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大廈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粉紅色的花朵，蔚藍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廈的圓頂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閃光。我一直很喜歡訪問華盛頓，尤其是在春天，倫敦太單調乏味了。軍情五處重視出身門第，手裡的錢也摸得緊，我和許多比較年輕的、在戰後加入秘密情報工作的人一樣，感到美國才是偉大的希望，是西方情報工作的中堅。我舉雙臂歡迎美國來佔據優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美兩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在五十年代後期處於戰後的最低潮。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僅僅是在中東問題上，而且在遠東和非洲問題上也是如此。軍情六處的許多老資格的人發現，在戰爭時期，他們在英美情報關係中佔著控制地位，可現在卻退居到一個低下的位置上，這個事實委實令人難以接受。
由於不同的原因，軍情五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也有不快。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新機構，在世界舞台上顯示著它的實力。它的目標是收集情報，在沒有得到軍情五處的通知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得在倫敦採取行動。霍利斯和懷特都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際上破壞了這個默契。
在所有的困難背後，還存在著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以及公開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們再也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軍情六處，特別是有許多高級官員與菲爾比有著親密的關係，而軍情五處對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在事先都沒有覺察出來，這在美國人的眼裡完全是一種犯罪的無能表現。過去那種親密的戰時英美情報關係遭到了一股濁浪的衝擊，政府通訊總部相對來說受到的衝擊要少一些。根據一九四八年英國和美國的協議條款，通訊總部與美國同行國家安全局曾訂有一個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當了局長以後，果斷地設法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改善關係。胡佛的反英情緒是有了名的，這可以追溯到戰爭時期。那時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紐約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領導，這個人就是所謂的“無畏之人”。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美國從事反德國的活動，可胡佛卻竭力反對任何組織有權在美國國土上收集情報這種設想，對外國控制的機構更是不加理睬。多年來，他始終拒絕與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見，有一段時間甚至不准軍情六處的官員到聯邦調查局去，不許軍情五處接觸聯邦調查局的情報來源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著改善關係的意圖拜訪了胡佛，並說服他把軍情五處列入情報分佈範圍的名單裡。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處得很好，但兩人對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質上比較軟弱，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當一個唯唯諾諾的角色。胡佛與其他許多靠個人奮鬥發蹟的美國人一樣，有著強烈的勢利氣。當霍利斯這樣一個英國上層階級的間諜大師竟端著禮帽向他乞討時，他那盛氣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點震動。
我成了一個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聲稱，任命我為軍情五處的首席科學家，是他致力於實現情報工作現代化以及加緊反蘇聯間諜鬥爭的一個佐證。在霍利斯訪問美國後，胡佛邀請我到聯邦調查局的總部去參觀，看看他們的技術裝備的規模。我對這次訪問很感興趣。我從加入軍情五處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長期的成就，其關鍵在於與美國恢復關係，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他們的技術資源。可是我的這種觀點並沒有什麼市場。帝國的幻想頑固地佔據著萊肯菲爾德大樓，譬如，卡明雖然是軍情五處技術處處長，卻從來沒有對美國進行過一次訪問，他也不明白要這樣做的道理。
聯邦調查局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力量的規模，它完全超過了軍情五處所能想像的。雖然他們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們沒有好好地把這一切利用起來。他們主要依靠在市場上買儀器，自己卻不進行研製。儘管他們有一種給人印象深刻的微波無線電網絡把各分站聯繫起來，可他們的無線電都是標準的摩托羅拉設備，是用在警車和出租車上的。在聯邦調查局的技術工作中，惟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是他們使用指紋方法來搞間諜工作。軍情五處的檔案室裡沒有指紋記錄。我認為這是聯邦調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賦予的一個優勢。
迪克·米倫是聯邦調查局裡負責技術研究的官員。他是個律師，而不是一個科學家，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個非常精彩的表演，他們帶我來到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地下室射擊場，為我表演了手槍射擊。米倫驕傲地告訴我，連“老頭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練習他的這套出色的射擊技術。我還參觀了馬里蘭州海邊聯邦調查局的訓練基地，一個年邁的美國印第安人向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傳授高級槍法。他向我們露了幾手絕技，例如對著鏡子射擊身後的目標，反手過肩擊落放在噴水池頂端的乒乓球。這是粗曠而充滿美國味的情報人員的必修課。聯邦調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國那個無法無天的時期紮下根基的，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可我懷疑這種絕技與現代化的反間諜工作是否有關係。
我並不樂意向聯邦調查局通報蒂斯勒案件。從胡佛處理這個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個的暗示。他希望我們無法解決軍情五處是否藏有間諜的問題，以便他可以藉此向總統建議停止與英國交換情報。我希望霍利斯和我過去對美國的訪問能為我的道路掃除障礙。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著參觀，他是軍情五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哈里這樣親切友好的人，他曾是愛爾蘭國際橄欖球運動員，和霍利斯一樣，也喜歡打高爾夫球，並且還差不多是一個職業障礙跑運動員。人人都喜歡哈里，這主要是因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視為一種社交活動。五十年代末期是衛星和計算機情報在華盛頓嶄露頭角的現代氣息時代，哈里的氣質和知識已跟不上這種時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見面，如果對立是無法避免的，他就採取一種簡單的對策。
“聽我說，彼得，老朋友。讓他談，看在上帝的分上，別打斷他。在他講完後你記住對他說，非常感謝你，胡佛先生，……我已經為午餐訂了一個桌位，我們會需要的。”
聯邦調查局像一個雄偉的凱旋門式的陵墓，我們穿過它前面的拱道，在這裡迎接我們的是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艾爾·貝爾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爾·沙利文。沙利文負責處理共產黨事務。 （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蘭打野鴨時喪命的，當時被認為是遭暗殺。）貝爾蒙特是一個彪悍的老式“槍手”，過去聯邦調查局的人都知道這個綽號。從該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裡面。沙利文是四肢發達（但並非頭腦簡單）的貝爾蒙特的軍師，他們兩個人都認為匕首勝於說教。貝爾蒙特樹敵很多，但和我相處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樣，有過一個災難深重的童年經歷。他的父親在一次街頭毆鬥中遭人槍殺，他母親日夜操勞，攢錢供他念完了法學院。他憑藉著在工作上的勤奮和對“老頭子”的無限忠誠，被提拔到聯邦調查局的最上層。
這兩個人在表面上雖然剛硬，在局裡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卻十分懦弱。我感到，這種無限忠誠有些不自然。當然，他們是欽佩胡佛的。這是因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個腐敗無能的組織建成了一個有效的、令人生畏的、與犯罪作鬥爭的機構。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著難於啟齒的隱疾的折磨，他們卻從來不承認這個事實，就連私下地默認也沒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時間同這兩個人討論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術意義，直到與胡佛會晤的時刻到來。我們穿過迷宮般的走廊，看到了許多年青的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他們整潔、健康，穿戴得體，梳著短髮，一臉正經的神情。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使我想起了醫療衛生診所，到處可見抗菌的白色瓷磚在閃著亮光。工人們整天忙乎著，經常重新刷油漆，打掃衛生，上地板蠟。如此潔痺，令人懷疑其靈魂是否陰暗。
胡佛的房間在一套四間相連的屋子中的最後一間。貝爾蒙特敲了敲門，走了進去。胡佛站在他辦公桌的後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藍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從他那皺紋叢生的小臉上搭拉下來。他堅實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並沒有欣慰的感覺。
貝爾蒙特開始向他介紹我來訪的原因，可胡佛卻尖銳地打斷了他。
“我看過報告了，艾爾。我要聽賴特先生給我談。”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著我，我開始簡略地談到“筏夫”發現的經過，他幾乎立即打斷我。
“我想你們對我們的捷克情報源提供的情報感到滿意了吧……！”
我開始回答時，他又把我岔開。
“你們的安全組織從華盛頓這裡撈到了不少好處，賴特先生。”
他聲音裡暗示著不止一點的威脅。
“如果這些好處對我們國家的安全造成了問題，我可就要勸告總統了。像這起案件，我得親自關注，尤其是英國在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問題。我需要知道我是否處在一個安全的地位。我說明白了嗎？”
“當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著細看他的鞋帶。貝爾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辦公桌的另一邊，被陰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個人孤軍作戰。
“我想，你會在我的報告裡看到……”
“賴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報告做了一個摘要，我對你的經驗教訓很感興趣。”
沒等我回答，胡佛就開始激動地謾罵西方面對共產主義的進攻顯得無能。我同意他的許多觀點，只是對他說話的那種腔調感到厭惡。我們的話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胡佛幾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們的名字的。
“在我們局裡，賴特先生，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我的官員們都是經過徹底審查的。這可是教訓啊！你明白嗎？”
我點點頭。
“當然，胡佛先生。”斯通插進來說。
胡佛突然又凝視著我，說道：
“要全面警惕，賴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們局可是在日夜戒備啊！”
他猛然站了起來，這意味著會晤結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詹姆斯·安格爾頓共進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見過他。他思路敏捷，對贏得冷戰抱定決心，其理由不只是為了好鬥取樂。我喜歡他，他給了我足夠的暗示，鼓勵我考慮一起幹工作。
安格爾頓這顆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華盛頓升起的，尤其是他從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裡搞到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之後。他是冷戰時美國戰略情報局招募來的人之一，在賴德街軍情六處的舊辦公地點裡受過反間諜技巧訓練。訓練他的是菲爾比。這位耶魯大學畢業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他的這位喜歡抽煙斗的英國教官一見如故。一九四九年，菲爾比被任命為華盛頓分站的站長後，兩個人之間的友誼進一步加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菲爾比發現了這位嶄露頭角的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沉溺於策劃陰謀。很快，安格爾頓在英國情報官員當中獲得了經常企圖利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的敵對情緒從中撈取外快的名聲。
我乘出租汽車去了喬治城。此刻我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政府官員住在這個地方。這裡有優雅的紅磚房子，樹木成蔭的街道以及密集的書店和餐館。我到達哈維餐館時，安格爾頓早已坐在那裡的一張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著一套灰色西服，一隻手裡捧著一大杯傑克·丹尼爾牌啤酒，另一隻手拿著一根香煙。
“胡佛怎麼樣？”當我坐下來以後，他用嘶啞的聲音問我，彷彿把一撮砂礫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靈通，吉姆。”我回答說。
他那蒼白的臉上勉強露出一絲笑容，與那套喪葬服一樣的西服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我知道他是在探聽消息，中央情報局對蒂斯勒以及他的揭發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和聯邦調查局有著默契，我們向他們通報“筏夫”行動，但他們必須烙守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聯邦調查局交交朋友，倫敦時下很興這套。”
“浪費時間，”他說，“我記得你們早就在設法接近他。可他總是對我們講，他忍受不了英國佬。”
我感到有些憤怒，雖然我知道這正中他的下懷。
“嗯，我也不能說中央情報局就更友好一些。”
“過去的十年裡，你們在華盛頓把許多信譽都喪盡了。”他說著，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這樣的人，”他繼續說，“看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看到軍情五處的現狀，總要問：'這有什麼意思？'”
他叫來侍者，我們點了菜。
“你完全離題了，吉姆，”我說，“事情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年前他們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當科學家的，可現在我在那裡了，並且還不斷有新的人湧進。”
“我進過英國的公學，”他譏諷道，“你們那幫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沒有什麼好處。那些事都過去了，世界更小了，我們應該重新合作。”
我為自己突然如此動感情而感到驚奇。安格爾頓始終端坐在那裡，一刻不停地吞雲吐霧。
“你從胡佛那裡得不到任何幫助，”他咕嚕說，“他也不情願為你們提供幫助。”
這頓午餐用了很長的時間。安格爾頓什麼也沒有透露，卻在飲酒的過程當中向我提了許多問題。菲爾比怎麼樣了？我坦率地告訴他，我認為他是個間諜。還有，儘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仍然是個觸動神經的事，安格爾頓想知道每個細節。他甚至問我，是否可以從軍情五處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檔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長，由於同蘇聯有廣泛的商業往來關係，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報界的注意。可是我認為這樣做有些粗率。
“我們是朋友，吉姆，可還沒有到那麼親密的程度。”
五點鐘左右，我送安格爾頓上了他的汽車。那是一輛非常漂亮的“奔馳”車。不久我才知道，別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們家的全國現金出納機公司的股東之一，因而喜歡揮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湊巧，把鑰匙鎖在了車裡，他感到很惱火。我從口袋裡摸出賈格爾做的撬鎖鐵絲，不到半分鐘就把車門打開了。
“不錯，彼得，不錯！”他滿臉堆笑地說。他知道我此時正在自我陶醉哩。
“順便說一句，”我說，“我可是正兒八經的，如果你在華盛頓不幫助我，我就要請願意幫助我的人來乾了。”
“讓我想想，看能做些什麼。”他喃喃地說，然後鑽到汽車方向盤後面，目不斜視地開著車走了。
實際上，雖然華盛頓方面持懷疑主義態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國的情報部門在技術方面有了重要的變化。軍情五處把主要精力用來發展新技術，即“筏夫”和“咽吞”技術。
第一步，我們把蘇聯大使館繼續置於“筏夫”的監視之下。霍利斯說服了態度勉強的財政部，讓其在軍情五處的秘密撥款之外，再為軍情五處買一幢房子。這幢房子擠在蘇聯的幾幢外交樓之間。我們在閣樓上安裝了“筏夫”接收機，並在這幢新房子和鄰街的目測監視樓之間挖一條隧道，把探測到的大使館內的信號通過埋在隧道裡的電纜發送回去。我們讓西里爾·米爾斯作為房客住在這幢樓裡。他在戰爭時期是軍情五處的官員，現在是著名的馬戲團的老闆。此後的許多年裡，米爾斯就在這幢樓裡經營他的馬戲業務。如果要往這幢樓裡運送人員或設備，或清除隧道裡的垃圾，就用“米爾斯馬戲團”那輛花哨的車子去幹，這樣掩護得十分巧妙，俄國人從來沒有往這一點上去懷疑。
我們仔細地用了幾台直接接收機來搞“筏夫”行動，每一台都使用一種兆週頻率，目的在於使我方沒有振盪器，這樣做是防止萬一俄國人也研製出一種“筏夫”技術。米爾斯的房屋之謎在整個六十年代都沒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報警器發覺有兩個俄國外交官爬上了房頂。他們打破了一扇天窗，可還沒有來得及從屋頂爬進來，就被管家嚇跑了。米爾斯向蘇聯大使館提出了正式的抗議。可我們在猜想，俄國人可能通過某種方式已經知道我們存在於這幢樓裡。
房子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閱讀“冠石”檔案時所籌劃的那種試驗付諸實施。我們系統地捕捉了信號，看看蘇聯大使館內的接收機是不是在監聽莫斯科播給英國特工人員的信號。這些都是高頻信號（HF），而監視隊的無線電是特高頻（VHF）信號。俄國人在他們的高頻接收機上用了大型無線電放大器，使“筏夫”行動更為困難。可是政府通訊總部研製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設備，不到六個月，我們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館裡的俄國人例行監聽從莫斯科發來的四種信號。
第一種信號的代號叫“粗暴”。我們是在一個星期二的晚上十點三十分收到它的，摩爾斯信號的聲音響亮而清晰。俄國人當時也在用同一種頻率進行收聽，我們的接收機跟踪到了一個振盪器發出的嗚嗚聲。政府通訊總部分析了“粗暴”，認為它來自莫斯科地區，每周播發兩次。密碼分析專家們十分肯定這個摩爾斯電碼裡含有真正的通訊。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決定集中主力來跟踪“粗暴”信號。
我去找了考特尼·揚，當時他在D處一科（他是反俄國間諜工作的負責人），問他能不能幫助我們查找一個非法特工人員的情報，此人目前正在英國境內活動，並正在收聽從莫斯科發來的無線電通訊。揚對我去找他感到驚奇，他說D處近來正在著手調查一個雙重間諜案。該案使他深信有個非法分子在倫敦地區活動。這個雙重間諜是個男護士，曾加入過英國共產黨。好幾年後，有人讓他為俄國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願，但後來他的聯繫人告訴他說，不是要他當間諜，而是讓他寄些信件和保管臨時的箱子。又過了一段時間，這個護士害怕了，便向警察報告了。這個案子按照慣例被特別處轉到了軍情五處。
揚讓這個護士當了雙重間諜，再返回去跟俄國人對抗。在短期內，這個護士仍然讓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蘭地區，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倫敦南部的克拉普漢姆租用一套公寓，並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漢姆公地從事一些死信投遞活動。揚非常肯定地認為，他是一個由俄國人訓練出來的非法特務的外圍人員，專門在真正的非法分子進入指定的地區之前為其準備通訊器材和居住條件。但是後來，這個護士同對方的一切聯繫突然中斷了，他再也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就是整個行動流產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務已通過某種方式在該地區潛伏下來了。
這種猜測不著邊際，可至少考特尼·揚要找的非法特務有可能就是收聽來自莫斯科的“粗暴”信號的這個人。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對克拉普漢姆地區進行了嚴密的搜查，看看有無進一步的線索。我們駕駛那輛能透過無電線波的“筏夫”車來到克拉普漢姆，在四周有牆的舊防空洞前院裡設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漢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們接通防空洞的電源，架起一根天線，估計能在半英里的範圍內進行收聽。
我和托尼·塞爾坐在寒冷而又空氣不流通的'筏夫'車裡，觀察著，等待著，聆聽著。 “粗暴”廣播應當在上午十點開始，我們把一台接收機調到“粗暴”的頻率，同時用另一台接收機搜索附近周圍的頻率，看看能否發現振盪器。第二個星期，卻真讓我們給撞上了。我們收到了一種奇怪的，像貓頭鷹一樣的叫聲，並收聽到從莫斯科發來的摩爾斯電碼。這顯然是有人在離我們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聽“粗暴”廣播。塞爾和我面面相覷，他彷彿已嗅到了獵物的氣味，錄音機開始在壓低的聲音中轉動。我們換上電瓶電源，慢慢地開車沿著克拉普漢姆街駛向地鐵車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迴。此時那些小酒店裡坐滿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區住宅，門前的花園裡有剛剛開的水仙花。室內的居民們對經過他們屋前的跟踪行動一點兒也沒有覺察到。
塞爾監視著振盪器的信號，用它發出的強大電波來確定它的位置。我們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鐘，我們還有十七分鐘。當我們到達地鐵站時，信號變弱了。我們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萬茲沃斯，信號再一次減弱並消失。我們駛向南邊的波爾漢姆，可這回甚至沒等我們離開公地之前，信號就完全沒有踪影了。
只剩下六分鐘了。車內的人說不出一個字，我們只剩下一個方向了。 “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後街那擁擠的、迷宮般的地方。我們開著這輛特製的車來到拉奇米爾路，我心裡滿是失望，我要猛衝過去，我真想用傳聲筒對眼前的情形高聲叫喊，請求給我們讓路。可我們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視著閃爍不停的調諧盤，希望聲音增強而不是減弱。可是，當我們穿過萬茲沃斯路時，信號已經逐漸減弱。此後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廣播，“粗暴”信號再也聽不到了。塞爾重重地拍著車壁。我摘下耳機，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陣憤恨。我們還得在克拉普漢姆呆幾個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標？
我點燃了我這天的第十三根香煙，試圖從這二十分鐘的情況中思索出點什麼來。我們每個方向都去過了，可每次我們一挪動位置，振盪器的信號就減弱。這毫無疑問地證實了我們的確發現了另一台接收機，除了我們自己那台接收機以外。可這台接收機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東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過來，意識到一個真相——“粗暴”就在我們的頭頂上，就在防空洞頂上幾碼之內的地方。我們開車回到基地，對這個地方進行了搜索，發現在我們背後的高牆後面是一片用作停車場的開闊的荒地。 “粗暴”的收聽肯定是在一輛停在此地的汽車或類似於我們這樣的車裡進行的。
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以後，我把振盪器的錄音印成一副聲納圖像。聲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電源波紋，其波紋形狀不是普通的電源頻率，而是類似於我們“筏夫”車的電瓶所產生的電源的頻率。這種巧合令我感到痛苦萬分，無法進行思考。
在以後的六個月當中，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把所有候補人員派到克拉普漢姆去進行搜索。我們在上百個不同的地方進行監聽。官員們對每一條街都進行了搜查，尋找有問題的天線，仔細盤問無線電設備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在我們四處進行搜索期間，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從莫斯科傳來嘲笑我們的“粗暴”信號。
除了繼續用“筏夫”汽車以外，我們還通過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安排了“筏夫”飛機。我們從英國皇家空軍調來一架運輸機，機內裝有類似於我們車內的接收機，在固定的時間裡在倫敦上空飛行。我們認為，在高空可以尋找到接收機在倫敦的什麼地方進行工作的大概範圍，如發現了信號來源的具體地方，就用幾輛“筏夫”車進行包圍。
第一次，我們飛行在蘇聯大使館上空的飛機正在檢查設備的工作情況時，突然收到了他們的接收機的聲音。以後，我們又在芬斯伯里公園一帶收聽到了一系列的無線電聲音。就像在克拉普漢姆一樣，我們趕到這一帶進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樣，這個一直沒有被發現的特工人員舒舒服服地隱匿在倫敦郊區的密林裡。
“筏夫”飛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藍色的天空裡，聆聽著從莫斯科發來的信號。頭上戴著的耳機使我聽不見飛機螺旋槳的噪聲，而在我的下面，在倫敦無垠的燈海裡，有一名間諜此刻也在閣樓或室外的汽車裡聆聽這些信號。我知道我能聽到他，可我無從知道他在哪裡。他是誰？他是單獨行動，還是一個集團中的一員？最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號裡告訴了他什麼？我在反間諜官員所棲居的特殊煉獄裡，常常被這種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覺所困惑。
“筏夫”行動雖然沒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術方法破譯密碼的“咽吞”行動卻很快被證明是獲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訊總部研究處副處長喬希·庫柏在切爾特南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咽吞”行動便是在這次會議上敲定的。庫柏明白，要想進一步在取得密碼破譯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須使軍情五處、六處以及通訊總部相互進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關的幾個部門的人請到一起，來參加會議的有通訊總部H處（密碼分析處）的亞歷山大和德納姆，通訊總部M處負責反小集團的科學科科長約翰·斯托勒，還有雷·弗勞利和我以及軍情六處的同行帕特·奧漢朗。
除了俄國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訊總部的第一個重要目標。他們在他們所有的駐外大使館裡使用哈格林密碼機，共分為四個組，每一組使用不同的密碼排列。只要我們能把某一組裡任何一台機器搞出名堂來，那麼組裡的其它幾台機器都會被破譯出來。或者我們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機器的樣品，那麼那個組裡的其他幾台密碼機也會被破譯。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擬出了一張埃及駐世界各地使館的清單以及它們所屬哪一個密碼機組的詳細情況，委員會然後對哪一個使館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動獲得成功進行了估計。我向軍情六處派來的工作隊詳談瞭如何安排這次行動的設想，不到一年，我們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碼組全部破譯了。
雖然“咽吞”技術能破譯各種哈格林密碼機，但這種機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國家裡才有市場。庫周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尋找把“咽吞”原理應用到較先進的密碼機上的方法。由於通訊總部缺少計算機力量，無法破譯這些密碼機。我的觀點很簡單，我們需要把計劃變為現實，紙上談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我們得用科學的方法來探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新突破究竟能推廣多深，因此要做試驗。即使事與願違，我們也能了解到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東西。”
我突然間在頭腦裡萌發出一個主意。任何一台密碼機，無論它是多麼複雜，總歸得把一份清楚的電文編成密碼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進的密碼技術是把電文打進電傳打字電報機裡，電報機又與分開的一台密碼機相聯，編成密碼的電文咔嚓嚓地從另一端輸出。整個系統的安全性取決於徹底的屏蔽。如果密碼機和電文輸入機之間沒有進行電磁屏蔽，那麼，未編成密碼的電文的迴聲就可能與編成密碼的電文一起從輸出線路上傳出。如果使用相應的放大器，從理論上來說是可以把這種“幽靈”電文區別出來，並讀懂它的內容。
當然，我們無從知道哪些國家對自己的密碼室採取了屏蔽措施，哪些國家還沒有這樣做。按照我所建議的那種路子來搞行動得花兩年時間才能成功。我們知道，蘇聯肯定對它的密碼進行了妥善的保護，我們在這種情況下花費全力來企圖破譯俄國的密碼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在於要選擇重要的目標，而且是有可能使我們獲得成功的目標。
在選擇目標時，我們認為法國密碼較之其它國家的密碼來說，最適合用來做進一步的“咽吞”試驗。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都面臨著外交部的壓力，外交部要他們提供法國對英國即將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態度的情報。通訊總部還研究了法國在倫敦使用的密碼系統。他們使用了兩種密碼：一種是低級的，用電傳把電文發回法國外交部；一種是高級的，供大使通訊用，由一台密碼機獨立發送電文作為一種額外的保安措施。亞歷山大認為，高級密碼無法破譯。但低級的密碼可以用我概述的辦法破譯。庫柏同意了，於是又開始了“柵欄”行動。
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聯合執行的這項行動中的第一個任務是對法國大使館的分佈作一次詳細的技術偵察，尤其要找到密碼室的大概範圍。我請地方市政委員會把使館的建築圖紙送來，之後又同郵政研究組取得了聯繫。此時約翰·泰勒已退休了，米切爾接替了他的職務。米切爾因為中風而半身不遂，雖然已言語不多，可頭腦仍十分清楚。米切爾把法國大使館的電傳和電話的輸入和輸出線路圖都給了我，我把這張圖與建築圖參照來看，從而確定了密碼室的大概位置。
我們讓郵局把法國大使館的電話弄壞，於是藉維修機會進去對密碼室一帶進行了目測。與埃及人不同，法國的安全人員對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進行了監視，可是我們仍然搞到了我們所需要的信息。密碼室裡沒有電話，只有走廊裡才有一部電話。密碼室和電傳室相連，中間只有一塊塑料板隔開。
我們用郵政局的線路圖進行核實，發現法國使館的輸入線路是沿著大街接進通向海德公園的艾伯特門入口處盡頭的人行道上一個盒子裡。我和米切爾商量好，在這個盒子裡的電纜上裝一個寬頻帶的無線電裝置，把捕捉到的信號傳遞到我們在海德公園旅館裡租用的一間特別操作室裡。為了不使我們的行動被人發現，在我們把從那個盒子出來的電線接到旅館四樓我們的操作室時，我們故意弄壞了旅館的電話系統。此外，還在線路上安裝了特殊的障礙電容，以便保證線路單向工作，不會有任何電文漏回大使館而使我們的行動被人發現。通訊總部經常截聽各國駐倫敦的大使館的來往無線電和電傳通訊，他們在帕爾默街有一些房子，專門幹這種事。我們從帕爾默街的房子到我們的海德公園旅館之間，接了一條含有法國使館通訊的電線。我們把這條線作為指南，用以核對我們用無線電頻率收到的信號是不是從法國使館來的。
第一天上午，我們聽到了那組低級密碼的信號，並與帕爾默街收到的信號進行吻合。收聽線路與我們自己的電傳打字電報機一接通，截取的法國密碼便開始咔咯咔咯地在我們眼前輸出。很顯然，這條收聽線路上傳送出來的信號不止一種。你只需坐下來，用鉛筆把非密碼電文與密碼電文區分開來，就可以直接讀懂密碼。
我開始揀出一份譯文，發現電傳打字電報機上還有另一種信號的踪跡，我把這與聲納圖進行了核對並證明我沒有搞錯，於是我就把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找來了。
信號的高峰與低穀不斷靜靜地掠過熒光屏，低級密碼的線條很強，其陰影線條也很容易識別。可另一個信號掠過每個尖峰時，就有一陣低低的雜音出現。
“天哪，”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喃喃地說，“我們連高級密碼也收到了，那肯定是從塑料隔板那邊傳過來的。”
我急忙通知帕爾默街，讓他們把高級密碼也傳送過來，以便比較從兩個途徑得到的信號。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重新調整了放大器，把信號加強到足以顯印的程度。我把帕爾默街送來的信號作為標準，把非密碼電文區分出來。不到十分鐘，我就搞出了一份電報譯文的初稿。這是一份法國駐倫敦大使發給戴高樂總統的私人辦公室的電報。
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差不多三年時間中，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每天閱讀法國駐倫敦大使館收發的法國高級密碼電報。我們申請加入共同市場的意圖雖然沒有成功，但法國人在這個期間的每一個舉動都被我們監聽到了。外交部對這種情報大感興趣，戴高樂的電報被逐字逐句地製成副本，經常送到外交大臣的紅色文件箱裡。
實際上，“柵欄”只是生動地表明了情報工作存在的局限性。戴高樂決心抵制我們的申請，無論有多少高級情報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我們的確把關於法國人的獨立“核打擊力量”的設想之細節捅給了美國人，這有助於鼓勵美國人更加不相信戴高樂，但我們從中撈到的好處卻是微不足道的。
儘管如此，在外交部，“柵欄”行動仍被視為一次重大的勝利。外交部的常務大臣召見了我，對我在這次行動中所表現出的智謀與天賦表示祝賀。
“這些材料真是無價之寶，”他滿臉堆笑地說，“真是無價之寶。”他的話使我毫不懷疑“讀懂法國佬的電文通訊”，是繼阿讓庫爾戰役、火燒加來港和其他打擊習慣於背信棄義的法國人的這些古代偉績之後的又一次具有巨大價值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