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情五處有許多人對朗斯代爾一案的根源表示懷疑，然而美國情報界對此案的破獲卻大為讚賞，認為這是一次偉大的勝利，非法間諜網在活動期間還從未被破獲過。為此，華盛頓對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表現了極大的興趣。
美國國家安全局從通訊總部那裡獲悉，發射委員會在破獲朗斯代爾一案中的工作情況後，對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同通訊總部之間的密切關係非常妒忌。英國雖然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但華盛頓的情況更糟。胡佛堅決反對在戰後還建立中央情報局，因此他在五十年代一直對中央情報局懷有敵意。中央情報局的上層軍官大多數都畢業於名牌大學，他們不願同聯邦調查局的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槍手”同流合污。但這兩個組織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不遺餘力地擊敗國家安全局。他們認為國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們的這種猜測終於得到了證實：一九五九年國家安全局有兩名密碼分析員叛逃蘇聯，結果出賣了許多重要機密。
美國國家安全局副局長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領導該機構近二十年了（局長由軍人輪流擔任）。他非常清楚，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同國家安全局作對的真正原因是國家安全局控制了信號情報處。他還知道這兩個機構都急於向國家安全局的壟斷地位挑戰。中央情報局已經開始進行了代號為“參謀D”的超機密信號行動，而聯邦調查局也正在著手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〇年五月，艾爾·貝爾蒙特訪問倫敦。當時我們正要準備辦理朗斯代爾一案。我帶他到切爾特南，並向他演示用“咽吞”行動破譯埃及密碼的過程和“柵欄”行動破譯法國密碼的過程。實際上，當時“柵欄”行動還處於初級階段。對我們的這兩次行動，貝爾蒙特大大夸耀了一番，而且馬上派迪克·米倫來向我學習“柵欄”技術的細節。不久，聯邦調查局也採用類似的行動破譯了法國駐華盛頓使館的密碼，取得了勝利。
托德拉急於建立一個受國家安全局指揮的自己的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請亞歷山大、德納姆、弗勞利，還有軍情六處駐美站長菲爾波茨和我到華盛頓參加一個討論英國密碼破譯成就的特別會議。他還邀請了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參加，目的在於讓他們也聽聽發射委員會的工作介紹，並希望他們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處。
一開始我就知道，這對英國秘密機構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因為他們可以在美國同行面前贖回自己的過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報局在華盛頓成了情報權威，他們認為過去的英美情報聯盟在無情的冷戰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認為只要我們能向他們演示一九五六年以來所取得的技術成就，那我們就可以讓他們相信，我們是值得交往的。
亞歷山大和我都清楚，這是一場賭博，誰都無法保證美國人會不會在會上以向我們透露一些情報作為回報。當然，他們可能不會這樣做，這顯然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然而，這次會議的潛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在英美情報關係上的陰影。更重要的是，亞歷山大的密碼破譯的計劃和我的反間諜工作的計劃都需要有美國人的大力資助和支持才能成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製原子彈那樣，我們應當說服美國人，爭取他們的資助來實現我們的計劃。從長遠看來，我們可以通過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交換，最終讓情報流回到我們手中，這樣我們也能得到好處。
會議的地點定在馬里蘭州米德堡國家安全局總部的一間經過特別安全檢查的會議室裡。那是一幢玻璃樓，四周有電網，屋頂上有成百上千條天線和接收盤，縱橫交錯，枝柯林立。用這些設備，國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監視站進行聯繫。與會的國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碼分析家阿爾特·萊文森；聯邦調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倫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爾頓和一個叫比爾·哈維的膀粗腰圓的漢子。哈維剛回到華盛頓，他去柏林負責隧道行動，現在是“參謀D”的負責人。
哈維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酒量過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氣質。在他剛剛工作時，就在聯邦調查局搞反蘇聯間諜工作，但由於貪杯而被胡佛開除。於是他立刻帶著自己在聯邦調查局學到的寶貴經驗和技術，投奔了中央情報局。那時中央情報局才剛剛開張，他躍躍欲試，並設法和安格爾頓一起把自己的知識變成現實。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戰爭中成了美國最有影響的干將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柏林，要么指揮間諜，要么挖掘隧道，並竭盡一切力量參與對抗蘇聯人的鬥爭。他認為冷戰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必須做好拼死的準備。要不是他的粗暴好鬥，他會是一個滿腹心計、對間諜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個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之後發現了菲爾比。哈維的記憶更是超群，他對幾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個對軍情六處的菲爾比的經歷作出全面的估價，並指出了他簡歷上的漏洞和矛盾之處。正當別的人停留在懷疑上時，哈維卻緊緊地盯住了菲爾比，但這件事也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反英情緒。
為期五天的會議一開始就不順利。托德拉急於自由交換意見，並討論安全局正在進行的摸索破譯外國駐華盛頓使館密碼的一兩個試驗。他指出，鑑於聯邦調查局的規章，這幾項研究不能超出試驗範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同行個個心懷鬼胎，一言不發，他們既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討論技術發展問題，也不願在我們面前討論這種事。安格爾頓在做記錄，而哈維則在一旁心懷敵意地閉目養神，特別是午飯後，他甚至還打起了呼嚕。
開會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們嚷道：“我們到這裡來只是聽聽，我們不在公開場合談論我們的機密。”
我宣讀了有關對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動的長篇報告，並詳細介紹了從那以後在用無線電設備獲取密碼噪音來進行破譯方面的進展和使用新式話筒監聽方面的成就。接著我又談到“柵欄”行動的細節。最後開始了熱烈的討論，甚至哈維也欠起身子來聽著大家的討論。
第三天的會議由中央情報局計劃處處長理查德·赫爾姆斯主持，中心是討論利用這些新技術去破譯蘇聯的密碼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預測出俄國人可能研製出的新密碼機，並立刻著手找出對付他們的辦法。一些技術外行對我的意見感到疑惑不解，但我強調說，在戰時我們的海軍研究實驗室就是這樣做的。那時我們對德國新的魚雷和水雷進行了預測，結果他們剛剛把魚雷和水雷製造出來投入使用，我們就找到了對付它們的辦法。討論結束時，國家安全局和通訊總部都答應立刻設法破譯蘇聯“阿爾巴托斯”級密碼機。
亞歷山大對用美國正在研製的新型計算機來進行密碼分析很感興趣，他非常相信人類工程理論，該理論認為，用電子技術任意在密碼機上排列數字在數學上是不可能的。亞歷山大認為，如果能研製能量足夠強大的計算機，即使編得再好的密碼也可以破譯。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們制定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研究項目對這一領域進行了調查。根據一九八六年《衛報》報導，從一九八〇年以來，生物工程理論如亞歷山大所預測的那樣，給密碼分析學帶來了一場革命。
不出我們的意料，中央情報局的代表在會上沒有透露他們技術情報的進展狀況。他們留給我們的印像是，他們不信任我們。但據我們推測，他們不向我們透露秘密還有其他原因。哈維的“參謀D”似乎存心想違反英美協定。根據這個協定美國國家安全局必須同英國通訊總部交換全部信號情報。如果美國人既想破譯密碼，但又不同我們分享成果，或者他們想對英國和英聯邦國家採取破譯密碼行動，那麼哈維的“參謀D”正是他們極好的幫兇。我們敢說，他們現在正在幹這種勾當。
但無論怎樣，這次會議仍是英美情報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六家情報機構的代表坐下來長時間討論有關合作的一系列問題，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們開展了重要的聯合研究項目，特別是在計算機領域裡。我們總算在增進互相信任方面邁出了第一步。
在我離開倫敦之前，阿瑟·馬丁安排我給中央情報局講講朗斯代爾一案中的技術問題，特別是“筏夫”技術。萊肯菲爾德大樓裡的官員對這件事感到有點為難，因為雖然我們一開始就向聯邦調查局匯報了“筏夫”技術，但中央情報局卻對它一無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爾案件一結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報局，因為我們最早是從他們的“狙擊手”手裡得到關於朗斯代爾的情報的。由於當時蘭利總部還沒完工，匯報會預定在托德拉會議後在中央情報局臨時使用的尼森活動房子裡舉行。尼森活動房屋在華盛頓中心的水池邊。吉姆·安格爾頓帶我走進一間大會議室，讓我在講台前與至少兩百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見面。
“你肯定這些人都受過信號情報工作方面的訓練嗎？”我低聲問安格爾頓。
“彼得，請開講吧，安全保密由我們負責。許多人都想听聽這件事！”他說。
我站了起來，心裡有點緊張。為了避免口吃，我講得比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斯代爾一案的過程，一個小時以後，我又在黑板上寫寫畫畫，解釋“筏夫”行動的技術細節。
“當然，我們認為'筏夫'是一種重要的新式反間諜武器。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蘇聯間諜在什麼時候收聽莫斯科的秘密廣播，而且還可以測出他們的發射頻率……”
大家對“筏夫”的反響並不好。一部分人交頭接耳，嘰嘰喳喳。後來我發現前排的軍官們的情緒有些異常，而且哈維就坐在講台的一邊，我知道可能要發生什麼事情。哈維側身面對安格爾頓，非常生氣地向我這邊指指。
我不清楚他們為什麼會發火，於是向他們問道：“有問題嗎？”
“有！”一個人在後排喊道，“請問你們的'筏夫'這個玩意兒是什麼時候研製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麼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時競答不上話。
“讓我告訴你吧，現在是一九六一年！”那個人高聲叫道。
“真見鬼，這叫什麼聯盟！”又有一個人說。
我狠狠地坐下來，人們紛紛離去，再也沒有什麼問題了。
安格爾頓和哈維走了過來，看得出哈維非常生氣。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對我說：“瞧，彼得，看來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在這種大場合下討論這個問題恐怕不合適。比爾和我今晚想請你和我們一起吃飯。我們找個安全的地方好好談談。”
哈維還沒開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爾頓叫他的技術人員喬伯克開車到旅館來接我。他很少和我說話，這大概是安格爾頓的命令吧。我們駛過喬治·華盛頓橋，穿過阿靈頓國家公墓，然後向弗吉尼亞州的鄉村飛馳而去。
伯克指著鄉村的右邊對我說：“這就是新的總部。”
除了有些樹木以外，那裡什麼也沒有，天漸漸地黑了。
汽車開了一個小時，最後停在一座木房子前。這座木房子離路邊很遠，房子後面有一個大平台。為了防止蚊蠅，平台的四周裝滿了紗窗，平台上有幾把椅子和一張桌子。當時正值夏末秋初，天氣非常悶熱而潮濕。阿巴拉契亞山腳下傳來松樹的陣陣幽香和蟋蟀的嗽嗚。安格爾頓從平台裡走了出來，冷冷地向我打了個招呼。
“今天下午真對不起你。”他說，但卻沒進行任何解釋。我們在桌邊坐下，中央情報局西歐處的處長也在座。他彬彬有禮，但卻很少說話。過了幾分鐘，又有一輛汽車吱的一聲在房子前面剎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隨即便聽到哈維在那里大聲詢問我們在什麼地方。他拉開鐵紗門，站在平台上，手裡拿著一瓶傑克·丹尼爾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經喝過一些酒了。
他大聲嚷道：“你這個畜生，讓我們把這個案件的真相說一說吧。”他把酒瓶用勁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這是個圈套。以往，討論軍情五處的公事時總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現在他因患心髒病正在醫院療養。
我轉過身對安格爾頓說：“吉姆，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為你是請我來吃飯的。”
“是請你吃飯，彼得。”他說。然後為我在一隻雕花玻璃杯裡倒了一些蘇格蘭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說：“我不能被你們這樣欺負。”
“哪兒的話，”安格爾頓平靜地說，“我們只是想再聽聽……請從頭講。順便請教幾個問題。”
我又復述一遍朗斯代爾案件。我剛講完，哈維就憋不住了。
他滿嘴濺沫，罵道：“你們這幫混賬東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這兒來，是要我們為你們的研究付錢，但卻一直把'筏夫'這類技術藏得牢牢的。已經好久了……”
我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個屁！”他吼道。
哈維又打開另一瓶啤酒。
“彼得，問題是我們的行動。我們有許多人在用高頻無線電接收機，如果蘇聯人也有'筏夫'，那他們就要暴露了……”安格爾頓說。
“蘇聯人有'筏夫'嗎？”安格爾頓又問道。
“開始沒有，現在肯定已經有了。”我說，還引證了最近的一件案子。軍情六處在波蘭情報局的情報源說，波蘭和蘇聯進行了一次聯合間諜調查。調查結束時，他們在圍捕那個嫌疑分子時，克格勃開了一輛麵包車到他的公寓。他還透露說，蘇聯人不允許波蘭情報局窺看麵包車裡的一切，但他根據各方面的情報猜測，麵包車裡的東西與無線電偵察有關。
哈維嘆了一口氣：“天哪，我們在波蘭的情報官員這下全完了……”
“可我們已經把這些情況報告送給你們的波蘭處了，”我說，“不管這個間諜是誰，他肯定不是我們的人，因此我們推測他是你們的人。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們，同波蘭進行無線電通訊是危險的。”
西歐處處長紅著臉說：“明天一早我們就去核實。”
“還有誰知道'筏夫'？”哈維又問。
我告訴他，在我們研製過程中，我們把一切都告訴了聯邦調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
哈維又發火了，他拍著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還不如告訴混帳的巴布亞人哩！”
“我恐怕不會認為加拿大人會那樣，他們是英聯邦可以信賴的成員。”
“哼！你們還應當告訴他們換一架密碼機。”哈維說。安格爾頓害怕哈維在氣頭上把“參謀D”的秘密漏出來，趕緊用腳在桌下使勁地踢了他一下。
我們愈爭愈激烈。他們的恐嚇顯然是有預謀的。他們想使我感到內疚，引誘我講一些使我事後會感到懊悔的話。他們說，我們為你們提供了“狙擊手”，盼望你們能有所回報。我們同意資助你們的研究，但你們是怎樣回報我們的呢？哈維又是詛咒，又是發火，他講到大戰以來被美國人忽視的薄弱環節、錯誤和疏忽：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領導藝術缺乏；不懂專業；在帝國面前不斷撤退；社會主義不斷進攻。安格爾頓臉色陰沉地對我說，如果我們想得到他們的情報，我們就得尊重美國在英國同盟中老大哥的地位。
“請記住，你在這兒是個叫花子！”哈維怒吼道。
我並沒有激動，只是默默尋找機會反擊。的確，我們的反間諜工作雖然不很出色，但現在阿瑟回來了，朗斯代爾案件不過是一個開始。再者我們並沒有任何義務向你們匯報“筏夫”行動，這是我們的機密，我們有權自行處理。
“現在我到這裡來把我畢生的工作全部告訴了你們——'咽吞'、'柵欄'、'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們在你們國家安全局裡開會時，你坐在我對面五天，可你什麼也沒告訴我。這能算是情報交流嗎？其實，你們發火大概是因為我們搶先了一步……！”
這下，哈維可氣壞了，他臉色發紫，活像一隻火雞，汗水不停地從太陽穴上淌下。他解開茄克，露出肩上掛著的槍套和里面那支鋒亮的手槍。他的肚皮被啤酒撐得又圓又大。現在已是凌晨四點，我被折騰夠了，於是便起身告辭。我對安格爾頓說，明天的活動全部取消。我對已發生的這些事印象壞透了。要不要講和，完全取決於他們。
第二天，安格爾頓沒有和我預約就跑到旅館來看我。他滿臉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責備了哈維在昨天晚上的行為。
“他喝醉了，以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嚇。現在他相信你了，他不過是認為你對他是個威脅而已。”
他又請我去吃晚飯。這次我小心謹慎，不敢大意了。他說他理解我的心情，並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還熱情地談起要資助我們的計劃。緊張氣氛總算消除了。他提議帶我去見托德拉，說服他讓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反間諜力量給予支持。第二天他派了一輛車接我去米德堡。按規定，訪問國家安全局時必須有通訊總部的人陪同，我只好從邊門進去，直接上頂樓托德拉的辦公室。我們在這里共進午餐。午餐時我再次復述了朗斯代爾一案的經過，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復述了。
最後，托德拉問我需要他幫什麼忙。我說雖然我對莫斯科的非法廣播進行了分類——這當然是個重大成績——但主要的問題是通訊總部沒有充分監聽蘇聯的電台。朗斯代爾案破獲以後，我們在這方面有了相當大的進展，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個無線電台台位來截聽蘇聯電台的信號，也就是說現在我們還只是抽樣監聽。若是要在分類方面作出成績，我們必須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蘇聯電台進行監聽。托德拉對這項工作的前景非常感興趣，並同意保證在兩年之內對蘇聯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廣播進行百分之百的監聽。他的話果真算數，過了不久，情報便源源不斷。情報被送到通訊總部，由“反小集團”委員會負責處理。通訊總部有位叫彼得·馬麗丘奇的年輕密碼分析專家（現已坐上通訊總部的第一把交椅），對我精心發明的分類法做了改進：他把成千上萬的電訊輸人電子計算機進行加工，然後用“抽樣分析法”把相同的電訊歸為一組。這種方法使分類更加準確。在以後的幾年中，這成了西方反間諜工作中一個最重要的工具。
在驅車回華盛頓的時候，我為這次出訪所取得的成績而欣喜不已。這次出訪華盛頓，我不僅爭取了美國對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咽吞”行動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他們對反間諜工作的支持。安格爾頓如果不提哈維，我幾乎快忘記了和他的衝突。
安格爾頓對我說：“哈維想再見見你。”
我非常驚奇。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只是向您徵求意見。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煩，我對他說也許你可以幫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後來怎麼說？”我問。
“他只是想考驗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賴。你及格了。”
安格爾頓是個典型的見風使舵的人。他拒絕再作進一步解釋，只是說他已經和哈維約好兩天以後一起吃午飯。他還說，到時候我就會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報局被古巴問題所糾纏的時候，侵入豬灣的幻想早已破滅。安格爾頓和我經常談起這件事，因為我曾在五十年代參與過軍情五處對希臘籍塞浦路斯游擊隊領袖格里瓦斯上校採取的平叛行動。一九五九年在我訪問華盛頓時，主管東南亞事務的理查德·赫爾姆斯和理查德·比斯爾曾請我向高級官員介紹自己的有關反叛亂方面的經驗。顯然中央情報局對古巴有所打算。菲德爾·卡斯特羅正在古巴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王國。比斯爾後來接管了豬灣行動，行動失敗後，華盛頓官員認為要不了多久比斯爾一定會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後來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負責人統統革職了。
兩天以後，我準時來到吃飯地點。哈維站起來跟我打招呼，緊緊地跟我握手錶示歡迎。他打扮得整整齊齊，從前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態現在沒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個硬漢子，他不會寬恕別人，也不會期待別人寬恕他。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古巴問題，想听聽我當年對塞浦路斯行動的看法。
“很遺憾，我沒有聽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報告。”他說，並沒有挖苦的意思。
參加軍情五處不久，我就捲入了塞浦路斯問題。當時殖民地事務處的處長比爾·馬根把有關正在激化衝突的文件拿給我看。那時希臘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馬卡里斯正在領導一個激烈的運動，他們要求完全獨立。希臘政府和希臘共產黨以及格里瓦斯的游擊隊“約卡”都對這個運動給予了支持，而英國則急於保住塞浦路斯這塊軍事要地，因而極力反對這個運動。一九五六年戰局吃緊，一觸即發，格里瓦斯幾百人的游擊隊牽制了四萬名士兵的英國軍隊。
英國對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種災難。殖民部試圖在這種糟糕的治安情況下進行政治談判，井依靠軍隊來維持正常秩序。但要進行談判，必須先找到格里瓦斯並把他孤立起來，使他中立。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卻始終找不到格里瓦斯。讀了這些文件以後，我很有把握地告訴馬根，軍情五處一定能做出成績，只要有時間，我們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們採用的辦法是跟踪他的通訊，就像現在跟踪蘇聯人那樣。
馬根立即帶我去見杰拉爾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馬來亞成功地領導過平叛。他也很主張用情報手段解決殖民地問題。他熱情地支持我的計劃並同意代軍情五處向殖民部申說。但殖民部卻固執己見，對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讓軍情五處參與。而軍情五處預測塞浦路斯問題將發生巨大變化，也不願意被牽扯進去充當別人的砲灰。特別是霍利斯，堅決反對自動參與殖民地的事，他認為，軍情五處是個國內機構，僅僅只能向軍隊派防務聯絡官做他們的顧問，而決不能越過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動步伐，企圖打破新總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來解決問題的幻想。軍隊又對格里瓦斯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搜查，這次是在帕荷斯山區。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網了。富特繼續敦促用政治來解決問題，但局勢迅速惡化，他只好同意請軍情五處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從一開始就面臨一場競賽：是否能搶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
馬根堅信，地方警察特別處裡一定有許多有關格里瓦斯行踪的情報，只是沒有人認真對這些情報進行分析。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得到這些情報。 “約卡”已經完全滲透地方警察特別處，一旦查閱檔案的軍情五處的官員暴露了身份，那就相當危險，我們已經有一個官員在尼科西亞的鬧市大街上被暗殺了。
馬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過很長一段時間，並和土人在一起生活過。他會講他們的話，也會用牛糞點火燒飯。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的危險，不願把這麼危險的任務交給下級，堅持要親自走一趟。他要駐塞浦路斯的聯絡官菲利普·柯爾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長得十分彪悍，而且為人正直，非常英勇。他還是一個有一定知名度的業餘畫家呢。不久，我也參與了這個行動，負責技術方面的問題。這次行動的代號是“陽光”。
用“陽光”作為這次行動的代號，未免用污了這個漂亮的詞語，因為這是一次暗殺行動，但事實的確是這樣。計劃很簡單：要讓士兵們集中精力找出格里瓦斯。我們知道，他是不會投降的，就像最近被軍隊包圍的他那兩個親信一樣，他寧願被打死。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亞。然後我立即去警察特別處研究了馬根對檔案的分析。格里瓦斯很有組織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組織了無數次行動默契的恐怖主義罷工和聚眾鬧事。他肯定經常與各地的部下保持聯絡，我們估計“約卡”不會通過電話或者郵電系統進行聯絡，儘管他們已經控制了這兩個組織。研究了檔案以後，我們發現他們的通訊全靠信使，而且這些信使大部分是婦女，她們主要的來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們設置了許多目測站和截聽站。從全面的情況來分析，利馬索爾是游擊隊通訊網絡的中樞。我們在離利馬索爾幾英里遠的葉拉薩村和波洛底亞村也設置了觀察哨，我們相信格里瓦斯的總部就在這些村子裡。
我們首先在馬卡里奧斯官邸安裝了一個安全電話竊聽器。我們確信馬卡里奧斯，興許還有“約卡”，有時會使用電話。他們以為使用電話是安全的，因為如果電話上裝了竊聽器，他們在郵局的內線一定會報告。
我們決定在通往宮殿的高架電線上也安裝一個隱蔽的竊聽器，並用一台無線電發射機把竊聽的訊號發給一二英里外的接收機。這台發報機使用的電源是從電話線上接下來的。我們得到了軍情六處最好的技術員約翰·威克的幫助，威克是在柏林隧道裡真正安裝竊聽器的人。當時威克安裝竊聽器的時候，警察的腳就在他的頭上。整個行動充滿了危險。威克必須在黑暗中爬上電線桿，而威克的腳下隨時都有馬卡里奧斯的武裝人員和“約卡”在巡邏。威克在電線桿的頂上鑽了一個孔，把電子竊聽器裝在裡面，然後把它與電話線接通再加以隱蔽。我守在電線桿下，把工具送給他。每隔五分鐘，我們停下來，等巡邏兵走過，他們隨時都可能開槍。兩個小時後，我們總算鬆了口氣。竊聽器終於成功地裝好了，我們基本上能夠監聽馬卡里奧斯了。
然而，“陽光”行動的真正目的是尋找格里瓦斯。我敢斷定他也使用了無線電接收機來監聽英國軍隊的通訊，並知道軍隊隨時都在搜捕他。因此我決定兩路並進，雙管齊下。首先我們要搜查他的接收機的天線，然後著手在他的附近安裝一台裝有無線電定向電波的接收機，它能向我們指示他的確切位置。我們知道埃及人向格里瓦斯廉價出售了大批的軍事武器，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以後從英國人手上沒收的。軍情六處招募了一名希臘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購買了一批接收機。我把接收機加以改裝，並加上了定向電波，準備裝在格里瓦斯的總部。
“陽光”行動的第一部分進行得比較順利。格林、馬根和我到利馬索爾地區作了一些戰前偵察，看看天線在哪裡，這得擔很大風險。我們化裝成欣賞風景的遊客，時而在遍地灰塵的小街上閒逛，時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場和廣場上漫步。當我們走過時，坐在樹陰下乘涼的老人警惕地註視著我們，就連兒童也不時向我們投來懷疑的目光，然後悄悄地從小巷子裡溜走了。我覺得背上的汗不斷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頂和古老的陵石牆後有一支看不見的槍一直在對准我。
我在葉拉薩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頂的尖頂上有一根尖鐵。乍一看去似乎是避雷針。這根尖鐵裝在一個與屋頂相通的絕緣器上，另外，還有一個金屬片一直埋在地裡。我用望遠鏡對那根尖鐵仔細觀察了一番，發現金屬片並不與屋頂上的尖鐵相連。顯然，這是一根經過改裝的用尖鐵作材料的天線。我們試圖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細觀察一番。結果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了一群小孩，他們非常氣憤，向我們扔石頭，於是我們趕緊逃命。我們東竄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亞村。我們剛喘口氣，誰知那裡也有一幫孩子要打我們。於是我肯定，這兩個村準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著手工作，測出定向電波的位置。據估計，“陽光”行動需要六個月才能完成。但正當我們全力以赴準備大干一場時，殖民部卻在一九五九年二月蘭開斯特大廈的憲法會議上匆匆地解決了塞浦路斯問題。這簡直是在挖我們的牆腳，整個“陽光”行動一夜之間就毀滅了。馬根勃然大怒，特別是在他親眼看見格里瓦斯從我們預測的地方走出來的時候。格里瓦斯後來飛到希臘，並繼續對塞浦路斯施加壓力。馬根感到這種方法是治表不治本，還有許多問題沒能得到根本解決。他認為殖民部的這種短期的權宜之計勢必會帶來長期的嚴重後果。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馬根的猜測是正確的。
在我們離開塞浦路斯前不久，馬根和我突然又遇見了總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不知說什麼好。富特說他為自己最後擺脫了困境而高興，並且向我們說明“陽光”計劃不過是最後的解決辦法，除非外交解決失敗，否則不輕易使用。他似乎很難理解應當從一開始就把有效的情報工作探合在外交藝術裡。回首往事，我堅信如果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說“陽光”計劃時就動手，那我們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樣，決定講和條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約卡”，而這個淒涼悲慘而又美麗的小島在過去三十年的歷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們對英國殖民政策留下了長久的印象。過去，英國放棄殖民地時顯得非常體面，那時我們不用武力而用情報手段擊敗軍事叛亂，然後再以叛亂運動的政治領導為基礎，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爭端，並用英國武裝部隊維持新政府。馬來亞和肯尼亞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現在這兩個國家都安然無恙。
怎樣在保證不讓地方武裝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穩定的地方統治階級？殖民部擅長搞那些複雜的、經典的民主模式——在這裡起草一部憲法，在那裡建立一個議會——這些東西卻很少能夠立住腳跟。塞浦路斯事件後，我向霍利斯遞交了一份報告，陳述了我的想法。我說我們應當採用布爾什維克的模式，因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寧比其他任何一個人都懂得怎樣去控制一個國家，並保住這種控制權。列寧相信，統治階級必須控制扛槍的人和情報部門，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其他軍隊或者階級奪走政權。
現代蘇聯情報機構的創始人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就是以這種思想為指導創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設立了三個局——專門對付國外顛覆者的第一總局，專門對付國內謀叛者的第二總局和監視軍隊，確保沒有人敢進行武裝政變的第三總局。
霍利斯和軍情五處的其他領導讀了我的報告以後大為恐慌。他們認為這份報告是在“冷嘲熱諷”，因而根本就沒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備案。但如果回顧一下過去二十五年的歷史，就不難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寧原則的新國家裡才能避免軍事獨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報局作這個報告時，他們也激烈反對我的看法。赫爾姆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這簡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裡實行共產主義。他盲目地以為我們在情報方面佔有優勢，而他們卻沒有這種優勢。他還認為只有我們才是殖民帝國，而美國則不是；而且由於他們還面臨遠東和古巴那些國家的叛亂，因此惟一能夠實行的政策就是依靠軍事力量，武裝解決問題，也正是這種想法終於使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
這種想法也是美國侵入豬灣的出發點和根據。兩年後的今天，當哈維聽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經驗時，覺得侵入豬灣和塞浦路斯事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地方都是小島，都有一支領導得很好的游擊隊。當我談到如果沒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擊隊早就分崩離析了的時候，他更加吃驚。
“如果英國人遇到了古巴問題，你們怎麼辦？”他問道。
我不願意受古巴問題的牽扯。在我去華盛頓之前，曾和霍利斯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毫不隱瞞地談到了中央情報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誤。他對我說，應當盡量避免談論這個問題。我很為難，如果我向安格爾頓和哈維提出建議，那麼中央情報局就會把我個人的建議認為是英國官方深思熟慮的意見。這件事不需要多少時間，萊肯菲爾德大樓就會知道，因此，我必須向他們說清楚，我不過是私下談談而已。
我對他們說，我們會努力發揮我們在那裡的一切有利條件——例如支持某個政治領袖等等。
哈維不耐煩地說：“這些我們已經做了，但他們全在佛羅里達州。豬灣事件後，我們在古巴幾乎失去了一切……”
哈維想摸一摸我們的底，看看我們在那裡究竟有些什麼活動，因為英國在加勒比海地區擁有殖民地。
我對他說：“我懷疑英國方面在古巴地區有什麼活動，倫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問題。你們可以去問問軍情六處，他們也許會知道一點情況。”
“如果你們處在我們的地位，你們會怎樣對付卡斯特羅呢？”安格爾頓問。
“我們會孤立他，並且鼓動人民反對他……”
“你們會打擊他嗎？”哈維插話說。
我停頓了一下，把餐巾疊好。侍者輕聲地在桌間走來走去。這時我才清楚哈維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們當然會打擊他，但我懷疑是否真正需要這樣做。”我回答說。
“為什麼不呢？”
“比爾，現在這已經不是我們所管的事了。早在兩年以前，蘇伊士危機以後，我們就不管了。”
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初期，軍情六處曾訂了個計劃，想通過倫敦分站用神經毒氣暗殺納賽爾。艾登最初贊同這個計劃，後來他變卦了，因為他又同法國和以色列達成協議搞一次聯合軍事行動。不久，聯合軍事行動失敗，艾登被迫撤軍並第二次執行暗殺計劃。但這時軍情六處在埃及的力量幾乎全部被納賽爾一網打盡，只得重新制訂計劃，借助埃及謀叛軍官們的力量。可這個計劃又遭到了慘敗，主要是由於藏在開羅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參與了這次行動？”哈維問道。
“只是在技術方面幫點忙而已。”我如實說。
然後我又告訴他，當初找我商量行動計劃的是軍情六處倫敦分站技術組的約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遜，他們是製定這一計劃的負責人。他們兩人和我都參加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討論情報部門技術研究的聯席會議。這個會議是在波頓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團舉行的。五十年代，化學武器研究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領域。我和軍情六處的聯合課題是研究引起幻覺的麥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審訊中的作用，我們在波頓草原做了大量實驗。有一次，我自願提出做試驗品。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雖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盡可能多了解一些有關當時在波頓研製的高級毒劑的情況。我需要解毒劑，是為了在蘇聯人對英國叛逃者下毒時用，而軍情六處需要這些毒劑卻是為了自己在國外的行動。
亨利和狄克遜都和我談過對納賽爾使用這種毒藥的問題，希望我能給他們一點忠告。顯而易見，用神經毒氣暗殺納賽爾是最好的方案，因為這種毒氣使用簡便。他們告訴我，軍情六處倫敦分站在埃及有個間諜，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納賽爾的某個總部。他們計劃在通風系統內放一些神經毒氣罐，但我指出這樣做不僅需要大量的毒氣，而且會造成大批納賽爾手下的軍官死亡，顯然是一個很不實際的計劃——軍情六處的計劃都是這樣。後來亨利告訴我，艾登又否定這個行動了，這並不使我感到吃驚。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比“巨型炸彈”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維和安格爾頓又仔細向我詢問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那次行動。
“我局正在研究對付這類問題的新方法，並且還可以出售有關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哈維向我解釋說。
哈維一正經起來，嗓門就降低了許多，而且單調乏味，壓抑的語調是一種華盛頓官員們所喜歡用的官腔。他用這種單調的官腔向我解釋說，他們不僅需要能夠隨時改變身份的特工人員，而且也需要改善技術設備——按哈維的行話，就是要改善“運載工具”。他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小型天文衛星，哈維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衛星曾在蘇聯邊境活動，跟踪過蘇聯火箭的發射信號，以前他們只是用無線電接收機進行追踪，後來改用了衛星。上司命令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保住衛星。
我對他說：“比爾，他們從不自由僱用人員，你可以試著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軍情六處談談。”
哈維滿臉不快，認為我故意不肯幫忙。
我問他：“你沒有去找斯蒂芬森？許多老前輩說，大戰時他在紐約幹過這種工作。肯定僱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時還沒有其他辦法來區別德國海運間諜。據我所知，也許是意大利黑手黨人……”
安格爾頓飛快地在筆記本上記下我的話，然後毫無表情地抬頭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繼續往下說：“還有法國人！你找過他們沒有？幹這種事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你看他們在阿爾及爾和其他地方不是乾得挺出色嗎？”
安格爾頓又在筆記本上寫了一陣。
哈維這時問道：“你們有沒有特殊的技術設備？”
我告訴他，神經毒氣計劃失敗以後，軍情六處又研製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頓去參觀他們的煙盒表演。這個武器是爆炸研究與發展集團最新推出的。他們把一枚毒刺裝在煙盒上隨時可以發射。我們都穿上白大褂，個個神情嚴肅，由管理當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的科學家拉德爾博士陪同，到波頓草原後面的牲畜場去實施觀摩。一頭拴著繩索的羊被牽到場地中央。羊的一側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紅色皮膚。拉德爾的助手掏出煙盒，向羊走去。羊受了驚，拼命奔跑，但被繩索緊緊勒住。我還以為毒刺沒有射中羊呢！但過了一會，羊彎下了腿，不停地翻動著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來，奄奄一息，幾分鐘以後就死了。穿白大褂的專家們圍著死羊，談論這項現代新毒劑的各種優點。此時此刻，兩種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我的心裡發生了衝突，一種是對動物的愛，一種是對情報工作的愛。我感到對動物的愛比後一種愛更加偉大，同時我還意識到暗殺不該是和平時期的政策。
我只能給哈維和安格爾頓這麼多幫助了。我覺得我已經對他們講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爾頓做記錄，我就感到不安。他們的決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認為這就是對付卡斯特羅的辦法，還對我不能給予更多的幫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後，我們互相道別，我還告訴他們：“找亨利或者狄克遜談談，他們知道的情報也許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將乘飛機返回英國。
哈維突然問道：“你沒有對我們隱瞞什麼吧？”茄克里的手槍又顯了出來。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來一輛出租汽車。
“比爾，我早就對你說了，我們早已退出那場遊戲了。我們在聯盟中不過是些小伙伴而已，記得嗎？現在該你們承擔責任了。”
哈維是個聽了笑話笑不出來的人，安格爾頓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