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確信，仍在軍情五處內部上層活動的間諜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爾。只有在這個假設下才能解釋在調查米切爾時出現的種種不一致的情況，霍利斯長期以來拒不承認我們的情報機構有被滲透的可能性；他不願批准在米切爾案件中使用技術裝備；他拒絕批准審訊；他在迫於壓力之前始終拒絕向美國方面作出通報等等，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都可歸於一轍。
接著，當我們正等著西蒙茲有關米切爾的第二個報告時，突然一樁舊案落到了我們手裡。安東尼·布倫特爵士，這位軍情五處戰時的高級官員、女王陛下藏畫的鑑定官、國際美術史專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裡供認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在為俄國人從事間諜活動。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餡的，當時軍情五處被聯邦調查局告知，說美國公民邁克爾·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訴他們，三十年代和他在劍橋的同學布倫特曾招他為蘇聯工作。為此阿瑟·馬丁飛去美國會晤了斯特雷特，後者肯定了這一事實，並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話他可以在英國法庭上作證。
為了考慮如何來處理布倫特案件的問題，我們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局長把這個案件視為一件非常令人難堪的事。在各情報部門之間曠日持久的爭寵奪利當中，只有軍情六處曾藏匿過被確認的叛徒，但軍情五處迄今為止還沒有出過這樣的事，這對於我們情報部門在白廳中的聲望極為重要。特別是霍利斯，渴望著得到內閣和內政部官員青睞，深恐布倫特案件影響軍情五處的地位。此外，還存在著人們對發生醜聞的恐懼。霍利斯和他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十分敏感，也非常清楚，如果布倫特事件見諸公眾，則對他們自身，對軍情五處，對現任的保守黨政府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連串的有關安全的醜聞打擊下終於辭職，普羅富莫事件曾是這些醜聞的高潮。儘管霍利斯因敵視工黨而對此毫不隱諱，但當時工黨在公共輿論中聲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於對布倫特的起訴所激起的醜聞的巨濤，將會把本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政府摧垮吞沒。
阿瑟和我的動機很簡單。我們想及早地插手布倫特案件，看看布倫特能否對軍情五處更深的滲透提供一點線索。牽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場審判無論如何都不大可能在獲得布倫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會耽誤——如果不是徹底破壞——這種合作的機會。豁免對布倫特的起訴，這可能是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問題上惟一值得注意的決定。這個決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檢察總長的批准之後，阿瑟·馬丁就去找了布倫特，後者幾乎立即承認了他曾為蘇聯羅致人才和充當間諜。
在布倫特供認後數天的一個黃昏，霍利斯的秘書打電話通知我立刻到局長辦公室去。霍利斯和瓊斯坐在他的辦公桌的兩旁，神情嚴肅。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視著前面的格林公園。
“維克托，你好！”我說。對他事先沒有同我說起而徑自來到辦公樓，我略略有點吃驚。
“感謝你到這裡來，彼得。”他用一種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邊掉轉身來面對著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動不安。
“我剛剛把安東尼的事告訴了維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斷說。
維克托看上去神情頹喪，這一點也不奇怪。布倫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劍橋，後來在戰爭期間，他們又共同服務於軍情五處。戰後，各自的事業使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個日益變得灰暗的世界裡，他們是一對奇才，彼此過從甚密。伯吉斯、麥克萊恩叛逃後，維克託也和布倫特一樣受到懷疑。他早在大學時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號靠近維爾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個戰時，布倫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兒。對維克託的懷疑很快就煙消雲散，但同時對布倫特的懷疑卻持續著，特別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揚和他會面之後。
被告知真相後，維克托主要關心的是怎樣對他的妻子特斯說這一消息。他和我都清楚，布倫特叛變的消息會給特斯帶來比他更大的精神創傷。在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會見維克託之後，我就逐漸了解了特斯。她富有魅力並且具有女性的溫柔。她和布倫特來往甚密，在許多方面甚至要超過維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並能同他共享對藝術的熱愛。在三十年代，她是劍橋學生中才華橫溢的左翼知識分子圈子的成員，他們在倫敦舉行聚會，在費拉特角度假，此時，整個世界正步履蹣跚地走向二次大戰。
戰爭爆發後，特斯·邁耶（這是她當時的名字）加入了軍情五處。在那裡她同她未來的丈夫並肩英勇戰鬥，功績卓著。那時，她同布倫特和伯吉斯他們一樣，在本廷克街五號也有幾個房間。和她同屋的帕特·羅頓·史密斯，後來成了盧埃林·戴維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了解在伯吉斯、麥克萊恩叛逃後軍情五處對布倫特的懷疑，但她還是竭力為他開脫。她和她丈夫維克託了解他的清白是來自切身的體驗，他們認為布倫特遭人懷疑是因為他和蓋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覺得布倫特是個脆弱而極具天賦的人，但卻因命運的撥弄和伯吉斯的叛變而被殘酷地長期懷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安東尼過去常常喝得爛醉回本廷克街，有時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幫助他上床，”她常這樣說，“如果他是間諜的話，那我會知道的……”
維克托認識到，既然布倫特已經供認了，那麼就有必要和特斯談，但是他仍然害怕告訴她真情。
“這就是我請你到羅傑的辦公室來的原因，”他平靜地說，“我覺得由你來把這消息告訴她會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離開萊肯菲爾德大樓，好去獨自地清理紛亂的思緒。
“當然可以，”我盡量溫和地說，並提議讓伊夫琳·麥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為特斯認識她。
幾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輛出租汽車去聖詹姆斯廣場。我們被帶進了維克託的書房。這是一個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學者氣派的房間，面對著格林公園。房間隨處可見他不同凡響的個性的烙印：繪畫、科學圖表、樂器、各種古代和現代書籍，以及掛在牆上的他自己設計的巨大計算尺。房間裡還放著一架鋼琴，維克托用它來彈奏爵士音樂，技巧嫻熟而富有激情。維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覺到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過了幾分鐘，維克託對她說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訴她，然後就輕輕地溜出了房間。
“出了什麼事，彼得？”她情緒緊張地問道。
“是有關安東尼的，”我告訴她，“他終於供認了。”
“什麼？你不是說他是個間諜吧？”
“不，特斯，我是這個意思。”
有一兩秒鐘她把手舉到嘴邊，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後又讓它緩慢地滑落到膝上。我盡我所能地告訴她事情的原委：關於他如何承認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繼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之後一兩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寫出一個冗長而詳盡的報告，談論他在整個戰爭期間所進行的間諜活動。特斯沒有哭，她只是臉色慘白，躬著身子僵坐在那裡，一邊聽一邊凝視著我。像維克託一樣，她是那種視友誼上的忠誠高於一切的人，而當這種友誼被背叛時，則她的心靈深處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擊。
“那麼多年，”她輕聲說道，“可我從來沒有過絲毫懷疑。”
我這才第一次理解到，在那奇妙的、遙遠的三十年代的劍橋生活中熔鑄的情感是何等地熾烈。
布倫特的供認劇烈地影響了阿瑟的行為，多年的艱辛工作，最終證實了他始終是正確的。他從一開始就懷疑布倫特，儘管局裡有許多人，如布倫特在戰爭期間的親密朋友狄克·懷特，最初不相信有這種可能性。阿瑟變得更帶有身不由己的衝動，變得更難於駕馭了。他看上去就像一個能聞出肉腥味的人，在追逐他尋踪已久的獵物時是那樣的貪婪和迫不及待。
布倫特的供認，戲劇性地使人們對滲透問題的態度明朗起來。軍清五處內部存在間諜，過去是不可思議的，現在卻一下子變得那樣真實。阿瑟認定，只要我們抓住這一契機，那麼D處新的工作隊就能夠觸及到三十年代陰謀集團的核心。他覺得事情正沿著我們的軌道前進，叛逃者和認罪者正大量地迅速出現，他可以解開眾多的謎中的最大的一個謎——識別今天在軍情五處內部的奸細。但是正當阿瑟迫切要求加快加緊採取行動時，他卻遭到D處的新處長卡明的反對。卡明傾向於採取緩慢的和謹慎的處理方法。
在一九六四年初，他們兩人的關係以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惡化了。阿瑟對卡明毫不敬重：他覺得卡明的方法過於陳舊。阿瑟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負責主持重建反蘇聯間諜工作，並由於他聲譽卓著，他的影響大大超出了D處一科。他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然而卻缺乏謀略。他認為D處的處長應該是他而不是卡明，而且他毫不掩飾地指望很快獲得這個職位。在他看來，卡明正在錯誤地處置整個滲透問題。卡明對阿瑟這種很少隱藏的態度以及種種侵權行為深感忿恨。他還對自已被排斥在對米切爾的調查之外一事懷恨在心，並且他猜測到阿瑟對霍利斯的暗中的懷疑。很清楚，最後的攤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布倫特供認後不久，這件事情果然發生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我到華盛頓訪問，試圖說服美國中央情報局來幫助制訂我們剛起步的行動分析計劃。我和主管行動分析的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想要中央情報局提供計算機幫助，以便處理由該計劃所產生的每年七百萬個行動的大宗資料。我對中央情報局的要求曾得到霍利斯的批准。安格爾頓全力支持，赫爾姆斯同意派出一個二十人的小組而不是一兩名技術人員，並且保證這個計劃所需佔用的中央情報局的計算機時間。我剛一回來，阿瑟就告訴我，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被調走了，而中央情報局的計算機小組預定在下個星期抵達。我不由得大發雷霆。
“關鍵人員剛剛熟悉了他們的本職工作就被調走，那我們還有什麼計劃可言？真是見鬼！”我非常憤怒，“哈爾和我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開展這項工作，而正當它真正開始產生結果的時候，卻要他調離。”
阿瑟和我同樣狂躁不安。 D處一科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他忿恨調走這些人，特別是在反蘇聯間諜的活動達到最高潮這樣的緊要關頭。阿瑟衝進卡明的辦公室，聲稱卡明本應該阻止這種調動。爭吵聲一直傳到了走廊裡，數月來被抑制的積怨一下子傾瀉出來。卡明指責阿瑟凌駕於D處頭上橫行霸道，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潛越。阿瑟這方面也毫不隱諱他的觀點，他認為D處目前的工作簡直搞得一團糟。爭論的焦點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爾案件上。卡明指責阿瑟對此案想入非非，而照他看來，這已完全是個結案，並且此案還進一步給我們的情報機構的士氣造成巨大的損害。阿瑟則反駁說，就他所知，此案非但不可了結，甚至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卡明把這次爭吵向霍利斯作了匯報。霍利斯立即要求寫一份有關此事的詳盡報告。第二天卡明把他打算呈交給霍利斯的這份報告的草稿送給阿瑟。
阿瑟對他所讀到的報告大吃一驚。卡明的報告對多伊恩·迪特馬斯調離行動分析計劃會給中央情報局即將來訪造成什麼影響根本不提。報告對阿瑟進行了露骨的攻擊，並最終聲稱，阿瑟對軍情五處內部間諜的識別存有隱秘的懷疑，而又不願意把他的懷疑告訴他的處長。
阿瑟現在已經到了和卡明公開決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報告頁邊到處亂塗，在把它送回處里之前幾乎改動了報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識到這對他來說正是一個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機會。他馬上把報告原封不動地送給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責令阿瑟停職二週以整頓紀律。
我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報局的技術人員隨時可能到達，指望同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阿瑟·馬丁和我舉行重要的談判，但現狀卻是談判桌上軍情五處這一邊只有我一個人。我私下去見霍利斯，盡量不帶怨恨地說明問題的性質。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報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於是他同意調回多伊恩·迪特馬斯，讓他再乾一年。
“但是阿瑟怎麼辦？”我問道，希望霍利斯在這個問題上也能改變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討論這件事情。”他反駁道。
“那布倫特怎麼辦？”我懇求說，“我們剛剛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邊不管……”
“現在正該讓阿瑟弄清他還不是局長，”霍利斯嚴厲地說，“當他坐上這把交椅時，他再去作決定好了。到那時之前，還是我說了算。”
在阿瑟回來後，我們著手認真地盤問各種細節，系統地識別每一個指使布倫特的人及他們的招募活動，對他交給俄國人的每一項情報進行核實。阿瑟定期會見布倫特，根據D處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詳盡的研究提綱來對他盤問。每一次審訊都錄了音，並由D處三科進行整理，以便檢查出模糊和訛誤的地方及需要進一步提問的要點。
布倫特很快就說出了他的間諜同夥利奧·朗和約翰·凱恩克羅斯。利奧·朗是前英國軍事情報機構的官員。約翰·凱恩克羅斯在一九四〇年曾服務於英國財政部，後來進入了設立在布來切雷的政府密碼和暗號學校，在那兒接觸過“英尼格馬信號”材料，爾後在一九四四年成為軍情六處的官員。阿瑟告訴朗，假如他和軍情五處合作，則很可能免於起訴，因此朗馬上就供認了。凱恩克羅斯在羅馬接受阿瑟的拜訪後，也這樣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線索之後，布倫特就再也不講什麼了。他坐著，聽著阿瑟的提問，在能做的地方提供點幫助，但是並沒有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提供大量的細節。阿瑟和我決定一起來對付他。根據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紹是分析布倫特供詞的官員，然後我來唱紅臉，阿瑟來唱白臉，由我告訴布倫特我對他的供詞的真實性非常懷疑。這是一種老式的審訊把戲，但在以前還確曾起過作用。還有一個進一步的新花樣：我們把會見安排在莫里斯·奧德費爾德的公寓裡，它在威斯敏斯特區開克斯頓街錢德斯大院內。公寓裡暗放著一個錄音系統。通常，在布倫特和阿瑟會面時，阿瑟用手提錄音機公開地把談話內容錄下來。我們決定當我去見布倫特時，我們把那個看得見的錄音機關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極力反對這個計劃。從一開始他就指示不能對布倫特施加任何壓力，以免他叛逃。但我們設法說服他，在這種情況下，冒點風險是值得的。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我們會見了布倫特。他高高的個子，極其消瘦，穿著一套花呢西裝，打了一個大蝴蝶結領結。他看上去高貴，略帶一點女子氣。他友好而帶有戒備，特別是對阿瑟。我能看出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誰都不能忘記，他們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倫特卻始終在扯謊。他們以事務性方式談了大約半個小時，主要是關於布倫特從檔案室取走的文件。布倫特不時地掃我幾眼。我看得出他預感到有什麼事將發生。最後，阿瑟把我帶進了談話。
“彼得一直在作著這個分析，安東尼。我想他有些話要說……”
我關掉了錄音機，然後稍稍停頓一下以加強效果。
“讀了你的供詞後，我看得很清楚，你沒有告訴我們全部的事實真相……”
好像我擊中了他似的，布倫特畏縮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兩條鉛筆一樣細瘦的長腿交疊著，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條腿不由自主地抖動了一下。
“我已經回答了你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他回答，兩眼直勾勾地望著我。
“那是胡說，並且你也知道是這樣。你說你只知道朗和凱恩克羅斯他們兩個，只有他們兩個。我不相信。”
他的臉色變紫，右頰的肌肉出現了一陣抽搐。他給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延一點時間。
“我們非常公正地對待你，”我繼續說，“我們很有禮貌，並且像紳士那樣履行我們的諾言，但你卻不這樣……”
在我做出這番表演的時候，他專心致志地傾聽著。他哪兒說了假話？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們認為他有所隱瞞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試圖掂量是否我已經握有新的、能置他於死地的證據和信息，或者這些只是來自我們的主觀直覺。
過了難熬的幾分鐘後，他開始恢復他的自信，臉頰的抽搐也平息了下來。他知道我們拋不出什麼新東西。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彼得，”他小聲說，“沒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換了策略，開始對他的良心施加壓力。
“你可曾想過那些死去的人！”
布倫特佯作不知。
“沒有人死去，”他平緩地說，“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那種事情……”
“吉比的諜報員是怎麼回事？”我氣憤地說。我指的是由軍情六處的哈羅德·吉布森指揮的潛伏在克里姆林宮內部的諜報員。吉比的諜報員在戰前一直向軍情六處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倫特出賣後被處死。
“他是一個間諜，”布倫特尖刻地說，在這一瞬間放鬆了他的戒備，暴露出克格勃的職業作風。 “他知道這種遊戲，他知道這裡的風險。”
布倫特知道他的謊言已經被戳穿，臉頰上又開始猛烈地抽搐起來。我們較量了有一個小時，但這種角斗進行的時間越長，他越意識到他所處地位的有力。我們在一種難以掩飾的憤怒中結束了會談。
“事實是，若是給你選擇，你不會出賣任何你認為是弱者的人，是嗎？”在布倫特准備離去時，我問道。
“是這樣，”他說，一邊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再沒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這樣有力地說出這句話，使我感到他幾乎自己都相信這一點了。
這時，一件讓人心煩的意外事件發生了。我們公開地放在那裡的一架錄音機絞帶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帶展開拉直，然後使它繼續運轉。在我做這件事情時，布倫特對阿瑟說：“看一位技術專家幹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嗎？”
到現在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訴過他我是一個科學家，我只是作為處理他對我們談話的人員被介紹來的。我兩眼直視著布倫特，他的臉上泛出紅紫色。什麼人已經告訴他我的真實身份？
“你接著跟他幹吧，”布倫特走後，阿瑟憤憤地說，“他已經演完了。”
阿瑟急於去咀嚼另兩頭獵物——朗和凱恩克羅斯。
朗曾加入劍橋的“使徒學會”——一個以自重為宗旨的傑出知識分子俱樂部組織，其中有許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戀者。大戰爆發時他參加了軍事情報機構，被派往軍情十四處，負責評價德國國防軍的“信號”情報，由此得知兵力情況。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秘密地會見布倫特，向他遞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報。戰後他轉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在那兒他最終晉升為軍事情報局的副局長，直至一九五二年他離職去從事商業活動為止。他離開軍事情報局是因為他就要結婚，不想告訴他的妻子說他曾經是一個間諜。
我和阿瑟一起會見了朗好幾次，我很不喜歡他。不像劍橋圈子裡的其他人那樣，他缺少風度。我常覺奇怪，他究竟是怎麼被接納到“使徒學會”中去的。他是個好管閒事、大驚小怪、喜歡瞎忙乎的人，外貌長得像個汽車修理工，而且似乎還以為自己雖然變節，可仍然還是一位優秀的軍官。他所作的供詞毫無價值，當在某一點上對他提出質問時，他的態度總是翻來覆去地講“我們應該相信”這樣一句老話。他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講著他的故事，說他根本不知道還有其他間諜，並聲稱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棄了所有的間諜活動。這和布倫特告訴我們的不相吻合。布倫特說他在一九四六年去過德國，勸說朗申請到軍情五處任職。朗表示同意，然後由當時才離開情報機構、深率眾望的布倫特給他寫了一封推薦信。也算是軍情五處的運氣好，蓋伊·利德爾對穿制服的軍官有一種很深的成見，於是他在局裡的委員會裡表態反對朗進入，儘管當時狄克·懷特表示支持，為此事懷特後來十分難堪。但除了試圖加入軍情五處外，朗繼續在德國進行秘密活動。他矢口否認同俄國人有進一步的接觸，而這顯然是胡說八道。
凱恩克羅斯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性格。他是個聰明而看上去略顯羸弱的蘇格蘭人，長著一頭亂蓬蓬的紅頭髮，說話帶著一口土腔。他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工人階級家庭，但以他十分驚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開了劍橋的門戶，成了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然後又遵照俄國人的指示退黨，申請加入外交部門。
凱恩克羅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懷疑的對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的寓所裡查獲了包含有財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認出那上面的筆跡是約翰·凱恩克羅斯的，於是他就被置於不間斷的監視之下。但是儘管他去赴他的指揮者的約會，可那個俄國人始終沒有出現。當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鋒時，他否認自己是一個間諜，聲稱他曾作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過信息，並沒有意識到伯吉斯是個間諜。過後不久，凱恩克羅斯離開了英國，直到一九六七年，他從沒有回來過。
在凱恩克羅斯供認後，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會見他，以便在一個中立國的約會地點聽取他的進一步交待。他已經告訴阿瑟他被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詹姆斯·克盧格曼招募，他向俄國人遞交過來自政府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情報等種種詳情。我們急切地想發現他是否還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導我們找出另外的間諜。凱恩克羅斯是一個能給人以好感的人。朗趕著潮頭隨波逐流，當共產黨時髦時他是個共產黨，爾後又急於保住自己的性命；凱恩克羅斯則是個始終具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共產主義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種蘇格蘭人特有的固執，恪守著他的信仰。同樣不像朗，凱恩克羅斯盡他所能地向我們提供幫助。因為他急於想回老家，認為同我們的合作是他贏得入境許可的最好辦法。
凱恩克羅斯說他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告發任何人，但是他能認出兩名高級文職人員，他們是他在劍橋時的共產黨夥伴。其中的一個隨後就被要求辭職，而另一個則被禁止接觸和防衛有關的機密。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凱恩克羅斯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政府通訊總部的事情。迄今為止，表面上看來那裡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逃出了俄國情報機構的視線，然而我們卻非常懷疑，因為那裡僱用的人員隊伍非常龐大。
凱恩克羅斯告訴我們，政府通訊總部中有四個人他認為值得進一步調查。其中一個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訊總部的空中處共過事，此人談起過他想要把英國的信號情報材料弄到蘇聯去。凱恩克羅斯雖然對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態度感到有趣，但是他無從判斷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所以他對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這第二個人，據凱恩克羅斯說，他在這次回牛津時把在政府通訊總部內部工作的詳細情況告訴了他從前的導師，他的導師為他的這種輕率而大驚失色，便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政府通訊總部，隨後他就被解雇了。凱恩克羅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樣，早已離開政府通訊總部而進入他的學術生涯。所以我們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府通訊總部技術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經過充分的調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處和C處根據凱恩克羅斯提供的信息所進行的調查，激起了政府通訊總部的強烈反應。他們警惕地衛護著他們自己尊貴的帝國，並且對他們看來是乾涉他們內部事務的事情大為忿恨，特別是當我以挖苦的口吻評論他們應該如何改進他們的人員檢審工作時更是如此。
在我們D處三科追踪這些線索時我仔細斟酌瞭如何處理布倫特的問題，如今他歸我負責了。在我同布倫特會面之前，我必須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書邁克爾·阿迪恩的情況報告。我們在他的皇宮內的辦公室裡會了面。他謹慎周到而又舉止得體，並且向我保證，王室對情報機關認為適宜提出的任何詢問都願意給予合作。他說話時帶著一種超然的態度，好像並不希望對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說：“女王陛下充分了解安東尼爵士的情況，只要是實事求是地進行處理，採取任何方式女王都會滿意的。”
還有一項防止誤解的說明。
阿迪恩說：“你會時不時地發現布倫特提到他代表王室從事的一項委派任務——戰爭結束時一次對德國的訪問。請不要追問這件事。嚴格地說，它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毫無關係。”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帶到門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對待布倫特的問題上，他的技巧圓熟和軍情五處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間該有多大差別！軍情五處既要為他可能會叛逃而擔驚受怕，又要為醜聞的洩漏而有所顧忌。雖然我花了數百個小時和布倫特呆在一起，但我卻從未得知他出使德國的秘密。但是，王室畢竟已在學習遮蓋醜聞的困難藝術方面積累了幾個世紀的豐富經驗，而軍情五處只不過是在一九〇九年才開始乾這行當的。
我接手布倫特案件後，在我考慮採取一項新的策略期間，停止了和他的一切會見。很清楚，正面質問不再會起作用：首先是因為霍利斯激烈地反對做任何會激起他叛逃或發表公開聲明的事情；其次是布倫特本人清楚我們掌握的證據是微弱的，我們還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審訊他時處於盲目無知而不是強有力的地位。我決定，我們必須採用智取的辦法，嘗試在他的性格特點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倫特想讓我們認為他是樂意幫忙的，儘管他從來不這樣做。另外，他很不喜歡被人揭穿他在撒謊。我們必須通過一個緩慢的、逐漸積累壓力的過程來從他身上提取情報，在某個方面取得進展，而不要全線出擊。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擁有遠遠超過軍情五處當時所具有的更豐富的知識。
我還決定把會談場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讓他來到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公寓，他總是帶著一種對立的情緒，處於一種坐立不安的緊張的防衛狀態，並覺察到他的話被錄了音。我覺得轉移到他的住所可以減輕他的緊張感，並使得我們之間能夠形成某種關係。
在以後的六年中，布倫特和我大約每個月都在科道爾德學院內他的書房裡全面。布倫特的書房是一間很大的、按豪華的巴羅克風格裝飾的房間，鑲著由他在科道爾德學院的學生所畫的金色葉子的簷邊。每一面牆上都掛著精緻的繪畫，其中掛在壁爐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維克托·羅思柴爾德借給他的八十英鎊買的。 （他原該把這幅畫留給維克託的大女兒埃瑪，但他沒有這樣做。這幅畫後來在估價他的遺產時價值五十萬英鎊，上交給了國家。）這是個討論背叛行為的理想場所。每一次會見，我們都坐在同樣的地方：圍在壁爐邊，緊靠在普桑的繪畫下面。有時我們喝茶，就著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飲酒，他喝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們總在那兒談著，談到三十年代，談到克格勃，談到間諜和友誼，愛情和背叛。這一段的生活經歷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鮮明生動的記憶。
布倫特是我所見過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養的人中的一個。他能講五種語言，並且他的知識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種學識並不限於藝術，事實上，正如他不無驕傲地告訴我的，他在劍橋獲得的第一個學位是數學，而他還對科學哲學保持著終身的迷戀。
在布倫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顯的品格力量和難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間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別的人深深地迷戀於他。他顯然是個同性戀者，但事實上據我從他那兒得知，他至少有過兩個情婦，她們同他保持終身的親密關係。布倫特能在這一分鐘是一個藝術史專家和學者，在下一分鐘就成了情報部門的官僚，或者變成間諜，變成柔弱的同性戀者，變成慢條斯理的國教信徒。但是所有這些角色都使他作為一個人而付出代價。在我們開始會面後不久，我就發現，布倫特遠沒有從免於起訴中得解脫，而是繼續背負著沉重的負擔。這並不是一種負罪的負擔，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為覺得自己欺騙了特羅思柴爾德和像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那樣的好朋友（在蓋伊的葬禮上他曾淚流滿面）。但這種痛苦只在於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於做了那些本來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負擔來自他的那些朋友夥伴和愛人賦予的責任的重壓，他了解他們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責任保守這些秘密。
我們一開始在科道爾德學院的會見，我就能看出布倫特略見鬆弛。但是，他保持著機警，因為他知道有關特殊裝置的一切，我馬上就注意到了電話機被謹慎地移到了廳的最深處。我們在那兒會面的第一個下午，當他走出去端茶時我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把茶壺的保暖罩取來蓋在電話機上。”我大聲說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們決不能用那個玩藝兒在那兒聽到我。”
起初，我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做筆記，但是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記下來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不得不設法採用一種暗中記錄談話內容的方式。最後，緊鄰科道爾德學院的房子要改裝成現代化的。於是我安放了一個探針話筒，穿過牆通到了布倫特的書房。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測量必須十分精確，才能確保探針放在挨著我們座位的布倫特這一邊的正確位置上。 A處二科安排了一位布倫特的藝術家朋友在我訪問他的預定時間裡給他打電話，趁他出去到廳裡聽電話時，我用我的捲尺為話筒的安裝做了所有必要的測量。話筒安裝得很成功，並且直到最後，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們起初的幾次會見時，我設法形成一種鬆弛的氣氛。我努力不給他施加太大的壓力，只滿足談論對往事的回憶。他談到了他如何由當時年青而才華出眾的蓋伊·伯吉斯的招募，參加了蘇聯的事業。對於布倫特，蓋伊仍舊是一個痛苦的話題；他剛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強壯的身軀被多年的凌辱壓垮了。
“你會發現這是難以置信的，”他一邊倒茶一邊告訴我，“但是任何很了解蓋伊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會告訴你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說，“他只是想要英國成為共產主義！他死之前，你得到過他的消息嗎？”
布倫特神經質地慢慢喝著茶，杯子和茶託在他的手裡微微地顫抖。然後他走向他的書桌，取出一封信給我。
“這是最後一封，”他說，“你們沒有漏檢它，它是被親手交來的……”隨即，他離開了房間。
這是一封淒楚動人的信，相當鬆散而充滿情緒低落的觀察見聞。伯吉斯談論莫斯科的生活，並試圖把它說得像過去那樣生機勃勃。時不時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樂部”，提起他們兩人共同認識的人和三十年前他們兩人共享的愛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臨終前他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呼喚。我讀完這封信時，布倫特回到了房間裡，他心煩意亂，因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對他仍然意味著什麼，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懷疑。我第一次贏得了一個關鍵性的勝利。他第一次撩開遮在臉上的面紗，允許我探視那個把那“五人集團”緊密維繫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倫特是在俄國情報機構的全盛期加入這個組織的，這個時期現在被西方反間諜界稱為“偉大的非法者”時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對倫敦蘇英貿易公司進行了搜捕，在這次搜捕中軍情五處得以破壞了俄國間諜機構的一大部分。在這之後，俄國人得出了教訓，認為他們的合法住宅、大使館、領事館以及類似地點，作為間諜指揮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後，他們的諜報人員就改由“非法者”指揮，這些人如西奧多·馬利、多伊奇、“奧托”、理查德·佐爾格、亞歷山大·拉多、“索尼亞”、利奧波德·特雷普爾、皮克夫婦、普里基茨夫婦以及克里維茨基等。他們根本就不是俄國人，雖然他們都有俄國國籍。他們都是信奉國際共產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托派分子。他們搞地下工作，常常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並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潛在的招募對象。他們是俄國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揮者。他們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並建立起高級間諜組織，如在英國的“五人集團”，在中國和日本的佐爾格小組，在瑞士的“紅色三人小組”，在德國占領下的歐洲的“紅色樂團”，這些都是歷史上最出色的間諜組織，它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的生存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與菲爾比和伯吉斯不一樣，布倫特從沒有見過他們的第一任指揮者“西奧”。他從前是個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奧多·馬利。馬利理解像菲爾比和伯吉斯這一類人的理想主義和他們採取政治行動的願望。他在國際政治方面是個具有強烈感染力的導師，他的學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間，馬利由“奧托”接替。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倫特的人正是“奧托”。和西奧一樣，“奧托”是個東歐的中產者，也許是捷克人。他能夠使得蘇聯的革命事業具有吸引力，而他並不只是通過談論政治原因來做到這一點，而是通過同他的年輕的招募對象分享相同的歐洲文化背景來達到。布倫特在許多場合下對我承認，若是由俄國人提出讓他參加，那麼他是否會這樣做很值得懷疑。
由於某些原因，我們從未能夠識別出“奧托”的身份。菲爾比、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都聲稱他們從來就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儘管菲爾比在他的供認中告訴尼古拉·埃利奧特，他在華盛頓時從聯邦調查局檔案裡的照片中認出過“奧托”，那時他是以一個名叫阿諾德·多伊奇的共產國際間諜的面貌出現的。但是當我們核對時發現，菲爾比在華盛頓期間，聯邦調查局檔案中並沒有多伊奇的照片。我常常帶著布倫特一大冊接著一大冊地翻閱軍情五處的俄國情報機構官員的檔案，希望他能認出他來。布倫特對待這些文冊就好像它們是國家美術館的編目一樣。他透過他的半月形眼鏡仔細地研究它們，間或作一下短暫的停留，好像在欣賞一下某個特別生動的面孔，或是街角上一個惹人注意的優雅的雕塑。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沒有認出“奧托”，也沒發現“五人集團”在這麼多年後還如此不顧一切要隱瞞他的身份的原因。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清洗了所有的“偉大的非法者”。這些人是托派分子和非俄羅斯人，斯大林堅信這些人夥同紅軍中的一些人一起圖謀反對他。他們被一個個地召回莫斯科，然後被殺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在完全清楚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情況下甘心回去的，也許他們希望能以他們在西方為他所做出的偉大貢獻來說服這位發瘋的暴君。而像克里維茨基這樣的一些人決定叛逃，其下場幾乎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他最終在華盛頓被俄國刺客所暗殺。
“奧托”走後，有一年多時間，“五人集團”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斷了聯繫，似乎是被遺棄。後來伯吉斯和菲爾比通過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麗思弗里德曼——一個長期的歐洲共產國際代理人，同俄國人重新接上關係。據布倫特說，“五人集團”是通過這樣一種複雜的信使鍊和俄國人聯繫的：從而棋·弗里德曼開始，把情報傳遞給她的密友和共產國際代理人夥伴伊迪絲·杜德·哈特，然後再傳給鮑勃·斯圖爾特，他是英國共產黨負責同俄國大使館聯絡的專員，最後，再到達莫斯科。在布倫特供認前，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條信使鍊和它產生的巨大影響。布倫特聲稱，這條信使鏈中的每一個人都肯定知道“五人集團”的身份，但總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五人集團”居然一直沒有讓軍情五處發現。我們總是假設“五人集團”和英國共產黨組織是完全隔絕的，後者在三十年代已被馬克斯韋爾·奈特領導的特務徹底滲透了。現在看來，我們遺漏了英國共產黨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個。一九三八年，軍情五處正為伍爾維奇兵工廠案件的勝利而沾沾自喜。在此案中，由馬克斯韋爾·奈特的最出色的特工瓊·格雷（X小姐）提供的證據，致使英共高級領導人因在伍爾維奇工廠進行間諜活動而被判刑。要是我們當時把這案子搞得更深入一些，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英國歷史上最危險的間諜集團開始活動之前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一九四〇年末，俄國人終於同“五人集團”恢復了聯繫。從這個時期起，他們直接進入了情報世界。這個時期他們的指揮者是“亨利”，一個真名叫阿納托里·格洛莫夫或高爾斯基的俄國情報官，他在外交官的外衣掩護下進行工作。格洛莫夫一度負責指揮“五人集團”中的所有間諜，幾乎可以肯定包括在“維諾納”通訊中出現的那八個匿名人，直至他一九四四年赴華盛頓去領導唐納德·麥克萊恩，後者當時在英國使館任職。留在倫敦的間諜後來則由鮑里斯·克羅托夫接手指揮。他是克格勃官員，他在“維諾納”情報中透露了那幾個匿名間諜的存在。布倫特說，他對克格勃指揮官的職業特性非常佩服，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用像“奧托”那樣的方式來激勵他。格洛莫夫和克羅托夫是現代俄國情報機器的專家官員，而對布倫特來說，三十年代天才的歐洲指揮者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這就是你離開軍情五處的原因？”我問道。
“哦，一部分是，”他說，“他們勸誘我留下，但是他們並不真心需要我。金將很好地為他們服務。我知道，他已經爬得很高了。我需要我的藝術，總而言之，他們若真想要我，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脅迫我留下來的。”
冷戰的開始和麥卡錫主義的氾濫增強了布倫特的信念：他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繼續完全忠實於那些仍然還在進行間諜活動的人。在一九五一年，他決定留下來，厚著臉皮繼續幹下去，而不是隨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一起叛逃。當時，莫丁（“彼得”）曾逼迫他叛逃。他告訴我，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對他來講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三十年代曾訪問過俄國，那是個美麗、令人神往而又富有悲劇性的國家，那裡的“修道院”，即列寧格勒美術館卻是最使他流連忘返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後，留下來的只剩布倫特和菲爾比了。他和菲爾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來卻要淡薄得多。菲爾比個性很強，好支使人，然而他極其需要布倫特。布倫特仍能從他在軍情五處裡的從前的朋友那裡打聽到消息，從而能為菲爾比提供一些有關針對他的案情發展的零星材料。他們常常全面討論他們倖存的機會。菲爾比除去他在軍情六處的職業生涯，似乎沒有什麼事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完全不理解藝術和學術成就對於布倫特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張羅網把他倆緊圍在一起的時候也是如此。
“金和我有不同的生活觀點，”布倫特告訴我，“他畢生只有一個抱負——當一名間諜。而我還有其它的追求……”
布倫特佩服菲爾比，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對菲爾比絕對的信念和冷酷無情的一維生活觀念的恐懼。布倫特需要愛情，需要藝術，最後需要英國政府中的舒適的生活。而菲爾比則是過著從床到床的單調生活；他對女人抱有一種阿拉伯式的態度，需要的只是來自諜報活動的刺激。艾賽亞·伯林曾對我說：“安東尼的困境在於，他既想要用社會的獵犬去打獵，又要同共產主義的野兔跑在一起。”
“金從不會動搖。”他說，“他永遠是忠誠的，直至最後。”
一九六四年末，我被淹沒在大堆的來自朗、凱恩克羅斯和布倫特供詞的材料中。此外還有一項繁重的任務，即核對和系統地重新考察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各種叛逃者交給軍情五處的所有材料。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西蒙茲關於米切爾案件的第二份報告終於送到了我手上。
一天早晨，大約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選的前兩週，霍利斯的秘書給我送來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並告訴我當天下午去局長辦公室討論這份報告。我連把它讀完都嫌時間少，更不用說研究它了。西蒙茲積極地遵循霍利斯的指示，花費了八個月的時間準備了這份文件。他從來沒有同阿瑟或者我討論過這份文件的內容。但是，它的鋒芒所向則是足夠清楚的。西蒙茲利用布倫特的供詞重新估價了米切爾案件，當然，在擬寫第一份報告時，我們還不擁有這些供詞材料。按西蒙茲的說法，針對米切爾的案子並不十分有力。西蒙茲不准備排斥新的滲透的可能性，但是他覺得這種可能性已經明顯減小了。
阿瑟也在當天早上收到了西蒙茲的報告。他知道他正被人撇開，並知道在這樣遲的階段上散發這份報告的決定是一種蓄意的策劃，以防任何反擊。他告訴我，他打算在會議上採取這樣的立場：在獲得充分的時間來研究它之前他不對此發表意見。在會議開始時他保持著沉默，積鬱著怒火坐在會議桌的一邊。
霍利斯輕快地宣布開會。
“我提議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他開始說，“我已經閱讀過這份報告，它很使我信服。在作出決定之前，我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正如你們知道的，先生們，大選在即，我感到如果我們現在能夠了結此案，那麼對我們情報部門將更為有利，因為這樣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匯報了。”
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黨領袖哈羅德·威爾遜匯報，而後者看來越來越有可能在未來的競選中擊敗保守黨對手。霍利斯的態度非常直截了當：布倫特、朗、凱恩克羅斯的案子停頓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結果上，米切爾一案則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乾淨利索地解決了。他想要結束這件案子，並把滲透問題已經消失這一點記錄在案。
霍利斯徵求圍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見。奇怪的是開始幾乎沒有人評論。米切爾案件的調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於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覺得它是個防衛嚴實的球門，特別是因為阿瑟和我現在都強烈地懷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說，如果西蒙茲的第一個報告是為此案提起公訴，那麼這後一個報告則是為了保護此案。不經審訊，我不能接受“無罪”的判決，並希望把我的觀點記錄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箋上做了一個簡單的記錄後，把它交給了卡明。卡明發表了一通演講，說到在調查米切爾案件當中出現了無紀律現象。我們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訓導者之外的決定刺傷了他的自尊心。瓊斯說，有關米切爾案件能說的最好的話只是，此案完全沒有得到證實。
“那麼你，阿瑟……”霍利斯問。
正在查看報告的阿瑟抬起頭來。
“但是，”他說，“存在第三種可能性。某些人能操縱米切爾來作他們的擋箭牌。”
桌子四周一下子沉寂下來。他和霍利斯互相盯視了一會。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都準確地知道阿瑟的意思。
“我希望澄清這個說法。”卡明從桌子另一端說。西蒙茲焦急地急速翻動著他的報告，好像他在尋找阿瑟的假設是否以某種方式被不知不覺地搞到報告裡去了。
霍利斯只是撿起他剛剛丟下的話頭，而忽視了阿瑟的評論，好像他根本沒有聽見。
“好，我們必須做一個決定，”他說，“因此我建議把這個案子了結並記錄在案……”
他的筆停在了文件上。阿瑟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按理，你根本不能這樣做。”他大叫起來，態度極其明朗。 “你實質上是無視戈利金有關滲透問題的全部斷言。有關克拉布行動也存在一個洩漏機密的問題。還有技術文件問題——我們迄今為止仍然不知道戈利金提到的文件是什麼。無論米切爾案件的狀況如何，忽略這些情況的存在不可能是正確的。”
霍利斯試圖躲避這一攻擊，但是阿瑟步步緊逼。他知道霍利斯做得太過火了。西蒙茲承認他對有關戈利金的材料知道得太少，無法提出一個權威性的意見。瓊斯也認為，對戈利金做進一步的工作是較穩妥慎重的解決辦法。霍利斯感到他已經無法控制這個會議了。他惱怒地扔下他的筆，指示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對戈利金的一系列尚不甚分明的材料進行最後一次審查。同時，他命令，米切爾的案子到此結束。
這次會議後，我去找了瓊斯。我說，局長委派一個官員研究任務卻不跟我這個研究部門的頭頭商量一下，而且當時我正整天忙於對付從布倫特、朗、凱恩克羅斯以及在華盛頓的叛逃者那裡接踵而至的大堆材料，這簡直是無法容忍的。
“事情本來已經夠難的了，”我說，“但是如果我們還要各自為政，那豈不是亂套了嗎！”
瓊斯看清了問題所在，我們這個系統已經超負荷了，他同意我們增加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去削弱這種合作的觀點。我提議我們嘗試去建立某種部門之間的工作組，來專門研究從供詞和叛逃者那裡得到的有關英國情報機構滲透問題的全部材料。瓊斯說，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麼。
不久後，他打電話來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他已經把整個事情和狄克·懷特討論過了，懷特贊成建立一個這樣的委員會。狄克去說服霍利斯，後者最後勉強表示同意。這個委員會由軍情五處D處的人員和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人員組成。它向D處的處長和反間諜處的處長報告，並由我擔任執行主席。這個委員會的代號叫“流暢”。
霍利斯用對西蒙茲的報告爭吵作藉口來壓縮阿瑟的權力範圍。他把現在正在成長發展的D處一科一分為二：D處一科負責指揮戰役和行動，新D處一科（調查科）處理反間諜方面的調查。阿瑟仍留下來負責被截短了的老一科，而西蒙茲則被提升為副科長，負責新一科（調查科）的工作。
這是對阿瑟的一個殘酷打擊。因為對阿瑟來說，從四十年代末以來搞調查就是他的命根子，並且從一九五九年他回來以後，就一直以主要精力從事調查工作。不讓他擔任“流暢委員會”主席已使他煩惱不安了，儘管他知道這基本應該是D處三科的業務範圍。但是在他自己的部門被他以前的下屬、長期以來一直把阿瑟看作他的導師的西蒙茲所取代，對他來說無異於吞嚥一副難嚥的苦藥。阿瑟感到他被西蒙茲的報告出賣了。他不能理解西蒙茲怎麼能在相隔這麼短的時間內寫出兩份看上去內容相互矛盾的報告。他深信軍情五處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阿瑟變得非常魯莽，就好像一種總是處於潛流狀態的自我毀滅的衝動突然征服了他。他堅信，他成了犧牲品是因為他忘我地追踪滲透問題的緣故。使事情更為糟糕的是，霍利斯指示，儘管這二個部門是彼此獨立的，但還讓阿瑟對兩邊都進行照看，以尊重他的廣博的經驗和知識。這是個荒謬透頂的安排，必然導致災難。這兩個人不斷地爭吵。阿瑟認為這種照看意味著控制，而西蒙茲則要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最後，有一次阿瑟專斷地命令西蒙茲帶著他的辦案人員出席會議，而西蒙茲卻拒絕執行，於是他們終於鬧翻了。阿瑟告訴西蒙茲，說他正在妨礙他的協調工作，而西蒙茲則反駁說這是阿瑟對他的干涉，並向卡明遞交了一份書面的控告材料。卡明把這份材料交給了霍利斯並建議立即將阿瑟解僱，霍利斯對此欣然同意。
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處長會議上進行了討論。阿瑟在那裡沒有盟友，許多處長都感覺受到他那強硬的、有時是狂放不羈的工作作風的威脅。在這些處長當中他只有比爾·馬根一個朋友，他堅定地護衛阿瑟直至最後。但在作出決定時，比爾剛好缺席。
我記得，事情發生的那一天，阿瑟來到我的辦公室，神情出奇地安詳。
“他們把我解雇了，”他簡單地說，“羅傑給了我兩天時間清理我的辦公桌。”事實上，他被調到了軍情六處，這是由於狄克·懷特的堅持並克服了霍利斯的反對才安排的。儘管這個調動保住了阿瑟的養老金，但他的事業卻在其全盛期中斷了。
我簡直不能相信真有此事：一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反間諜官員，當時由於他的嫻熟的技能和豐富的經驗而享有名副其實的國際聲望的專家，卻為和官僚上司之間的小小的口角而遭到解僱。正是此人，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把D處一科從一個極其缺乏效能的部門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富於進取心的、高效率的反間諜單位。不錯，這個部門仍然人員不足，但這不是阿瑟的過錯。
阿瑟的最大缺陷就是他的天真質樸。他從未理解這些年來他樹敵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他的錯誤是認為提升應和相當的成就為伴。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他也自認為有這樣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不在渺小卑劣的內部咬斗上。他要斬殺惡龍，和外部世界的猛獸格鬥。他從不理解為什麼支持他的直率做法的上司居然寥若晨星。他容易衝動，容易著迷，腦子裡常有一些獨特的想法。但是軍情五處沒能揚棄他的衝動，沒能發掘他的偉大天才，這是軍情五處的一個抹不掉的污點。
在他被解僱的那天晚上，他說：“對我來說，離開這個地方真是件大好事。”
但我知道這不是他的真心話。
我試圖讓他打起精神來，但他堅信，霍利斯是為保護他自己而製造了整個事件，而我對此卻又無能為力。對二十年間的艱苦奮鬥、成績卓著的報償，卻是背上一口慘遭解僱的黑鍋，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業破滅了，並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樣，他為之奮鬥的一切都被摧毀了。我從未見過有誰比那天夜晚離開辦公室的阿瑟更為淒慘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謝他過去為我所做的一切。他環顧了辦公室一眼，“祝你走運，”他說著，最後一次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