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撬鎖課幾天以後，我開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動。
“又要準備清查第三個人了，”休·溫特博恩說，“軍情六處正在審問他們的一個官員，那傢伙叫菲爾比。他們要我們提供話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萊肯菲爾德大樓去的時候，在匆忙中見過金·菲爾比。當時我正在卡明的辦公室裡，同卡明商量布倫德里特安排的工作。菲爾比在門口探頭張望，旋即他對打擾我們表示歉意。
“沒關係，進來，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熱情對菲爾比說，“這裡有個人你應該認識一下。”
卡明向他介紹說，我是剛剛任命的特聘技術顧問。菲爾比熱情地跟我握手。他臉上佈滿了皺紋，但看上去卻仍然很年輕。
“啊，對了，”他說，“那是布倫德里特的委員會。我想美國人對它很感興趣。”
我很快就喜歡菲爾比了。他瀟灑而有風度，並且和我有著同樣的不幸——說話結結巴巴。他剛被軍情六處任命為華盛頓分站的站長，正到大樓來向他在軍情五處的朋友們道別，並想在他動身前從他們那裡得到各方面的情況。菲爾比在戰爭期間與軍情五處有著密切的聯繫，是軍情六處少數惹麻煩的官員之一。當時他來找卡明道別，似乎正是他那種勤奮作風的典型表現。後來才弄清楚，他來大樓的真正動機。菲爾比旁敲側擊地問我關於技術方面的設想。我向他解釋說，情報部門應當開始像科學家研究某個課題一樣研究俄國人，把俄國人作為用實驗手段來進行研究的對象。
“實驗做得愈多，你懂得的東西就愈多，即使是事與願違，也沒有關係。”我說。
“可經費問題你怎麼解決？”菲爾比問我。
我辯解說，戰爭告訴了我們科學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儀器，也能解決情報上的問題。當然，有些儀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來使用現有的材料。
“搞運籌學，”我說，我指的是大戰期間在海軍搞的第一次反潛研究項目，“那就使情況大不一樣了。我們科學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軍所有的設備。”
菲爾比似乎對此深抱懷疑，但他還是說等他到了華盛頓以後，在斟酌美國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時不會忘記我的這些設想。
“我回來後一定來看望你，看你搞得怎麼樣了。”他謙和地笑著說，隨即離去了。
兩年以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變了。過了一段時間，卡明才提及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從卡明和溫特博恩那裡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個暗示過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這兩個叛徒的“第三個人”有可能就是菲爾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軍情六處很不情願地把他解聘了，儘管他什麼也沒有承認。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軍情五處三個星期以後，人們等待已久的關於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的白皮書終於發布了。報界對此作了許多失真的報導，一時間菲爾比的名字在“艦隊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開辯論此案只不過是時間早遲而已。
到了十月，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得到通知，說“第三個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復會後被提出來，外交大臣不得不對菲爾比的情況發表聲明。軍情六處奉命起草一份案情報告，並再次傳訊菲爾比。他們輪流到安全局的A處二科來，要求提供用於這次傳訊的錄音設備。
溫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前往斯隆廣場附近軍情六處的安全室，菲爾比將在這裡受審。軍情六處選的這個房間裡只有幾件家具：一張飾有圖案的沙發，一張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幾把椅子，靠牆放著一個古色古香的餐具櫃，櫃頂上有一部電話。
要盡可能地獲得高質量的錄音效果，這一點很重要。鑑於此，我們決定採用質量過硬的英國廣播公司的話筒。如果不是高級話筒，從聽筒里傳出的講話聲就不清楚。菲爾比將坐在壁爐旁邊，我們打開那裡的一塊樓板，把話筒裝在樓板下面。我們還裝了一個放大器，以便把話筒的信號反饋給一個電話聽筒，再由郵局把電話信號反饋給萊肯菲爾德大樓。
譯報中心隱蔽在軍情五處職員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個沒有標記的門後面。凡是進這個門的官員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門旁有一個電鈴和一道鐵柵。休·溫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動鎖咔嚓一聲打開了。進門正對著的是一道小門，它通向一間寬大的正方形房間。郵局的工作人員正在裡面做記錄。材料一旦記錄下來，郵局就把它交給軍情五處的整理人員。軍情五處監聽郵局的電話是違法的（儘管這種情況不常有，特別是讓我和溫特博恩來幹這樣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關重大的時刻才可以這樣做）。電話監聽到的東西記錄在錄音電話機上，話筒線路上來的信號記錄在留聲唱片上。這個房間是軍情五處的“通天塔”。所有記錄下來的東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邊的那些小房間裡去整理。
譯報中心由伊芙琳·格萊斯特負責。她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從軍情五處建立之日起，就在這里工作。她對弗農·凱爾抱著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現在，她仍然抱怨丘吉爾在一九四〇年解聘凱爾以後給安全局帶來的損失。在她看來，安全局自從凱爾被解聘之後，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溫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繼線到附近的一間房子裡，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坐下來等待審問開始。事實上，稱這次對菲爾比的傳訊為“審問”確實有些言過其實，它只不過是軍情六處的一次內部會談而已。菲爾比進來了，三個和他很熟的過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們客氣地同他談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話題。首先問他的共產黨人歷史，然後又談到他在軍情六處的一段經歷以及他與蓋伊·伯吉斯的關係。菲爾比結結巴巴地抗議，說他是清白的。可他那驚慌失措、語無倫次的聲音表明他是在說謊。一旦菲爾比不知所云時，審問的人就會啟發他作出一個滿意的回答。
“嗯，我想這，這應該解釋說明一下。”
菲爾比會感激地點頭同意，談話繼續進行。後來這種滑頭愈耍愈露骨了，於是溫特博恩請來了卡明。卡明板著一張怒氣沖衝的臉，走進了房間。他聽了一會兒，拍著大腿罵道：“這幫畜生在為他開脫！”卡明馬上送了一份備忘錄給安全局反間諜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對軍情六處的這種包庇行為，作了一個直率而又不帶偏見的評價，可是這根本就無濟於事。幾天以後，麥克米倫在下院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此刻，我才第一次領悟到自己是置身於一個是非顛倒的世界裡。在這裡，一個使人不愉快但卻極簡單的事實可以被否定。在此後的二十年當中，這種現象反復發生。
對菲爾比的審問，第一次使我對軍情五處的監視中心有所了解。實際上，八樓僅僅是設備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分站設在聖保羅附近的郵局特別調查組的總部，軍情五處在那裡的二樓有一套房間，由登曼少校負責。登曼是個守舊的軍界老朽，但卻富有幽默感。他在郵政當局的批准下，專門負責截查郵件和安裝電話竊聽器。同時他還負責軍情五處的實驗室，主要為跟踪和傳送秘密文件的方法作技術上的處理。實驗室的房子是由他提供的。英國的各大郵局的分信處和國內電話局都設有特別調查組的辦公室，主要任務是安裝竊聽器和截查郵件，直接由登曼控制。後來，我們遷往在薩福克郡馬特爾山姆的郵局實驗中心所屬的實驗室去了。如果一封信在聖保羅被打開，那就意味著這封信需要進一步檢查，於是就由信使駕駛摩托車把這封信送到薩福克郡。
登曼的主要辦公室裡放著一排排的擱板桌，每張桌子上的郵件都根據不同的地址分別排放著。倫敦的信件放在一邊，歐洲的信件放在另一邊，鐵幕後面的信件也有一個專門的地方。約有二十多個郵局技術人員在桌邊忙碌著打開一件件的郵件。他們都戴著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紋。每個人的桌上都有一盞光線強烈的檯燈和一隻蒸氣壺。有時候也使用傳統的竹切刀技術。這種方法雖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技術人員先拿起信封對著強烈的燈光照著，然後把竹切刀從信封的一角伸進去，隨著竹刀的轉動，信箋被捲在竹刀上，只要輕輕一拉，信箋便被竹刀帶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機打印的，有時就把信封撕開，待檢查完畢，再換上一個打好同樣姓名地址的信封。可是直到我快結束我的間諜生涯時，我們還不曾偷偷地打開過一封四邊都用膠帶封好的信。在這種情況下，軍情五處往往要作出這樣決定：要么乾脆拆開檢查後就銷毀，要么就讓它保留著被拆過的痕跡仍然寄出。信件拆開後，用腳踏式微型膠卷照相機把內容攝下來，沖印後再由負責截查信件的官員送往檔案室存檔。
登曼的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隻鏡框，裡面裝著一隻信封，這是登曼最值得驕傲的紀念品。它是寄給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的，這位黨員的信件總是被我們截查。信被拆開後，郵局的技術人員們都覺得好笑，原來是寫給軍情五處的。裡面有一頁用打字機打的簡短的話：“致軍情五處，如果你們用蒸氣壺把這封信拆開，你們就是一幫令人噁心的雞姦犯。”登曼把這封信列為“下流郵件”處理，其意思是，他沒有責任把它送達信封上的地址。
實際上，登曼從事的活動是嚴格地受到上級授權的束縛的。在沒有上級授權的情況下，只有確切地知道將很快得到上級的授權時，他才能動手安裝竊聽器或截查郵件。軍情五處可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要求對信件作某種形式的檢查。我們可以記下信封上寫的一切：發信地點、收信地址、寄發日期等，只要我們不把它完全打開。登曼和郵局裡那些知道內情的人生怕他們在電話和郵件上做手腳的事被人發現。他們對國際郵件並不擔心，因為這種郵件即使被耽擱幾天，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他們在處理國內信函時，簡直是雷厲風行，以便讓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裡。
請求授權是由軍情五處的副局長負責。如果某個官員要竊聽電話或截查郵件，他必須寫一個簡要報告給副局長，由副局長向內政部負責軍情五處工作的副大臣提出。副大臣對呈報的申請報告提出意見，看看是否會引出麻煩。內務大臣每一個月對所有的申請報告進行一次審查。與郵電部門一樣，內政部在截查信件上和竊聽電話問題上十分敏感，因此在這方面控制很嚴。
除了聖保羅以外，倫敦北部一幢醜陋無比的被稱為“多利斯山”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就是五十年代郵政部門的研究總部。約翰·泰勒為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所搞的一個小實驗室就設在這裡的地下室裡，門上標有“郵局特別調查組研究室”。這裡的房間光線黯淡，擁擠不堪，完全不適合開展這樣的工作。
我剛進軍情五處時，泰勒的實驗室正為“柏林隧道行動計劃”忙得不可開交。一九五五年二月，由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的聯合小分隊在蘇聯的柏林防區地下挖地道，在地道裡裝上竊聽器，竊聽蘇聯軍事指揮中心的通訊。這種竊聽裝置是郵局的技術人員搞出來的一種電子竊聽器，從地道裡收集到的大量的情報使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大為震驚。這些從東方世界蜂擁而至的原始情報，使英國和美國在翻譯和分析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軍情六處在厄爾斯大院設有一個專門的譯報中心。七年以後，他們發現喬治·布萊克從一開始就把隧道計劃捅給了俄國人，可他們仍然在抄寫打印這些材料。這個行動計劃也存在許多技術上的問題，其主要的問題是線路受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勒幾乎耗盡了心血。
泰勒的實驗室還忙於為一種叫“出租汽車司機”的特殊設備作技術改造。它靠向電話機發射強無線電射線來工作，主要用來在室外操縱電話機。試驗成功了，但只能在近距離範圍內使用。
他們同時還在研製一種叫“拖把”的裝置，這個裝置的研製工作尚處在初級階段。 “拖把”使電纜同時做兩種工作——傳送所收到的音頻信號和接收電源。這項工作雖然剛剛展開，但前景是十分樂觀的，它將為軍情六處的活動帶來巨大的變化。它的產生可以取代許多多餘的導線，這樣就可以使保密度進一步提高，因為那些多餘的導線會洩漏秘密的竊聽行動。在我進軍情五處後的頭幾年裡，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確定“拖把”的正確技術指標。 “拖把”後來終於由軍情六處在鮑勒姆森林的工廠裡製造出來。
軍情六處找菲爾比會談之後不久，我便開始尋找改進和裝備第八樓的方法。竊聽處理必須遵循一套模式：負責竊聽的辦案官員先向譯報部門提交一份書面的簡報，詳述他從竊聽中可能得到的材料的類型，然後由譯報人員查找所竊聽到的談話內容。我剛進軍情五處時，竊聽到的談話內容通常是記錄在留聲唱片上，而不是記錄在磁帶上。先把唱片放在唱機上，選擇幾處放一下，大概了解一下談話內容，一旦發現有關的東西，譯報人員便用粉筆在適當的地方做上記號，根據這些粉筆記號進行工作。這種處理方法效率很低，耗費的時間也很多，但是比當時的標準磁帶記錄方法的效率要高一些。
大多數的譯報人員都是在凱爾當局長的時候從外國人流亡者團體裡招來的。她們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逃到英國來的。大部分人是舊時的俄羅斯貴族，她們把八樓變成了一片小小的沙皇俄國領地。白俄人堅信總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那些在革命後被沒收的土地上去。對她們來說，克格勃不是什麼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直就是過去布爾什維克的“契卡”。她們大多數人都是狂熱的宗教信徒，甚至在她們的房間裡也掛著宗教偶像。她們脾氣古怪，在整個安全局裡都是出了名的。她們把自己視若藝術家或歌劇中的女主角。一個有經驗的辦案官員如果要到八樓核實某一段譯文，他必須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要求會招惹不快。這種緊張的氣氛是無法避免的。這些女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聆聽著俄國外交人員那些晦澀難懂的含糊談話和那迷宮般的陰謀策劃，耗盡畢生精力，在那些毫無價值的談話裡尋找一鱗半爪的情報（行話稱之為“白菜堆裡找王子”）。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這都免不了是一件令人極其厭煩的事。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對這些婦女進行聽力測試。結果表明，她們當中有許多人由於年齡的原因已不適合於這種工作。我鼓勵這些聽力較差的人去搞電話監聽材料處理，而把話筒監聽和材料翻譯的工作交給年輕一些的人去做。這些人當中，幹得最出色的無疑是安妮·奧爾尤因，她後來跟著我在反間諜部門當助手。話筒監聽記錄和翻譯是很困難的，因為往往是一個話筒傳送好幾個人的談話信號。我決定設計一種裝置來緩和這種矛盾。我到奧林匹亞電子產品展覽會上買回了一台雙磁頭錄音機。第二個磁頭能使聲音達到幾毫秒的延遲，這樣一來，聲音效果更充實。其效果是模擬立體聲，即使是最糟糕的磁帶，也容易聽清楚。我把它安裝在八樓，伊芙琳·格萊斯特十分感激，成了我終生的好朋友。
這是我在科學上的第一次小小成功。可是在八樓下面，軍情五處這個偌大的古董陳列室卻依然無人問津。
最急需引起重視的，但又最沒有決心搞技術現代化的是A處四科。戰爭爆發以來，A處四科的監視人員驟然超過應有的數目，但仍然無法對付倫敦大街上日益增加的蘇聯外交人員和外交隨行人員。我的第一個重點就是要全面考察一下監視人員的一套工作方法。
我安排一次任務，到軍情五處的一個觀察站去看了一下。它設在肯辛頓公園內俄國大使館正對著的一幢房子裡。觀察地點選在樓上的臥室裡。窗戶的兩邊分別有一名觀察員。三腳架上有一架照相機，機上裝有攝遠鏡頭，固定不變地對準下面的大街。兩個觀察員都只穿著襯衫，脖子上掛著雙筒望遠鏡，看上去顯得非常疲憊。此時快到他們交班的時候了，煙灰缸裡的煙蒂滿得快要溢了出來，桌子上散亂地擺著咖啡杯。
每一個從肯辛頓公園的大門出來的外交官，都被觀察員用望遠鏡盯著仔細觀察，一旦識別出來，觀察站便用五位數字的密碼通過無線電把這個人的名字向觀察總部匯報。對任何一個從肯辛頓公園出來的人，無線電都用號碼來代替他們的名字進行喊話。每個監視員和每輛汽車都專門負責跟踪一定的號碼。一旦他負責跟踪的號碼從無線電中傳來，他就自動跟上這個人，不必回答無線電的呼叫。被跟踪的人並不知道他是不是目標。
外交官走出了觀察站的視線範圍，並向西區走去時，無線電便斷斷續續地響起來，命令停在附近大街上的監視車盯上他。
那些在固定的觀察站進行監視觀察的工作人員，多年來一直兢兢業業地干著他們的工作，這種工作很大程度上培養了他們對人的相貌的記憶力。一個哪怕離開英國多年的克格勃官員也會立即被他們認出來。為了幫助他們識別，觀察站有三卷手冊，記有每一個來過英國的俄國情報官員的特徵，並附有照片。那些常駐大使館的俄國情報官員的特徵材料用塑料夾作為記號，這樣查閱起來方便。如果你注意到有陌生的面孔出入使館，必須立即將這個人的相貌特徵拍下來，送交軍情五處的研究科，進行一系列的識別工作。這是一項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獻身精神。安全局裡的工作，沒有哪一項是無足輕重的。如果說，檔案室是軍情五處的中樞神經系統，那麼觀察員們則是軍情五處的手指尖，任何時候都要保持伸開的狀態，摸清敵人的形象輪廓。
載有俄國情報人員特徵的手冊，是多年來細緻收集的情報結晶。這些情報來自各種可能的渠道——簽證上的照片、叛逃者、雙重間諜。那些照片上的人，表情嚴峻，目光尖銳。他們大多數是克格勃或前內務人民委員會中的鐵腕人物，間或也有文化水平較高，長著歐洲人模樣的常駐外交官或穿軍服的武官。可是很快使我感到吃驚的是，觀察站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俄國外交人員護照上的照片來進行工作。這些照片雖然都要送交五處，但早已是些破舊不堪的東西。俄國人有時故意貼上廢棄不要的照片，使人很難把握辨認是否可靠。
我建議觀察人員擴大他們的拍攝範圍，可以選擇系列動作進行拍攝。動作照要比一張頭部照片更容易識別。克勞斯·富克斯案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富克斯在一九四九年坦白了他曾經洩漏過關於原子武器的詳細情報，並開始與我們合作。軍情五處想設法搞到富克斯的同謀者、原子間諜哈里·格林格拉斯的詳細情況。他們拿出哈里的一張護照照片讓富克斯辨認，可他完全認不出。後來又拿出一組動作照片讓他看，他才認出來。
多年來，軍情五處知道，監視員們進出萊肯菲爾德大樓，會被俄國反監視工作隊的人跟踪並被認出，因此這些監視員的活動基地便設在攝政王公園內一幢沒有標記的喬治亞式四層樓房裡。中心控制室的一面牆上掛著巨幅倫敦街道地圖，用來追踪監視活動的進展情況。室中央有無線電控制台，主要用來與所有觀察站和流動監視隊保持通訊聯繫。
監視科科長吉姆·斯卡登的辦公室就在這幢樓裡的某一層樓上。斯卡登過去是個警察，一向衣冠整潔，喜歡抽煙斗。戰爭期間，他是軍情五處的審訊員。戰後初期，他曾是幾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審訊員。尤其是在克勞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擔任了該案件的首席審訊員。斯卡登對自己的工作能力評價甚高，人們很喜歡在他手下乾工作。他的氣質很像工會裡的工人代表。他認為觀察監視工作人員的工作很艱辛，需要保護他們不受萊肯菲爾德大樓裡那些貪婪的辦案官員的剝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不假。我進安全局時，大約有一百多個監視員，軍情五處的活動，對他們的要求都是無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並沒有正視在倫敦街道上進行監視活動的現代實際情況。很明顯，俄國人採取了大量的反監視手段，使他們的人不被跟踪。我觀察了監視系統好幾個星期，懷疑我們的監視員用目前的技術能否有機會跟踪任何人而不被很快發現。
當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進監視系統時，他一口拒絕了。軍情五處的各部門就像封建領地一樣，斯卡登認為我這樣做冒犯了他的權勢和威望。不過，他後來還是同意讓溫特博恩和我開始對現有的監視技術的效果進行測試。我們把一個監視隊分為兩個小組，把軍情五處的一個陌生官員的照片交給第一組，讓他們去跟踪照片上的人。我們把第一組執行任務的大概範圍告訴給第二組，叫他們去找第一組，並辨認出他們跟踪的那個人。這樣的試驗，我們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組的辨認結果正確。我們把第三次試驗拍成電影，在監視總部放給全體人員觀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懷疑，我們的監視工作在反監視活動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建議斯卡登首先應僱用一批婦女。大量的監視工作需要長時間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館或公園裡等待或監視對方會晤。一男一女行動要比單獨一個男人或兩個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對這個計劃竭力反對，他害怕男男女女攪在一起會發生姦情。這對他隊伍的風紀是有害而無益的。
“妻子們會不愉快的。”他嚴厲地說。
休·溫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說：
“即使他們在一起接吻擁抱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有利於掩護他們自己。”
斯卡登並沒有被這話逗樂。我們要求他改進的另一個方面是希望隨時隨地對監視工作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我發現監視員交班回來以後，其工作情況，任務執行情況均無人過問，有時一個通宵下來甚至一個星期下來都沒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戰時經驗已經多次證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況正確，必須隨時檢查工作情況。如果耽擱了，就回憶不起發生了什麼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我的孩子們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干了八個小時以後，哪裡願意回來後花那麼多時間來回答什麼問題。到時候他們自己會寫一份書面報告的。”斯卡登咆哮著。他終於還是同意了讓每一班輪值人員提前十五分鐘回到大院。後來我們經常為此而鬧分歧。
流動監視車隊的問題又不同。有一天我跟著他們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了解工作情況。軍情五處的小車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達西車庫裡裝上了優質發動機。每隔三個月，所有的小車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認出來。每輛車有好幾塊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換。
在倫敦的大街小巷裡跟踪俄國外交官員的車輛令人感到是一種幼童般的樂趣。監視車可以在單行道上來回奔馳，每個人都帶有警察證件，闖了紅燈，可以免罰。我乘坐的這輛車的駕駛員眉飛色舞地跟我講起這樣一個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爾大街上跟踪去白金漢宮的俄國車子，那俄國人在兜圈子時突然來了個急煞車，雙方的車子都滑到一堆去了。雙方的人都從車子裡出來，板著面孔一本正經地指責對方。流動監視車跟踪的一個訣竅是要盡可能地不走單行道。其最終成功與否，還是取決於總部的無線電控制。他們必須能夠預告俄國車輛可能活動的路線，以便後備車隊繼續追踪。
流動監視車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相當簡單。每一輛車裡有三個人，由於車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裡停留的時間太長，這些流動監視車就像發了炎的大拇指一樣，非常引人注目。溫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實地調查。我們去了一個正在進行監視活動的地區，只用了半個小時，我們就把每輛車都找到了。有一輛車特別容易找，雖然最近裝上新牌照，但駕駛員竟忘了更換下那塊舊的。我建議斯卡登減少車內的載人數目，但他卻以道地的英國佬作風教訓我，說車裡必須要有三個人。
“一個人開車，一個人看地圖，還有一個人要操作無線電。”他的話似乎很有說服力，彷彿根本沒有意識到所有這一切的不合理。
有—個環節可不是開玩笑的，這也是我最感到憂慮的環節——通訊系統，它從來就是情報組織中最薄弱的環節。監視員每天要同觀察站、流動監視車和總部通話數百次，可這些訊號很容易被發現，首先是因為它們從來沒有登記波長。俄國人只要探測到沒有登記的波長的呼號，就可以識別出監視通訊。在國外，軍情六處在這方面的情況也是很糟的。長期以來，識別英國大使館裡軍情六處的人員的最好方法就是檢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過總機的外線。後來，軍情五處引進了一個複雜的譯碼系統，專門把監視通訊電文譯成密碼。我當即指出，這樣做也是徒勞。因為監視通訊信號混在警察、消防車和救護車的信號裡，更容易被識別出來。警察、消防車和救護車的信號都不是密碼信號。可是他們似乎還不明白，俄國人的大多數情報都是從通訊本身而不是從通訊內容中搜索到的。他們對通訊進行分析後，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動將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點進行，再反復與他們自己掌握的記錄進行核實，最後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一切情報。
我苦口婆心地到處遊說，呼籲集中精力，設法追查俄國人是否在系統地監視我們的監視通訊。從理論上來說，這是可行的。因為任何接收裝置都會發生輻射，這種輻射在短距離內是能夠被測出來的。我通過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這一正常途徑，提出了我的計劃。可是等了數月之後，政府通訊總部才給了我一個所謂經過“慎重考慮”的答复：進行這種試驗，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兩年以後，政府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才意識到他們的這種判斷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失誤！
與此同時，我一直憂心忡忡。如果監視通訊系統環節如此薄弱，監視手段又像我所說的那樣落後，那麼軍情五處不得不設想一下，它多年來慘淡經營的反間諜工作實際上已前功盡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監視工作被俄國人發現了，那麼究竟是些什麼活動被發現，有多少活動被發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