太動感情了。”
我盡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動。
約翰·戴開始匯報霍利斯工作經歷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細節。霍利斯知道這套程序，他想搶在匯報之前說話。
“如果你不介意，我們稍慢一些。”約翰·戴說。
霍利斯有點惱火。
“如果你們不介意，我想說這的確有點枯燥。在我的履歷表上你們都能看到這些情況。”
但約翰·戴沒有被他嚇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們最好按程序來。”
霍利斯簡要地陳述了他的經歷。他說他離家出走是因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並聲稱牛津也不是避風港，同樣會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脫離這一背景，到外面乾一番事業。我唯一的野心就是玩高爾夫球，可是我早在牛津時就意識到在高爾夫球這行里，我不會有什麼起色，所以我決定去四處旅遊。”
遠東深深地吸引著他。原先他想同朋友莫里斯·理查森一起去，但後來這個計劃落空了。回想起來，霍利斯說他還是高興的。因為他與理查森之間沒有什麼共同的情趣，不可能成為一對好旅伴。
他迷戀中國，當然在那裡他遇到了古怪的左翼分子，那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左翼分子，在牛津也一樣，他同莫里斯·理查森和克勞德·科伯恩很好，這兩個人是粉紅色人物。
他說他經常生病。這個時期，他一直患有肺結核，最後他不得不重返歐洲。他是從莫斯科回國的。
“我想看看那裡是個什麼樣子。那個地方真可怕，骯髒，壓抑。人們臉上沒有笑容，而知識分子卻對莫斯科大吹大擂，我很討厭。”
“你在那裡遇到過什麼人嗎？”約翰·戴問。
“在公共汽車和火車上遇到過人，在其它地方卻沒有。見到蘇聯人與在其它國家見到的人們，如中國人，不一樣。”
午飯時，安妮·奧爾尤因、約翰·戴、瓊斯和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後碰了頭。霍利斯一直鎮定自若，對答如流。
“如果這樣下去，他會把自己的罪過洗刷得乾乾淨淨。”安妮·奧爾尤因說。
午飯後，我們就他的回國問題繼續進行了審訊，突然，他失去了常態。雖然他的語氣仍然那麼堅定，但所有的細節卻沒有了。他記不起他曾住在什麼地方，曾遇見過什麼人，曾制定過什麼計劃，然而在我們的案情摘要裡都載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知道他乾了些什麼，例如他曾住在軍情六處的老一輩官員阿爾奇·萊爾的隔壁；萊爾曾是蓋伊·伯吉斯的密友。他倆肯定見過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記不起他。在以後的一個多小時裡，霍利斯結結巴巴，直到他談起戰前參加軍情五處以後的經歷才恢復了常態。突然間，他又有了精確的記憶。
那天晚上，審訊小組又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碰了頭，對白天的審訊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論。
“那空白的一年他乾了什麼？”我問。
弗·瓊斯把煙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煩。
“你們全弄錯了，”他說。
他告訴我們霍利斯從中國回來以後，情況糟透了——他的身體極差而且沒有工作，沒有前途。瓊斯似乎沒想到這些情況會使霍利斯更加難於被軍情五處錄用。霍利斯四處遊蕩，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記的一段經歷。因此，瓊斯說，他記不起住在什麼地方並不奇怪。
“起初他申請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這種動機就有些古怪。”我說。我很認真，但聽起來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瓊斯生氣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剎住話頭，“還有一次審訊。”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裡。
“我們開始嗎？”霍利斯傲慢地問道。約翰·戴卻一言不發，靜靜地等著。這是個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識到這次不是由他來負責審訊。
戴開始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審訊。
“我還要問問你有關克勞德·科伯恩的檔案……”
這個問題曾在頭一天上午提過。霍利斯主動談了他在牛津時同科伯恩的友誼。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在科伯恩的檔案裡提及這一事實；按規定任何一位軍情五處的官員在處理朋友檔案時都應該這樣做。霍利斯避實就虛地回答道，當時並沒有明確要求非要在檔案上記錄私人友誼不可。
這的確是一句謊言，雖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說話，但畢竟是句謊言。案件摘要裡的一個完整附件證明在戰前軍情五處記錄友誼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這一規定的。
戴開始對霍利斯前一天的回答進行質問。霍利斯為什麼要說謊？他沒有結巴，也沒有驚慌。他稍稍停頓了一下，便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是的，他承認還有一個原因，他知道科伯恩是個傑出的左翼分子和共產國際的間諜，對情報局很感興趣，而且他本人剛剛被軍情五處接收，很想在軍情五處大干一番，因此他決定違反規定，以免人們把他同科伯恩的友誼看成污點，對自己不利。
“我敢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違反過這條規定。”
“同其他朋友的關係怎樣，”戴步步緊逼，“同菲爾比的關係怎樣？是不是很好？”
“其實並不很好，他酒喝得太多，我們只是在工作上關係不錯，並沒有別的。”
“與布倫特的關係呢？”
“更加如此，特別是在戰爭年代。我認為他很有才氣。他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見到他了。在'旅遊者'酒店我們有時能碰見。見面後就閒談，就乾這類的事，他特別喜歡聊天。”
關於同古曾科、沃爾科夫和斯克里普金的友誼，他幾乎是一帶而過。古曾科不可信，霍利斯懷疑埃里是否真正存在。至於他的加拿大之行，在菲爾比送給他的檔案裡並沒有什麼陰謀。
“那時我是公認的蘇聯問題專家，菲爾比把檔案送給我是很自然的，尤其是這份檔案涉及到英聯邦的問題。”
“你同沃爾科夫的關係怎樣？”
“我認為沒有理由不信任菲爾比。他認為沃爾科夫的間諜就是他自己……他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力氣去保護別人呢？”
只有一次，這位老局長的描述上出現了漏洞，那是在約翰·戴開始盤問他在六十年代初的事件的時候。戴向他問起解僱阿瑟·馬丁的事，他的聲音沙啞起來。
“他一點也不守紀律，我從不知道他的行動，以布倫特為例，我們同意對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正式免於起訴，而馬丁去找他，主動向他提出徹底免予起訴。總檢查長大發脾氣，我也非常生氣。我們無法控制他。他和賴特正在忙乎著建立一個享有特權的蓋世太保。我們必須採取措施阻止他們，我從不後悔。我想在當時這種做法完全正確，無可非議。如果有話可說，那就是我們早就應當這麼乾了。”
約翰·戴問他為什麼不讓米切爾在一九六三年接受審訊。
“全在檔案裡。首相不會批准這樣做的。”
“你真去征求過首相的意見嗎？”
“當然，我去過。”霍利斯回答說，他很惱火。
“但首相卻不記得同你的會晤。”戴反駁道。
“真荒唐！那時形勢非常緊急。普羅富莫事件正處於高潮，整個同美國人進行交換情報與機密的問題需要考慮，再出現什麼醜聞，政府就要垮了。因此，商量是必不可少的。”
這全是與假想對手做的拳擊練習。戴挪動了位置進行戳擊，他卻沒有真正觸到他。在某種程度上他還沒有接近巷戰，沒有抓住他，使他坦白。時間悄悄地逝去了。一切都陳舊了，太陳舊了，根本無法弄清真相。
快到傍晚時，只剩下一些需要記錄的日常問題了。
“你是否曾向非官方人員提供過官方情報？”
“沒有。”霍利斯肯定地答道。
“有沒有人暗地裡來找你去傳遞情報？”
“從來沒有。”
霍利斯站起來時椅子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他說了聲再見，然後回薩默塞特，到他的家鄉去玩高爾夫球了。他悄悄地離開了審訊室，沒有一個人知道，就像他進來的時候一樣——他真是個琢磨不透的人，表面上嚴肅正經，但卻一肚子男盜女娼。他是一個極不安全可靠的獨裁者。
那天晚上弗·瓊斯同我們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又見了面。飯桌上籠罩著絕望的氣氛，我們知道沒有把這案子辦好，但同時我們也堅信這件案子的疑點甚多，不能就此擱下。弗·瓊斯沉默不語，他感到審訊證明了他對霍利斯的忠誠。
“我希望我們能投入其他工作了。”他說。
這件案子的審理工作又一次停下來了，但對霍利斯的審訊無法彌補那些相信內部有間諜和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如瓊斯）之間的隔閡。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廢了的年月，我們本來可以利用這些時間進行調查，然而卻讓它們悄悄地流逝了。在這些歲月裡，檔案積滿了灰塵，報告沒有人閱批，一種無名的恐懼阻止了我們進一步探求真相。現在只有一個機會可以突破：獲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獲一件密碼，才能幫助我們解決這個案子。失敗的絕望情緒在我身上縈繞不去——失敗、懊惱、希望解脫並忘掉這一切。回想起來，那天晚上我乘車回埃塞克斯時就已經退休了，以後充其量不過是辦個手續而已。
對霍利斯的審訊標誌著過去十年的結束和新的十年的開始。七十年代是清算的年代，西方的秘密大軍被痛苦地暴露在公眾的探照燈下。在風俗習慣和國家所需的保護和掩蓋下，西方和東方在黑暗之中進行了三十年的戰爭，可不到四年，所有的秘密都被倒了出來。
令人可笑的是，軍情五處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過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終於獲得了一名叛逃分子。我們相信他，他叫奧列格·利艾林，是軍情五處的兩名最棒的官員把他招募過來的，這兩名官員一名是粗率的約克郡人，叫哈里·沃頓；另一名是軍情六處的前秘密情報官托尼·布魯克斯，此人勇氣過人，曾同妻子一起在法國工作，而且沒有暴露。行動由KY處的處長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負責。赫伯特遇事沉著，頗有決斷能力。當時利艾林正在同一個姑娘相好，在沃頓和布魯克斯同他聯繫時，他說他想叛逃，他們設法說服了他留在那裡。以後的六個月裡他向軍情五處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克格勃在倫敦之戰中下達的命令。他不過是一個受顛覆處控制的低級克格勃官員，但克格勃這台機器上的任何一點缺口對我們都是非常寶貴的。
利艾林案子剛剛開始，我們就意識到這是檢驗軍情五處上層是否被滲透的最好的辦法。如果利艾林能夠倖存，那麼我們內部就是純潔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段時間內，我們沒有蘇聯人干預我們行動的證據。我們現在有五樁間諜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案件，後面兩件案子至少已經辦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幾年來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蘇聯人“粘膠般的手指的跡印”。我們應當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這一秘密只有十個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務大臣丹尼斯·格林希爾不是軍情五處的，格林希爾是軍情五處的好朋友，我同他有著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讀過書，同狄克·懷特和我是同學。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對法國採取“柵欄”行動的時候。但當我接管D處三科時，我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級外交官匯報治安情況。
利艾林不久就對雙重間諜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魯克斯和沃頓設法讓利艾林在安全樓裡同女友幽會。這種安排是很費力的，因為每次總得有人在室外監視室內的動靜，看看是否有緊張和洩密的跡象。利艾林開始酗酒，當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時候，我們決定解除他的苦惱。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蘇聯繼續在那里幹間諜這行，我們斷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與貿易代表團有關係，卻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權，於是我們決定在他通過希思羅機場的海關時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們的計劃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〇年二月的那個星期，我住在倫敦。一天夜晚三點鐘，我接到了值班員的電話。
“快點來，我們要開你的保險櫃。”他說。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辦公室，看見托尼·布魯克斯正在那裡等我。
“我們要解毒劑，”他告訴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幾小時前因酒後開車被警察逮住，正關在馬爾博羅大街的監獄裡！”
我打開保險櫃，取出一個像工具袋的小圓筒。這是十年前當我結束科學官員生涯時，波頓草原的拉德爾博士給我的。筒裡裝著各種已知的克格勃毒藥的解毒劑。每當一名間諜叛逃過來時，我們就把這個圓筒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放在他身邊，要不就鎖在我的保險櫃裡，沒人願意一直把它帶在身邊。
我很快向布魯克斯描述了神經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狀，並告訴他怎樣使用解毒劑。他立即奔到監獄看守利艾林，而我則把特別處的副處長從床上叫起來，要他警戒馬爾博羅大街並在他們的地窖裡查驗那個醉漢的身份。同時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向內務部大臣和總檢查長申請正式對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訴，軍情五處解釋說如果讓他公開出庭受審，就有被暗殺的危險。
利艾林叛逃成功為軍情五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自從弗·瓊斯當上局長以後，就試圖徹底改變反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軍情五處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倫敦的蘇聯諜報人員的數量佔有絕對優勢。整個六十年代，他費了很大勁爭取財政部同意撥款擴大軍情五處反間諜工作的能力，但他們卻很不樂意。這樣，他只能在內部重新調整經費時對D處給予某種照顧，然而我們仍比別人少兩倍。愛德華·希思當政時，弗·瓊斯曾向他呈交了諜報人員大裁減的方案，並引用了情報人員的一些大概統計數目，這發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應是“別理他們”。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提出抗議，但我們並不急於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諜報人員來應付蘇聯人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最後我們同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達成了協議。直到那年秋季我們才採取行動，因為那時利艾林已經出現，而我們也不願意在他叛逃和回國之前驚動蘇聯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認出幾十個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護的克格勃官員。然而其中絕大部分我們已經從行動分析項目中知道了。行動分析項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馬丁和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經常的事，關鍵在於應對敵人情報工作的威脅作出理智的判斷。在我負責D處三科的時候，我曾根據“維諾納”資料對一九四五年的蘇聯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雖然我們只破譯了很小一部分通訊，但通訊總部估計出在英國活動的間諜總數在一百五十個到三百個之間（這種統計分析使用的是高級密碼分析專家吉·古德發明的一種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過對“維諾納”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所提供的情報同我們自己的護照記錄進行對比，我們相信在一九四五年倫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蘇聯諜報人員，其中大約二十五人是指揮人員。把這個數字除以“維諾納”所提供的間諜數，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中間數，即每個指揮人員控制八到九名諜報人員，這恰巧同“一周'維諾納'通訊”所指出的情報正好吻合，那週的“維諾納”表明，克羅托夫指揮著八名間諜。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根據這些數字來推斷現狀。六十年代後期，行動分析項目指出，在英國活動的蘇聯諜報人員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間。但指揮人員佔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們認定在這二十年中指揮人員的數目不變，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餘的人則提供掩護、反監視、內部保安和分析，那麼我們仍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這意味著現在英國有將近二百名間諜在活動。如果我們把以同樣數量增加的指揮人員同擴充的諜報人員的數目加在一起，那這個數字就更駭人了——英國有一千多名間諜！誠然這些間諜中的大部分成員是在英共內部和各種工會組織內的低級聯絡人員。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滲人像霍頓和瓦薩爾所在的階層中，後果就不堪設想。
每當我把這些分析送到內政部供他們日常估量敵情用時，總有一番爭執。 K處的約翰·艾倫總是不斷對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見。艾倫過去是個律師，現在是K處的暴發戶。
“你不能這麼說，倫敦不可能有這麼多諜報員，內政部永遠不會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這些反對意見。他確認了行動分析項目估計的數字，即大約有四百五十名諜報員在倫敦，並認定指揮員在這些謀報員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行動分析項目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我的統計數據是可靠的。同時也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增加的間諜都是低級的。弗·瓊斯向內政部陳述了要大批驅逐蘇聯外交官的主張，我從來沒見到他在工作中有過這麼大的決心。最後，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賴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動去找蘇聯外交部長阿歷克謝·科西科，向他建議暗地裡悄悄撤走一些蘇聯諜報人員，然而對方卻傲慢地否定了這一建議。
驅逐蘇聯外交人員被認為是整個西方情報界的一次戰果輝煌的襲擊，我們收到每個情報部門首腦人物的賀電。這是弗·瓊斯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另外，我們的驅逐計劃沒有洩漏給俄國人的事實證明無論過去怎樣，軍情五處的高級階層肯定沒有內奸。這無疑為瓊斯的勝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爾頓全力支持我們驅逐蘇聯外交官員。他說長久以來他一直想在華盛頓發動類似的行動，然而卻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堅決反對。安格爾頓告訴我，基辛格聽說英國人驅逐蘇聯外交官員以後，大為惱火。當時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蘇聯的緩和。他怒氣沖沖地給中央情報局發了個備忘錄，告訴他們如果他預先知道這個計劃，他會使用手中的一切權力使它破產。幸運的是，中央情報局向基辛格如實反映他們事先不知道這個計劃。
可是安格爾頓懷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後，安格爾頓秘密訪問過倫敦。由於他一直扮演著一種預測未來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臉色比以前更加難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沒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認為利艾林是蘇聯安插的一個間諜，並在馬爾博羅大街開會時告訴我們他的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說，“利艾林沒那麼重要。他不過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們怎麼可能對他的假情報感興趣？”
安格爾頓感到自已被出賣了，我們在指揮利艾林時並沒有告訴安格爾頓。安格爾頓冷冷地告訴我們英美協定的整個目的就是交換全部情報。一九七〇年的倫敦對安格爾頓愈來愈忍受不了，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對安格爾頓的所有想法和理論都公開抱著敵對態度。安格爾頓甚至在軍情五處內部也開始樹敵了。
以後我們才知道安格爾頓處心積慮地破壞利艾林的聲譽到了何種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後，我們按常規把我們載有利艾林資料的情報摘要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讓他們轉給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理事會，最後由安全理事會呈交總統。
幾個月以後，埃德加·胡佛到佛羅里達度假，並找機會在尼克松總統在比斯坎島上的度假別墅裡拜會了他。
“您以為英國人根據利艾林所提供的情報所寫的報告怎麼樣，總統先生？”
“什麼報告？”尼克松問。他從沒收到過這些報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實，基辛格也沒收到過這些報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報局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報告鎖在安格爾頓的保險櫃裡。他肯定利艾林是打進來的間諜，因而乾脆拒絕傳閱這些文件。中央情報局計劃處處長湯姆·卡拉馬辛斯嚴厲訓斥了安格爾頓，從此安格爾頓便一蹶不振了。
安格爾頓垮台的根源在於很早以前的戈利金與諾森科之間的宿怨。對安格爾頓來說，諾森科是間諜這種說法才是一種保證，它保證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導地位。我記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會議以後，我曾告訴安格爾頓我將取道美國回國。我女兒住在波士頓，我想公私兼顧，去看看她。我剛告訴他我要去華盛頓，他立刻變得非常專橫。他對我說，除非他不在華盛頓，否則我沒有權力到那裡去。那時我想他的這種擔心與以色列人有關。當時的中東正在醞釀一場風暴，安格爾頓總是以一種嫉妒的心理保護他同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關係。他知道我是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的知心朋友，便經常企圖破壞我們的友誼。有一次，他甚至寫信給瓊斯，企圖割斷我和羅思柴爾德的友誼，他信中說我們的關係影響了中央情報局同摩薩德的聯繫。但瓊斯卻對他的信不屑一顧，這正是這封信應該得到的報應。
實際上安格爾頓的惱火同以色列無關，我了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會議開始以前，中央情報局由一位名叫布魯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進行了一次內部調查，結果表明諾森科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雖然這無法解釋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爾頓卻不顧這件事對諾森科和戈利金情報的影響，從未向英國人透露過這件事。很明顯安格爾頓害怕一旦我訪問了華盛頓便可能會通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索利的報告。
諸如此類的事件損壞了安格爾頓的聲譽。諾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動搖了安格爾頓的知心朋友和長期為他說話的人的信念。我們開始懷疑，安格爾頓所說的他擁有的秘密情報源是否確實存在。也許這只是一個花招。
一九七〇年，安格爾頓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他失去了辦事效率高的行政長官第二號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他對安格爾頓的固執採取了搖擺不定的懷疑態度。亨特還是個實干家，他辦事認真，從不空想。安格爾頓同我一樣是個毫無希望的行政人員。亨特總是親自檢查文件是否已經在傳閱，各項要求是否在實行，常規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這種做法是有效的情報機構所依賴的基礎。沒有亨特，安格爾頓猶如一隻脫了錨的船，慢慢向深淵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對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的驅逐並不是七十年代英國情報事業新局面的唯一兆頭。在一九七〇年希思當選首相以後，他便任命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為中央政策評議委員會——智囊團主任。沒有一個人比羅思柴爾德更適合這一職務了。維克托具有靈感而且思想激進，能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戰性政策，這個任命對維克託來說正是時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開始對原先的工作失去了興趣，他對哈羅德·威爾遜嗤之以鼻，在社會生活當中沒有地位。他保持著同英國情報部門的聯繫，並同伊朗國王保持著友誼。另外，他還私下為狄克·懷特在中東指揮間諜，特別是他發展了裡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軍情六處的各項行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維克托卻想尋求真正的挑戰，而智囊團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為智囊團的首腦，維克托非常注意安全問題，而希思也鼓勵他這樣做。然而這卻引起了內政部的不滿，特別是引起了當時大權在握的常務大臣菲利普·艾倫（現在他是安全委員會的成員，頭銜是阿貝代爾的艾倫勳爵）的不滿。後來維克托實際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勳爵。一旦進入了內閣，維克托就與狄克·懷特結成了一派，狄克當時剛剛進入內閣，在情報合作部工作，當時他已經從軍情六處退休了。他倆通力合作，為英國情報事業樹立了戰後最高的聲譽。
維克託為軍情五處做出的最令人矚目的成就就是保證了弗·瓊斯位子後繼有人。在白廳，弗·瓊斯從來不得人心。他太固執己見，而且即使在秘密王國里也太神秘了。正常情況下，即將離任的局長有權挑選他的繼承人，但在一九七二年弗·瓊斯臨近退休時，內政部尤其是菲利普·艾倫決定不失時機地行使權力。人們勸說艾倫應當任命一名軍情五處以外的人。艾倫懷疑軍情五處，而且害怕他們成為收藏醜聞的貯藏所。對於搜查內奸的破壞性行動，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細節，但他卻了解布倫特和朗的情況，而且也知道要擔很多風險。他為那些在他看來是在濫用豁免權的做法以及軍情五處極差的管理能力而震驚不已。他需要一雙安全可靠的手來把住這個組織的舵——一個他信得過的能告訴他各方面的情況的人。
西姆金斯終於在弗·瓊斯退休的前一年退休了，我總算鬆了口氣。他的位置由邁克爾·漢利接替。對艾倫來說，漢利既沒有足夠的經驗也沒有足夠的獨立性來勝任這一最高職位。艾倫認為詹姆士·沃德爾爵士是較合適的人選，此人是內政部副大臣，負責管理警察和安全事務，並負責所有的軍情五處同內政部的日常聯絡。沃德爾是位可以信賴的達官貴人，但卻由於某種原因，沒有當上常務大臣。他對艾倫忠心耿耿，因此艾倫想把他安置在安全局當局長。
軍情五處內部相當關注沃德爾未來的任命。他是個吹毛求疵的人，堅持要在請求截查信件的授權申請表格中加上最後一個句號和逗號。他缺少情報工作的經驗，不能贏得高級官員的尊敬。我們中間的絕大部分人認為他的提名完全是白廳的意思。這種做法將會使安全局倒退十年。同樣在幾年前任命倫尼為C處處長也在軍情六處引起了士氣的衰落。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考慮。軍情五處有許多機密一直瞞著他們的政治上司和文職部門的上司，而當時軍情五處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就是透露有關搜查內奸的爆炸性新聞，以免受到白廳上下的蔑視。
我第一次聽到繼位問題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是弗·瓊斯告訴我的。他告訴我決定阻止沃德爾接管軍情五處，並說他已經去向狄克·懷特請求幫助，但情況不妙。一個由內閣大臣主持的附屬於高級職務任命選拔委員會的最高常務大臣委員會已經推薦了沃德爾，瓊斯雖已提出漢利的名字，但根本無人投票。他的資歷太淺了，太沒有經驗了，這些達官貴人們對他太不了解了。
“你能請你那位有權勢朋友想想辦法嗎？”他說，他指的是維克托。
那時我每星期同維克託有一次私人會面——有時是在內閣他的辦公室裡，但經常是在他家裡。我在下一次拜訪他的時候，提出了繼任者問題。這個問題成了激起了維克託的想像的全部因素——一場陰謀和秘密行動在他的頭腦中應運而生了。
他告訴我狄克·懷特已經提醒他注意局勢。狄克說他支持漢利繼承這一職位，狄克原來考慮支持莫里斯·奧德徘爾德擔任這項職務。約翰·倫尼爵士雖是軍情六處有名無權的處長，但他急於要取消那位有效管理軍情六處的人的職務，於是他也提了奧德菲爾德的名。然而奧德菲爾德卻聲明，他不願介入這場繼任者爭奪戰，寧願等倫尼退休以後擔任C處的處長（倫尼在他兒子的吸毒罪被揭發以後提前退休，奧德菲爾德便接替了他的職務）。
“安全局會接受漢利？”維克托問。他持反對意見時他常常把我當成安全局的傳聲筒。
“當然。”我說。
“你對他有意見嗎？”
我告訴他“哈里特”事件的情況。雖然維克托知道我懷疑內部被滲透，我曾同他討論過霍利斯和米切爾。但對他來說，他還是剛剛聽說漢利曾被懷疑是間諜這件事。
我告訴他我相信漢利是清白的，美國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訴他安全局裡堅決反對沃德爾，如果他被任命，那無疑是件非常麻煩的事。
“我們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幫助，維克托！”
“特德會不高興的，”他告訴我，並擺出高級文職人員的官架子。然後他丟開了這種讓人討厭的官架子，恢復了他那種比較自然的深謀遠慮的風度。
“讓我們看看能做些什麼。”他低聲說，並請我盡快安排他同漢利見面。
當時漢利和我已經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關係。 “哈里特”事件是我們進一步親近的障礙，但他對我很直率，我試圖盡量給他各種幫助。我就像個經驗豐富的汽車駕駛員，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報工作中前進，向他指出值得驕傲的成就和應當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瓊斯和維克托見過面的事告訴他，他一定要發火。漢利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具體表現在他的言語之中，他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傢伙的關係網來獲得成功。但到最後，抱負佔了上風，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聖詹姆斯廣場維克託的豪華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後機智地告辭回到了我的俱樂部，好讓他倆自由交談。第二天維克託給我打來了電話。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選，”他說，“我們今晚一定得見面，制定我們的計劃。”
那天晚上，喝了一陣上等紅葡萄酒以後，我們起草了我們的計劃。很明顯，狄克所推薦的人沒有在達官貴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頭腦裡留下印象。對於人事問題，狄克總是前思後顧，不能當機立斷，當然那並不是他的風格。毫無疑問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錯誤就是沒有能力作出恰當的任命，他經常被情感和傳統觀念所左右。他在軍情五處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沒能及時在受菲爾比影響的軍情六處進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對漢利也是這樣，他知道什麼對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沒有能力抓住機會採取行動。
平心而論，狄克同希思的關係一直不好。他們的作風大相徑庭。狄克崇拜哈羅德·麥克米倫，而那位脾氣好的老人對他的情報部門的首腦也非常尊敬。同樣狄克和哈羅德·威爾遜的關係也很好。他倆的反應都很敏銳，威爾遜欣賞狄克在處理那些令人煩惱的問題，例如羅得西亞問題上所表現出的信心和令人寬慰的態度。而希思則是一個目中無人、虛張聲勢的人，與狄克以前遇到過的人完全不同。狄克發現他自己愈來愈不能從個人角度對首相產生什麼影響了。
維克托和我談論了所有的候選人，甚至還考慮我們能否把維克托提出來作為候選人。我知道他心裡早就對這個職位垂涎三尺了，儘管他來當局長將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紀太大了，另外智囊團對他這樣一位知識淵博的人來說，才是真正的挑戰。
我們討論設法在科學社團中尋找支持，並決定由維克托去找像威廉·庫克爵士這樣的人以便贏得他對漢利的支持。維克托告訴我他要想辦法秘密會見希思。
“正式向唐寧街十號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明智的，”他告訴我，“只要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聽到這件事，那麼這件事就又會傳回到那些該死的常務大臣那裡去。”
當時羅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書（現在是內閣大臣和國內文官部部長）。他是這場權力之爭的關鍵人物，因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經常、更親密地接近希思了。維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會被他報告給常務大臣委員會。維克托決定最好的計劃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時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時機就是下次智囊團召開週末會議的時候。按計劃，這次會議將在幾個星期以後在契克斯召開。
“我將請特德到花園散步，那里羅伯特可聽不到，然後我就在他耳朵旁邊……”
巧得很，那時我也經常看見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復查美國的“維諾納”，其中有一個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別感興趣。在通訊中這個匿名者叫“19號間諜”。 “19號間諜”顯然是個非常重要的蘇聯間諜。他連續不斷地向對方傳遞了戰時丘吉爾和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會談中的談話細節。
美國人猜測19號間諜是前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德瓦特·貝奈斯。他作為蘇聯的傀儡做了一輩子間諜，所得到的報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趕下了台。貝奈斯參加過三叉朝會談，而且被公認為是向蘇聯人傳送情報的人。儘管如此，我還是查看了電文本身，我開始懷疑這種解釋。 19號間諜所報告的談話很明顯是丘吉爾和羅斯福之間的非正式談話，內容是關於第二戰場的計劃，特別是關於海軍和航行部署。令我吃驚的是，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許去參加這些討論的，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沒有艦船，捷克是一個內陸國家。
我開始懷疑19號間諜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國的什麼人。第一步就是尋找英國所保存的有關三叉朝會談的丘吉爾和羅斯福會晤的記錄，看看是否能從中找到一份19號間諜所提及的那次會晤的記錄，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參加會晤的所有人員的名單。
尋找幽靈般的三叉朝會談討論記錄，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經歷。維克托安排我去見羅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願意幫忙。他是一個平步青雲的官場人物，已經可以看出他即將升任內閣大臣。由於他需要情報社團支持他獲得這一職位，所以他急於同我拉關係。他像一個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寧街十號尋找記錄的工作中去了。但過了好幾個星期，我們卻一無所獲。
阿姆斯特朗建議我去拜訪丘吉爾的前總參謀長伊斯梅勳爵和前任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爵士。他倆都記得三叉朝會談，但卻沒參加過這些專門討論。我又去拜訪了瑪麗·丘吉爾，她也沒有記錄。最後，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會見丘吉爾的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丘吉爾任首相時，每天有一位私人秘書保管他的約會記錄，吉爾伯特保存了所有這些記錄的匯總本。也許在這裡能找到一次記錄。我把有關的日期告訴了吉爾伯特。他便查閱了整個日記索引。
“天哪，”他說，“那天的日記是空白的！”
搜查19號間諜的工作就這樣擱淺了，一直遺留到現在。
正當我搜查19號間諜的時候，人們就弗·瓊斯的繼承人問題爭吵不休。於是我向維克托建議，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聽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見。保持維克託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沒有人能責怪我在繼位問題上的黨派偏見。在我再次拜訪唐寧街十號的時候，我曾向他暗示過軍情五處內部有一些恐懼，可他微微一笑。
“局勢對你不利，”他說，“我想這個問題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訴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圖任命沃德爾，那他們就錯了。
“我們不是文職官員，”我對他說，“沃德爾沒有能力干這個工作……他太教條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訴我一些我已經知道的情況以外，例如常務大臣都是堅決支持沃德爾的，幾乎沒有向我透露什麼。
“他們只想犒賞他一下，他們就不能在其它部為他找一個高職位？”我苦苦地說。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來。
“啊，不，彼得，我們沒有那麼精明！”
過了幾個星期，我又見到了維克托。他已經在陽光燦爛的契克斯同希思談過話了。他告訴希思軍情五處內部強烈反對任命一個外面的人做局長。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說要反對文官事務委員會的提議必須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後，維克托終於設法說服他同這兩名候選人進行面談。
這是一個重大突破。我們完全相信漢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將會給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爾的膽怯肯定會引起希思的反感。漢利聽到消息後立刻改變了態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他走到我的辦公室，相當自負地對我說，他第二天就去見首相。
“不需要匯報了，非常感謝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會宣布，但幾天以後，我們什麼消息也沒聽到。白廳的每個角落都有人在打聽有關情況。每次我去內政部時，總要核實一下最新的情況。除了聽到不斷重複的老調：“菲利普·艾倫不管怎樣也不會任命漢利。”其它什麼消息也沒有。
週末我和妻子到威爾士多爾格勞為我們最近在康沃爾買的一個農莊購買一些母牛，買農莊的目的是為了安排我們退休以後的生活。自從霍利斯受審和我離開D處三科以後，我就計劃著要回到務農這一行去。我為自己規劃了前途，一個痛苦較少的前途：我將遠遠離開軍情五處那些充滿嘰喳聲的走廊和堆積如山的文件。拍賣者用難懂的威爾士土話高聲叫賣，這時我已忘記了白廳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擁擠不堪的小圈子裡進進出出，它們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著照應這些牲口。
突然我從擴音器裡聽到一個聲音。
“從倫敦來的賴特先生請到辦公室接電話，……”
我從擁擠不堪的台階上擠出來，走過成百個擠成一團的威爾士農民，他們個個伸長脖子向圈子裡張望。最後我來到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拿起了電話。是維克托打來的。
“你知道這幫傢伙乾了些什麼？”他吼道。
“你在說什麼，維克托？”
“他們換馬了。他們要任命一個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傢伙。你知道這個人嗎？”
“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我嚷道，“這個人是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朋友。”
我突然記起了我所處的環境。但我不必擔心。拍賣者的辦事員在繼續算賬，沒注意我的談話。我告訴維克託我一回到倫敦就到他那兒去。
弗蘭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內政部的一名副大臣。雖然沒有人暗示過他是間諜，但他卻是蓋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與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溫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與這些人有關係的人，用弗·瓊斯的一個短語來形容，是荒唐可笑的事。我告訴維克托，安全局裡的人是永遠不會接受他的。
第二個星期初，維克托又來了個電話。
“明天就要宣布了，”他說，“我想你一定會高興……”
“怎麼說？”
“我拉著狄克去見特德。我倆告訴他除非任命漢利，否則將會發生兵變。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瓊斯通知了一兩名高級官員，讓他們告訴我們漢利終於被任命了。
“這是一次困難重重的戰役，”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但我們終於打贏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先生，”我一本正經地說。
弗·瓊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討論過北愛爾蘭令人憂慮的形勢。很明顯這是他的繼承人將面臨的主要問題。他擔心這個問題會威脅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為建立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財政部進行活動，請他們多給一些經費，但卻遭到了拒絕。他們要弗·瓊斯把撥給反間諜工作的經費用在反恐怖主義的工作上。在他們看來，對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的驅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對我們這一代的威脅。但弗·瓊斯卻相信自滿情緒正在使我們喪失所獲得的優勢。
弗·瓊斯看起來很疲倦，他彷彿渴望著卸下這副擔子。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說話。他說，離開這裡很高興，所有工作中的歡樂幾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為錢而煩惱。他雖然有一種紳士氣度，但手頭並不闊綽。他在漢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羨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兒仍在讀書。他酸楚地說他不得不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才能，替別人做安全顧問，他應當退休回家從事他熱愛的觀鳥行當。 （實際上，他已成了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顧問。）
“嗯，你認為我幹得怎麼樣？”他一邊問我一邊清理他的煙斗。他猛吸著煙斗，然後又敲敲打打，簡直有點神經質。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嗎？”我問。
他點點頭。
“你在解決蘇聯問題中，獲得了成功。但我想你從未和一般官員打過交道。”
他看上去被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 “你應當告訴我，”他說。
“很抱歉，我並不認為這是我的義務。”
我一直喜愛弗·瓊斯，而且認為絕大多數高級官員也喜愛他。他從不說笑話，但卻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處。我將永遠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亞參加第一次卡扎布會議的記憶。當我們走到檢查護照的關卡時，一隊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的官員正在對面等待著迎接我們。弗·瓊斯遞上他的護照。
“這是什麼？”護照檢查員指著弗·瓊斯護照的“職業”一欄，慢吞吞地問。
弗·瓊斯填的是“紳士”。
“這就是我的職業，”弗·瓊斯極有禮貌地回答說，“我沒有其它職業。我是個紳士。你們這裡沒有紳士？”
那個澳大利亞人挺起腰桿，幸好我設法把澳大利亞安全和情報組織的那伙人的注意力引了過來，他們急忙解釋並把我們推出關口。弗·瓊斯在以後的幾天裡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單槍匹馬地贏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團體比賽似的。
弗·瓊斯把軍情五處辦成了一個選民們的民主機構。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級官員，他總是歡迎你的，而且他的態度也總是那麼親切。但他和年輕一代官員的關係卻一直很疏遠，而且不了解下層官員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
白廳中很少有人對弗·瓊斯的退休表示悲傷。在他的接班人問題的爭執達到高峰時，他主動提出在處裡再呆一個月，讓漢利在當副手時有更多的時間顯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內政部卻不接受。瓊斯講了實話，因而引起了政客們和文職人員們的仇恨；瓊斯也很會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懷疑的對象。
一年以後，狄克·懷特也離職了，英國情報部門失去了兩員最重要的大將。他們的貢獻無論怎麼誇張也不過分。他們是完美的一對。狄克是機靈的情報分析家，經常給白廳和唐寧街十號帶來緩和的氣氛；弗·瓊斯則生性倔強，常常警告別人而且報告壞消息。
二十年來我只在一個問題上同他們翻過臉——上層被滲透問題。我想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即他們從來沒有準備使用強制的方法把這個問題調查清楚，結果使許多決議半途而廢，使這個問題不斷惡化，結果導致了許多不該造成的損失。但除了這一點，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連接新舊世界，共同為英國情報事業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