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離開的時候，我正在D處三科進行大規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這個科時，它並沒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樣具有明確的目的。我相信，如果軍情五處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謀查明白，三科應當起著一個中心作用。一個情報機構，尤其是一個反間諜機構，必須依賴自己的記憶力和使命感，缺乏這些東西，就會一事無成。可是軍情五處在一九六四年時從叛逃者和已經坦白的間諜那裡獲得了大量的情報，這些情報互相矛盾，使軍情五處無法承受。情報職業中一直有許多馬馬虎虎的結尾，檔案室裡堆積著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決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證實的可疑材料，使我們感到不知所措。我們需要對那個時代進行回顧，有效地積極地對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布倫特、朗和凱恩克羅斯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進行審查。
儘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遲到一九六四年，我們對以前那些間諜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這是令人費解的。較為普遍的傾向是把間諜視為“爛蘋果”、“過失”，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是三十年代那種特殊條件下範圍較大的密謀的一部分。在局內部認為我們的情報機關已經被滲透的人與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與此有著共鳴的是另一種類似的分裂：有些人認為蘇聯在三十年代的滲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蘇聯的滲透範圍是相當大的，並認為“維諾納”行動所提到的八個匿名人正是說明這一點的有力依據。整個五十年代末，雙方緊張的關係隨著霍利斯不斷做出努力來壓制阿瑟和我這樣要求查明問題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於原因複雜，我們未能充分地抗擊這一陰謀。簡單地說，對兩個最大的嫌疑犯菲爾比和布倫特的審查所獲得的進展很小，再加上英國統治集團所懷有的那種恐懼心理，因此要保證在調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難的。叛逃事件發生時，許多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有聯繫的人早已成為社會生活的顯要人物了。向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提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是一碼事，而向一大批即將坐上常務副大臣的文職人員提出類似的問題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說句心裡話，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現。軍情五處的政客和歷屆頭頭都害怕進一步的檢查會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牽扯出更為難堪的有關英國政治集團的醜聞，這在五十年代被認為是一種無法接受的冒險行動。要進行一次毫無障礙的調查，軍情五處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間諜機關都會碰到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如果要進行調查，就不得不冒著風險去接觸和採訪一些人，因此隨著調查的加緊，洩密和被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大。這種矛盾在調查三十年代蘇聯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招募間諜的問題上顯得尤其尖銳。我們想要會晤的人，大多數仍然是牛津和劍橋知識分子小幫派體系中的一部分。他們沒有必要對軍情五處表示忠誠，也不用對我們的行動加以保密，有關我們活動的新聞會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這是令人恐懼和不安的。軍情五處的各屆頭頭面對這種風險，是永遠不願意去碰這個棘手的問題的。我們選擇了秘密調查的方式，實際上公開調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爾比的叛逃和布倫特、朗以及凱恩克羅斯的坦白，把許多保留的東西一掃而光，可是害怕英國統治集團出現醜聞這一點仍與以前一樣尖銳。霍利斯同意擴大D處三科，並交給它一項既簡單而又戰線漫長的任務——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檔案，以便能尋找出至今仍在活動的間諜的線索。對整個一代人進行審查，盡量清理出那些沒有頭緒的案件，首次為英國的情報部門提供一個準確的歷史。蓋伊·利德爾退休後，常常回到辦公室來玩，他對我說過一句話，我把他的這句話作為D處三科的指導原則：
“我敢打賭，在以後的十年裡所抓到的間諜，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檔案室裡有了檔案和線索，你可以根據這些檔案和線索……”
我肯定地說得對。我回想起霍頓，他的妻子告發了他；回想起布萊克，想起“狙擊手”早就提供的有關布萊克的線索，想到菲爾比，還有布倫特。這些都有證據存在，但沒有進行不懈的追查。也許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我閱讀了克勞斯·富克斯檔案之後獲知，富克斯被捕後，軍情五處發現他的名字、共產黨員的背景、甚至他的黨證號碼都記錄在被軍情五處在戰爭結束時所沒收的蓋世太保的捲宗裡。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負責審查富克斯的官員並沒有得到這個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個名叫邁克爾·索波爾的官員也對富克斯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在檔案裡寫道：富克斯一定是個間諜。
在檔案室裡堆放著的材料當中，有幾個明顯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首先是蓋世太保的記錄。蓋世太保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反間諜機構，它對歐洲共產黨和蘇聯的情報機關進行了廣泛的對抗活動，並藏著有關他們的情報。它收集這些材料時，正是我們由於戰爭的條件所限而對歐洲的知識幾乎沒有的時候。它掌握了歐洲的蘇聯情報圈子中最為重要的“紅色樂團”的極為珍貴的情報。 “紅色樂團”是格魯烏在德國占領下的歐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報網，其相互間的聯繫很鬆散，經費完全自給，可他們非常勇敢，也很機智，關於德國軍事行動的重要情報，就是他們用無線電傳給莫斯科的。
對於英國人來說，蓋世太保的記錄材料中最為重要的當數關於魯濱遜的文件。亨利·魯濱遜是“紅色樂團”在巴黎的一個領導成員，是共產國際最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處決。他在臨死前拒絕吐露任何一個字，可在他房間的地板下藏著的文件卻被發現了，這些文件披露了該諜報圈子裡的活動情況。在手寫的筆記裡列有住在英國的四十或五十個人的姓名和地址，這說明魯濱遜是負責與英國的“紅色樂團”諜報圈聯繫的。戰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對魯濱遜文件做了許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戰爭中遭到毀壞。軍情五處的另一個官員邁克爾·漢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識別並列出了“紅色樂團”的每一個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從那以後，便沒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許會在什麼地方出現使我們感興趣的線索。
另一個尋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記錄。有關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進行當中。戰前的叛逃者和戰後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報當中仍有許多毫無頭緒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沃爾特·克里維茨基曾告訴軍情五處，有一個出身於顯貴家庭的間諜，曾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讀書，後來在外交部工作。多年來，大家都認定他說的是唐納德·麥克萊恩，儘管麥克萊恩是在格雷沙姆·霍爾特公學和劍橋大學受的教育。麥克萊恩與那個人的情況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發材料卻被擱在檔案室裡積滿了灰塵。
之後又發生康斯坦丁·沃爾科夫在伊斯坦布爾接近英國領事館的事。此人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高級官員。他主動提出要英國給他金錢以交換他提供的蘇聯在英國的間諜名單。他給了英國大使館一份正式的有關間諜的工作部門的清單。沃爾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單正好落在軍情六處工作的金·菲爾比的辦公桌上。菲爾比當時是反間諜處處長，他說服了持相反意見的某個上司，讓他到土耳其去，說是去為沃爾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爾比推遲了兩天才到達土耳其，準備叛逃的沃爾科夫再也沒有被人看見了。土耳其人認為沃爾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綁在擔架上用飛機運走的。在沃爾科夫所提供的間諜名單當中，有一個人被認為是菲爾比本人。但其他還有好幾個人在以後再也沒有被查出來，就像沃爾科夫所說的那個在波斯為軍情六處工作的間諜一樣。
最後，還有“維諾納”的材料。這是至今為止關於西方安全部門過去被滲透的情報當中最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離職後，我接管了“維諾納”項目，並下令對材料再進行一次全面複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線索。這引出了第一樁由D處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一起法國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國案子。從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格魯烏的“門搭扣”材料中，有許多有關蘇聯在戰爭初期對那些總部設在倫敦的各種流亡移民組織和民族運動進行滲透的情況。譬如，俄國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的心臟裡有一個重要的間諜。該情報局通過信使來指揮它在德國占領下的東歐間諜網。蘇聯的這名間諜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萊克。此人後來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個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軍情五處來說，最為嚴重的滲透是在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政府裡。戴高樂兩個共產黨員助手，一個叫安德萊·拉巴爾特，曾是民政事務部部長；另一個叫纓塞里埃，曾負責過軍事事務，是個海軍上將。這兩個人堅持不斷地在倫敦密謀策劃。軍情五處在戰爭時期曾根據丘吉爾的意圖對這些密謀進行了嚴密的注視。在戴高樂到達喀爾為自由法國去解放這一地區時，丘吉爾卻下令逮捕了拉巴爾特和纓塞里埃。我們在一九六四年破譯了一個密碼，結果發現拉巴爾特在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仍然有效的那段時間裡是一個為蘇聯活動的間諜。
在美國的“維諾納”計劃中也含有蘇聯滲透自由法國的材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此並沒做什麼研究工作，要么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材料太陳腐，要么因為他們沒有人對法國歷史有一個系統全面的了解。我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時，發現另一個高級政治家，戰前達拉第內閣的空軍部長皮埃爾·科特也是一個積極的俄國間諜。
這一發現是在法國情報部門和英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時獲得的。英國情報部門內部的反法情緒非常強烈。雙方部門的許多官員都在戰爭中服過役，都對法國的屈膝投降記憶猶新。考特尼·揚總是聲稱當他從敦刻爾刻回來時，就形成了對法國的終身看法。甚至布倫特，雖然他對法國的藝術和風格懷著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對法國的懦弱也進行了大肆的謾罵。
阿納托利·戈利金的到來，對英法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幫助。在他提供的最有用的情報當中，有一些是關於蘇聯對法國秘密情報局（相當於英國的秘密情報局）進行滲透的情報。戈利金說，法國秘密情報局裡有一個由該局的上層人物組成的間諜集團，叫“藍寶石集團”。該局的副局長在戈利金叛逃不久便跳窗自殺了。安格爾頓說服了中央情報局局長，讓局長請肯尼迪總統給戴高樂寫一封信，提醒他對戈利金的揭發引起注意。可戴高樂感到美國人和英國人在操縱戈利金來誹謗法國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喬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被捕並被處以徒刑。在這之後，法國官方仍然堅持這種觀點。
法國反間諜局和英國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稱為“氣球”的雙重間諜案使事情進一步複雜化。 “氣球”就是約翰·保羅·蘇波特博。他是一個工業化學家，是由東德情報機關和克格勃指揮的一名間諜，可比利時安全局使他成了雙重間諜。他供出了他的兩名間諜，他們都在英國柯達公司工作，曾向他遞送過有關商業工藝方面機密的細節材料。比利時把這件事告訴軍情五處，軍情五處開始對柯達公司的這兩個職員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這兩個職員一個叫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另一個叫戈弗雷·康韋。蘇波特博還告訴比利時，有一個名叫赫伯特·斯坦布雷切的東德非法分子，在法國協和式飛機裝配車間裡專門負責指揮間諜。這個情況被報至法國反間諜局，於是他們就與軍情六處合作進行調查。
不幸的是，這兩個案件的結局都充滿了鬧劇性。康韋和羅伯茨雖然被抓，可他們後來又被宣判無罪。對英法關係最為不利的是，在對斯坦布雷切進行調查的過程當中，卻發現軍情六處曾招募過一名法國警察長，他的警區包括快到德國邊境的那些區域。他是一個“漂白”間諜，也就是說，軍情六處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國隱瞞了他的一切，從而利用他在法國僑民和德國僑民中搞間諜活動。法國被迫承認，斯坦布雷切的間諜為俄國人獲取了英法協和式飛機的高級電子系統的全部詳細材料，結果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場引人矚目的爭吵。
我找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安格爾頓和路易斯·托德拉，徵得他們的同意之後，我向法國反間諜局提供“維諾納”情報，證明科特和拉巴爾特是俄國間諜。他們雖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躍。在我看來，這樣做是為了謹慎起見。我在一九六五年初來到法國反間諜局在巴黎的總部，該局副局長馬塞爾·查利特在那裡會見了我。查利特個子矮小，乾淨利落，在戰後才加入反間諜局。戰爭時期，他曾以極大的勇氣參加了約翰·莫林所領導的抵抗運動。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點兒也沒能躲過蓋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參加過抵抗運動的老戰士一樣，查利特喜歡佩戴粉紅色的絲綢帶，流露著自豪驕傲的神情。他是一個好鬥的反共分子，可他欽佩莫林這個富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勝過他一生當中所欽佩的任何一個人。他好幾次都跟我提到抵抗運動，甚至到了六十年代，當他談到他過去的指揮官時，還禁不住含著眼淚。
我解釋說，我們獲得了有關科特和拉巴爾特的真實角色的新情報，並把“維諾納”情報的有關密碼譯文拿給他看。他為這一材料所震驚，立即下決心進行全面的調查。
“你不覺得他們太老了嗎？”我問道。
馬塞爾用他那富有威懾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沒有看到一個法國政客躺在他的棺材裡變成綠色時，你不能說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爾特在馬塞爾審問他時死於心髒病，科特則死得很安寧。這次的情報交換在緩和法國反間諜局和英國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使馬塞爾成為我後半生事業中的伙伴。
我離開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請我吃晚飯。餐館的服務很周到，飯菜也做得很不錯。馬塞爾是一個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幾瓶最好的紅葡萄酒，給我講了一大串有關法國情報工作冒險行為的尖刻的軼事。我們討論了“維諾納”，他一直入了迷似的聽著我講述我們的成功規模。
“他們最近也使我們有一些成功，”他告訴我。他向我敘述了他們如何在法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內的密碼室裡發現了一個用保險絲盒改裝的發報機。
“那玩藝兒不是西方產品的技術規格，其範圍正好是在對面的俄國軍事武官的房子以內。”他說著便以典型的法國人作風，大嚼著他盤子裡的牡蠣。我警覺起來。自從法國的技術小組開始用金屬板和銅管把法國駐倫敦大使館和法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內的密碼室進行了屏蔽之後，針對這兩個地方的“柵欄”便在最近停止了。顯然，俄國人也意識到可以從屏蔽狀況不佳的機器裡接收射線。但是，我想，至少法國人還沒有發現我們的行動。
查利特顯然對整個事情都感興趣。他願意把那個保險絲盒提供給萊肯菲爾德大樓，好讓他們進行檢查。他仍然微笑著，冷不防向我提了一個問題。
“你呢，親愛的彼得，你在射線方面有沒有碰上什麼好運氣……”
我聽了他的提問，當即被紅葡萄酒給嗆住了。
“沒碰上什麼好運氣。”我回答說。
馬塞爾為我斟滿了酒，顯然對我說的每一個字都不相信。我們像真正的內行一樣，把話題轉到別的事上面，再也沒有討論這件事。
儘管法國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處三科最為緊迫的任務是研究“五人集團”。我請求霍利斯把D處的八個審訊員調到三科來，以便我們用他們來同每一個已知的，同菲爾比、伯吉斯、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認識的人進行一次廣泛的會談。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須親自主持每一個被認為是敏感的會談，這自然是指一位勳爵，一個爵士，一個政治家，一個高級文職官員，或一個間諜嫌疑犯。
我一共會見了一百多個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當時的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黨政治家拒絕同我見面，他們不願意討論對三十年代共產黨的回憶。但其他的人，如歷史學家艾賽亞·柏林和作家阿瑟·馬歇爾都非常願意幫助我。他們定期同我見面，談論他們在牛津和劍橋的同學。柏林堅持要我們在改革俱樂部見面，他認為在伯吉斯當年最為走紅的地方談論伯吉斯是最合適不過了。他對伯吉斯的社會關係網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來已經改變了觀點的人。他還就我如何展開調查向我提出了一個忠告。
“別去找鮑勒。”他對我說，他指的是莫里斯·鮑勒，牛津大學很有聲望的文學教授。鮑勒是個同性戀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認為對我有幫助的人的名單上，他被排在了頭幾名。
“為什麼不去找他呢？”我問。
“如果你去找他，他會在牛津的每一個導師的餐桌上去張揚。”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沒有去找他。
馬歇爾，大家稱他“阿蒂”，幾乎認識三十年代劍橋的每一個人，尤其是皇家學院和三一學院那些秘密同性戀網的人。阿蒂對小道消息、陰謀詭計和醜聞有著超乎尋常的記憶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倫特的圈子裡誰與誰同床睡覺。
布倫特也喜歡討論三十年代的劍橋生活中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他對閒扯非常感興趣，他不厭其煩地告訴我，他在愛德華·普雷費爾（後來當了國防部常務副大臣）加入使徒學會時，投了他的黑票。布倫特認為普雷費爾非常遲鈍，我由於見過普雷費爾其人，所以對布倫特的判斷不敢苟同。他講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關於伯吉斯和丘吉爾的侄女克拉麗莎·丘吉爾之間的事。很顯然，伯吉斯的上司給了他一個任務，讓他娶克拉麗莎·丘吉爾為妻，以作為他搞間諜活動的掩護層。伯吉斯被這個任務嚇壞了。首先，他是一個同性戀老手；其次，克拉麗莎·丘吉爾並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當時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後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愛戀著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這種遊戲，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個月，他就追求克拉麗莎·丘吉爾了，從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惱火和憤怒。亨尼西對伯吉斯對克拉麗莎的傾慕感到無比惱火。有一天晚上，他帶著一把手槍來到伯吉斯的公寓裡，威脅著說要開槍把他們兩人打死，然後再設法自殺。布倫特喜歡這個故事。克拉麗莎後來不久就同安東尼·艾登結婚了，當起了埃文夫人。這更讓我們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團”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間諜網的核心。每一個間諜網都保證保持緘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個秘密同性戀圈子，在那裡，對同伴的忠誠高於其他一切義務；有一個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裡，使徒們之間的聯繫永遠是緊密的；還有布倫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幫派，他們自己並不是間諜，但他們知道或猜著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分享秘密，多年來為保護他們而奔走。這些網相互支持，使我們識別內核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
許多我會見過的人都令人討厭。非常可笑，我並不十分在乎他們是間諜，他們自己作出的抉擇，應該盡著他們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圍分子則不同。當我會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被後來的生活中的體面所淹沒。可是，在他們高傲而文雅的談吐裡，隱藏著罪惡與恐懼。他們會告訴我說，提出這個問題是我的過錯而不是他們的過錯，讓我把這事擱一邊。他們說我是麥卡錫主義者，當年的情況與現在不同。當然，當間諜是錯的，但當時也是有原因的。他們是“貪圖安逸的一代”，他們追求政治上的時髦，這種時髦彷彿是些時裝目錄。他們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著三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緘默的誓言。他們不喜歡我。我在他們還是無憂無慮的年青人時就看透了現行英國統治集團的內心秘密。我知道他們的醜聞和他們的陰謀。他們也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處三科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對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後檔案裡的一個始終沒有調查過的線索進行重新審查。這個線索是由伯吉斯和布倫特的朋友戈倫韋·里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學認識他們的，大戰期間在軍事情報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里斯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後，立即找到了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狄克·懷特，說他知道伯吉斯長期以來一直是個蘇聯間諜。他還說，伯吉斯在戰前企圖招募他，因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以後感到幻想破滅，於是拒絕保持秘密關係。里斯還聲稱，布倫特、蓋伊·利德爾，前軍情六處的官員羅濱·扎納以及斯圖爾特·漢普希爾（一位了不起的無線電安全局的官員）都是同夥。但是布倫特毫無疑問是一個蘇聯間諜，而對其他三個人的指控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懷特很不喜歡里斯，認為他提出這種不懷好意的指控是為了譁眾取寵。這四個人是好朋友，這正是他難以同意阿瑟·馬丁對布倫特懷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斯在一家發行量很大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後，狄克對里斯的看法更加堅定了。就像今天一樣，狂歡和間諜活動都是很有讀者市場的新聞題材，里斯那些詳細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動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但是，在布倫特坦白之後，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時的證詞的色彩就走樣了。里斯聲稱他在戰前就放棄了對蘇聯事業的看法。我想至少得謹慎地重新審查他是否在說謊，也許僅僅是滿足自己。開始，他很不情願同我談。他的妻子指責我是蓋世太保作風，這麼多年以後還再提那過時的事。由於那些文章，他們的遭遇是很不幸的。里斯被人知道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之後，就被攆出了學術界。一九五六年以來，他們艱難地度著日子，英國統治集團也迴避著他們。里斯終於同意見我，他又把他那故事重複了一遍，他沒有證據證明他所說的那幾個人是同夥，可他說，所有這些人在戰前那個關鍵時期都是伯吉斯的好朋友。
對利德爾的指控顯然是荒謬的。軍情五處裡所有認識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深信利德爾是絕對忠誠的。他離開軍情五處時留下了他那被稱為“牆花”的日記。讀了這些日記，誰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間諜。但是對羅濱·扎納的指控卻使人想到要把他同沃爾科夫在中東的間諜對比一番。扎納曾在中東為軍情六處工作過。
我對扎納的檔案進行了研究。他在戰爭期間為軍情六處在波斯負責反間諜活動。這是一件艱鉅而危險的工作。通往俄國的鐵路線上繁忙地運送著重要的軍需物資，這條鐵路是德國進行破壞的主要目標。扎納完全勝任這一工作。他大部分時間是在黑暗中度過的，會流利地講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陰暗殘酷的反破壞世界裡展開活動。大戰結束後，他的任務卻更加艱難了。俄國人企圖自己控制這條鐵路，扎納則不得不在俄國的邊境線附近工作，常常冒著被親德或親俄的阿拉伯人出賣和暗殺的危險。從表面上看，扎納能夠活下來這一事實使里斯的指控有一點可信。
戰後扎納離開了情報界，到了牛津大學擔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約他到“全靈大樓”見面。牛津大學和英國情報機構有著堅固的關係，在以後的五年裡，我多次去過牛津。這次同扎納見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納個子矮小，瘦削而結實，外表有一種博學者的心不在焉。他給我倒了飲料，輕鬆地談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們。在他談話時，我思考著怎樣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決定不必顧慮。
“很抱歉，羅濱，”我開始說，“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正在追查一些過去的指控。恐怕有一個指控是衝著你來的……”
開始他只是嘲笑。沖他來？他抗議。當然，一定是我弄錯了。我有沒有核實過他的材料？哪一種指控？
我把沃爾科夫以及波斯間諜的事告訴了他。
他聽了以後癱倒在座位上。從他的反應中看出，他被里斯惡意地報復了，他被弄錯了。
“我在沙漠區度過了六年，”他只是有氣無力地說，“雅爾塔以後，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卻又呆了兩年。我沒有得到什麼榮譽，但我認為至少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納說這話時只帶著一種悲傷，而沒有任何怨恨。他冒著一切危險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後，卻因此而受到指控。這深深地傷害了他。他輕輕擦去眼中的淚水。我感到自己是一個卑鄙的人，就像一個在深更半夜裡把壞消息告訴給家長的警察。
扎納使自己鎮靜下來後，又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學者。當然，他理解我為什麼來見他。他敘述了他在軍情六處的簡單歷史。他苦苦地思索著想尋找線索，想弄清沃爾科夫說的間諜是誰。我們說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全靈大樓”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邊。 “想不出哪個英國人會是這樣的間諜。”他一邊說，一邊用腳輕輕地在地板上敲擊著，彷彿這樣會激發他的回憶。 “我們的人不多，我可以為每個人擔保。”
他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個一般的情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情報官。在戰爭的後期，軍情六處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諜報人員，顯然這個人有可能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有一個名字倒很吻合，叫魯迪·漢堡。軍情六處招募他以後，他被俄國人逮了起來，後來又被釋放了，重新被軍情六處僱用。這段時間正好與沃爾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檔案裡的時間相吻合。看來漢堡可能是在監獄裡被他們收買了，他們給他的任務是盡可能了解他的英國雇主的一切情況。 （魯迪·漢堡是“蘇妮亞”的第一個丈夫，她後來是駐英國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納和我分手時我們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輕率的一切時，就感到很內疚。當我想到那些沒把問題弄清楚就把這樣的指控放在檔案裡那麼多年的人時，心裡就充滿了憤怒。當我驅車回倫敦時，我開始對清理這些無尾線索所付的代價產生了懷疑。我想，把這些事情翻出來是不是公正的？畢竟，讓它們留在檔案裡不予干擾和解決會更好些。
那年的聖誕節，扎納給我寄來一張友好的聖誕卡。幾年之後，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個花圈，急切地想補償點什麼；可我永遠忘不了我問他是不是間諜時他臉上的那種表情。在那一瞬間，牛津的文明搖籃似乎在他周圍解體了，他又回到了邊境附近，被敵人包圍著，孤零零地被出賣了。
里斯給我的最後一個名字是斯圖爾特·漢普希爾爵士。他是無線電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碼破譯家和分析家，是一個精華小組的成員。那個小組曾經破譯了德國情報局的手寫密碼，並為雙重間諜系統奠定了基礎。戰後，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後又在牛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哲學教授，開始從事引人矚目的學術事業。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時沒有任何證據，僅僅只以漢普希爾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這一點為基礎。我從那些被會見過的人當中了解到，漢普希爾的同齡人認為他有左傾思想，但他並不是共產黨人。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根本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談談，以便了解他所知道的關於伯吉斯的情況。
但是，漢普希爾案件出現了極其複雜的情況。儘管他早已從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內閣大臣伯克·特倫德邀請他去進行一項關於政府通訊總部未來發展的研究。自從美國國家安全局進入人造衛星時代之後，人們開始對日益上升的信號情報愈加關注。美國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訊總部分擔間諜衛星的經費。即將執政的工黨政府面對著每年超支一億英鎊的問題。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示特倫德檢查一下，看看這種衛星經費是否合算。特倫德同狄克·懷特商量，懷特建議讓漢普希爾來做這項工作，因為他曾在無線電安全局工作過。我讀了漢普希爾的檔案之後，感到很吃驚，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受到過審查，儘管還有里斯的指控。狄克·懷特認識漢普希爾已經有好些年了，他只簡單地給霍利斯寫了一封信存入檔案，僅此而已。
對漢普希爾進行的調查耗去了許多時間。在此期間他任意進出政府通訊總部，還對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了一次為期六週的訪問。在漢普希爾的報告裡提出了許多基本問題。首先，鑑於日益增加的費用，英國是否有能力維持英美協議中所規定的由英方負擔的那部分費用。英美協議保證了我們同美國進行許多的信息交換。第二，英國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是，英國是否要與美國一起研製新一代的間諜衛星；第三個方面是政府通訊總部應該在什麼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團”活動。
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是：是，不是，是。我們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協議中所保證的交換，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堅持，並不一定要為每一項新的技術研製付英鎊。至於“反小集團”，漢普希爾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進行改變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資效益不大。我當時對此是反對的，但後來又認為這是一項合理的節約措施，再說，英國皇家空軍已開始討厭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漢普希爾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關係。我竭力促使漢普希爾提出建議成立一個新型的無線電安全機構，它將由軍情五處控制，獨立於通訊總部之外，專門負責跟踪在國內的間諜無線電通訊。我想，根據漢普希爾的背景，他一定會歡迎這個設想。我還告訴他，這是一條惟一能保證我們得到所需要的設備的方法。漢普希爾沒有同意，其結論是，這樣的舉動會遭到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強烈反對，這樣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這個結論大概是對的。
在漢普希爾完成他的研究之前，顯然是不可能找他談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許，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普希爾在該校擔任客座教授。我對普林斯頓非常熟悉，我當科學家時，常常到那裡去訪問。魯迪·康普弗，即那位發明行波管（在大多數微波線路上使用的無線電電子管）的科學家，曾經就普林斯頓的奇特的建築向我作了一個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稱為“冒牌的哥特式科茲沃爾德”。
我同漢普希爾談了一陣，主要問他對伯吉斯還能回憶出些什麼。他告訴我，說他現在想起來當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對象，儘管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描述說他和安東尼·布倫特是怎樣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們同詹姆斯·克盧格曼以及另一位藝術家本·尼克爾森一起吃飯。飯後，克盧格曼主持了一次長會，他們對漢普希爾的政治信仰進行了考察。
幾個月後，他被邀請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廣場的公寓裡與伯吉斯一起吃飯。兩個都窮酗極飲。半夜兩三點鐘時，伯吉斯勸他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說，雖然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但卻是很值得的。他們還談到了許多當時知識界的動亂，納粹的威脅，談到在學術研究中需要採用更多的馬克思主義。漢普希爾當時以為這是邀請他參加左翼爭鳴學會的前奏，這種學會當時在牛津劍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很流行，可伯吉斯並沒有提出什麼特別的建議來。 “現在回想起來，”漢普希爾說，“也許伯吉斯正在試圖招募我。”
我回到倫敦後同布倫特核實了這件事。他還記得克盧格曼的晚餐，並證實那是一次檢驗活動。但他說他並不知道伯吉斯的勸說，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還是在一九三七年。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倫特和伯吉斯僅僅只是共產黨員；可到了一九三七年，兩個都成了間諜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為俄國人幹的。我派了一個工作人員去看本·尼克爾森。非常幸運，他保存著記錄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記。為此，我們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無疑問是在一九三七年。
我去見懷特，把漢普希爾的材料拿給他看。令我驚奇的是，為什麼漢普希爾在伯吉斯一九五一年叛逃後，從未把他同伯吉斯有過來往的事告訴給軍情五處。懷特也證實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向他提及過這件事。我從漢普希爾回到倫敦後又去看他。他彷彿有一絲尷尬。他告訴我，說伯吉斯對他的接近之混亂，使他無法肯定其重要性。至於布倫特，他從來就沒有思考過布倫特參加晚餐聚會與伯吉斯的接近有什麼關係。布倫特在整個戰爭期間同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等人私交很深，因此漢普希爾認為布倫特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不管怎麼樣，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要想結束這一章。
懷特和霍利斯選出來主持英美情報合作機密檢查工作的人，竟曾經不知不覺地成了蘇聯的招募目標。這一發現使他們兩人都陷入了極其尷尬的境地。他們知道，對漢普希爾進行的審查在美國人眼裡簡直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在當時，美國對英國情報部門搭上的“守舊的老關係”極其反感，因而他們都不可能爽快地認輸，漢普希爾案件就這樣永遠被小心地埋了起來。
招募漢普希爾的失敗點明了克盧格曼在三十年代蘇聯情報人員招募工作的作用，這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安排那次在巴黎的試探晚餐的主要人物。凱恩克羅斯也告訴我們，招募他的正是克盧格曼。在這以前，軍情五處一直認為克盧格曼僅僅是一個公開的英國共產黨積極分子，而不是一個秘密招募間諜的人或一個搜羅人才的人。很顯然，如果我們說服或強迫克盧格曼坦白，他會把許多三十年代的事告訴我們。我知道克盧格曼是不會讓軍情五處直接靠近他的，因此我們就同凱恩克羅斯搞了一項交易。如果他回英國來同克盧格曼對質並說服他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以便講出一切情況，我們就允許他回到英國。
凱恩克羅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在倫敦同克盧格曼見了面。克盧格曼是一個老頭兒，階級戰爭中堅韌的老戰士，他正忙於寫英國共產黨黨史，以作為他一生工作的最後遺囑。他聽了凱恩克羅斯要他去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時，便大笑了起來。凱恩克羅斯威脅他說，如果他不同意，他就要揭發他，克盧格曼聽了以後完全不屑一顧。這次試驗沒有成功，凱恩克羅斯被迫回去繼續過他的流亡生活。不久，克盧格曼就帶著他的秘密進了墳墓。
還有其他許多拒絕讓我們靠近他們的英國共產黨忠實的公僕。鮑勃·斯圖爾特和伊迪絲·杜德·哈特兩個人都是作為信使與“五人集團”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有過聯繫，我們對這兩個人進行了試探。他們兩個人都守口如瓶，他們都是紀律性很強的戰士。我們很難找到突破口。公眾很少知道軍情五處在進行這類調查時所處位置的薄弱環節。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同我們說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要依賴於對方的合作，除非馬上進行逮捕行動。譬如，布倫特告訴我們他知道有另外兩名間諜，其中一個是在招募利奧·朗時被發現的，其實朗已經由布倫特在指揮。布倫特當時正在同那個招募間諜搞見不得人的不正當關係，雙方就朗的問題都互不通氣，這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化了。這兩個間諜現在還活著，住在倫敦。他們在戰爭期間從事“幽靈”計劃，後來他們離開了這個工作，開始了學術生涯。兩個人都不同意與我們見面討論他們與俄國情報工作的牽連。惟一的積極行動是對一名高級警長進行警告，這位警長與其中一個間諜是朋友。於是這兩個人的關係便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