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倫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說，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這樣好”；而在華盛頓，一位剛剛上任的年輕總統卻正在為創造一個神話般的文明和傑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處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動蕩的預兆已經清晰可見。整個五十年代，英美的情報部門都投入了冷戰，他們目標明確而又專心致志。冷戰並不是一場非常微妙的戰爭，也不具有各種複雜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從蘇聯情報機關的心臟裡逃出來，投奔了西方，他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於西方安全機構被滲透的故事。然而，他們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相信。結果懷疑和猜測籠罩著情報系統，英美情報部門漸漸陷於癱瘓。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來到西方。當時我已從華盛頓返回英國幾個星期了。我正在辦公室裡，阿瑟突然走了進來。他一隻手夾著香煙，一隻手拿著一份《泰晤士報》。他把報紙齊縫疊好，然後遞給我看。
“聽起來很有點意思……”他用手指著一條關於蘇聯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對我說。克利莫夫少校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來到美國駐赫爾辛基大使館，請求避難。
不久我們聽到傳說，原來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現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處的各辦公室裡洋溢著歡快的氣氛。阿瑟的煙抽得更多了，他那張孩子似的臉龐激動得泛出陣陣紅暈。他一個人在走廊裡來回踱著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關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問他：“是有關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關上門，告訴我這件事的經過。他說，“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納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級官員，曾在第一總局工作過，負責對英國和美國進行間諜活動。後來他又在莫斯科情報部工作，然後又到赫爾辛基蘇聯使館工作。其實戈利金早在國外服務時就列入了中央情報局的監視名單，但改名以後卻沒有被認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國駐赫爾辛基使館。
初步審問以後，中央情報局交給軍情五處一份“十集”清單。清單中的每一集都詳細記錄了戈利金對英國安全部門奸細的揭發，這份清單原先由阿瑟保管。 D處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長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對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並根據“對號入座”的原則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單。後來每一集材料又分發給D處一科（調查科）的一些官員，讓他們進行調查。我呢，則根據調查的需要，隨時向他們提供各種技術諮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戈利金說，三十年代蘇聯在英國曾招募了一夥著名的“五人集團”間諜。他說，他們不僅互相認識，而且還知道其他間諜。但戈利金卻不知道“五人集團”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個人的代號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東的行動有牽連。這個線索與金·菲爾比完全吻合，菲爾比現在在貝魯特為《觀察家報》工作。戈利金說的五人中的另外兩人顯然就是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戈利金所說的第四個人可能是女王藏畫的鑑定家安東尼·布倫特爵士。布倫特爵士在戰時曾是軍情五處的官員，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曾一度受到懷疑。但對戈利金所說的第五個人我們卻一無所知。由於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團”，因此，菲爾比案件和布倫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來，進行重新審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準確的線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這些線索都是有關海軍部間諜的，如霍頓。這說明蘇聯人非常重視收集英國和北約潛艇和反潛能力的詳細資料。據第三集揭發，蘇聯人在英國駐莫斯科使館海軍武官當中招募了一名間諜，這件事是由負責國內情報行動的第二總局局長格里巴諾夫將軍來親自監督的。英國使館裡有一名叫米海爾斯基的俄國籍僱員參與了這項活動，那名間諜把自己看到的機密文件抄下來，交給米海爾斯基。戈利金還說，一九五六年這名間諜奉命調回倫敦，在海軍情報處工作，於是他便由克格勃國外行動處指揮。
據戈利金交代，第八集裡講的第二個海軍間諜是一個更加高級的人物。戈利金說他曾讀到過三份編了號的北約文件，其中兩份是絕密的，這是他在克格勃情報處北約科工作時無意當中看到的。情報處北約科負責整理有關北約問題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諮詢和參考。一次戈利金正在準備一份有關北約海軍戰略的材料時，看到了三份從倫敦發來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經過修改的，換言之，原始材料的來源事先已被刪掉，但這次由於他要寫的報告很緊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複製件給他看。中央情報局對戈利金講的這件事進行了核實。原來戈利金所說的三份文件是關於擴建克萊德灣北極星潛艇基地的詳細計劃，以及重新部署北約在地中海的海軍的計劃。中央情報局的人把這三份情報混在其他北約文件一起，然後拿給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準確地認出了那三份文件，並解釋說，他看到的那份關於克萊德灣的文件的散發範圍有四套編號和數字，而美國人給他看的這份卻有六套編號和數字。美國人查閱了散發名單，發現確實有他所說的那種副本，但我們卻找不到。斯圖爾特對這三份文件的散發情況作了分析，發現唯一有洩密嫌疑的是一位現在已經退休的資歷很深的海軍中校。後來這個案子交給D處一科去辦理了。
在戈利金過來以後的幾個月裡，蘇聯情報機關心臟裡又有三個人叛逃。這三個人的行動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很顯然他們是互相獨立的三個間諜。頭兩個向聯邦調查局表示他們願意留守原地為聯邦調查局提供情報。這兩個人一個是克格勃的官員，另一個是格魯烏的官員。他們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他們的代號分別是“費多拉”和“大禮帽”。第三個人是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內瓦叛逃過來的。他叫尤里·諾森科，是克格勃高級官員，他找到中央情報局，表示願意為該局提供情報。
不久，諾森科為搜索英國海軍間諜提供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情報。他聲稱，格里巴諾夫在招募那個間諜時曾以要揭發他的同性戀行為為威脅手段，這個間諜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約的所有機密，它們都是從一位“海軍勳爵”那裡搞來的。由於北約文件和格里巴諾夫招募的間諜有密切聯繫，軍情五處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資料合併處理。卡林頓勳爵辦公室的職員約翰·瓦薩爾有很大嫌疑。斯圖爾特很早就認為瓦薩爾可能是第三集所說的“五人集團”間諜中的一員，並把他列為第四個嫌疑犯，這個案子後來由調查員尤尼·西蒙茲負責，而西蒙茲則不同意斯圖爾特的判斷。他認為瓦薩爾篤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當間諜的可能較小，於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單的最後。但得到了諾森科的線索以後，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薩爾，很快就證實了瓦薩爾是一個同性戀者，住在多爾芬廣場的一套豪華公寓裡，所過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軍情五處這時遇到了一個在反間諜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間諜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沒有痕跡，除非間諜本人坦白或者當場被抓獲，否則很難找到證據。辦案員向我請教，有沒有什麼技術上的手段可以用來證明瓦薩爾確實從海軍部偷竊過文件。我和弗蘭克·摩根曾經試用過一種方法，我們在機密文件上塗上少量放射性物質，然後在嫌疑犯犯罪現場的入口處裝了一台蓋格計數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動，我們就能發現罪犯的行動。我們用這個方法對瓦薩爾進行了測試，但沒有成功。海軍部的入口處太多了，我們根本無法判斷瓦薩爾會走哪一個，而且蓋格計數器常常把夜光手錶之類的物件一起顯示出來，很不精確。最後，領導以放射性材料對人身有很大危害為由，取消了這個計劃。
於是我又去尋求其他方法。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考察結果，戈利金的記憶簡直同照相機一樣。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看他是否還記得北約文件的照相複製件裡的細節。這樣我們就可以分析出那個間諜是否把原件交給對方復制，然後再叫對方把原件還給他。我拍了二十五張有關北約克萊德灣基地文件第一頁的照片，每張相應提到一種蘇聯人過去向他們的間諜推薦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館裡使用的方法，然後我通過中央情報局把這些照片送給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張“普那克蒂納”照相機拍的照片，我在拍這張照片時用了兩架懸角燈照明，一邊一架。這使我們有了底，於是我們趁瓦薩爾上班之際撬開了他的套間。在衣櫃底部的抽屜裡，我們找到了一架專用於復製文件的“普那克蒂納”牌相機和一架“米諾克斯”牌相機。我們接到搜捕的命令，當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薩爾並徹底搜查了他的套間。我們在套間角落的一張桌子底部發現了一個秘密抽屜，裡面裝著許多照過的三十五毫米膠卷，沖洗以後發現是一百七十六張機密文件的照片。瓦薩爾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認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戀時上鉤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當我們在倫敦和華盛頓整理這些新叛逃者的情報時，我卻遇到了個人危機。朗斯代爾一案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又重新引起了人們對整個技術資金問題的重視。雖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團設計了一個項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卻沒有什麼改進。我們曾試圖從國防預算中撥出部分資金滿足情報部門特別是電子技術部門，但卻失敗了。我們正在迅速邁進一個利用衛星和計算機收集情報的新時代。自從發射工程委員會分成“小集團”和“反小集團”以後，他們就更需要規模更為宏大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發展他們的行動了。現在大家終於明白了我多年以來提倡全面對舊體制進行改革的意義了，這個倡議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來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財政預算和科技人員。朗斯代爾案破獲以後不久，我受兩個處的委託又去找威廉·庫克爵士，請他仔細審查我們的要求。我們用了好幾天時間在一起參觀了目前為我們服務的幾個國防研究所。後來庫克起草了一份詳細報告，這是戰後英國情報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庫克報告的中心思想是，應當迅速擴大漢斯羅普通訊中心，使之成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服務的研究機構，重點放在“小集團”和“反小集團”所需要的先進的電子技術方面。大戰時，這個通訊中心是無線電安全局的總部，後來又成了軍情六處與海外間諜網保持聯繫的通訊中心。庫克建議，漢斯羅普中心應當從皇家海軍科學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員。對我來說，這是一項最為重要的改革。自從我參加軍情五處以後，我就一直在遊說，希望能夠消除情報部門技術單位同其他文職機構的科學單位之間人為造成的隔閡。這種隔閡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報部門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從個人角度來說，為了為軍情五處工作，我得放棄海軍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軍情五處的委任。在庫克撰寫報告時，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強調過這一點，他認為我的論點是正確的。由於庫克的報告，五十名科學家在不影響退休金的前提下調進了漢斯羅普通訊中心，而且如果他們願意，以後還可以調回原單位。我是第一個調入情報部門的科學家，因而享受不到這一新規定的待遇。但當時我並不為這些事情擔心。我相信軍情五處有朝一日會給我一些補償，他們曾經向我保證過。但不幸的是，我太輕信他們了。
庫克的另一項建議是軍情五處和六處應當建立一個聯合總部。他們分開工作，但應由一位首席科學家統一規劃和監督雙方的新的研究計劃及其發展情況。這是一個大膽的建議。我得承認這個職位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不過說真的，我實際上已經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來的許多技術現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發起的，而且我還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為兩個局爭取更多的財政預算和物資。但我卻沒能如願以償。維克托·羅思柴爾德極力推薦我，但狄克·懷特對他說，他從軍情五處調到軍情六處已經引起了軍情六處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勸軍情六處的高級技術人員接受軍情五處派來的人領導。最後科爾莫爾委員會開了個會，解決了這個問題。會議在討論庫克的結論時，皇家海軍科學局局長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願意辭去原來在海軍的職務來擔任新成立的科學理事會會長。霍利斯和懷特知道威利斯的辭職很快會在官僚中產生影響，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辭職。我被任命為副會長。同時軍情六處的同行約翰·霍克斯也被任命為副會長。霍克斯作為軍情六處在漢斯羅普通訊中心的代表負責研製羅克斯密碼機。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農村人，和藹可親，他的個子矮小，白頭髮，黑眉毛。他一向愛黑白點相間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領襯衫，顯得文質彬彬。大戰時，我曾在他手下搞過電纜工程和反潛艇鬥爭。他的數學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術頭腦。現在我們都是工程師，但在管理新理事會的問題上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在情報工作中，工程師和科學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並搞試驗，這些試驗也許會出成果也許不會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來我所獲得的成績就是通過試驗和靈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會將成為能源站，解決發射工程委員會交給我們關鍵的科學問題，並付諸實施，擴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則要把情報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國防部合併。他想把理事會變成一個附屬機構，即一個龐大而沒有生氣的軍火承包工業的分支，根據用戶的要求製造產品。我試圖向威利斯解釋，情報工作與軍火承包不同，情報工作不是和平時期的工作。情報工作是一場持久戰，它的目標是變化無常的。因此在幾十年前就制定計劃是沒有用的，等你剛開始按計劃進行工作，可能計劃就已經洩漏了，這同海軍部計劃把一艘艦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說柏林隧道行動吧，為了這項宏偉的工程，我們不惜花費了千百萬美元，結果發現蘇聯人從一開始就知道了我們的計劃，這是由計劃委員會的秘書喬治·布萊克洩露的。我贊同威利斯的主張，我們應當研製一批簡單的設備，諸如話筒、放大器等，這些項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對研製尖端的儀器設備，那些東西通常是由各種委員會發起、設計和研製的，等它們被研製出來時也許早就過時了，或者早就被蘇聯人知道了，或許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價值。
威利斯從不理解我的奮鬥目標。我覺得他缺乏想像力，當然他沒有我那種對科學情報工作發展前途的無限熱情。他要我定下心來，改變一下現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來監督合同的實施。我被迫離開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白金漢門的科學理事會總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滿了興奮和成功的一年。時間如飛，轉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這是我一生事業中最不愉快的一個時期。七年來我在軍情五處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總是很活躍，而且不斷參加當時的各種行動。這次調動後，我好像從戰壕里被人換下來到了英國國民軍的休養地一樣，我一搬到新辦公室以後，就發現那裡不能施展我的本領。我很清楚，一旦離開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就會在沒有一點生氣的幽閉恐懼的環境中默默無聞地了結自己的一生。我決定離開理事會，如果上級同意，我就到軍情五處下面的另一個單位去工作。如果上級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訊總部去，我以前曾對通訊總部的工作有過一些了解。
這時，阿瑟對我非常照顧。他知道我在白金漢門那裡很不自由，於是便找了各種藉口要我參加正在進行的有關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對華盛頓作了為期很長的訪問。在訪問期間，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國作了大量的匯報。阿瑟回國時又帶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進一步調查的材料。有些材料無關緊要。例如戈利金揭發當時有位著名的音樂明星由於能接近英國上層社會的官員而被蘇聯人看中，招募為間諜。其他一些情況雖然也是事實，但我們已經作出了圓滿的解釋。例如，戈利金交代說有位從男爵，由於在出租汽車後座搞同性戀性行為時，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後克格勃以此來對他進行訛詐。我們找到了這位從男爵，向他詢問當時的情況。他承認確有其事，但並沒有向克格勃的訛詐讓步。對此我們感到滿意。雖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誘人，但卻不具體。有時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經仔細分析，就變得模糊不清了。另一個問題是戈利金喜歡向別人零星出售情報，他把這項工作當作生活的來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也不知道這位叛逃者究竟還有多少情報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離奇、非常難以捉摸的情報。於是我被叫去幫忙。這就是索科洛夫·格蘭特案件。這個案件在許多方面的疑難點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們在處理他所交代的情報時經常遇到的那種情況。戈利金告訴我們，在薩福克郡的某個飛機場附近有個蘇聯間諜，這個機場是個最新式導彈的基地。他肯定這是個備用間諜，專門被用來在國際危機時搞陰謀活動的。我們同英國皇家空軍進行了聯繫，認為戈利金所說的那個飛機場很可能就是貝里聖埃德蒙茲附近的斯特雷茲沙爾機場。然後我們又查看了斯特雷茲沙爾附近的選民冊，想從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報。幾天以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蘇聯名字索科洛夫·格蘭特。我們與軍情五處檔案室的檔案進行了對照，發現那裡有他的檔案。格蘭特是蘇聯難民，五年前進入英國，他娶了一個英國姑娘，並在機場附近租了一塊地，以種田為生。
這件案子交給查爾斯·埃爾韋爾去調查。埃爾韋爾檢查了格蘭特的來往信件，竊聽了他的電話，並向地方警察進行了詢問，然而卻一無所獲。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術上的證據以便給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時候，我和約翰·斯托勒一起開車直奔貝里聖埃德蒙茲。斯托勒個頭矮小，頭髮灰白，面帶微笑。他原是通訊總部M處“反小集團”的工作人員，曾經對“筏夫”飛行行動作過安排，並參加過分析“筏夫”訊號的工作。索科洛夫·格蘭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紅磚農舍裡。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從屋後的花園裡可以看見機場的跑道終端，跑道穿過麥浪起伏的田野，真有點詩情畫意，很難引起人們對這裡的一切產生懷疑。但正是這種美麗的充滿田園詩意的景色總是使我想起間諜：他們總是以這種秀麗的英國景色作掩護的。
斯托勒的任務是搜索農舍，檢查是否有暗藏的無線電系統，而我呢，則撬開門扣，進入格蘭特的住房。住房臟得嚇人。走廊和通道裡到處是廢物。樓下房間裡的書毫無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還以為他們要搬家，後來看到所有的東西都積滿了灰塵，我才明白並非如此。後屋書房裡並排放著兩張書桌。左邊是一張桌面能翻動的大書桌，上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連拉蓋都關不上。右邊是一個帶櫃子的小書桌。我打開櫃門，裡面什麼也沒有。我又拉開抽屜，裡面也是空空的，甚至連一點灰塵也沒有。這張書桌肯定是最近才騰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溫澤式靠背椅裡，兩眼凝視著這兩張書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張堆滿了東西，而另一張卻又什麼也沒有。是不是他們想把一張書桌的東西搬到另一張裡去？或者他們想騰出一張書桌？如果這樣，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一間塞滿廢物的房間竟放著一張空書桌，這裡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懷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張書桌上的紙張，發現大部分是農場工作的業務記錄。斯托勒在外面也沒找到什麼。於是我們便離開了格蘭特的房子。要對這個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個人來工作一個星期。後來，埃爾韋爾又親自登門拜訪了索科洛夫·格蘭特，並向這位村民問了些問題。埃爾韋爾回來後非常滿意。他說格蘭特沒有什麼問題。他的人緣很好，妻子是當地鄉紳的女兒。我們猜測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監視名單上看見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許蘇聯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觸，但實際上從未找過他。
這以後不久，格蘭特夫婦便離開了那個村莊。也許村里人知道了我們的調查，也許格蘭特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儘管對索科洛夫的調查沒有什麼意義，但這件事卻在我心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一個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懷疑，然後又忽然排除了懷疑，然而他的整個生活則由於世界另一邊某個他從未見過的人的一句瞎話而完全改變了。安逸的薩福克鄉村世界與背叛者的秘密世界發生了衝突，而在秘密世界裡，根本沒有什麼偶然的巧合，就連一張空書桌也可以引起懷疑。
戈利金關於間諜滲透軍情五處的情報是他所有情報中保密最嚴的部分。我最早是從阿瑟那裡知道這件事的。當時阿瑟剛從華盛頓回來。戈利金說他在克格勃總部見過存放英國情報部門文件的特別保險櫃。他還見過保險櫃裡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並且肯定軍情五處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裡。他還說，克格勃從英國情報部門得到一份文件，他們稱之為“技術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裡面羅列了英國情報部門所使用的各種技術設備。他沒有能夠仔細研究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譯裡面的某一段文字。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為他們對譯文催得很緊。他說蘇聯駐倫敦使館的安全措施同別處的使館不同，那裡沒有專門的安全員（即蘇聯保衛員），據戈利金推測，沒有專門安全員的原因是蘇聯已經完全滲透了軍情五處。戈利金還談到克拉布事件，他說在克拉布對“奧爾忠尼啟則號”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報。
一九六二年八月，軍情五處正處在消化戈利金的情報的階段。與此同時，我們在研究有關菲爾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韋茲曼斯大樓的一次招待會上，維克托·羅思柴爾德見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羅門的蘇聯猶太復國主義移民。她對羅思柴爾德說，菲爾比在《觀察家報》上寫了一些反對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氣憤。她然後透露說，菲爾比從三十年代起就是一個秘密間諜。維克托竭盡全力，最後終於說服了她到倫敦把這件事告訴阿瑟·馬丁。他倆會面的地點是在維克託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裝了話筒。我決定臨時在那里安裝一個特別裝置。維克託對此非常緊張。
他對我說：“我真懷疑你們是否會把這個特別裝置拆掉。”然後逼我保證親自監督安裝和拆卸。維克託一直以為軍情五處在暗地裡對他的講話進行竊聽，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這種疑神疑鬼的樣子在辦公室引起了許多笑話。但我還是向他作了保證，並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羅門見面的前一天下午，讓郵局的技術人員仔細地檢查了他們裝的電話。會晤結束後，我又親臨現場看著他們把竊聽墊圈拆掉。
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監聽了這次會晤的實況。弗洛拉·所羅門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對菲爾比恨之入骨，但卻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與菲爾比等人的關係。經過一番耐心的開導，她終於開口說了實話。原來在戰前她同菲爾比交往密切，而且還挺喜歡他。在菲爾比任《泰晤士報》駐西班牙新聞記者時，有一次回倫敦還帶她出去吃過一頓午餐。用餐時，菲爾比告訴所羅門，他正在為保衛和平乾著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需要人幫助，並問她是否願意幫他完成任務。他告訴所羅門，他正在為共產國際和俄國人工作，並說這是一個偉大光榮的事業，希望她也能參加到他們的行列中去。所羅門拒絕入夥，但她對菲爾比說，如果他山窮水盡，可以隨時去找她幫忙。
阿瑟不再追問了。這就是所羅門的故事。我們懷疑她在三十年代對菲爾比的態度是否比她所說的更激烈，但這點和我們的工作關係不大。所羅門在談話時，常常容易激動。
她尖聲尖氣地說：“我決不公開作證，這樣太危險了。你們都知道，自從我同維克托談過這件事以後，托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爾比的朋友托馬斯·哈里斯，他是一個美術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於一起神秘的車禍。
她聲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證，這件事肯定會洩露，那麼我的一家可怎麼活啊？”
她雖然口口聲聲說她害怕蘇聯人，但對菲爾比卻還有另一種感情。她說她仍在關心菲爾比。但後來她在閒談中又說，菲爾比對待他的情人們的態度非常可怕。根據她的談話我推測她和菲爾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對情人。雖然所羅門對此並沒有承認。所羅門之所以蓄意報復菲爾比，肯定是因為菲爾比在幾年以後為了另求新歡而拋棄了她。
獲得了戈利金和所羅門的這些情報以後，軍情六處的狄克·懷特和軍情五處的羅傑·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貝魯特再次審問菲爾比。為了準備這次審訊的材料，伊夫林·麥克巴尼特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份長篇報告。她從一九六二年八月開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臨行前的最後一分鐘，計劃改變了。按原定計劃，去貝魯特審問菲爾比的是阿瑟，他從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負責菲爾比案件的偵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況，但他臨時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奧特去提審。埃利奧特是菲爾比的親密朋友，曾任軍情五處貝魯特分站的站長，最近剛剛回來。埃利奧特現在相信菲爾比確實犯了罪。上級認為讓埃利奧特去更能激發菲爾比的良心，而我們這些知道這一決定的人都感到吃驚。獨斷專行是促成這一決定的因素，但決不是唯一的因素。我們軍情五處的人一開始就懷疑菲爾比有罪，現在總算找到了讓他陷入絕境的證據。而菲爾比在軍情六處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奧特一直都對菲爾比有罪的說法表示抗議。現在鐵證如山，可他們卻想把這證據藏起來，不讓外人知道。選擇埃利奧特去審訊的決定引起了大家的強烈不滿。埃利奧特是伊頓公學前任校長的公子，具有一種談吐高雅、穿著講究的貴族氣質。但決定終究是決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奧特帶著一份正式對菲爾比提供豁免權的建議書，離開倫敦飛往貝魯特。
一周以後，埃利奧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倫敦。菲爾比招供了。他承認了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就當了間諜。菲爾比還說，他想回英國，甚至已經寫了認罪書。這個使我們徘徊了很久的謎終於解開了。
菲爾比認罪的消息傳來，秘密世界裡的許多人都覺得自己老了許多。當時我已年近四十五歲。懷疑真相是一回事，聽到一個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間感到這場遊戲沒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險已經過去了。這個案件同逮捕朗斯代爾不同，逮捕朗斯代爾不過是警察抓小偷，當你發現菲爾比——一個你可能喜歡，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讚賞的人竟然向你的敵人出賣了一切，你就會想起我們的間諜工作和全部行動全都變成了廢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時光已經流逝，黑暗時期已經開始。
過了幾天，阿瑟在走廊裡把我叫住。他那鎮定的神態有些奇怪。平時他總是匆匆忙忙，甚至有點緊張過度。此刻他彷彿親眼目睹了一場車禍。
“金（即菲爾比）走了。”他悄悄地對我說。
“我的上帝，他是怎麼走的……”
阿瑟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慘淡的笑容，說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兩個人一樣……”
菲爾比的叛逃挫傷了軍情五處高級官員的士氣。他叛逃以前，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的說法一直對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後，這些說法就由內部傳了出去，而且愈來愈令人恐慌。毫無疑問，菲爾比的情況同麥克萊恩在一九五一年時的情況一樣，是接到了某個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這個提示人就是暗藏在軍情五處的屬於“五人集團”的第五人。這個設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團”的證詞完全吻合。這個“五人集團”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菲爾比，幾乎可以肯定還有布倫特，以及這第五個間諜組成的。這個間諜在一九五一年的調查中蒙混了過來，一直未暴露，現在正在窺視著危機的發展。
溫特博恩經常和我談起這個問題。他堅信，我們的上層藏有間諜。
“我不相信我們就真的這麼無能。”他常常這樣說。
對他這種想法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是“唱詩班”行動，甚至八年以後，溫特博恩還常常激動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動中我們發現，蘇聯人堵住了我們探測話筒的針孔。當然使他產生懷疑的還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們在中國大使館的電話上安裝了特別裝置，但蘇聯人馬上就把它取了出來。另外，福爾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懷疑。 “黨務”行動以後，軍情五處繼續搜尋英國共產黨的關於蘇聯給英共秘密資助的檔案。據我們判斷，這些檔案也許就藏在魯賓·福爾伯的公寓裡。福爾伯不久前受命當了蘇聯資助的出納員。福爾伯是個傑出的英國共產黨員。當時他登廣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樓裡，於是我們就趁機派了一名特工打進了他的公寓。當我們正在計劃對他的公寓採取行動時，他就把我們的特工攆走了，而且根本沒向這名特工說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當萊肯菲爾德大樓被這些憂慮糾纏不清的時候，我卻在科學理事會閒蕩著。我決定親自作些自由調查。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我慢慢地從檔案室借來一些檔案。最初借來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參加過的話筒行動的檔案：倫敦的“唱詩班”行動、加拿大的“蚯蚓”和“豬籠”行動——這三次行動都失敗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還有澳大利亞的“老鼠”行動。我對這些失敗的行動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關於它們失敗的原因可以有種種複雜的猜測，但軍情五處內藏有間諜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有些行動使溫特博恩忙得不可開交，但最後仍歸於失敗。對此，也有許多解釋。也許我們的手腳太笨，也許福爾伯只是胡亂猜疑我們的特工人員，但我覺得這難以令人信服。洩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從檔案室裡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雙重間諜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參考價值。當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業務水平和無線電監視設備，但蒂斯勒案件卻使我們對內部是否藏有間諜產生了疑問。盧拉柯夫一莫羅試驗並不能排除蘇聯人除了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通訊以外還有一個兩條腿的情報源的可能。還有朗斯代爾和最近發生的菲爾比案件，我們的行動沒有一次成功，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證明了蘇聯的干擾。
任何問題無論怎樣錯綜複雜、令人不可思議，但終歸有一天會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漢門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對近八年的工作細節進行了反复的核對和比較，終於使整個問題明朗了。我們過去的猜測，現在找到了證據。我們內部肯定有間諜，問題是這個間諜是誰。接著我又苦乾了幾個星期，對檔案的出借和歸還日期—一進行了核對。借閱這些檔案的總是這麼五個人：霍利斯、米切爾、卡明、溫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這個間諜肯定不是我，也決不會是溫特博恩，這個間諜不會是卡明，他不會幹這種卑鄙的勾當，那麼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爾兩個人了。難道會是霍利斯？這個人狂妄自大而且剛愎自用，像個獨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那麼會不會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爾呢？對米切爾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總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懷疑。再者他聰明伶俐，完全具備間諜的條件。我知道我的挑選也許是出於偏見，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傾向於米切爾是間諜這種假設。
一九六三年初，我覺察到有人在監視我的行動，這個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爾。每當我進行私人調查，我總把檔案鎖在保險櫃裡，然後用鉛筆做上記號，如果有人動過，我馬上就會知道。一天上午，我發現辦公室保險櫃的檔案動過了，而只有兩個人才能開我的保險櫃，局長和副局長，他們保存著有關所有保險櫃的暗碼複製件。疑團愈來愈多了，間諜已經躡手躡腳從門外的走廊上走過來。
奇怪的是，自從菲爾比叛逃以後，阿瑟和我疏遠了。當然他公務繁忙，不過每當我問起他的工作時，他總是巧妙地避開話題。有好幾個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頓車站附近的公寓裡聊天，每當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時，他都否認他正在作進一步調查。我相信我隨時都有可能被解僱或者被調離，所以千方百計地尋找藉口去阿瑟的辦公室。我隨身帶著三十八件有關私人調查的檔案。
我提請他注意雙重間諜案中的某些細節，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話筒案件。 “你看這些檔案有用嗎？”我向他探問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檔案以外，什麼也不說。終於有一天晚上，阿瑟問我：“彼得，你知道是誰，不是嗎？”
“不是羅傑就是格雷厄姆。”我說。
他告訴我他正在調查米切爾。他認為菲爾比的叛逃肯定與洩密有關。根據調查的結果，他得出結論，這個間諜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爾。但究竟是誰呢？他不知道，於是在菲爾比叛逃後他就去找狄克，把整個問題告訴了他，希望得到幫助。狄克原來是阿瑟的老師，在四十年代末期栽培過阿瑟，阿瑟從未忘記過狄克的恩情。狄克說需要考慮一下，要阿瑟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狄克非常明智，他告訴阿瑟，霍利斯不可能是間諜，而米切爾卻有可能。他建議阿瑟向霍利斯匯報心中的懷疑。結果，霍利斯立即命令阿瑟對副局長進行調查。我們交換意見時，阿瑟的調查才剛剛開始。
“你懷疑這件事有多久了？”阿瑟問我。
“自從蒂斯勒事件以後……”
阿瑟拉開書桌的抽屜，拿出一小瓶威士忌，又取出兩隻咖啡杯；他給我和自己斟滿了酒。
“你對羅傑說過了嗎？”
我告訴他，我曾經兩次對羅傑提過此事：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以後；一次是朗斯代爾案事件以後。但他都否認了，他對此感到驚奇。
“我想你已經猜出我在幹什麼……”
“是米切爾，對嗎？”
他沒有答話，只是告訴我說：“據調查，有人告訴金逃跑的時間，我敢肯定只有格雷厄姆這樣地位顯赫的人才知道這時間，才能做……”
他說，菲爾比叛逃後，他就去看懷特，並告訴懷特他懷疑霍利斯或者米切爾是間諜。阿瑟這樣的做法是無可非議的。
阿瑟叫我去找霍利斯。
“告訴他，我們已經談過了，我建議你找他談談，除此之外別無它法。”
我給霍利斯的辦公室撥了個電話。出乎我的意料，霍利斯居然同意馬上見我。我立即乘電梯到了六樓，在他的辦公室門口等候綠燈。他的秘書把我帶進辦公室。霍利斯正坐在凸窗下面的書桌後，處理一份檔案。書桌旁放著一排削得尖尖的鉛筆。我走上前去，站在離書桌幾英尺的地方。他沒抬頭。我一言不發地等了幾分鐘。霍利斯的前任在自己的肖像裡用兩隻眼睛緊緊盯住我。霍利斯的筆在檔案上沙沙作響，我仍在等他。
過了半天，他終於開口了：“彼得，我能幫你幹什麼？”
我口吃得厲害，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已和馬丁談過了，先生。”
“哦？”他語調平穩，沒有一點驚奇。
“我對此事很憂慮……”
“我明白…”
他仍在埋頭工作。
“我又分析了一下，寫了一個報告，他叫我拿給你看。”
“請把材料放到那邊的桌子上……”
我走到房間的一邊，坐在潔淨的大會議桌旁。霍利斯也走了過來，他在我旁邊坐下，靜靜地翻閱我的報告。他不時對我的分析提出一些問題。我感覺到他今天不會反對我，他甚至在期待我去找他。
霍利斯讀完報告後，問我：“你知道他六個月以後就要退休了？”
我感到非常奇怪。於是便問道：“米切爾要退休？”因為據我了解，他離退休年齡還差一兩歲。
霍利斯說：“這是他剛剛提出來的。現在我無法改變這一決定了。彼得，我給你六個月的時間去證實。你和馬丁一起去幹。威利斯由我去打招呼。”
他把報告還給我。
“我不喜歡這事。我想我不說你也知道。調查要絕對保密，明白嗎？”
“是，先生。”
他又坐回到書桌旁，“你們如果要知道米切爾的背景，我會為阿瑟安排，讓你們看米切爾的履歷。”
“謝謝，先生。”
我離開了霍利斯的辦公室。他仍在埋頭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