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對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可對米切爾進行調查卻是一件很麻煩的事。為了這件事，我們開始時大吵一頓，結束時又大吵一頓，在這期間也沒有調查出什麼名堂來。我明白，如果要在米切爾退休之前趕緊把這案子理出點頭緒來，必須安裝竊聽器，並用上我們掌握的全部技術措施。霍利斯對在米切爾家中的電話上裝竊聽器表示強烈反對，對用技術設備進行全面監視也表示反對。他說他不願意讓軍情五處裡更多的官員知道這個案子，更不打算請求內務大臣批准竊聽或擅自進入副局長的家。
對這樣的打擊，阿瑟的反應很糟，他的脾氣壞得無法控制了。一次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開會時，他抑制不住自己，發起脾氣來。他說在如此關鍵的時刻，對待這樣重大的問題是不能容忍那些限制來拴住手腳的。他以威脅的口吻說要親自去見首相，讓首相對這個情況加以重視。霍利斯對任何威脅的反應表現得十分圓滑，他嘴上說他會對阿瑟的意見引起重視，可他實際上卻是不改初衷的。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批准擴大調查！”
阿瑟大步走出房間，顯然是準備把他的威脅變為現實。
那天晚上，瓊斯和我去了我的俱樂部——牛津劍橋俱樂部，想辦法尋找一個避免這場厄運的辦法。自從卡明被任命為D處處長後，霍利斯和阿瑟之間的關係便日趨惡化。米切爾案件那麼棘手，如果我們內部露出一點騷亂的痕跡來，都有可能造成一場災難。
瓊斯處在一個十分惡劣的境地裡。他和我一樣清楚，他就要在幾個月內提拔為霍利斯的副手了，可我看得出，他覺察到霍利斯的確在設置障礙。
“如果阿瑟幹出了什麼傻事的話，那就意味著軍情五處的末日到來了。”瓊斯憂慮重重地望著酒杯說。
我問他可否私下去拜訪懷特，可否讓他給霍利斯施加一點壓力，讓霍利斯改變主意。瓊斯用一副苦惱的神情看著我。他明白，他已經慢慢地被困在兩種互相對立的忠誠中間——對霍利斯的忠誠和對充滿激情地在困難中進行工作的調查者的忠誠。快到凌晨一點鐘時，我們仍然還沒有作出任何果斷的決策。瓊斯說，如果我能保證不讓阿瑟採取任何急躁的行動，他就可以保證去見懷特。我從俱樂部給阿瑟打了個電話。當時雖然已經是很晚了，可我知道他沒有入睡，他還在喝威士忌。我告訴他我要立即去見他，然後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他的公寓。
阿瑟的情緒糟透了，態度暴躁。
“我想你是來告訴我，你決定也要插手！”他尖酸地說。
這天夜裡，我又一次坐下來痛飲，無法說服阿瑟改變主意。看上去他有點緊張而絕望。從朗斯代爾案件之前，他就過度緊張、勞累，他精神上的負擔不斷加重了。他的皮膚發暗，彷彿已逝去了青春。他同那些設在他道路上的障礙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我看得出，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攆到馬來亞的陰影仍然在籠罩著他。
“當時我是應該鬥爭的，可我當時同意離開安全局彷彿是上策，可這一次我認為不是上策。”他說。
他最後還是意識到了瓊斯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同霍利斯公開決裂會使我們走投無路，如果讓狄克去說服他，至少還有點指望，興許會同意增加部分設備的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瓊斯打來的電話，說他已同狄克談過了，讓我們大家下個星期日到他在安妮女王門的公寓去聚會。
“他想看一下有關此案的報告，然後才能決定如何去幹。”瓊斯說。
懷特的公寓在布羅德威大街軍情六處總部後面。我按照約好的時間，準時到達那裡。狄克親自來開了門。他穿得很隨便，只穿著一件開領的襯衫，脖子上繫著一根像領帶一樣的圍巾。
他請我們進到他的書房。這是一間優雅別緻的房間，四面牆壁都擺滿了書，裝飾風格是十七世紀的，牆上掛著幾幅國家美術館收藏的名畫，壁爐上方還掛著一面明淨的鏡子。
“我們喝點茶，好嗎？”他急於想消除我們每個人臉上流露出來的緊張神情。
“現在，”他看著阿瑟說，“最好請你談談你的看法……”
阿瑟解釋說，不如先讓我介紹一下情況，因為我帶來了說明那三十八個案子的圖表。我們忙乎了一陣，圖表太大，沒法在那隻精緻的小茶几上攤開來。狄克見此情景說：
“不，不，不要緊，把圖表鋪在地上吧。”
兩分鐘不到，我們都伏在地毯上了，我們開始再一次觸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個寧靜而優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給攪了。我解釋說，我曾提交過兩個報告，一個是有關蒂斯勒案件的，另一個是有關朗斯代爾的，都被拒絕了。狄克用尖銳的目光看著我，卻沒有對此發表評論。
“關鍵在於我們不可單方面地看這個問題，搞出這些圖表的出發點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這些案件裡是否有俄國人插手的依據……”
“聽起來像是在搞一個糟糕的歸納法，不過請你繼續講吧。”他懷疑地說。
我一一講述了案件，並解釋了為何總是要提到那五個人。
“你在起草報告之前，有沒有在什麼時候同阿瑟討論過這個問題？”狄克瞪著眼睛看著我說。
“我怎麼可能那樣做？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科學理事會。”
狄克轉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兩人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顯然，他感到難以置信。
阿瑟接過話茬，並解釋要求使用設備的問題。瓊斯一直保持著沉默。此時狄克又問他的意見如何。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無可奈何地也參與了進來。
“羅傑拒絕擴大調查範圍。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這是個錯誤。我們現在既沒有進行跟踪，又沒有技術設備的幫助，這樣去尋找案件的結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對瓊斯那種冷靜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這裡有兩個因素，”他考慮了一會說，“一是要進行調查，二是我們在進行調查時肯定會被人發現，兩者幾乎同樣的重要。”
他告訴我們要作些修改，他認為應在非官方的房子裡對調查工作進行協調，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築物裡進行這項工作。他建議我們使用斯隆廣場附近的閣樓路軍情六處保安樓。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對羅傑說，你們等著聽他的消息吧。”猶克說。
第二天，瓊斯通知我們，說霍利斯已經同意用軍情六處的一個監視隊來協助辦理此案，但仍舊不允許他們把米切爾跟踪到倫敦火車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發現。他允許我們把這件事告訴溫特博恩，並授權我們在米切爾的辦公室裡的那個雙面穿衣鏡後設置一個閉路電視系統。當天下午，我們就把那些寶貴的檔案搬到閣樓路上那座馬房式小樓的二樓上，房間裡沒有家具。以後，這裡就成了我們辦理這起案子的總部了。
在調查米切爾的初期，我們對菲爾比叛逃的過程又重新進行了審查，並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發現。我請求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實一下他們的電子計算機記錄情況，以便對俄國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報人員的活動有一個了解。結果發現，弗洛拉·所羅門與阿瑟在倫敦會晤之後，克格勃官員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對中東進行了訪問。我們早就非常懷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爾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過進一步的核實，發現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訪問過中東，剛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發“五人集團”的材料送往萊肯菲爾德大樓之後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後確認莫丁從五十年代初以來，沒有到國外旅行過。我們拜訪了菲爾比的妻子埃莉諾，她說九月份時，菲爾比減短了全家人在約旦度假的假期。從那時到失踪這段時間裡，菲爾比顯得神情緊張，經常酗酒。我們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貝魯特，向菲爾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審查了。很顯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後，會採取這樣的防範措施。可是，很奇怪，菲爾比彷彿對此並不在乎，這樣一直持續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當時他的案子剛好已經確定了。
我們聽了菲爾比的所謂的“坦白”錄音，這是尼古拉·埃利奧特從貝魯特帶回來的。我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也無從聽清這個談話錄音，主要是因為錄音質量太差。這是典型的軍情六處作風。他們在開著窗戶的房間裡使用這種劣質話筒，而窗外的來往車輛的嘈雜聲非常大。我們只好使用我研製出的雙耳助聽器，請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和年輕的譯報員安妮·奧爾尤因給予幫助（安妮是聽力最好的譯報員），搞了一個百分之八十文字準確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聽了錄音，並與那份稿子進行了對照。聽了這個錄音之後，任何人都不會懷疑，菲爾比早在到保安樓之前，就有了與埃利奧特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埃利奧特對菲爾比說，他已經掌握了菲爾比的新證據，深信菲爾比是有罪的。十年來，菲爾比每次都一再否認一切，可這次他一口承認他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就當了間諜，壓根兒不問埃利奧特掌握了什麼樣的新證據。
阿瑟對聽錄音感到很苦惱，他揉著眼睛，捶著膝蓋，聽著菲爾比講著荒唐的吃語。菲爾比說布倫特是清白無辜的，而蒂姆·米爾恩才不清白。可米爾恩是菲爾比的密友，多年來一直在忠誠地為菲爾比辯護。整個供詞，包括菲爾比簽了名的書面坦白，都是處心積慮地進行過加工的，讓真相和謊言相混淆，引我們步入騙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爾比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說話結結巴巴，我對他是多麼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聽到他的聲音。他躲躲閃閃，避免回答提出的問題，試圖挽回失去的局面，爭取勝利。現在埃利奧特在全力以赴地設法去戰勝一個三十年來把欺騙作為第二保護層的人。這並不像一場競賽，然而最後他們兩個會像有點喝醉了酒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公學學堂的標準語音熱情地討論二十世紀最大的叛國案件。
“這件事處理得太糟了，”阿瑟聽了錄音後，滿懷絕望地悲嘆著，“我們應派一個小分隊去，這樣，我們就有機會用嚴刑審問他……”
我同意他的意見。羅杰和秋克都沒有想到菲爾比會叛逃。
從表面上看，莫丁兩次旅行的巧合，菲爾比對埃利奧特前來審問的期待，以及他炮製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個方向：俄國人在英國情報部門有一條內線，它監視著菲爾比案件的進展情況。只有極少一部分官員有這樣的觸及案件的機會，他們當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爾。
我決定走訪政府通訊總部，看看能不能進一步用“維諾納”協助調查米切爾案。 “維諾納”在一所很大的，號碼為“H72”的木房子里工作。這房子在通訊總部的中央建築群中間的一條大道旁。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年輕的密碼分析員杰弗裡·薩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間小辦公室裡，他的身後有十幾個外語專家正坐在耀眼的燈光下辛勤地工作著，尋找著吻合的信號，希望從上千個無名的數字組中整理出譯文來。
薩德伯里的辦公室裡擺滿了分析密碼的小玩藝兒，就像一個充滿歡樂的小動物園。一個角落裡堆滿了“維諾納”窗口索引。他的辦公桌上有一盤盤的已破譯的密碼，等他審批後，這些密碼就被送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薩德伯里同我談了很久，討論如何促進這項計劃的實施。主要的問題是由於“維諾納”仍然是用人工進行吻合，電於計算機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尋找一個密碼。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譯克格勃和格魯烏波道的密碼，工作人員用往來通訊的渠道來進行吻合的強化工作。要搞一個全面的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吻合的計劃，必須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問世的新式電子計算機，這樣才有希望發現更多的吻合。
這是一項工程龐大的工作，往來的電文有十五萬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數是穿孔的，能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處理破譯。單單這項工作就十分艱鉅，每個數字組由數據處理機穿兩次孔，以便對那些經過處理的電文進行核對，看看有無錯誤，然後再用電子計算機把每份電文的前五個數字組與整個電文的其他部分進行吻合。每份電文要進行上百億次的計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學理事會討論這個計劃時，他對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懷疑。於是我和弗蘭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團去再次拜訪威廉·庫克爵士。我知道，當時這個研究集團擁有全國最大的電子計算機設備，比通訊總部的計算機還要大。我解釋說，我們至少需要藉用他的計算機來工作三個月，以尋找吻合。尋找吻合一旦完畢，就要送往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進行密碼分析，並設法破譯吻合。庫克像往常那樣給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訴他威利斯懷疑這能否成功，但他並沒有理睬威利斯的懷疑。
“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團能做出的最大的貢獻之一。”他拿起電話，對研究集團數據處理組的組長說，“我要你立即去辦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個人來向你談談詳細情況。你不必問他是乾什麼的，你就照他說的去做……”
我們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就把所有的電文進行了穿孔，並進行了一次核對。在以後的三個月當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計算機就開始為“維諾納”工作，每晚工作六個小時。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計算機化規劃彷彿會使英國的“維諾納”計劃有所改觀。用了計算機不久，我們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電文中吻合了一份電文。對這份電文經過部分破譯之後，發現又是關於“斯坦利”的。電文叮囑他在下次與克羅托夫會晤時不要攜帶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後，在一些沒有破譯的電碼中又有幾句看得懂的話，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開展工作時遇到的危機。電文讓克羅托夫找“斯坦利”詳細談談，因為“斯坦利”那個科負責墨西哥事務。
這份電文發出時，菲爾比正在軍情六處的伊比利亞科當科長，負責包括墨西哥在內的許多西班牙語系國家。這是一個令人感傷的時刻，在菲爾比叛逃僅僅幾個月後就獲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確鑿證據。如果我們早幾年就破譯了這些電文，那麼我們就可以在他定期回倫敦走訪《觀察家報》時把他逮捕。這份電文使人們對軍情五處的純潔性所產生的憂慮進一步深化，使人對一九五四年決定停止“維諾納”計劃的事更加懷疑。我們在進行核查時，發現命令停止“維諾納”計劃的官員就是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
很可悲，有關菲爾比的這些瑣碎的材料是電子計算機化項目給英國“維諾納”計劃帶來的真正的惟一的幫助。被吻合的克格勃發給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電文，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很感興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間諜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區。英國“維諾納”計劃通過吻合破譯的電文，大部分是一般電文，而不是發給克格勃和格魯烏的電文，我們需要的恰恰是後者。 “H72”號木屋裡的密碼分析工作比以前更為緊張了，可沒有發現新的捷徑。
米切爾在軍情五處的工作記錄裡的東西對我們的幫助不大。他生於一九〇五年，在牛津大學受過教育後當了新聞記者，以後又當了保守黨中央辦公廳的統計員。這一點真讓我吃驚，我回想起我和他爭論朗斯代爾案件時，他說他不明白我的論點，因為他“不是統計員”。他是通過保守黨的關係到軍情五處來的，在戰爭時期從事過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後與英國共產黨有過往來。從這時起他便青雲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處（國內顛覆活動）處長，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懷特手下擔任反間諜處的第一任處長，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為英國安全局副局長。米切爾一生當中有兩件事真正令人驚嘆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關係，他們是牛津大學的同學，又差不多同時加入軍情五處，先後爬上了相互補充的高層職位；第二件事是米切爾幾乎沒有成什麼大氣候，他是個聰明人，懷特親自挑選了他來對D處進行改進。可他沒有在他任職的三年當中完成對D處進行改進的任務，居然還想到要作出停止“維諾納”的決定，彷彿他有意造成失敗。
對米切爾的辦公室所進行的嚴密監視毫無結果。我在他的吸墨紙上抹上了密寫藥水，到了晚上再沖印出來，以便檢查他寫的東西。可除了他工作時的文字外，什麼也沒有發現。軍情六處的監視員一直一刻不停地監視著那台閉路電視。這是一項令人倒胃口的工作。米切爾每天早晨走進辦公室以後，就站在兩面穿衣鏡前用牙籤剔牙齒。午飯前和午飯後，或者在回家之前，他都要重複這一動作。直到這個案子結束時，我開始感到我們對米切爾最了解的地方，要算他的扁桃腺後面部分了！
我安排對他做“鋇餐”試驗。我把裝訂好的蘇聯秘密無線電通訊分析，各種分類和組算表都給他看看。這些東西都是最新的材料，是為政府通訊總部準備的。我去看了閉路電視，看見米切爾正心不在焉地翻閱著那份報告。之後，詹姆斯·羅伯遜走進了米切爾的辦公室，此人老跟我唱對台戲，五十年代曾搞過一些反蘇聯間諜的工作。羅伯遜開始談到我。羅伯遜在D處時我也在那裡，他對我在D處搞改進一直不滿。他認為我是跳級的新手，應當學會尊重比我資格老的和比我能於的人，不要急急忙忙地到處指手畫腳。他和米切爾討論起我的無線電分析報告，兩個人都不懂我搞這報告的目的是什麼。
“該死的傢伙賴特，”羅伯遜尖刻地說，“他以為他什麼都在行。但願把他的翅膀剪掉吧！”
米切爾道貌岸然地點了點頭。對這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切，我真有點忍俊不禁。
但是，這種輕鬆的時刻是不常有的。在這場冷酷的監視當中，人們在註視著、等待著鏡子那邊的人暴露自己。只有一次我認為我們抓住了他的證據。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他開始在一張紙上劃著。他的神情很專注，大約劃了二十分鐘，並從錢包裡拿出一張紙條進行參考，之後他突然又把那紙條撕了，並扔進了廢紙簍。這件案子開始以來，霍利斯就安排我在每天晚上搜查米切爾的辦公室，還指示他的秘書把米切爾那隻準備燒掉的機密廢紙袋保留著，好讓我進行檢查。這天晚上，我在廢紙簍裡找出了那張被撕毀的紙條，把碎片重新拼好。那是一幅喬布漢姆公地的地圖，靠近米切爾住的地方，上面標有指向各個方向的圓點和箭頭，中間地方有“RV”字母，兩輛汽車的位置，分佈在公地對面的道路的兩頭。這塊公地是穿過聚會地點的。
好幾天來，閣樓路上那幢房子裡都沒有人。這個案子的全部焦點移到了在米切爾地圖上標明的那個地方，可米切爾從來就沒到那裡去過，也沒有別的什麼人去過。
我第一次開始搜查米切爾的辦公室時，霍利斯高度緊張。
“裡面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文件，彼得，我要你保證不讓它們透露出來。”
霍利斯尤其擔心的是人事報告和其他令人尷尬的文件，而不是機密。那些文件因為工作需要而被送到副局長的辦公桌上。他可以不必擔心，因為我在米切爾的辦公室裡沒想要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僅僅只是為了堅定我的觀點，即在霍利斯這樣專橫武斷的人手下當副局長，是世界上最壞的差事之一。
一連好幾個月，霍利斯每天晚上都在下班後和我會晤。起初，他對窺探一個親密的同事的私生活表示厭惡，可我從來沒有感到他的這種感傷情緒是真實的。我告訴他我們從閉路電視上看到米切爾用牙籤剔牙齒的次數時，他大笑起來。
“那可憐的傢伙應該找個好牙醫看看！”他笑著說。
我自己感到很堅定，甚至是冷酷無情。我等待解決滲透問題的機會已有許多年了，我毫無顧忌。
經過同霍利斯相處的那些夜晚，我才第一次對霍利斯有所了解。我在他手下乾了將近八年的時間，我們之間除了公事，很少有過交談。雖然也有關係緊張的時候，可總的來說，我們的關係是正常的。我們之間有一次嚴重的衝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當時與溫特博恩在A處二科工作，阿根廷有個代表團與英國政府洽談肉類合同。霍利斯把貿易部請軍情五處收集情報的事交給我們去辦，並指示安裝話筒來竊聽阿根廷人。溫特博恩和我對此都很生氣，認為這是違反芬勒特一斯圖爾特備忘錄的舉動，該備忘錄規定軍情五處的任務只限於負責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事。 A處二科的其他人員與我們有著同樣的看法，因而我們拒絕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幾個小時裡，我們都預感到要被集體解僱。可後來霍利斯撤銷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談及此事。這是軍情五處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罷工，並以罷工者的徹底勝利而告終！
在搜查米切爾的辦公室那段時間裡，霍利斯偶爾也談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訴我他三十年代去過中國，並在那裡的英美煙草公司工作過。
“那裡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滿洲幹什麼。太明顯了，我們如果不採取行動，就會失掉中國。”
與軍情五處里許多的老官員一樣，他不喜歡美國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戰爭爆發之前。他說美國人本來可以幫助遠東，可他們拒絕這樣做，他們緊緊抓住孤立主義不放。法國在遠東已經失去了勢力，寧願眼看著整個地區沉沒也不願幫助我們，結果把一切都讓給了俄國人。
“他們注視著，等待著，”他告訴我，“他們終於在戰爭結束後當毛澤東上台時，得到了中國。”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裡有許多人知道他長期有外遇。他偶爾提到他的兒子阿德里安。他是個很有天賦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極大驕傲（阿德里安過去常到俄國去參加棋類比賽）。
有一次，我們談到米切爾案件時，我大膽地直述了我的觀點：不管結論如何，它都說明了我們的安全保衛方面是個薄弱環節。霍利斯聽了以後發怒了。
“你是什麼意思？”他問。
我告訴他，我們對軍情五處新招募的人的檢查還沒有軍情五處對白廳其它部門的檢查嚴格。
“你看看我，”我告訴他，“我從加入軍情五處以來，到現在還沒有受過審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來了一些表格讓我填，從此再也沒有提及此事。不久，審查程序被修改了，要進軍情五處的要多填幾個證明人的名字，其中一個是由軍情五處提名的證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處的那些夜晚裡，最令我難忘的是他那沒完沒了的下流笑話，簡直是我從來不曾聽到過的。當他為了要從權勢的奧林匹亞頂峰上降落下來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輕鬆一下時，他就把這些笑話當作一種手段來達到這種目的。有一次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收集了這麼多的故事。
“中國，”他告訴我，“每個人都喝酒講笑話，這是唯一的一種消磨時間的方法。”
早一些時候，我就決定對米切爾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張小書桌進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鑰匙。
“那是蓋伊·利德爾的寫字台，”他說，“從他辦過移交以後，那張桌子就已經留在那裡有許多年了……”
那書桌有兩個抽屜是鎖著的，我請求他批准我把鎖撬開，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帶來了撬鎖工具，打開抽屜進行檢查，可里面卻是空的。但灰塵上有四個印跡引起了我的注意，彷彿原來放過什麼東西，剛剛被人拿走。我請霍利斯來看那印跡，他彷彿同我一樣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檢查到鎖裡有刮過的痕跡，好像有人不久前打開過抽屜。
霍利斯沒有說話，直接向米切爾的辦公室與他的辦公室相通的那扇門走回去了。我一個人幹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里琢磨，知道要打開這兩個抽屜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麼東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錄音機。為什麼不可能是米切爾？因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書桌是利德爾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長的辦公室，卻沒有書桌的鑰匙？像利德爾這樣的人會把書桌留下，而把鑰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頭向四周望瞭望，霍利斯正在門那邊盯著我看。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盯著我看，然後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為米切爾要退休了，調查工作必須在這個月裡全速進行，但整個事情卻毫無希望地作了讓步。一切都太倉促，一切都缺乏計劃。完成任務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這次行動的保密就成了問題。米切爾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發現送去給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對他接觸文件加以限制了。接著，他對監視員們開始躲避，並採取了標準的反監視行動。我們從閉路電視上看到米切爾的表情顯得很緊張，彷彿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黃金時代，他是一個瘦高個，但看上去卻臉色髮灰，雙眼沉陷而黯淡無光。如果他的房間裡有人在，他便竭力裝出一切正常，一旦獨自一人時，他就彷佛在受著折磨。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他有一次注視著霍利斯辦公室的門悲愴地說。
到了最後一個月，整個事情幾乎成了一出鬧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機會去發現什麼。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對米切爾進行審問，以便想法解決這個案子的問題。霍利斯拒絕乾這種事。幾天以後，他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閣樓路上的這幢樓裡。
“我去見過首相了，”他生硬地對房間裡的七八個人說，“我想進行審問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見阿瑟又要再次發作。
“如果在目前階段又發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場災難。”他說。他感謝大家的努力，然後鑽進停在那裡等候他的汽車裡。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舉動，屋子的官員全是些有經驗的官員，他們拼著命在工作，可霍利斯連和我們多呆兩分鐘都不行。見不得人的工作已經做了，最好把這一切留給那些骯髒的工作人員去收拾！
這同樣是一種天真的想法。軍情六處負責監視員工作的官員叫斯蒂芬·德·莫布雷，他很年青，脾氣急躁，過分敏感。他們對霍利斯的這一決定感到大為吃驚，認為他這是企圖殘酷地壓制內部，這恰好是軍情五處譴責過的軍情六處在菲爾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實，即使停止調查，米切爾的事被立過案的事實也是不會消除的。 D處一科的一個高級官員尤尼·西蒙茲寫了一份關於對米切爾進行調查的全面報告，他是專門負責這個案子的文書工作的。西蒙茲的報告概述了有人揭發軍情五處被滲透的整個過程，結論是：軍情五處內部上層很可能有一個間諜存在。報告還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即能否讓美國知道這件事。
西蒙茲的報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懷特那裡。這兩位局長私下進行了商量後，便把我們召集去開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戰爭會議”。這次是在卡姆登廣場霍利斯的家裡。霍利斯和懷特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這一點從他們二位的家裡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於市區的舊房子，裡面沒有什麼書。他此時穿著平時他在上班時穿的那套細條紋的深色西服。他帶我們走進光線很暗的早餐室後，便立即談到了正題。他告訴我們他想听聽我們的意見，他聽說有人在考慮是否要把這件事讓美國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點事是很彆扭的，他此刻是出於無奈才這麼做，語氣裡顯得很不耐煩。
阿瑟尖刻地說，我們得設法把事情馬上告訴美國，如果等證實了米切爾的案件以後再告訴他們，恐怕就會產生更壞的影響。霍利斯當即反對，認為這樣破壞了盟國的關係，尤其是在菲爾比叛逃之後。
“據我們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國也許會在情報資料方面為我們提供方便，以幫助偵破這個案子。我們只得去找他們，否則我們永遠也得不到幫助。”
接著，霍利斯和我們兩人就這個問題爭論了一小時，雙方的火氣也愈來愈大。屋裡的其他幾個人——西蒙茲、溫特博恩和瓊斯都盡力平息著大家的火氣。西蒙茲說，他覺得應該有所選擇，也許可以對米切爾進行審問，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視為結束了。至於美國方面，他說他不太了解那邊的情況，因而不好發表意見。溫特博恩卻很堅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種意見，即如果現在保持沉默，等以後此案被證實，那就是更大的災難了。瓊斯終於忍不住發起火來：
“我們不是那種該死的公學，你們知道。我們都沒有義務要向美國人去'坦白'。我們要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來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們當中的某些人記住這一點！”
可是，就是瓊斯也承認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他說他經過權衡，也感到應當告訴美國人，問題在於怎樣去告訴他們。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擋不住，便突然宣布他準備去華盛頓訪問。
“等冷靜以後再進行這項工作不是更好嗎？”瓊斯問道，可霍利斯堅決不改變主意，阿瑟也盡力使他動搖，可這只是浪費時間。
“我聽了大家的爭論了，我已經作出了決定。”他怒氣沖沖地吼起來，隔著桌子，怒目注視著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動身去了美國。他向那裡的約翰·麥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紹了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豬灣事件後被解職，由麥科恩接替了他的職務。不久以後，阿瑟緊接著也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進行了匯報，然而他卻受到了很無禮的對待。美國人不理解為何把這案子毫無結果地擱下來。這裡被人揭發出來的是二十世紀最危險的間諜之一，這個嫌疑者最近正要從西方最重要的反間諜崗位之一退下來，但卻沒有被審問過，這再次表現了軍情五處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現的那種無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是完全正確的。
霍利斯回來以後，堅持要解決這個案子。他命令西蒙茲寫一份新的報告，並指示他在考慮這份新報告時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米切爾案既然已交給了西蒙茲，我便回到了科學理事會。我回去以後才知道威利斯更改了一項規定。他認為科學理事會沒有必要再插手政府通訊總部，要我與政府通訊總部脫離一切關係。我感到十分惱火。我知道，軍情五處只有爭取與通訊總部合作並利用他們的設備才不會倒退到一九五五年以前那種惡劣的境地。軍情五處內部幾乎沒有人能真正地懂得通訊總部能為他們做些什麼；與此同時，通訊總部也沒有人想到他們能幫助軍情五處做些什麼。因此我認為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應由科學理事會繼續來做。可威利斯不動搖，要我離開“反小集團”，並和那些官僚們在一起。我只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去找了霍利斯。我對他說我在科學理事會里呆不下去了。我告訴他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到D處去，或回A處去。米切爾案件使我嚐到了搞研究的滋味，另外我知道D處三科科長的職位至今仍空缺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霍利斯立即同意我去D處的三科，可是他要我答應他一個小小的條件，就是要讓我先回科學理事會去，幫助威利斯完成一項特別項目，然後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職。
威利斯的特別項目是我為軍情五處所做的最有爭議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對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個俄國叛逃者奧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報進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據我所知，這種工作在英國情報部門內部甚至只做過一次。
潘可夫斯基當時是軍情六處這項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為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並提供了大量的關於蘇聯軍事力量和意圖的情報。大西洋兩岸對此都非常讚賞，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蘇聯的最成功的滲透。潘可夫斯基告訴西方，說蘇聯在古巴有導彈，由他提供的關於蘇聯核武器庫的情報使美國敢在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採取行動。由他提供的證據使美國識別出了在古巴的蘇聯導彈。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個英國商人格雷維爾·溫都被克格勃逮捕，並被判了刑。溫是潘可夫斯基和軍情六處的中間聯繫人，被判處長期徒刑（最後與朗斯代爾和克羅格夫婦交換回到英國），潘可夫斯基則被槍決了。
我曾參與過潘可夫斯基這起案子，那時該案子還在發展。他曾以蘇聯貿易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多次訪問過倫敦。在皇家山飯店向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作過一系列的秘密匯報。溫特博恩當時因身體不好，長期休養。我便成了A處二科的代理科長。軍情六處要我用技術方法對潘可夫斯基在倫敦的行動進行監視。我安排了監視員對他進行連續不斷的監視，並安裝了先進的話筒系統，把他和上級徹夜長談時提供的所有情報都錄了下來。
潘可夫斯基這起案子彷彿否定了軍情五處有滲透分子這一事實。在米切爾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討論這一點。假定軍情五處上層有滲透分子的話，那麼潘可夫斯基就應當是個打進來的間諜。因為從較早的階段開始，幾個高級嫌疑犯，包括米切爾在內，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動時，霍利斯問我軍情六處要見的那個間諜的名字，我告訴了他。卡明也問過，但我卻沒有告訴他，因為他不在可以知道軍情六處行動的人員名單上。這引來一頓大吵，他挖苦說我翅膀長硬了，他怨恨我對他當時幫助我進軍情五處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圖報。
潘可夫斯基與我們所掌握的戈利金揭發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說，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頭子謝羅夫將軍調去負責格魯烏，由亞歷山大·謝列平接替謝羅夫來負責克格勃。謝羅夫是老式的貝利亞奴僕，腦滿腸肥，不思煩惱，而謝列平比他靈活多了。赫魯曉夫和政治局的結論是，不會同西方發生全面的戰爭。赫魯曉夫想要知道怎樣才能不戰而勝，這個問題就交給了謝列平去解決。他進行了六個月的研究之後，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駐世界各地的高級官員開了個大會，討論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現代化。據戈利金說，謝列平吹噓說，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許多親信，因此他傾向於恢復使用過去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來掩飾蘇聯戰略意圖的真正實質。
作為謝列平那次大會的結果，克格勃第一總局（負責所有國外行動）成立了D處，專門負責在戰略規模上策劃欺騙和假情報。 D處處長阿加揚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員。戈利金說，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處去找過一位朋友，讓他在D處幫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訴他，說D處正在策劃用格魯烏搞一次大規模的假情報活動。但還無法馬上進行這項活動，因為中央情報局對格魯烏已經有了滲透，必須首先把滲透分子清除出去。幾乎可以肯定，那個滲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一九五九年被抓獲，在受盡折磨之後被處決。
實際上，戈利金再沒有回過蘇聯，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叛逃，所以對策劃中的假情報細節再也無從了解了。他只知道這基本上是一次技術演習，第一總局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來參加這次演習。戈利金來到西方後，他猜測中蘇分裂也是D處的計劃，這個計劃也被用來讓西方步入歧途。那些讚賞戈利金的人如阿瑟相信（而且繼續相信）這種分析。雖然我是早期英美情報界中積極支持戈利金的人之一，可我總是認為，潘可夫斯基行動比中蘇關係分裂這種假設更為符合設立D處的動機。
在西方情報界，戰略欺騙已不是什麼時髦的概念了。這是因為這種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個極端的地步。但是這個概念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強大的歷史過程。布爾什維克政權早期通過格魯烏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搞的“信任”行動對克格勃的工作產生了強大的影響，這些行動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爾什維克政權受到了數百萬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脅。為了對付這種局面，現代俄國情報機構傳奇般的創建人捷爾任斯基策劃在俄國國內創立一個旨在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虛假組織。這個被稱為“信任”的組織吸引了在國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報機構尤其是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支持。事實上，“信任”組織是被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牢牢控制住的，他們能夠使大部分白俄移民採取中立態度，並且使敵對情報活動也有所收斂，甚至還綁架和處決了庫蒂波夫將軍和米勒將軍這兩位白俄最高領導人。 “信任”組織還勸說英國政府不進攻蘇聯，因為蘇聯內部力量會對當時的政權展開攻勢的。
戰略欺騙是西方情報史的一個主要部分，特別是戰時所採用的雙重間諜行動，這種行動曾使盟軍能夠在諾曼底登陸意圖上迷惑了德國人。
從一九六三年英美情報平衡的情況可以看出，蘇聯毫無疑問地已具備了進行一次規模宏大的假情報活動的必要條件。首先，他們幾乎從大戰以來就掌握大量的在西方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的上層滲透分子。希斯、麥克萊恩、核間諜、菲爾比、伯吉斯、布萊克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向他們提供了他們需要進行欺騙的那些組織的詳細情報。其次，有一點常常被忽視：蘇聯人自大戰以來到一九五一年，就一直通過菲爾比和麥克萊恩對西方信號情報組織不斷進行滲透；六十年代初又有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馬丁和米切爾的叛逃事件（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年又出現了傑克·鄧拉普自殺事件；鄧拉普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司機，他把國家安全局高級官員在他汽車裡進行的幾十次機密談話的內容出賣給了蘇聯。
我在閱讀潘可夫斯基案件的檔案材料時，有許多理由使我相信，潘可夫斯基肯定是戈利金在一九五九年所了解到的欺騙行動的一部分。使我首先吃驚的是，潘可夫斯基投奔西方世界所選的時間太巧了。軍情六處由於菲爾比和布萊克叛逃事件的打擊，以及克拉布事件和蘇伊士運河危機行動的失敗，其士氣很低，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迫切需要獲得一次勝利。懷特盡力想整頓軍情六處，他取消了副局長的職位，並開除了一些與辛克萊有著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員，試圖施行某種職業技巧管理，可他總是不怎麼成功。他並不是一個極其富有天賦的行政領導。他在軍情五處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對該機構及其人員很熟悉，而且對反間諜工作有一定深度的認識，倒不是由於他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眼光。
他調到軍情六處之後，就失去了以前那些優勢了，因而在他調進去以後的最初幾年裡，他只搞些權宜之計，而沒有一種清楚的戰略思路。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他決定讓菲爾比仍然在中東指揮我們的間諜，雖然他也認為菲爾比本身就是個蘇聯間諜。我後來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他僅僅是認為如果開除菲爾比，那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反而還會在軍情六處內部引起更多的問題。回顧軍情六處在六十年代初的情景，使我不禁想起了列寧對捷爾任斯基說過的一句名言：
“既然西方的那些幻想家打著如意算盤，那我們就把他們所幻想的東西給他們吧。”
軍情六處需要獲得一次勝利，他們需要堅定獲得勝利的信心。他們在潘可夫斯基身上終於獲得了勝利。
潘可夫斯基案有三個地方使我產生了極大的懷疑。第一個地方是他被招募過來的方式。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〇年底拜訪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主要是安排與西方進行科技交流的事。但他進了使館之後，立即表示願意向美國人提供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在他們的保安樓裡接見了他。他對這些人說，他實際上是蘇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為一個科技情報組織工作。該組織是由克格勃和格魯烏共同控制的。美國人認定潘可夫斯基是蘇聯人派來引誘美國受騙的，於是拒絕了他的提議、我閱讀檔案那段時間，美國已經從另一個叛逃者諾森科那裡知道了，他們與潘可夫斯基談話的那間房子裡曾秘密地裝有克格勃的話筒。很清楚，俄國人也知道潘可夫斯基對美國人表示願意當他們的間諜，即使潘可夫斯基是真誠地叛逃西方。
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一年初，又作了另一次嘗試。他在莫斯科找到一個叫範佛里特的加拿大商人，並約好到該商人的公寓裡碰面。範佛里特在他的浴間與潘可夫斯基會面。為了避免他們的談話內容被竊聽，他們在談話過程中把自來水龍頭開著。其實並沒有跡象表明範佛里特的公寓裡裝有竊聽器，可潘可夫斯基和範佛里特都猜測公寓裡裝有竊聽器。範佛里特與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有關係。蘇聯方面在後來對潘可夫斯基進行審問時所提供的證據是他與溫之間的談話錄音。那次談話也是在浴間裡開著自來水龍頭的情況下進行的。很清楚，蘇聯人對突破這種反竊聽方面是有辦法的。
潘可夫斯基的第三次嘗試是成功的。他這次是找溫，結果，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卻來共同指揮他。潘可夫斯基案引人懷疑的第二個方面是他提供的情報種類共分兩種：一種叫“阿尼卡”，是直接情報；另一種叫“魯比”，是反情報。
“魯比”材料主要包括對格魯烏駐世界各地官員的識別，差不多都很準確，但絕大部分人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此外，並沒有為我們提供識別在西方的非法間諜的線索，也不知道在過去或現在混進西方安全部門的滲透分子。我感到令人難以理解。他的職責與我的職權相似，在格魯烏上層呆了幾年時間，而且還經常與克格勃聯繫，但卻對蘇聯在西方的情報人員的分佈情況一無所知。我把潘可夫斯基提供的反情報和上次叛逃的格魯烏官員波波夫上校進行了比較，波波夫在五十年代在格魯烏內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時，一共揭發了近四十名在西方活動的非法間諜。波波夫後來被逮捕，並被處決了。
“阿尼卡”則不同，那是關於蘇聯軍事系統最機密情況的文件，潘可夫斯基交給了我們幾千份。可是有兩點讓人感到很奇怪：第一，他有時候交來的是原件。我認為，間諜交原件是非常冒險的，俄國人在查閱檔案時肯定會發現文件的丟失。其次，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情報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在格魯烏導彈部隊當高級指揮官的叔父給他看的文件。這個文件幫助了美國了解到俄國在古巴有導彈。潘可夫斯基說，他是在他叔父走出房間時復制了這份文件。這彷彿又一次使我認為，他不是一個現實生活當中的人，倒像電視裡的詹姆斯·邦德一樣的人。
第三個令人感到可疑的方面是我們指揮他的方式。我們對待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間諜的方式是極其馬虎草率的。他提供的情報在當時是極有價值的，當時古巴導彈危機正好在發展。我們只拼命地從他那裡挖出能得到的一切，卻從來就沒有任何打算要保護他，或把他留下來作為一筆長期資產。我在潘可夫斯基情報分發情況一覽表上數了一下，在他活動期間，僅在英國就有一千七百人看過他提供的材料。軍情六處、軍情五處、政府通訊總部、聯合情報委員會、各軍種首領和他們的參謀，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團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員名單，儘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無幾。當然，同一切間諜報告一樣，這些情報上並不註明它們的來源。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如此廣泛的散發範圍真是令人吃驚。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國情報部門是否已經發覺了我們的行動？因為他們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們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對英國安全部門的上層進行滲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尋常的。軍情六處讓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園裡把已衝好的膠卷交給奇澤姆夫人，她是軍情六處駐莫斯科的官員羅里·奇澤姆的妻子。這樣的交接活動進行了十幾次，並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澤姆夫人都早已發現克格勃對他們的行動進行了監視。在我閱讀潘可夫斯基的檔案時，我從布萊克的監獄匯報中得知，俄國人知道奇澤姆是軍情六處的官員。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俄國人在倫敦指揮間諜的方式與軍情六處在莫斯科指揮間諜的方式一樣，那麼軍情五處儘管力量薄弱並受到習慣和法律的限制，也不會不發現潘可夫斯基的行動。
我散發我寫的潘可夫斯基的報告時，迎來的卻是憤怒的吼聲。這個潘可夫斯基行動被冠以勇氣與膽量稱號，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了不起的勝利，因此當我發表不同意見時，人們就表現出極度的衝動。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經辦官員哈里·謝爾戈德在軍情六處的一次會議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揮間諜是怎麼回事？”他怒罵著說，“你跑到這兒來對一個勇敢的人的記憶進行損害，還指望我們相信你？”
當然，問題在於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報這一事實成立的話，那麼俄國人又為什麼要派潘可夫斯基來充當提供假情報的間諜呢？我想，這個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軍備控制政治這兩個方面。俄國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兩個主要的戰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羅，而當時美國正使用他們的各種力量和手段企圖搞掉卡斯特羅；另一是蘇聯在加強和發展洲際彈道導彈能力時不想引起西方的懷疑。當時正值“導彈差距”的時代。害怕俄國人在核武器生產上超在前面的觀點，正是約翰·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競選總統時的政綱要點。肯尼迪許諾說他的政府要縮短這個差距。而蘇聯人則想方設法讓西方相信，“導彈差距”是臆想出來的，如果真有什麼差距的話，那也只能是蘇聯落後於西方這種差距。
美國害怕蘇聯的導彈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情報方法上的問題。西方在這方面就像一個盲人。加里·鮑爾斯在一九六〇年五月被擊落以後，UZ高空偵察機的飛行計劃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國發射了第一顆衛星，才重新對蘇聯進行攝影偵察。當時西方的惟一的情報來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這根線索和截聽蘇聯在亞洲的火箭試驗範圍內往來的遙測信號和無線電通訊。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報的主要方面，是說明蘇聯的火箭項目並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樣先進，而且他們沒有洲際彈道導彈實力，僅僅只有中程彈道導彈。這個情報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當美國發現了蘇聯在古巴建造中程彈道導彈設備時，他才敢讓蘇聯攤牌。對照潘可夫斯基的情報，美國人又看見俄國人在古巴安裝了代表他們的工藝技術水平的火箭，更加對潘可夫斯基關於俄國人沒有洲際彈道導彈的情報深信不疑。赫魯曉夫被迫撤退，但他達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國最終同意不去動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報後來又被另外兩個叛逃者所證實。他們是在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的“大禮帽”和“費多拉”。他們在六十年代初就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拉上了關係。 “費多拉”與潘可夫斯基一樣，是個科技官員。兩個間諜，尤其是“費多拉”提供的情報完全證實了潘可夫斯基的情報，即蘇聯的火箭技術明顯地不如西方先進。 “費多拉”還提供了關於蘇聯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環節的詳細情報。
潘可夫斯基的情報以及“大禮帽”和“費多拉”的情報是一個關鍵因素，它使美國人在創造一個適合舉行限制戰略武器第一階段會談和產生緩和時代的氣氛中充滿信心。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幫助蘇聯消除西方的疑慮達十年以上，使我們在蘇聯導彈發展的真正狀態方面受了騙。
七十年代中期，氣候開始發生變化，懷疑又產生了。衛星攝影偵察有了更大的改進。用複雜的方法對彈著點進行了測量，然後用這些測量數據對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度進行了分析，發現蘇聯人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度比以前用遙測信號和無線電通訊所測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釋是蘇聯故意在他們的信號裡摻了假，使美國的跟踪系統受騙。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認為是軍情六處在戰後最為輝煌的勝利，與此同時，美國情報界各部門卻正式認定“大禮帽”和“費多拉”是被派來誘惑我們步入騙局的。後來發現“費多拉”關於蘇聯火箭加速表沒有過關的情報是假的，甚至有些證據表明蘇聯在他們的導彈上裝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儀，使導彈看上去比實際的精度要差。
這一類的發現使人們對以前的裁軍協議的效力產生了懷疑，並擔憂美國對蘇聯導彈實力進行準確估計的能力。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終於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國國防界日益意識到，現場視察在以後的任何談判中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西方的國防戰略家們已經開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認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計蘇聯導彈實力上確實過於自信。而蘇聯則利用了緩和時代的外衣作為掩護，進行了大規模的擴軍；同時還認為潘可夫斯基在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認為是牽強附會了。
我第一次寫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報告時，在此案中起了關鍵作用的軍情六處駐華盛頓分站站長莫里斯·奧德費爾德（後來在七十年代當了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局長）告訴我：
“這起案子的路還長著哩，彼得，還有許多帝王和大將正高高地騎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說。他指的是那些因參加潘可夫斯基案而獲得了許多榮譽的人。
這條路今天也許不那麼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