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手透露，俄國人在英國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間諜：一個在英國情報部門，一個在海軍部。”
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哈里·羅曼在布羅德威大街軍情六處總部四樓的會議室裡向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官員們報告的。 “狙擊手”是個匿名情報員，他當年早些時候曾用德文給中央情報局寫過信，提供了許多有關波蘭和蘇聯情報活動的詳細情況。
羅曼說：“幾乎可以說他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規範，但他所提供的有關波蘭的情報卻是頭等重要的內部機密。”
“狙擊手”（軍情五處給他的代號為“拉維尼姬”）把這兩個間諜稱為“蘭布達一號”和“蘭布達二號”。有關“蘭布達二號”的情報我們知道得不多。他曾於一九五二年在華沙工作，當時波蘭情報局發現他在做黑市交易，於是便趁機威逼他當間諜。但有關“蘭布達一號”的情報卻大有意義。 “狙擊手”曾在一封信中詳細講述了他的情況，從而使我們能夠一致認為他曾看過三份軍情六處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蘭的“監視名單”，這份名單詳細地羅列了軍情六處駐華沙分站認為可能發展的對象。第二份文件是軍情六處“R6”文件中有關波蘭的部分；“R6”是軍情六處印發給各個分站的年報，內容是按國家和地區綜合報導軍情六處所收集到的原始情報。第三份文件是軍情六處“RB”文件的一部分。 “RB”文件也是軍情六處發給駐外各分站的年報，用於詳細報導軍情六處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動。
軍情六處的駐華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洩露這些重要的情報。我們把這兩個分站裡接觸過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個名單，一共有十個人。我們審查了他們的檔案後，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審查的人中有一個叫喬治·布萊克的人，他是軍情六處的一名年青官員，頗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動中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分析了他的檔案，一致認為布萊克不可能是間諜。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解釋這次洩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軍情六處可能在兩年前布魯塞爾分站的保險櫃被竊時就已經洩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現在沒有什麼記錄可以讓我們知道那個保險櫃在被竊之前究竟存放過哪些資料。調查證明，“狙擊手”最多只能看見了保險櫃裡的一份或者兩份文件，因為絕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時存在一個保險櫃裡。一九六〇年春季，在軍情六處這十名曾經看過這三份文件的官員接受審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後，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通知美國人，那次保險櫃被盜為“狙擊手”所稱的“蘭布達一號”提供了情報。
一九六〇年三月，“狙擊手”忽然寄來了一份有關“蘭布達二號”的進一步的情報。這個“蘭布達二號”似乎姓休伊頓。據“狙擊手”推測，他是回到倫敦在海軍情報局工作時被蘇聯人發展為間諜的，進而從事非法活動。與“狙擊手”上述情況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頓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蘭城水下武器集團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華沙呆過，那是在他加入海軍情報局以前。當D處到軍情五處檔案室查核霍頓的檔案時，他們便大吃了一驚，他們發現霍頓的名字已經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單。幾年前，霍頓的妻子曾對波特蘭的安全官員說過，她的丈夫拋棄了她，與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還說霍頓經常會見外國人，並經常到倫敦會見一個她不認識的外國人。另外，霍頓在花園的草棚裡還藏有許多金錢。
那位安全官員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海軍部安全局，併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霍頓被拋棄的妻子大概在誣告丈夫。海軍部把這份報告轉給軍情五處的C處，後來這個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韋格的青年官員負責。韋格到檔案室查看了霍頓的檔案，發現上述事件沒有立案。於是這位官員得出結論，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員的判斷並對霍頓的誣告進行了駁斥，然後他把這個案件向C處的處長作了匯報。不久，處長給波特蘭作了一個正式的答复：匯報調查結果。這個案件就這樣了結了。
霍利斯和當時C處的處長瓊斯對有人指控霍頓是間諜一事非常尷尬。但他們還沒來得及進行辯護，案情就又有了新的進展。這次是由波蘭科即D處二科負責調查的，在調查中，他們發現，霍頓每個月總要帶著他的女朋友埃塞爾·吉到倫敦去一次。監視隊對霍頓七月份倫敦之行進行了監視，他們發現霍頓在滑鐵盧路同一位男子會晤並交給他一隻旅行袋，然後又從這個男子手中接過一個信封。他們立即盯上了與霍頓會晤的那個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車。那是一輛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車。根據目測，監視隊判斷他可能是波蘭駐倫敦的一名情報官員。但在他們調查了這輛汽車的牌照以後，他們發現，這輛汽車的主人是一個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諾德·朗斯代爾，職業是經營出租自動電唱機。監視隊又被派到波蘭使館附近，對那位波蘭官員進行了重新核對。他們回來以後果然說，剛才他們弄錯了。
朗斯代爾被嚴密地監視起來。朗斯代爾在沃爾杜爾街有個辦公室，並在攝政王公園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樓裡有一套房間。這兩處都安裝了竊聽設備，另外還在附近設置了目測觀察站。其實朗斯代爾不過是個花花公子，常常出國旅遊，並向許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們討好獻媚，而那些姑娘們所看重的則是他的金錢和儀表。
下一次霍頓和吉到倫敦來的時間是八月初。霍頓又與朗斯代爾會晤，這次是在老維多利亞戲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監視隊對他們進行了嚴密的監視，甚至溜近旁邊的桌子偷聽他們的談話。朗斯代爾對霍頓和吉說，他要去美國談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們見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一定會趕回來同他們會面的。如果來不了，他將委派一位他們認識的人代他同他們會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們又跟踪了朗斯代爾。他們從白色大樓的六樓即朗斯代爾的公寓，一直跟踪到大波特蘭街米德蘭銀行。他們發現朗斯代爾在銀行存放了一隻箱子和一個棕色紙包，不久，朗斯代爾便失踪了。安全局局長獲得了米德蘭銀行董事長的同意以後，撬開了朗斯代爾存放的保險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們從銀行取出箱子和紙包，把它們帶回軍情五處在聖保羅的實驗室。溫特博恩和我把箱子裡的東西攤開放在桌上，並進行了仔細地檢查。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見到了“真傢伙”——職業間諜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爾的工具包裡有兩台專門用於復製文件的微型照相機，一台是米諾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諾克斯牌照相機裡還有一卷照過的底片。我們把這卷底片沖印了並進行翻拍，然後又把它放回相機。這些照片看起來與間諜活動毫不相干，朗斯代爾在某個城市——後來我們經過大量的分析認為，這個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個滿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裡還有一本如何學打字的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必然與密寫有關。我用細小的光束對每頁紙的邊緣進行了檢查，發現上面佈滿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爾就是用這些書頁作為他密寫的複寫紙來書寫那些看不見的密文。我們把這本書送給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摩根博士，對促進他研製偵破密寫的新方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東西是，一隻放在木碗裡的龍森牌打火機。我們用摩根的方法對打火機進行了X光檢查，發現打火機底部是空的，裡面裝了許多小東西。我們用橡皮吸球和小鑷子把這些東西夾出來，原來是兩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碼本。其中一本就是現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頁紙上還有一張地圖參考資料清單，是以我們監視隊使用的倫敦地圖冊為基礎而編制的。
自從“筏夫”行動後，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樣收集蘇聯秘密無線電通訊的情報。因此，當我看到朗斯代爾的密碼本以後，我馬上就知道這是蘇聯密碼。這不是什麼波蘭情報員幹的，而是徹頭徹尾的克格勃行動。如果我們把他的密碼本抄下來，並跟踪信號，我們就能利用朗斯代爾同莫斯科的無線電通訊來破譯莫斯科的密碼。但遺憾的是，朗斯代爾的箱子裡沒有信號計劃，這樣我們也就無法知道他收聽莫斯科廣播的時間和頻率了，因為每週莫斯科發來的電訊是不計其數的。此時“筏夫”卻使我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我們在白色大廈朗斯代爾隔壁的套間裡設立了基地，用“筏夫”進行監聽。也許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朗斯代爾在他的接收機上收聽莫斯科廣播的時間和頻率。
然而，要把朗斯代爾密碼本上的密碼抄下來而又不引起他的懷疑卻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如果不接觸每一頁密碼紙那我們就無法破譯朗斯代爾的通訊。我們從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獲悉，瑞士情報局最近發現一本被人扔掉的克格勃一次性密碼本。於是我立即打電話給軍情六處，請他們向瑞士人詢問是否可以把這本密碼本借給我。他們欣然同意。我開車去了倫敦機場，迎接專門護送密碼本的英國皇家空軍飛機。這本密碼本和朗斯代爾的密碼本非常相像，每張紙的邊緣都有一層薄薄的膠水，作用在於粘住紙頁。我們刮下膠水，並對它進行了化驗，發現這種膠水不是西方國家製造的，但郵局的技術人員卻說，他們也能夠仿造這種膠水。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傍晚，我們又到米德蘭銀行去拿箱子，並把它帶到聖保羅去。我們仔細將密碼本一頁一頁地撕開，並分別拍照複製，然後再把原件放在特製的裝釘架上，緊緊夾住，用自己仿製的膠水抹在邊緣，重新把密碼本粘好。星期天一早，我們就把箱子放回了銀行，等朗斯代爾去取。
幾天以後，我接到托尼·塞爾的電話。從他說話的聲音裡可以聽出他很焦急。
“你應當趕快來看看'獅子鬍鬚'的錄音記錄。”
“獅子鬍鬚”是對蘇聯使館繼續進行“筏夫”行動的代號。我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肯辛頓公園。下車後，我偷偷溜進了隔壁街上的保安樓。塞爾已經在廳裡等我了，他交給我一頁“獅子鬍鬚”錄音的記錄紙，紙上有許多孔。
“你能猜得到這是什麼嗎？”他指著九月份大使館裡接收機活動兩次突發的情況問道。
“這幾次情況發生在哪幾天？”
“好像是九月六號，是星期二；另外一次是上星期日，十八號。”他回答說。
“天哪！”我驚嘆不已，“正好是我們銀行行動的日子！”
在這兩次到銀行去取朗斯代爾的箱子的行動中，我們並沒有派許多監視員。我懷著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記錄紙帶回萊肯菲爾德大樓，並把蘇聯接收機活動的具體時間和A處四科記錄的監視員行動時間進行了核對，結果發現“獅子鬍鬚”記錄和A處四科的記錄完全吻合。蘇聯人一定已經猜到我們對朗斯代爾採取了行動。
我查閱了兩三年以來的所有“獅子鬍鬚”記錄，並逐一仔細核對，試圖了解一下蘇聯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過接收機的情況。我發現，除了我們去銀行的這兩次，蘇聯人從來沒有在午夜到早上五點之間使用過接收機。
我把這些資料送給瓊斯，然後我們一起直接來到霍利斯的辦公室。聽完我們的匯報，霍利斯並不感到吃驚，他同我們一樣認為洩密的證據是確鑿的。他指示瓊斯對監視隊進行一次緊急調查。我們一致認為朗斯代爾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張把這個案子從D處二科移交給主管反蘇聯間諜的D處一科，由馬丁負責辦理。
從表面上看，檢驗朗斯代爾是否發現了我們對他產生的懷疑，最好的試驗就是看他的出國。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國，那就證明他已經聽到了風聲，如果他回來了，就說明他還不知道我們在監視他。朗斯代爾對霍頓說，他將爭取在十月一日趕回同他們見面。瓊斯對監視隊的調查又一次失敗，使得萊肯菲爾德大樓的氣氛更加緊張起來。霍頓到了倫敦，但卻沒人同他見面。好幾天過去了，仍不見朗斯代爾的影子，瓊斯為此很著急。到十月十七號，在沃爾杜爾街朗斯代爾辦公室對面的觀察站的工作人員發現朗斯代爾走進了這幢大樓。我們不遺餘力，全力跟踪，在緊張氣氛中，日益加劇的疑團終於解開了。
朗斯代爾很快恢復了他過去的生活：經營自動電唱機，會見霍頓，會見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沒有回到白色大廈他自己的套間裡。他在這段時間住在什麼地方一直是個謎。每天晚上他離開沃爾杜爾街的辦公室以後便向西走。自從朗斯代爾回來以後，阿瑟和我就對監視隊的行動進行了嚴格控制。我們敢肯定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必須停止公開監視，在所有行動中停止使用無線電。吉姆·斯卡登對這種侵犯他管制權的事大為生氣。他從未聽說過“筏夫”，因而不知道為什麼要禁止使用無線電。他跑去找瓊斯，但瓊斯斬釘截鐵地告訴他，這樣做是無可非議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爾這樣受過訓練並有經驗的情報員而不被他發覺，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設想了一種靈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們讓一隊監視員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後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換一隊監視員，在上一隊監視員離開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繼續跟踪下去，使他從沃爾杜爾街辦公室與目的地之間的距離不斷增加。整個行動花了兩個星期。我們調動了妻子和辦公室的志願人員協助監視隊，這樣我們就可以不讓一個面孔出現兩次。最後，我們跟到了倫敦西區的魯斯利普鎮克蘭利花園四十五號。顯然，朗斯代爾是與這家的主人住在這個小房子裡的。這對夫婦叫彼得·克羅格和海倫·克羅格，是新西蘭人。他們開了一家小書店，專門出售美國古典書籍。我們在房子的對面設置了一個固定觀察站，等待著，並斷定夫妻兩個都沒有發現我們。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爾從米德蘭銀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後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樓的套間。我們馬上派了通訊總部的技術員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間去進行“筏夫”監聽。在以後的三個月裡，斯班塞幾乎沒有離開過套間。我們還在朗斯代爾接收機的交流電源上安置了一個非接觸性竊聽器，與耳機上的蜂音器相連接。斯班塞整天戴著這個耳機，因此即使朗斯代爾在深更半夜打開接收機，斯班塞也會被耳機中的蜂音器的聲音驚醒。只要蜂音器一響，斯班塞就打開“筏夫”接收機，開始調頻，尋找朗斯代爾的頻率，然後立即報告帕爾默街的通訊總部。帕爾默街的總部接到信號後，又立即把信號發向切爾特南總部。那裡，有一位叫比爾·柯林斯的密碼分析員便用複制的朗斯代爾的一次性密碼本破譯電訊，並用專用密碼電傳線把所破譯的密碼送回在倫敦萊肯菲爾德大樓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卻始終無法破譯朗斯代爾第一次收到的電文。這次電文中沒有指示器組，指示器組是一組非密碼信號，換句話說，是一組由一次性密碼本編成的非密碼信號。收報人必須把這組信號與一次性密碼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譯（直到朗斯代爾被捕以後，我們才發現這組電文的指示器組用的也是密碼，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爾也許知道他的密碼本已經洩露，於是便換用另一本從國外帶來的新密碼本。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偷偷進入他的套間，對他的打火機進行一番仔細的檢查，看看他是否用過他裝在裡面的密碼本。於是，溫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爾到蘇福克辦理自動電唱機業務時闖進了他的套間。這個套間簡陋狹小，大概只夠放一張床。我們拆開打火機，發現密碼本仍在那裡，只是剛剛撕掉了幾頁，這說明他仍在使有這個密碼本。我仔細查看了一番，明白了朗斯代爾在翻譯從莫斯科發來的電文時所使用的行數比所需的行數多。只要多用幾行往下查，就可以將電文準確地譯出來。
在以後的兩個月中，我們對朗斯代爾每兩週一次的莫斯科的電文成功地進行了監聽，絕大部分電文是發給代號為“伊朗國王”的克格勃間諜霍頓的。電文還指令朗斯代爾如何對付霍頓，向他提什麼樣的問題，從他那兒弄到波特蘭的哪種文件。另外還有一些朗斯代爾的私人電文，這些電文將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蘇聯的情況告訴了他，此外還說，他已經在國外乾了五年秘密工作，妻兒們希望他能儘早回家。
一月二日，星期一，霍利斯主持對該案件進行一次全面的審議。阿瑟極力主張我們讓它繼續進一步發展，他憑直覺感到朗斯代爾是個極其重要的非法分子，他只與霍頓這個間諜發生聯繫。另外，我們對克羅格夫婦的情況也一無所知，只曉得朗斯代爾搬進去不久，這幢房子就安上了高級查布牌鎖，甚至連窗子也上了鎖。更令人費解的是，在連通屋頂的地方也上了鎖。根據我們所收集的情報，朗斯代爾很有可能是一個龐大的間諜網的成員之一。瓊斯和我都讚同阿瑟的分析。霍利斯同意與海軍部（霍頓所出賣的正是他們的機密）聯繫，請求他們在三個月內不要驚動霍頓。海軍部同意霍利斯的請求。為了盡可能不擔風險，阿瑟決定，停止一切公開偵察，只用“筏夫”截聽朗斯代爾的無線電通訊，試圖順藤摸瓜從中抓出更多的間諜。
然而，兩天以後，我們的計劃卻被破壞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倫敦的美國大使館負責與軍情五處聯絡的官員克利夫·克拉姆給霍利斯送來一封密信。信中警告軍情五處，“狙擊手”告訴中央情報局說，他打算在第二天，即一月五日叛逃美國。霍利斯又一次召集我們開會。現在真的只有一個行動路線了：如果“狙擊手”叛逃，那麼霍頓、朗斯代爾甚至還有克羅格夫婦都會被他的叛逃所驚動。我們必須在他們撤退之前把他們抓獲歸案。湊巧得很，霍頓與朗斯代爾在一月七日也就是星期六將要會晤，而且按常規，朗斯代爾在那天凌晨將收聽莫斯科的電訊，我們可以從他收聽的電文中弄清莫斯科是否在為他報警。
逮捕這些人必須做好大量的準備工作，為了安排這些工作，我已經有三天沒睡覺了。霍頓案件的辦案人員查爾斯·埃爾韋爾遵命去波特蘭，一旦得知逮捕完成，就對霍頓的住處進行搜查。比爾·柯林斯從切爾特南過來，守在帕爾默街的總部裡，等候莫斯科的電文，只要電文一到，他就立刻著手破譯。特別行動處正在朗斯代爾套間門外待命，只要莫斯科一來電叫霍頓藏起來，就立即將霍頓逮捕。
星期五夜裡，阿瑟和我守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里三樓上的行動室裡，通宵警戒。那個房間狹小得很，牆壁上漆的是那種令人討厭的棕色油漆，乍一看去好像是間牢房。牆邊擺著一張鐵床，中間是一張小桌子。地上橫七豎八地擺滿了電線。桌上幾部電話直通特別行動處總部、通訊總部和局長。一隻小揚聲器一直通到朗斯代爾在白色大廈的套間裡，只要套間裡有聲音，就立即可以傳過來。
阿瑟伏在桌上，一根接著一根地抽著香煙。溫特博恩既緊張，又興奮，他很少說話。瓊斯脫了鞋，但卻穿著褲子，靠在床上。他是D處的處長，對部下關懷備至，堅持與大家共同戰鬥。他還到“牧羊人市場”的小酒館買了些三明治來請大家吃。我們一邊喝蘇格蘭威士忌，一邊抽煙，消磨著時間。煙灰缸漸漸被煙頭塞滿了。
朗斯代爾在城裡消磨了一個無憂無慮的傍晚後，在夜裡帶了一個姑娘回來了。我們聚精會神地聆聽著。他們此時正在打情罵俏，揚聲器里傳出了他們的淫聲穢語，我急忙關上揚聲器。等他們的房間恢復寧靜之後，我問阿瑟，朗斯代爾會坐幾年牢。
“我看至少十五年。”他說。
溫特博恩的臉上顯露出一種惜事憐人的表情。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此時他想到一個人的生命即將毀滅，他不應當幸災樂禍。我自己又斟了一杯威士忌。
我囁囁嚅嚅地說：“我不禁想起他的老婆和孩子……”他們都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和我一樣，他們也都看過我們截到的朗斯代爾的電文。這些電文談到家庭的歡樂和困難，談到生日不能團圓和孩子對父親的思念。雖然朗斯代爾是個間諜，但他畢竟也是人，總有七情六欲。他同其他遠離家鄉的男人一樣，一定非常渴求家庭的歡樂，而他另求新歡的舉動不過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補救而已。
“他與霍頓不同，他不是叛徒。他和我們一樣，不過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務。”
瓊斯這時突然爆發了一陣憤怒，他從床上跳起來，大聲喊道：“住嘴！他是自己情願幹的，他本可以當一名外交官。他知道幹這行的危險，這叫自作自受。”
我不講話了，但我們大家都耿耿於懷，因為我們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對朗斯代爾的情況太熟悉了。
翌晨，朗斯代爾把姑娘叫醒，勸她先走。他說他還有急事要辦。的確是這樣。姑娘走了以後，我們聽到他拿出無線電，又找出密碼本，準備接收莫斯科的信號。無線電響了幾分鐘以後，朗斯代爾便在紙上把密碼譯了出來。從他神情輕鬆地洗了一個澡，嘴裡還哼著蘇聯歌曲這一點可以看出，蘇聯並沒有向他發出警報。幾分鐘後，我們桌於上的綠色電話響了。原來是比爾·柯林斯向我們報告電文的內容，柯林斯說電文是例行公事，向朗斯代爾通報工作、家庭情況，並沒有任何警報的痕跡。
我們立即通知特別處作好準備，在朗斯代爾從霍頓手中接過郵包以後就把他逮捕歸案。五點鐘時，特別行動處的電話響了。
“最後一幕完了！”最後一幕是我們給朗斯代爾起的綽號。朗斯代爾不久就要送進監獄了。
溫特博恩直奔白色公寓，對朗斯代爾的套間進行搜查，而阿瑟和我則在等待著逮捕克羅格夫婦的消息。七點鐘到了，我們雖然個個精疲力竭，但卻感到非常高興。當時，我們正坐在開往魯斯利普的汽車裡。我們抵達克蘭利花園時，那裡已經一片混亂，處處是警察。他們為所欲為，漫無目的地搜索那幢公寓。我試圖阻攔這些警察，但卻無濟於事。一名警察拿出一個裝滿化學藥品的塑料包。阿瑟對他們的做法提出抗議，結果毫無用處。
“先生，對不起，我想這就是證據。”那警察說，“這是一起犯罪事件，如果你們的人想看，那就得通過正常的途徑……”
這次警察行動是由偵探長喬治·史密斯負責的。史密斯是特別行動處的，一貫以抬高自己而聞名。事前，我們曾向他強調過，逮捕這幾名間諜的消息要封鎖四十八小時，這樣對我們監聽莫斯科的無線電廣播有利。但是在這幾名間諜逮捕以後沒有幾小時，艦隊街上就有人傳說破獲了一個重要的間諜集團，史密斯也對一些記者吹噓說他自己在這次行動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此以後，莫斯科電台再也沒發出任何信號了。
警察笨拙地對那幢佈滿間諜工具的公寓進行了搜查。兩本不同的密碼本藏在打火機裡，這只打火機與朗斯代爾平時用的那隻一模一樣。另外還有三種不同的收聽莫斯科電台的信號計劃和密寫材料，以及用鉛酸和賽珊終製作的微粒。為了銷毀罪證，克羅格太太企圖把裝在手提包裡的間諜會晤詳細記錄倒到馬桶裡，但卻及時被一位高度警惕的女警察發現了。她立刻阻止了克羅格太太的這一銷贓行徑。在搜查中，警察還發現了一份收聽莫斯科高速電訊的信號計劃，它最令我們感興趣。我們在一個燒萊的罐子裡發現了一瓶磁性氧化鐵，這是用來把高速電訊中的摩爾斯電碼印到紙條上，以便閱讀，這樣就可以不必把這些摩爾斯電碼轉錄到復雜的錄音機上，然後再放慢速度進行閱讀了。這是一種新技術。現在我們才明白在逮捕行動前幾個月中沒有發現克羅格家也在收聽無線電通訊的原因。
接近半夜，警察離開那幢大樓，才允許我們在一片廢墟中搜查。他們還留下兩名青年警察警惕地註視著我們。我們對這幢房子進行了九天的搜查，最後在廚房的地板下的空隙中發現了一台接收機，還有照相機及其他無線電器材。每件設備都包在防潮的口袋裡，外面封好。顯然他們準備把這些器材長期保存下來。
下個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辦公室裡，向大家祝賀這次行動的成功。新的D處在瓊斯和馬丁的領導下，經受了考驗。自從一九三八年馬克斯韋爾·奈特粉碎伍爾維奇軍火庫陰謀以後，這是第一次贏得了徹底擊敗蘇聯人的勝利。如同“咽吞”和“柵欄”行動的成功一樣，朗斯代爾案成功的關鍵，主要是依靠了我和通訊總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團一起研製的一項新技術。 “筏夫”、X線技術和復制密碼本的技術使得軍情五處可以順利地辦理此案。對於這次行動的勝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我第一次在反間諜鬥爭中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而且也使軍情五處的領導人知道什麼事是可能發生的。會上，大家認為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工作太繁重了，建議把它的工作分散給兩個單位。 “小集團”負責對國內外的密碼目標採取行動，而“反小集團”則負責發射工程委員會的一切反間諜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讓我起草一份詳細報告，闡明新技術在朗斯代爾一案中所起的作用，並鼓勵大家在以後的反間諜工作中採取類似的新技術。我到倫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爾、克羅格夫婦、霍頓和吉都在那裡受審。霍頓和吉臉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張望。
朗斯代爾和克羅格夫婦卻對審判毫不在乎。克羅格夫婦不時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或者相互遞小紙條；朗斯代爾則一言不發，直到最後他才向法庭申說他的活動與克羅格夫婦無關。但美國人卻很快認出了克羅格夫婦，原來他們是與羅森貝格核間諜案有牽連的莫里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現在聯邦調查局正在四處通緝他們。這一發現使我十分尷尬，因為在逮捕他們的前幾個月，我曾在華盛頓見到聯邦調查局A處一科的阿爾·貝爾蒙特，並向他匯報了案情的進展情況。當時他就懷疑克羅格夫婦就是科恩夫婦，但卻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結果沒有及時進行調查。朗斯代爾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們過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羅菲莫維奇·莫洛迪，父親是一位著名的蘇聯科學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官員，冒名戈登·朗斯代爾，真正的朗斯代爾則是芬蘭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對朗斯代爾的案情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向通訊總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無線電廣播的蘇聯間諜檔案，比如像朗斯代爾案件的檔案。他們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頁材料。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間諜的個人詳細情況——何時開始間諜生涯、何時結束、目標是什麼、為哪個部門服務等等，而後詳細概括了間諜的通訊計劃，最後是間諜接收從莫斯科發來的電訊清單，其中包括次數、組數、使用密碼系統的各種細節，以及改變密碼的日期等等。
我對這些材料進行了整理，並將它們分為兩類：一類是克格勃，一類是格魯烏。然後又按照各種間諜的種類進行細分：分為單人、長期潛伏者、積極聯繫一兩個助手的非法間諜、以及非法間諜組的常駐聯絡官等。分完這些材料以後，我吃了一驚，發現不同種類的間諜有各自不同的通訊方式。我們從他們各自使用的無線電通訊上可以判斷出他是哪種間諜。換言之，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他們電訊中的組數和電文長短來判斷出他們是哪種間諜。例如，單人潛伏間諜所收到的電訊很少，格魯烏單人間諜所收的電訊也不算多，收到電訊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駐非法分子。間諜中最重要的一種類型就是克格勃常駐非法分子，他們收到的電訊總數可達每月五百組到一千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爾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這一案件的通訊方式多，有時兩種，有時甚至三種，而其他案件則沒有這麼多。但向朗斯代爾和克羅格一夥提供情報的卻都是一個人——霍頓。的確，霍頓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夠收集到英美潛水艇探測系統的重要情報，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用朗斯代爾卻要通過克羅格夫婦呢？
單從表面上看，這樁案件就會涉及到其他間諜。克羅格夫婦住在美國空軍基地附近的魯斯利普，我們發現，朗斯代爾曾在東方研究學校讀過書，他所學的那些課程正是英國軍官和軍情六處的實習員所學的。
毫無疑問，朗斯代爾是一名在英國的常駐非法間諜。於是我對他十月份從莫斯科回到倫敦後所收到的電訊進行了認真的統計。他平均每個月從莫斯科收到三百組到三百五十組電訊。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駐非法間諜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組電訊，而且一般總超過五百組，那麼朗斯代爾所收的電訊為什麼這麼少？少在哪裡？朗斯代爾的呼號是三位數，如果廣播有電文，就包括一個“1”，如果沒有電文也就沒有“1”了。我向通訊總部詢問，他們是否可以找到與朗斯代爾八月離開英國以後和朗斯代爾十月回到英國以後所收到的長度相似的電文。通訊總部找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出了一個稱為“連續性”時期的電文。那是在六年前，當朗斯代爾剛剛踏上英國土地的時候。
這段時期的電文的組數是五百到一千，這正是常駐非法間諜所收到電訊的組數。一九六〇年八月，電訊突然中止了，因為朗斯代爾回莫斯科去。我們沒有找到那時的密碼本，因而也就無法破譯他的電文了。但如果朗斯代爾的電訊量是五百組到一千組之間，那麼為什麼他回來以後突然減少了呢？這仍然是個謎。
然後我又去研究克羅格夫婦的通訊。他們的通訊更加令人費解。他們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訊都是與他們自己有關的，他們似乎僅僅是朗斯代爾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間諜沒有聯繫。但很明顯，他們替朗斯代爾保存了某些通訊，例如他們的密碼本幾乎同朗斯代爾的一模一樣，也藏在打火機裡。我又計算了密碼本里的組數，發現正好與朗斯代爾十月份回國後少掉的那些電訊組數相等。看起來，蘇聯人在朗斯代爾回來以後就把發給他的信號分開了，而“伊朗國王”（霍頓）電訊仍在原先的線路上，我們已經破譯了這種電訊。至於其他的電訊——也許也包括下達給霍頓手下的間諜的電訊——都劃分到克羅格夫婦的線路上了。蘇聯人認為這樣不僅安全而且能在拍發消息時使用高速發報機，從而躲過我們的監聽範圍。
這種變化說明，朗斯代爾已經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間裡用打火機裡的密碼本收聽莫斯科電訊的事情已經敗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為什麼不用新的密碼本呢？而且，如果蘇聯人擔心他已暴露，又為什麼不讓他回國呢？
我又對逮捕前週末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從逮捕前那個星期五開始，到下一個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監聽蘇聯使館內的外交接收機。使館最後一次發報的時間是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發報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九點。雖然我們粉碎了一個重要的間諜網絡，在倫敦的蘇聯間諜顯然沒有同莫斯科取得聯繫。當然這只能說明蘇聯人事先已經知道我們要下手了。
另外，我還查核了蘇聯在倫敦的情報官員周末的活動。星期日傍晚，當這夥人被捕的新聞在電視上第一次報導時，一個叫柯羅文的克格勃常駐非法間諜和克格勃常駐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飯。探針話筒錄下了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從話筒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們正在聆聽這則新聞，既不評論，也沒有同使館聯繫。
接著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剛開始的情景，並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蘇聯人事先一定聽到了風聲。案子開始時是由D處二科主辦的，當時我們還在懷疑朗斯代爾是個波蘭間諜。我查對了各種記錄以後發現D處二科沒有一個人知道“筏夫”行動，他們不知道蘇聯人正在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因此在這個案子移交給阿瑟之前，他們仍然使用監視隊在七八兩個月裡對朗斯代爾進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從“獅子鬍鬚行動”以後，軍情五處就對所有監視隊的通訊進行了錄音。我曾做過一次試驗。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爾時監視隊的通訊錄音帶交給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員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同時還交給她一本監視隊用的倫敦地圖冊，要她根據他們的無線電通訊在地圖上標出監視隊的行動路線。麥克巴尼特過去從未做過這種工作，也沒有分析通訊信號的經驗，但她只用了三個小時就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而且一點疏忽也沒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監視隊的電訊，那麼對經驗豐富的蘇聯人來說當然就更容易了。他們肯定是在我們開始對朗斯代爾進行盯梢時就知道了。
我寫報告的時候，“狙擊手”已經安全到達華盛頓附近中央情報局的一幢保安樓了。他說自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真名叫邁克爾·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報中有一條非常模糊的線索，使得朗斯代爾一案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一個疑問。他向中央情報局透露，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裡，波蘭情報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他，蘇聯人在中央情報局裡有一個代號為“豬”的間諜。戈林涅夫斯基還說，他最初的任務是協助查找這個間諜，但他已經察覺到有人正在懷疑他，於是便在聖誕節時叛逃了。
“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狙擊手”在匯報中這樣說。我反复琢磨這句話，想從中找到隱藏在它背後的意思。這句話看起來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閱了有關材料。軍情五處第一次發現朗斯代爾與霍頓會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爾的身份得到確認。十七日我們就開始了跟踪。消息傳到蘇聯人那邊，需要一個星期，然後再傳到波蘭情報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爾案件的報告算是最頭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變成泡影。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間，我把這個報告呈上以後，在我的家鄉，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裡駕船遊玩的情景。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寬闊的平原，晴空萬里，白雲朵朵，清新的空氣和優美的景色使我暫時忘卻了煩惱。但無論我怎樣划船，無論我怎樣調整船桅，總逃不了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蘇聯人一開始就知道我們要對朗斯代爾動手了，但為什麼他們把他叫回去以後又要派他來呢？
惟一的解釋就是有人洩密。如果蘇聯人在軍情五處有內線，那麼他一定會向他們報告“狙擊手”的情況。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裡受到瞭如此大的壓力。誠然，蘇聯人和我們一樣只能假設“狙擊手”的真實身份。這樣才能解釋蘇聯人為什麼會知道我們在銀行的行動。一旦朗斯代爾暴露以後，蘇聯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級報告了“獅子鬍鬚”情報和瓊斯開始調查以後，那個內線非常害怕，於是馬上同蘇聯人進行了聯繫。這樣蘇聯人必須在朗斯代爾和那個內線之間作出選擇：是掩護朗斯代爾還是掩護那個內線。使軍情五處停止對內部奸細進行調查的最好辦法就是叫朗斯代爾回國。他們這樣做，是希望在我們逮捕這些人之前能從霍頓那裡榨取最後一點情報。在他回到英國之前，蘇聯人為了確保那個內線的安全，便把朗斯代爾手下的其他間諜轉為由克羅格夫婦代管。如果真是這樣，那蘇聯人就大大低估了他們的對手——新D處的先進程度了。雖然蘇聯人在許多方面佔有優勢，但最終還是失敗了。我們俘獲了他們最重要的補充成員克羅格夫婦。那個內線呢，很可能就在軍情五處的高級官員中，並可以肯定，他不在監視隊，也不在其他輔助部門。蘇聯人不會為了一個低級內線而付出朗斯代爾這樣寶貴的人。在破獲朗斯代爾案件時，總有人在干涉。這說明這位高級官員正在此案中起作用，他們都是軍情五處的最高領導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向瓊斯呈交了報告。後來他又把我的報告交給了副局長格雷厄姆·米切爾，並在後面附了一張條子。條子上寫的是：“請勿忘記，破獲朗斯代爾一案是彼得·賴特的一項個人成績。”
但幾個月過去了，我卻沒聽到一點他們對我報告的反應。在這段時間裡，我和米切爾、霍利斯一起參加了許多會議，而且常常逗留得很晚。我心裡總希望他們會同我談起我的報告，但這只是我的假想，事實上什麼音訊也沒有。既沒有會議記錄和信件，也沒有威脅和談話。就像我根本沒寫過那份報告一樣。到了十月，有一天傍晚時分，霍利斯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他坐在寫字台後面，旁邊是米切爾。
霍利斯擺出局長的架子，傲慢地對我說：“彼得，今天的討論將由格雷厄姆主持。”然後，他翻了翻我的報告，滿臉不高興。我於是轉過身面向米切爾，米切爾渾身是汗，竭力避免同我的目光接觸。
“看了你的分析報告，”他說，“坦率地說，我並不很感興趣。據我看來，間諜工作始終是很簡單的……”
對他的這番話，我大不以為然。
“先生，如果需要，我將非常高興向你們解釋報告涉及到的所有問題。有的技術問題是很難用文字解釋清楚的。”
米切爾繼續講下去，好像根本沒聽見我的插話。
“很簡單，我們逮捕了三名蘇聯職業非法分子，並且對他們判了刑——這是我們幾十年來第一次把蘇聯人送上法庭。我們逮捕的兩名間諜都是十分危險的人，他們就隱藏在我國最機密的水下集團裡。無論你怎麼說，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如果蘇聯人有意讓我們這麼幹，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我向他們解釋了報告中的問題，並向他們匯報了尚未解決的疑點，盡量避免主觀推測。但米切爾卻不同意我的論點。他質問我是怎麼知道蘇聯人的活動和想法的？怎樣能夠肯定內部有人洩密？他認為那次銀行行動可能只是巧合。他說，蘇聯人雖然有可能在竊聽監視隊的無線電，但卻不會知道我們對朗斯代爾的跟踪。
“彼得，你知道，他們並不是萬能的上帝！”
當我談到無線電技術的變化時，米切爾很不高興，說他不是統計學家。
“你在報告中說，還會出現更多的間諜，並且說蘇聯人是有意重新派朗斯代爾回來的。可是彼得，你怎麼證明你的觀點呢？”
“先生，請不要忘記，你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你所說的是事實。我們都是在假設。”我反唇相譏道。
這時，霍利斯插了進來：“是啊，但事實是我們已經把他們關起來了。”
“可是關多久？蒂斯勒案件發生以後，我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每次都是有頭無尾，結果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問題又重新冒了出來……”
“副局長和我已經仔細研究過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我的意思。”
“你是否暗示我不要再進一步調查了？”
“正是這樣。如果你能對這事守口如瓶，我將不勝感激。安全局由於這次勝利，而名揚千里。彼得，你的名聲也很大哩！我不願意讓那些不切實際的假想來破壞我們的進步。”
霍利斯衝著我微微一笑，然後削起鉛筆來。我刷地站了起來，走出了他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