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英國情報部門在“咽吞”（埃及）和“柵欄”（法國）行動中取得了成就。政府通訊總部製定了一個列有所有目標的龐大的名單，並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個重點。軍情五處負責收集所有國家駐英國大使館的情報，包括密碼室的位置，輸入和輸出電纜的細節，以及就某個目標是否可以採取“咽吞”或“柵欄”行動進行估計。軍情六處在國外幹同樣的事，他們對列入通訊總部名單的目標進行了詳細的技術偵察。由於在國外沒有郵局的寶貴協助，他們只得主要依靠間諜的一些傳統方式來開展工作。
在“柵欄”行動以後，又擬定了準備破譯大部分歐洲國家密碼的計劃，並從德國開始。可是在作了巨大的努力之後，這個行動又被取消了，因為德國人的機器屏蔽狀況極佳。後來我們卻成功地把一隻探測話筒放在希臘駐倫敦大使館的密碼機後面。希臘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目標，因為他們在塞浦路斯緊急狀態時期對塞浦路斯游擊隊領袖格里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發生衝突期間，對印尼大使館也採取過同樣的行動，在整個衝突期間破譯了印尼的密碼。
對於軍情六處來說，最令人難忘的無線電截聽行動是針對俄國巡洋艦“奧爾忠尼啟則號”的行動。儘管上次用“巨型炸彈”克拉佈在朴茨茅斯沒有成功，但軍情六處仍然有決心偵察這艘軍艦。一九五九年，這艘艦要到斯德哥爾摩的船塢裡去修理，軍情六處知道瑞典信號情報局計劃對它採取行動。軍情六處駐當地分站的站長向瑞典人建議，說英國願意提供先進的技術進行援助。瑞典信號情報局在名義上保持中立，其實它與英國政府通訊總部保持著非正式的秘密關係，因此對英國主動提供幫助，瑞典倒是感激不盡。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爾摩，佈置對“奧爾忠尼啟則號”的密碼機採取“咽吞”行動的計劃。我偽裝成瑞典工程師，在夜深人靜時分，由兩個身強力壯的信號情報局的技術員陪同來到船塢，和我們一起來的還有通訊總部的兩個人。我們躲在“奧爾忠尼啟則號”對面的倉庫裡。 “咽吞”設備早已被送到樓上的工作室裡，我們爬到工作室，蟋伏在這間小屋裡整整五天。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外面的溫度高達華氏九十度。倉庫的屋頂是波形的鐵皮做的，我們在裡面熱得差點兒中暑，幸好冰箱裡放有一些濃度極高的貯藏啤酒，才使我們感到一絲欣慰。我們雖然收聽到了一些密碼噪聲，但卻始終未能破譯這些密碼，可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都認為這次行動是成功的。
“就像騎警隊一樣，”軍情六處的代表帕特·奧漢朗滿臉堆笑地在後來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會議上喊了起來，“我們能搞到我們所要的人。”
技術偵察的成果不斷增加，在這些技術偵察基礎上進行的行動也有所擴大，“筏夫”和“咽吞”行動的規模也明顯地膨脹起來。一九六〇年，由軍情五處、六處和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組成的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成立了，主要任務是協調工作。委員會每兩週開一次會，有時在切爾特南開，有時則是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開。儘管雷·弗勞利自告奮勇出來主持日常事務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員會裡握住了統治大權，但我是這個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勞利是通訊總部的官員，他朝氣蓬勃，嚴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賦，不像他的一些在切爾特南的同事那樣心胸狹窄。他主管文件工作，並為各種行動的負責人提供技術資源和工作人員。此外，他還負責從主管大臣那裡接收極為重要的批示。
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是英國情報界在戰後最為重要的委員會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現了新一代的電子計算機，委員會在這十年當中為通訊總部的密碼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掃清了隔離軍情五處、六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障礙。英國情報界又開始像在戰爭時期一樣，作為一個協調的整體在開展工作，因此比從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進展。我加入軍情五處時，科學研究的主要講壇是科爾莫爾委員會。軍情六處每年都要從秘密世界以外邀請十幾位最有聲望的科學家，在卡爾頓階梯大廈的一間保密會議室裡開一次會。軍情六處請這些人吃一頓非常考究的午餐作為回報，希望這些顯赫的人物能作為秘密部門的非正式的科學顧問，來為他們提供指導，出出主意並建立聯繫。我第一次參加科爾莫爾委員會的會議時，立即就發現這完全是浪費時間。上午的討論會很鬆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優質的紅葡萄酒以後，委員會裡幾乎就沒有人對複雜的科學問題還有什麼心思了。一天的勞累過去了，彼得·狄克遜領著大家到城裡又來一頓夜宵。到夜深時，又讓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總會俱樂部去。如果說得文明一些，那麼在這裡表演的節目可被稱為“黃色歌舞”。我永遠也忘不掉狄克·懷特那張難看的臉，他向桌子周圍那些喝得臉紅筋脹的雅士們強裝著笑顏。他和我一樣，感到這種辦法是不能解決軍情五處所面臨的深刻的科學問題的。
科爾莫爾委員會作為一個大造輿論的機構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軍情五處需要製定一個徹底的室內研究計劃，這就需要適當的人力和財力。財政部大筆一揮，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武器研究中，可對秘密部門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小數目撥款還要抵制，這令我感到荒謬之極。
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軍情五處不久，又去找了弗雷德里克·布倫德里特爵士，請求他幫助我得到必要的資金。他對此表示同情。他建議我先對克格勃目前的科技進步狀況作一個徹底的調查，然後寫一篇報告，概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存有缺陷的領域，這樣我的申請才會有可能被批准。
我去找了軍情六處的同行，H處技術一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缺少這方面的情報。我決定對所有德國科學家的匯報進行全面的研究。他們在戰爭結束時，被迫去蘇聯，在蘇聯政府實驗室里工作了若干年，以此作為換取自由的代價。這些科學家就是那些被人們所知的“歸來的龍”。他們的匯報提供了許多關於蘇聯火箭、噴氣式飛機以及核研究的狀況情報，而這些領域正是俄國人急於求成的領域。
我走訪了國防科學情報所，向斯特朗將軍詢問了我是否可以對這些文件進行研究。我被帶到諾森伯蘭德大街的一間房子裡，那裡存放著關於“歸來的龍”的所有材料。這些幾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佈滿了灰塵。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對這些材料進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這簡直令人驚嘆不已。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把這些“龍”的材料進行了分類，不久便清楚了。有許多“龍”科學家被詳細地指示去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實驗室搞技術情報工作。我把我想要會晤的“龍”科學家的姓名擬成一張名單，過去那些匯報大多數是由英國和美國的一般軍事人員主持，他們沒有受過科學訓練，在收集情報方面非常無知，我肯定我能從這些科學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報。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國，軍情五處駐德國的高級代表彼得·多梅森來接我，他在漢諾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國軍事情報總部為我的會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時，大多數情報官員都喜歡德國，那裡是前線，工作自由而輕鬆。可多梅森對柏林日益加深的緊張局面感到厭惡，他堅信俄國人不久就會企圖吞併西柏林。
會晤進行得很困難，許多科學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國和美國討好。我盡量提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明顯地是在迎合我。並不否認，他們在莫斯科被監禁期間受了許多折磨，他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戰爭期間，他們為哪一邊工作，這也是不可能被忘記的。
在首次會晤的科學家當中，有一人就是研製“那玩藝兒”的，也就是美國人一九五〇年在美國駐蘇大使寫字台背後牆上的國徽裡發現的“那玩藝兒”。我很高興，他所談的“那玩藝兒”的工作方法，與我那天在馬爾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動房裡所預測的一模一樣。可當我再次詢問他時，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軍情五處真是被沮喪所纏繞著。我們知道克格勃已經部署了某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在英國的研究舞台才剛剛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關於“龍”科學家的報告送給軍情六處，請他們審批。布倫德里特積極勸我這樣做：如果請求撥款的申請是兩個局共同提出的，那麼這更有分量。報告經過會籤後，送交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布倫德里特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報告在委員會裡引起了普遍的震動，以前從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為先進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盡致。我在報告裡證實，克格勃通過“龍”科學家的努力，在某些領域裡取得了重大的技術優勢，尤其是在電子技術和監視設備方面，包括使用紅外線系統，這些使他們在四十年代末就佔據了領先的位置。
由於布倫德里特的遠見卓識，並通過他的專門委員會的努力，技術研究工作便展開了。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得補充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成為一個正式的組織，進一步充實研究計劃。我又提交了一個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聯合報告，它被人稱為“技術文件”（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這份報告裡，我敘述了哪些領域需要取得進步，並強調研製先進的電子技術。作為“龍”文件和“技術文件”的結果，整個情報界的技術研究，尤其是軍情五處的技術研究，在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中有了更加優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員會對情報部門獲得特種資金的主張持否定態度，他們想把我們的需求納人現行的國防研究計劃，以此來作為一種彌補措施。我雖然還得四處乞討，可至少氣候正在發生變化。
一九五八年，正當“技術文件”被列入考慮範圍時，霍利斯介紹我跟一個叫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的人認識。此人戰時在軍情五處工作過，並為保證軍情五處實現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彈而獲得“喬治勳章”）。他與許多官員，尤其是與狄克·懷特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我和他相識時，他是殼牌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控制著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個實驗室。當霍利斯告訴他我已被任命為軍情五處的科學家時，羅思柴爾德表示有興趣見我，並邀我到他在倫敦聖詹姆斯的一套雅緻的公寓裡去共進晚餐。
再也沒有任何人比羅思柴爾德給我的印象更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華橫溢、智力超群的科學家，又是皇家學會會員，精通植物學和動物學，對研究精子的結構抱有濃厚的興趣。他遠遠不止是一個科學家，與他交往的人有政界的，情報界的，銀行界的，文職部門的，以及國外的，全都是些傳奇般的人物。英國統治集團猶如一件無縫的帝袍，而這件帝袍常常要用羅思柴爾德這根針來引線。
羅思柴爾德對我的實現軍情五處現代化的計劃十分入迷，並向我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議。我很快就知道了，他對秘密世界的瑣聞和詭計很感興趣。我們很快就交換了那些他仍記得的戰時同事的故事，一直談到深夜。我離開他家後，禁不住第一次感到，有他作為後盾，取得偉大的成就是可能的。
羅思柴爾德主動把殼牌公司的一些實驗室交給軍情五處使用，並開始進行幾項技術發展工作，包括一種特殊的、主要用來保護長期埋在地下設備的潤滑劑的研製。這種潤滑劑研製成了以後，可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得到廣泛的使用。羅思柴爾德建議我去見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副總裁威廉·庫克爵士，請求他撥款。我和庫克也很熟，而羅思柴爾德又是他的摯友，羅思柴爾德及時的遊說，使我的會晤變得更為容易了。
庫克仔細地聽著我敘述我的要求。我的反間諜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發展技術方法來擊敗蘇聯間諜的通訊。在間諜的掩護手段中，通訊是惟一的一個容易被攻破的突破點。因為間諜總要同他的上司進行電文收發往來。我向庫克解釋說，“筏夫”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最為寶貴的武器——了解俄國無線電通訊。但我們還是迫切需要新技術去攻破他們通訊的物理方法，譬如密寫、微粒技術。死信投遞。如果我們在這些方面獲得進展，那就可以極大地增加我們反間諜工作取得成功的機會。
“讓我們馬上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庫克說。他拿起電話聽筒，給他的一位高級科學家弗蘭克·摩根博士打了個電話。
“弗蘭克，我要派一個人來和你一起搞一個新項目。他來了以後再向你解釋。你會很高興的，他正合你的心意。”
這是典型的庫克式的慷慨。他給了我兩個主要的技術官員和一些低級工作人員以及資金設備，供軍情五處單獨使用。我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團擁有三十個人。研究集團負擔了兩年當中的所有經費。之後，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同意由研究集團繼續資助。弗蘭克·摩根是一個最為難得的寶貴的人才，他解決問題既熱情又有眼光。在兩年時間裡，軍情五處取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了當時在美國所夢寐以求的成果。
密寫技術在世界各地都一樣，間諜先把作掩護用的假信寫好，然後把一張特殊的經過無色化學處理的複寫紙鋪上，在復寫紙上寫下密文，之後，把一種化學劑微粒灑在信紙上，這樣只有收信人才能把密文顯出來。大多數的顯示劑都是讓化學複寫紙留在信紙上的痕跡顯露出來，這樣就能認出密文。只有使用相應的顯示劑，才能顯出密文來。摩根發明了一種萬能顯示劑，是用放射性，避免了在檢查密寫信件時留下痕跡而被人發現的可能性。
微粒技術是另一種在外國的間諜同他的上級進行秘密通訊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把照片縮小到肉眼看不出的尺寸，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微粒一般是藏在郵票下面，或在打印的信件的標點符號上面，或在信封的封口處。摩根用中子激活法來發現微粒照片。
間諜通訊的第三種方法是死信投遞，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間諜把一件包裹，例如一卷已衝好的膠卷，放在預先指定的地點，他的上級隨後去拿，兩個人從來不見面。克格勃常常給他們的間諜一些經過特殊處理的空容器，可以看出是否被人偷偷拆開過。摩根研製了一種軟X線技術，使我們在檢查那些可疑的容器時，可以在不打開它們或弄壞裡面還沒沖洗的膠卷的情況下，了解到容器裡所裝的東西。
摩根的四個項目中的最後一項是研製了一系列的X線方法，用來打開先進的組合保險櫃。事實證明，這些方法勝過了賈格爾的撬鎖技術。摩根的X線裝置可以從外面讀出保險櫃的號碼組合，從而使軍情五處對英國的任何一個保險櫃都能打開。
儘管在技術和研究方面有了進展，可軍情五處在五十年代的反間諜記錄仍然是令人可悲的。狄克·懷特在一九五三年任局長之後，意識到這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戰爭時期那些有能力搞雙重間諜案件的官員們大多數都離開了軍情五處，或退休，或像懷特那樣被提拔到高級領導的位置。接替他們位置的人多半是些平庸的原殖民地的警察，他們幾乎沒有反間諜的經驗。戰爭時期，英國以壓倒優勢對抗德國情報局，而現在要轉變去與更老練、人數更多的俄國情報機構進行一場新的戰爭。他們這幫人對這種轉變感到難於適應。懷特成立了一個新的反間諜處，即D處。他要求我主要向他們提供科學和技術的意見，可進展卻很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D處的人對我接觸他們的機密表示反感，他們仍在他們技術無知中縱樂無度。我記得當我用歐姆定律解釋一些技術問題時，一位辦案人員說：
“得了得了，彼得，老朋友，我不需要知道歐姆定律，我只著眼於大處。”
“天哪，”我的肺都快氣炸了，“每個學生都知道歐姆定律的呀！”
D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是個聰明人，但他軟弱。他的政策是小心照抄戰爭時期的雙重間諜技術，盡量招募雙重間諜。他在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區操縱一個規模宏大的間諜網。每當軍情五處得到通知或發現有俄國人去接近學生、商人或科學家時，他們就鼓勵被接近的人同俄國人往來，這樣便於我們監視案情的發展。米切爾深信，總歸會有一個雙重間諜被俄國人接受並派到非法工作網的心臟裡去的。
雙重間諜案件是一種很耗時間的迷藏。克格勃最喜歡使用的一個騙招就是給雙重間諜一包錢或一個空物（我們當時可以去檢查），讓他放到死信投遞地點。一旦發生這樣的事，D處就會被疲勞戰拖得精力癱瘓，監視隊被派到死信投遞地點不分晝夜輪守，以為哪個秘密間諜會親自來拿，可實際上往往根本沒有人來拿。如果放的是錢，那麼原來把錢交給雙重間諜的那個克格勃官員會自己來拿走這些錢。我對雙重間諜案件政策產生了懷疑，可他們嚴肅地對我說，這些是克格勃的訓練程序，主要是為了考察間諜是否可靠，耐心便是成果。
實際上，俄國人的目的是利用雙重間諜案件來糊弄軍情五處，來識別我們的辦案人員，分散我們的精力，引開我們對他們的真正行動的注意力。
軍情五處的職業技巧標準是聳人聽聞的。克格勃通過對我們監視通訊系統的監聽，肯定已經知道我們掌握了大量的雙重間諜。可是，D處的辦案人員也是很拙劣的，在會見他們的雙重間諜之前，除了最落後的反監視技術以外，幾乎沒有使用其他的手段。外交部有一個專門的司是為軍情五處提供“雞飼料”的（就是給雙重間諜的秘密材料，讓他們拿去給俄國人，以表明他們對俄國人是忠誠的）。 “雞飼料”包括一些完全不可信的關於我們根本就沒有的武器的假秘密材料以及我們根本就不會實行的一些政策文件等。我對D處的整個“雞飼料”方案產生了懷疑，指出只有真正的機密才能使俄國人信服，可他們認為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D處的另一個主要活動範圍是移民區。 D處的間諜管理小分隊掌握著大規模的間諜網，他們利用在倫敦的間諜去招募在這些間諜國家裡的其它間諜。這個方案對軍情五處來說特別具有吸引力。移民是容易被招募的，於是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在提供招募方面的情報上可以直接展開競爭，軍情六處為此感到惱怒。其實，在五十年代初，這些移民圈早已被克格勃完全滲透，或者被它的東歐盟國的情報部門滲透。這些移民圈就像雙重間諜案件一樣，分散了我們的精力，暴露了我們的間諜主管人。
情報界在戰後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軍情五處卻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繼續照抄戰時雙重間諜的技術。它不僅缺少訓練有素的辦案人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不再具有戰爭時期那種超乎德國人的密碼破譯優勢。
在整個五十年代，軍情五處竭力迴避英國當時所面臨的最明顯的反間諜問題——三十年代蘇聯對英國統治集團的滲透。四十年代末對艾倫·納恩·梅和克勞斯·富克斯所犯的核間諜罪的審判以及一九五一年發生的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說明招募“斯大林的英國人”的程度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一個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文件的人都清楚，三十年代在那些出身名門望族的英國知識分子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失望情緒。俄國情報機關利用了這種情緒，成功地招募了一些重要的間諜，至少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戰後對蘇聯的事業仍然保持忠誠。
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叛逃給軍情五處留下了巨大的創痕。雖然菲爾比和布倫特也受到了懷疑，可他們對此矢口否認，於是兩個案子很快就擱淺了。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對這兩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關係網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這種方案在調查工作中實際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大多數朋友現在都升到了相當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僅在情報界有這些人，文職機構裡也有這些人。所有有關係的人都在盡全力壓制有關這兩個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調查行動一時走漏了風聲，那就會造成一種尷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調查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後果不堪設想。沒有人願意去碰這個棘手的問題。一九五四年以後，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已完全停止，顯然軍情五處認為當時正在實行的新審查制度已足夠保障國家的安全了，其實這正如把狐狸鎖進了雞窩裡一樣。
有一個人挺身出來反對這種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馬丁，過去是陸軍信號官員，戰爭剛剛結束他就加入了軍情五處。他很快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很有才華而又富有直覺的辦案人員。他接連經手了富克斯和麥克萊恩兩起案件的調查工作。他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員。馬丁在反間諜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個很大的優越性：他從來沒有進過公學。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生嚴重的洩密事件的消息傳出來以後，按慣例是在職員、清潔工和秘書當中尋找主犯，可馬丁卻在最初階段就認為主犯是一個高級外交官。他堅持要進行調查，但麥克萊恩的叛逃卻使他的調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發生後，馬丁促使軍情五處領導批准對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滲透劍橋大學的整個複雜網展開緊急調查，但他要會晤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社會關係人員的要求，幾乎全都被拒絕了。他與這種可悲的政策鬥爭了兩年，最後去見了安全局局長狄克·懷特，說他打算辭職，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去工作。
懷特對馬丁的能力評價很高，他說服馬丁不要去澳大利亞，勸他去馬來亞擔任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直到D處的氣候好一些時再說。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在馬來亞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亂活動中，馬丁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在他離開D處之後，反間諜工作顯然受到了影響。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軍情五處失去了它最能幹的、或許是脾氣最變幻無常的官員。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長後，在D處任命了一個新的處長叫馬丁·弗尼瓦爾·瓊斯。他受過律師訓練，在戰爭時期加入軍情五處。在表面上，他給人一種正統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機，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領導才能，具有井井有條的邏輯頭腦，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點是他有著堅定的決心——且不說是殘酷無情——這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反間諜處長。他意識到軍情五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蘇聯集團在英國展開的大規模的情報活動。譬如，D處一科的任務是監視和對抗的三百名俄國情報官員，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書。我們陷入迷惘之中，從來不知道我們是在追捕間諜還是間諜的影子。
瓊斯作出的決定之一是把馬丁從外面調回萊肯菲爾德大樓，讓他先在D處二科負責捷克和波蘭事務。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調到D處一科，負責反蘇聯間諜。儘管他常常態度粗暴，可瓊斯仍然十分欣賞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發揮才幹的倔強性格。馬丁進了一科之後，立即採取行動，很快恢復和加強了一科的積極的反間諜調查工作。由於他在戰爭時期從事過通訊信號工作，因而能下意識地抓住如“筏夫”之類的新技術的重要性。我還是第一次發現，一個很有資歷的人同情地傾聽我的意見，並按照我的設想進行一些改動。我們很快就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打算在A處建立一個情報源索引，把可能對軍情五處有用的人和事都記下來。於是，我們在安全局內部散發表格，要求大家填寫。花了好幾月的時間，我們終於建立起了一套索引。辦案的官員如果需要一個護士，或一個管道工，或要求接觸某公司的檔案，或一個上鎖的車庫，都可以從索引中查到，用不著花費時間胡亂去找這些資料。
我們在修改戰鬥秩序方法中引進了行動分析法。這個設想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特里·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對蘇聯大使館的所有人員的已知行動進行調查，並建立關於他們行動的一個全面的概念。通過這個辦法，有可能獲得克格勃官員的身份特徵的重要情報。
但是，變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動科。邁克爾·麥考爾是這個科的領導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反間諜專家和調查員。馬丁和麥考爾把行動科作為實戰戰場。雖然我們的力量要比俄國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們採取了進攻的態度，不斷改變策略，以破壞克格勃的活動為目標。克格勃習慣於事先對我們的行動作一個徹底的預測，我們的某些計劃也搞得很魯莽，譬如在倫敦大街上扒竊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員的腰包，希望收集到一鱗半爪的情報。雖然這種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國人感到他是多年來第一次遭到了進攻。此外，還有一些更有意義的修改。蘇聯移民間諜網毫無疑問是被克格勃滲透得最為厲害的，後來被解散了。在雙重間諜案件上採取的方法更具有攻擊性：辦案人員陪著雙重間諜去和他們的克格勃上司會晤，並警告克格勃官員，如果再抓住他們招募英國人當間諜，就向外交部報告，並把他驅逐出境。麥考爾和他的人開始進行大膽的嘗試，企圖招募克格勃的人來當我們的間諜。雖然未獲得成功，可我們希望這樣策略上的變化可以把懷疑的種子撒向肯辛頓公園內的俄國大使館裡。
麥考爾在執行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廠製造新型博福斯砲彈的技術人員告訴軍情五處，有個克格勃官員在接近他，讓他提供新砲彈的樣品。麥考爾安排工廠造了一枚假砲彈，裡面裝滿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裝了火藥一樣。當雙重間諜在南部倫敦公園把砲彈交給那俄國人時，麥考爾立即從灌木叢中跳了出來，對那俄國人說，他這樣公然攜帶英國的絕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煩，肯定要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員們都怕被驅逐，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樣會使他們失去在國外工作的神氣地位，但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失敗。任何失敗都會自然地使他們自己的反情報官員產生懷疑。麥考爾還勾勒了一個圖景：一個結實的倫敦警察把這個不幸的俄國人帶到一處秘密的地牢裡去拷打折磨。那個克格勃人員聽了之後，失去控制地顫抖著。
“別搖那砲彈，看在上帝的分上，”麥考爾大聲吼道，“會把上面的導火栓引發的。”
那俄國人扔下炸彈，飛一般地跑出公園，彷彿在被潑婦追趕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飛機回國了。
實際上，外交部那種不大願意給予支持的態度是遠近聞名的。我們多次要求驅逐我們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揮間諜的俄國人，可外交部負責英蘇關係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決我們的案子。我間或也參加北方司的這類會議，就某些俄國外交官已經乾了些什麼作技術上的匯報。會議總是遵循一個模式：軍情六處的代表總是反對搞驅逐，他們害怕莫斯科採取報復；外交部則害怕破壞即將舉行的重要的裁軍談判或者害怕影響一筆即將成交的貿易談判，所以他們總是要喋喋不休地權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揚從那富麗堂皇的委員會辦公室出來時，他低聲地對我說：
“我可從沒見過這種冷血動物的溫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們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統的方式來警告俄國人離遠點兒。約在同一時期，我們收到了來自監視隊的無數報告，評述了俄國人是如何接近他們的。有一個監視員說，他在小酒店裡碰到一個克格勃官員走上來，遞給他一隻裝著一大筆錢的信封，然後跟他談起要讓他提供有關軍情五處工作情況的情報。
麥考爾決定採取一項直接的行動。他給蘇聯大使館的常駐克格勃頭子的辦公室打了電話，要求安排會見。當時他用了俄國人都知道的化名麥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擺出一副高級官員的架勢走進蘇聯大使館，警告俄國人不許再去接近英國的監視員，並嚴厲地威脅說要進行外交干預。實際上這種於預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麥考爾對自己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興趣，克格勃頭子對他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葉蘭下共飲午茶。俄國人對他的部下如此不謹慎地在外國領土上進行間諜活動表示懷疑，但還是同意了調查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積極了。
“也許英國安全當局弄錯了，近來這裡的交往事務太多，那麼多的國家，那麼多的大使館，那麼多的外交人員，有時很難肯定誰為誰工作……”
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俄國人接近監視員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當D處的情況發生改變時，蒂斯勒案件又復甦了。這使我們的頭腦里布滿了疑雲，陷入一片混亂。這件案子的重新發端是因為那個年青的男護士突然又重新活動起來了。我們當年在克拉普漢姆追踪“粗暴”信號就是因為他被俄國人招募過去的緣故。他的俄國上司這次給了他一隻提箱，要他存放在家裡。箱內裝著一部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無線電裝置，這使我們立即懷疑整個事情又是一次遊戲：想把我們從倫敦引誘出來。可我們沒有依據證明俄國人已知道我們已把那個護士轉變過來，因此我們決定進行跟踪。 D處一科派了監視隊連續不斷地對那個護士在米德蘭的家進行監視，與此同時，倫敦的其他監視活動全部停止。我安排監視總部播發俄國人和捷克人離開肯辛頓公園內的使館的指令，使他們認為我們還在跟踪他們。
監視隊離開倫敦三十六小時以後，監聽他們通訊的俄國接收機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爾把這個情況告訴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過去蒂斯勒事件以後所進行的幾次試驗都沒有得到什麼確切的結果。六個星期以後，我們回到了倫敦，深信那隻箱子是一個騙局。我安排了特別“筏夫”行動來核查俄國人究竟在什麼時候重新使他們的接收機工作的。
第一個星期一的上午，我們沒有對任何俄國人進行跟踪。下午兩點半我們開始跟踪一個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時，俄國人的接收機就開始活動了，對著監視隊的頻率進行監聽。我把“筏夫”的印刷記錄給瓊斯和霍利斯看了。這些材料首次給人一種確切的感覺：軍情五處內部存在著為俄國人提供情報的人。霍利斯和瓊斯聽了以後大為震驚。俄國人最近對我們監視員進行接近的舉動，證實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風聲，那麼這個人肯定在監視隊內部。可在麥考爾拜訪蘇聯大使館以後，我們認為沒有俄國人再接近監視員了。為了查出走漏風聲的人，我們做了更多的“鋇餐”試驗，沒有發現什麼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發情況的幾個官員當中產生了一種要把此案進行最後一次解決的想法，哪怕要進行更為廣泛的調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訴我，說他打算停止對監視隊的調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們對蒂斯勒的結論是正確的，”他告訴我說，“我想我們該結束這事了。”
他彬彬有禮，可語氣卻很堅決。我認為把令人憂慮的事公開出來的時刻到來了。
“我確實認為，先生，我們應擴大我們的調查範圍。洩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層。”
霍利斯聽到此話後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應。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彼得，”他平穩地說，“這會對安全局的士氣產生可怕的影響。”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會發現，大多數官員都希望做點什麼事。如果我們這裡被滲透，尤其是在高一級的層次裡，那麼大部分人做的工作豈不等於浪費時間。”
“這簡直不切實際。”他回答說，語氣也變硬了。
我指出，D處一科有調查小組，它可以輕鬆地擔負這項工作。霍利斯最後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備對這個問題進行辯論，”他厲聲地說，“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動，這會導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權的蓋世太保。”
他在檔案上寫下“此案到此為止”幾個字，並籤上了他的名。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之間的會晤結束了，然而，這個癌腫仍留在那裡繼續生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