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調查米切爾的任務後不久，我就學到了西方世界最大的反情報機密——“維諾納”密碼破譯法。要了解“維諾納”是怎麼回事以及它的真正意義，就得了解一些有關密碼學的知識。在三十年代，情報部門，例如蘇聯和英國的情報部門，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碼本通訊系統。這是一種最安全的辦法，因為只有發報人和收報人有密碼本。每頁密碼本只用一次，用完後立即銷毀。這種密碼根本無法破譯。用一次性密碼本發報，發報人得先把每個詞按密碼本的規定譯成四位數一組的數字。例如電文的第一個詞是“防禦”，那麼它也許被譯成3765。然後再加上一次性密碼本上的第一組數字，譬如1196；如果是用“菲博納奇”系統，這個數字就變成了4851。這實際上是一種雙重密碼。 （“菲博納奇”系統又名中國算術，其根本原理就是比9大的數字不進位，因為進位會造成規則分佈。因而當時所有密碼系統都採用了“菲博納奇”系統。）
大戰初期由於蘇聯人缺乏密碼材料，這使我們研製成功了“維諾納”密碼破譯法。為了緩和通訊系統的壓力，蘇聯人把一次性密碼本複制多份，分別發給各個駐西方國家的蘇聯使館。這樣我們就很難破譯他們密碼了。蘇聯人用五個波道向世界各地傳播大量的電文——一個供使館使用；一個供格魯烏使用；一個供海軍軍事情報局使用；一個供克格勃使用；還有一個供貿易通訊使用。戰時有許多軍事器材從西方運往東方，貿易通訊佔蘇聯全國通訊的百分之八十。華盛頓的克格勃成員同莫斯科通訊時使用的是一套密碼本的複製件，被用在蘇聯駐墨西哥使館與莫斯科之間的貿易波道上。
戰後不久，一名叫梅雷迪斯·加德納的美國優秀密碼分析員就開始對在芬蘭戰場上撿到的一本殘缺不全的蘇聯密碼本進行了研究。加德納在美國武裝部隊安全局（即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前身）工作。雖然這個密碼本的大部分已經遺失，但上面還有一些無線電通訊中的一些最普通的指示詞組，例如“拼法”、“拼法完”等等。這些詞組使用得非常普遍，因為每個密碼本都有它自己的限定詞彙。如果發報人在密碼本中沒有找到合適的詞組——這種情況是經常出現的，例如某個人的姓名——他就得把這個詞按字母一個一個地拼出來，並在詞前加上“拼法”，在詞尾加上“拼法完”，以提醒對方的注意。
加德納用這些常用詞組同過去蘇聯人的電文通訊作了對比，發現某些波道有同種密碼重複使用的情況，這說明蘇聯在使用同一個一次性密碼本。他逐個對那些用同一密碼本編碼的通訊進行了“吻合”，並設法破譯。起初當他聲稱他破譯了蘇聯密碼時，沒人相信。後來他對華盛頓到莫斯科的大使專用線採取了一次行動，並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這時，人們才開始重視他的貢獻。他破譯的密碼是一句英文，叫做“防禦不能贏得勝利！”這句話前面有“拼法”，後面有“拼法完”。加德納發現這句話原來是電文發出前一天美國出版的一本有關國防戰略的書的書名。於是美國武裝部隊安全局把這個機密告訴了英國，英國那時的密碼分析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從此，英美兩國就開始了破譯密碼的聯合行動，這項工作持續了四十年。
這個行動的代號起先叫“新娘”，後來又改為“藥品”，最後定為“維諾納”，並且只在英國稱為“維諾納”。這個行動進展甚慢。在浩渺的通訊中找出可以吻合的信號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即使找到了這種信號，也不一定能破譯兩邊的電文。加德納撿到的密碼本不全，而破譯密碼人員只能用“間接”情報。例如，只要他們發現了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克格勃波道和紐約與莫斯科之間的貿易波道裡有吻合信號，他們就能用“間接”情報破譯貿易通訊。 “間接”情報是根據電文日期在航運公告、貨物記錄、船舶抵離時間、潮水時刻表等方面收集而來的。根據這些情報，密碼破譯員就可以猜出貿易通訊的內容。只要破譯了吻合信號的任何一邊，都能給密碼本提供更多的詞組，從而有助於破譯吻合信號的另一端的電文。
英國和美國聯合研製了一種用於擴大“維諾納”破譯範圍的關鍵設備，叫做“窗口索引”。每當我們破譯了一個詞組或短語，就在這個索引上記下吻合的通訊。英國人開始用更為先進的手段做索引，他們在破譯詞或短語的兩邊加上兩組未破譯的詞，一段時間以後，窗口索引就出現了重複。這種重複使已破譯的詞組帶出一組未破譯的詞組並為破譯新的詞組提供足夠的間接情報，並擴大窗口索引的範圍。另一種用於破譯密碼的新技術是“拖曳”技術。如果通訊中出現“拼法拼法完”或者各種名詞，而密碼員又不知道這個拼出來的詞缺少哪些字母，那麼就把它輸入電子計算機，讓計算機把這些詞“拖曳”到其它波道，計算機然後輸出一張列有重複詞的一覽表，由密碼分析員從反面對重複的吻合信號進行分析研究，從而破譯“拼法且並法完”序列。
這種技術還不很完善，往往破譯一兩個詞組就需要一個月。當然有時也有進展很快的情況，例如美國人在華盛頓大使專用波道裡就發現了錄音講話的全文。這個技術還常常碰到一些新的棘手的難題：例如怎樣用非正統的方法使用一次性密碼本，或上或下是否折疊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問題給尋找吻合信號的工作增加了相當大的困難。另外密碼本也有問題，它們有的已經被修改過了，而大使、格魯烏和貿易波道使用的是一種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密碼本，很像一本詞典，因此，密碼人員只能從電文詞組的拼法上猜出該詞組在密碼本中的大致位置。而克格勃使用的密碼本是一種特殊的多卷任意排列密碼本，這使吻合克格勃波道密碼的工作人員傷透了腦筋。 “維諾納”所涉及的各項工作是非常艱鉅的，幾年來，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軍情五處僱用了大批的研究人員在世界各地收集“間接”情報，然而，在截獲的二十萬件電文中，我們所破譯的還不到百分之一，並且其中有許多僅僅只是破譯了幾個詞。
但從我們掌握的反情報和秘密世界的態度來看，“維諾納”行動對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影響巨大。四十年代末期，我們對克格勃的紐約至莫斯科和華盛頓至莫斯科波道的破譯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從破譯的電訊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戰爭時期和戰後蘇聯在美國的間諜活動是相當多的。電訊中有一千二百多個化名，由於這些化名經常是“拼法拼法完”序列的一部分，因此最容易辨認，儘管我們不一定能破譯這些化名。我們估計在這一千二百多個化名中，有八百多個化名是蘇聯發展的間諜。他們是低級聯絡人，在情報網中佔大多數。他們中間有些人也很重要，例如有十四名間諜就在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裡面或者周圍工作，另外五名間諜能夠以不同方式出入白宮，根據破譯的電文，其中一人曾乘坐過艾夫里爾·哈里曼大使的私人飛機從莫斯科飛回美國。然而最富有威脅的是，蘇聯人在美國原子武器研製單位里安插了一批間諜，另外還有一批間諜甚至能夠看到一九四五年英美兩國政府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包括丘吉爾給羅斯福總統和以後的杜魯門總統的電報。
用破譯密碼的方法獲得的線索，使許多案件都得到了解決。現已查明，麥克萊恩就是偷閱丘吉爾電報的間諜之一，克勞斯·富克斯和羅森堡夫婦是核間諜當中的一部分。我們把破譯密碼本的地理線索和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阿爾杰·希斯長期的行動進行了對比，發覺他很有可能就是那個乘哈里曼飛機的間諜。但是我們在反情報和密碼破譯上盡了最大努力也沒能查出大部分化名。
英國的情況同樣糟糕。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美國戰時和戰後一直在跟踪往返於蘇聯與美國之間的無線電通訊，而英國丘吉爾卻在戰時同盟時期曾命令停止一切反蘇情報工作，政府通訊總部也是到戰後才重新跟踪蘇聯通訊的。因此，英國所獲得的通訊少得可憐，而且僅僅只破譯過一次，那就是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對克格勃莫斯科至倫敦的波道進行了一個星期的破譯工作。
在通訊中我們發現了一些發給蘇聯駐倫敦使館的克格勃官員鮑里斯·克羅托夫的電文。克羅托夫專門負責指揮高級間諜。這些電文發來的時候，蘇聯在西方的情報機構正在遭受某種危機。蘇聯駐加拿大使館的年輕格魯烏密碼員伊戈爾·古曾科剛剛帶了大量的資料叛逃西方國家，並向加拿大和美國揭發了蘇聯安插在這兩國的間諜。古曾科還向英國揭發了一個名叫艾倫·納恩·梅的核間諜。莫斯科中心發給克羅托夫的大部分電文都是些命令，告訴他怎樣對付下級。這些電文里共提到八個化名，其中三個是斯坦利、希克斯和約翰遜組成的間諜網，兩個是形影不離的朋友戴維和羅莎，此外還有三個。週末，莫斯科和這八個間諜的通訊全部中斷，以後多用見面的方式來聯繫，除了特殊情況，通訊每月進行一次。
在我剛剛接觸“維諾納”的時候，我曾有幸看到通訊總部複製的莫斯科至倫敦的克格勃波道的通訊記錄。通訊總部每次破譯了電文中的幾個新密碼以後，就對電文進行複制，並在復製件上蓋上“絕密影印維諾納”字樣的圖章，註明發報人和收報人、發報日期和時間、波道和方位（例如克格勃莫斯科倫敦）、電文級別（平電還是急電）等項目，分發給少數的高級官員審閱。下面就是類似的一份電文：
（這是一份沒有完全破譯的電文，也是我們面臨的一種挑戰。）
“維諾納”所提供的機密是很可怕的，因為它很不完整。破譯的電文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八個化名都是重要間諜，蘇聯人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對這八個間諜和克羅托夫採取了保護措施，因為蘇聯人知道我們發現了克羅托夫在指揮這些間諜。但是電文卻無法幫助我們認出這幾名間諜。通訊總部只送發經過他們核對的電報譯文，其中包括沒有完全破譯的電文。他們送發譯文時往往附有一頁寫有對電文中的奇怪詞組進行猜測的譯文草稿，這些古怪詞彙無法進行核對。由於破譯的詞組不斷增加，電文需要重新印發，因此，一份電文往往會重複出現多次。
斯坦利，我們肯定他是菲爾比。戈利金曾聽說過斯坦利這個代號。戈利金說菲爾比與克格勃在中東的行動有關，然而我們卻沒能在電訊中找到證據。希克斯幾乎肯定就是伯吉斯，電訊中不僅提到間諜網，而且還模糊地提到希克斯的脾氣。約翰遜大概是布倫特，但電訊中也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其他五名間諜仍然是個謎。我們可以排除麥克萊恩的嫌疑，因為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華盛頓。顯然這些發現對我們調查米切爾有很大幫助。這五個化名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藏在軍情五處。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了電文的破譯部分，心裡非常著急，我一籌莫展。記得我曾懷疑過，軍情五處的高級負責人在我們破譯電訊以後十幾年裡，每晚是怎樣入睡的。
最奇怪的是，一九五四年“維諾納”在大西洋兩岸停止了。密碼分析工作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得到了初步發展，由於經受了種種曲折，後來的進展緩慢，現在幾乎陷於停頓狀態。人工“吻合”已經達到了人類思維能力的極限。而當時的電子計算機還沒有足夠的能力把“維諾納”推向新的發展高度。 “維諾納”陷於停止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九四八年蘇聯人對他們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密碼程序進行了更改，並取消了所有復制的密碼本。澳大利亞的最後一次“維諾納”行動由於這些變更而遭受了損失。在這以前，澳大利亞的“維諾納”行動是非常成功的，甚至連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得依靠他們的行動來收集蘇聯人的電文。澳大利亞人當時並不知道英美兩國在搞“維諾納”行動，那是事後英國人才告訴他們的。只是在蘇聯間諜的滲透不斷擴展時，尤其是影響到外交部時，我們才把獲得的情報用摘要的方式向澳大利亞政府通報。不久，在軍情五處的幫助下，澳大利亞終於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組織——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
我們到五十年代初期才知道蘇聯改變密碼的原因。原來破譯蘇聯密碼的事走漏了風聲，洩密者就是美國武裝部隊安全局的青年職員威廉·韋斯班德。韋斯班德其實並不知道蘇聯人的損失，直到一九四九年菲爾比參與這項工作時，蘇聯人才了解他們損失慘重。霍利斯是在一九四八年參與這項工作的。後來他去澳大利亞幫助他們成立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他剛剛回國，澳大利亞的“吻合”就停止了，蘇聯人雖然可以取消複製的一次性密碼本，但卻無法阻止我們對他們一九四八年以前的電文進行研究。一九四九年菲爾比調駐華盛頓，這使蘇聯人得以監視我們破譯工作的進展情況。蘇聯人知道我們在“維諾納”洩密後，遲早要解決尋找更多的“吻合”信號所存在的各種技術上的困難。一九五四年，“維諾納”基本上停止了。
幾年以後，我安排梅雷迪斯·加德納訪問英國，並請他幫我們在英國繼續搞“維諾納”行動。加德納是個不愛說話的書呆子，根本不知道其他密碼分析員都怕他。他常常向我談起他在自己辦公室裡是如何進行“吻合”工作的，並告訴我有個名叫菲爾比的抽煙斗的英國年輕人經常在他工作時拜訪他，並從肩膀後偷看他的工作，然後對他大大讚揚一番。六十年代末，加德納變得非常失望，他敏感地察覺到我們正在利用他的破譯密碼從事數學以外的工作，對此，他很惱火。
“我從來不想讓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煩。”他常常說。在他發現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進了電梯以後，大為震驚。他和我一樣認為羅森堡夫婦雖然犯有嚴重罪行，但仍應寬大處理。在加德納的眼中，“維諾納”是件藝術品，不應讓殘酷的麥卡錫主義來玷污它。但在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中有少數官員卻把破譯密碼的成功看作是冷戰中的一大勝利。這種觀點強化了反間諜調查，而這種強化則在我們首次破譯蘇聯密碼以後的幾十年中一直貫穿於西方國家的情報工作。因為雖然西方政治首腦真心實意向蘇聯伸出友誼之手，而蘇聯卻在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進行間諜活動。例如在九月的那個星期裡，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國發射了大量的電訊，詳細指示怎樣把盟國戰俘押送蘇聯，因為這些戰俘都曾反對過蘇聯，如哥薩克人等。許多電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將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單。我看到這些電文時，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報人員一定非常震驚：一九四五年的和平並沒有真正實現，只不過是把德國的集中營變成蘇聯的古拉格罷了。
一九五九年，“維諾納”行動又再次復活了。政府通訊總部發現瑞典訊號情報局截聽並儲存了大量戰時通訊，其中有大戰初期蘇聯格魯烏與倫敦之間的來往電文。通訊總部說服了瑞典人放棄中立，把這些材料送給英國進行研究。我們發現瑞典有一份代號為“搭扣”的材料，於是我們把阿瑟調回D處一科。阿瑟是軍情五處裡有“維諾納”直接經驗的官員之一，他曾在調查富克斯和麥克萊恩案件時參與過“維諾納”工作。
我們對“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試圖通過這份材料獲得更多情報，破澤尚未查出的化名。我們想以此推動“維諾納”行動的進展。另外，這份材料還能為密碼本提供更多的詞組，擴大我們對現有“維諾納”電訊的破譯範圍。自從有了能力強大的新電子計算機以後，恢復整個行動的意義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們的努力會付諸東流）。由於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們“維諾納”行動的步伐不斷加快了。
其實“搭扣”材料中有關英國情報的部分並不重要。這些情報大部分是蘇聯格魯烏官員關於在英國各地遭受空襲破壞的報告和對英國軍事力量的估計。材料中有幾十個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義的，然而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個名叫霍爾丹的間諜，曾在海軍部的哈斯拉潛水艇試驗站研究深潛技術。他的任務是通過英國共產黨向蘇聯格魯烏駐倫敦人員提供各種研究計劃的細節。從電訊中我們還獲得了有關另一個名叫歐文·蒙塔古的間諜的情報。歐文是斯韋思林勳爵的兒子（不能把他與尤安·蒙塔古混為一談。尤安是另一個人，曾在戰時組織過著名的“非凡人”行動），是個自由的新聞記者。從電訊中，我們清楚地看出他為蘇聯人收集工黨內部的政治情報，另外也收集一些英共內部的情報。
我們對蘇聯格魯烏的電訊採取了一項特別行動，即把他們的電訊同四年後克格勃的電訊進行了比較。我們發現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格魯烏官員的能力較低，三十年代斯大林清洗以後，他們便一蹶不振，而且四處尋找靠山，猶如一群無頭蒼蠅到處亂飛。一九四五年，格魯烏換了一批像克羅托夫這樣的新的職業情報官員，整個間諜管理水平明顯提高，而且非常講究實效。另外他們還對自己的間諜採取了謹慎的保護措施，以便長期地使用他們。當初的格魯烏，行動渙散，而且據一九四五年的電訊，他們的一切均由莫斯科中心控制。我們把克格勃用的波道同大使用的波道進行了比較，清楚地發現克格勃在蘇聯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維諾納”破譯行動留下的遺產——它使我們認清了克格勃這台巨型機器，克格勃的情報網絡遍及西方各國，當西方國家在為和平四處奔忙時，他們卻在積極為冷戰作準備。
“維諾納”材料保存在六樓的一間特別安全的辦公室裡。我在那裡看完材料以後，就搬了出來，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共用一間辦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員，正在忙著調查米切爾一案。米切爾一案的調查工作對D處來說真有點事不逢時。霍利斯把弗尼瓦爾·瓊斯從原先的崗位調去當C處處長，米切爾一旦退休就晉升他為副局長。瓊斯的職位由馬爾科姆·卡明接替。 D處裡那些打算努力沿著朗斯代爾一案的線索乘勝追擊的聰明人，對這項任命不以為然。而阿瑟本人卻對處長一職垂涎三尺。憑他所取得的成績，阿瑟完全可以當處長，但由於他在五十年代初所採取的立場，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賞。他們認為阿瑟生性好鬥，脾氣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別人。非常不幸，這些都不是他要在軍情五處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米切爾調查被批准後，霍利斯決定不告訴卡明有關調查米切爾的事，因為從理論上說，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負責這一調查的是瓊斯，他在柯克街的C處總部對整個過程進行監督。
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她的臉上有一塊很大的胎記。她就像暖房裡的一盆花，自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禁閉在辦公室繁忙的事務中，對外界發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剛搬進她的辦公室，她就問我：“你是不是共濟會成員。”
“不是，我並不贊成共濟會。”我說。
她冷冷地對我說：“我並不認為你會是共濟會成員，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話，還是參加共濟會好。”
伊夫琳一直認為軍情五處內部有間諜。她是研究官員，已經乾了好多年的反間諜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時間都長。她可以說是一部有關辦公室生活的活詞典，她頭腦靈活，她也善於判斷人的性格，當然有時有些過分。
她告訴我：“我早就猜到遲早總會進行一次調查。”但她卻很悲觀。她深信最壞的事還在後頭，因為調查的程序總是預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認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當心。”她又說。
我委實吃了一驚。 “伊夫琳，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立即問道。
她打開自己的保險櫃，拿出一個黑色筆記本。
“你看看這個吧！”她告訴我。
翻開筆記本，一行行清秀乾淨的字體映入了我的眼簾，我飛快地翻閱了一遍。原來這個筆記本記錄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種案件的細節。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個大概，有的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材料是從軍情五處的檔案室收集來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針對軍情五處或軍情六處被滲透的指控。
我簡直嚇呆了，“這是誰的？”我問。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過。自從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她就收集了這些。後來為了結婚，她辭去了這個職務。她嫁給查爾斯·埃爾韋爾。臨走前，她把這個本子交給我，說以後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嗎？……”
“當然。”
“你還給誰看過？”
“難道我也要讓人剁碎……”
我繼續看著筆記本。開頭幾頁經常提到馬克斯韋爾·奈特的名字。大戰時，他就相信軍情五處內部必定有間諜，並作了記錄，但卻沒有採取行動。記錄本里共有幾十件指控材料，多數是不切實際的想像。例如根據某一間諜的報告或隨手寫的感想和評論，也有比較具體的材料，例如伊戈爾·古曾科的證詞。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個年輕的蘇聯密碼員。他的叛逃對英國“維諾納”計劃里克格勃通訊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整整一個星期，這一通訊陷入混亂狀態。據安妮·拉斯特記載，古曾科曾揭發說軍情五處有個間諜，代號“埃里”。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時曾從一位叫盧比莫夫的朋友那裡聽說過“埃里”，當時經手“埃里”電文的就是盧比莫夫。 “埃里”有某些俄國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檔案。蘇聯採用死信投遞的方式同他聯絡，而且經常把他提供的情報送給斯大林。古曾科的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歸入檔案，以後再也沒人問津，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閣，放在那裡吃灰。這真是不可思議。
伊夫琳說：“人們不相信他，認為他弄錯了，軍情五處內部不可能有間諜……”
筆記本的最後一頁是作者的“遺囑”，她寫道：“如果軍情五處內部有間諜，那我肯定是羅傑·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爾。”
我倒抽了一口氣，說：“這麼大的人物怎麼調查？除非把軍情五處翻個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說：“一九五一年時他們也是這麼說的。”
安妮·拉斯特的筆記本只不過是伊夫琳和我頭一次分享的機密。在以後共同工作的幾個星期裡，她漸漸向我道出了軍情五處許多被人遺忘的歷史，這是我們在A處二科的錄音帶上聽不到的。這些故事充滿了疑問、猜測、無法解釋的行動和離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並不是第一個懷疑軍情五處藏有間諜的人。這種恐懼和辦公室的家具一樣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園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腦海裡縈繞不去。自從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斷有人揭發軍情內部有間諜，但從未調查過，也沒有人反駁過這些揭發。時間已經拖得太長了，這次的搜索一定是長期而又艱苦的。想到這裡，我收住腳步，回頭望瞭望萊肯菲爾德大樓。
“這次不會再走漏風聲了吧？”我心裡想，“不會再出現叛逃，這個人不會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