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的戰壕里，A處二科是軍情五處的前沿陣地，溫特博恩和我則是突擊隊員。溫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戰友。他在加入軍情五處之前，曾在陸軍服過役，到過中國、日本、錫蘭和緬甸。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日語。他曾經想當陸軍元帥，可是沒有成功。他擬定的行動計劃總是經過周密推敲的，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儘管往往很複雜，但總是貫徹執行著軍事上的精確性。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參加行動的目的不僅為了收集情報，而且為了從中獲得一點樂趣。我們的確獲得了樂趣。在五年的時間裡，我們奉國家之命所進行的竊聽和盜竊活動遍及整個倫敦，而白廳裡那些自命不凡、頭戴禮帽的官員對此卻佯裝不知。
溫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對默契的搭檔。我們都堅信，軍情五處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迫切需要現代化，特別是在技術領域。我著重於出主意，他則幫助我從建議中剔除那些不切實際之處，選出那些合理的意見，並策劃如何使它們付諸實施。
我第一次和溫特博恩搭檔時，他正為A處二科剛剛完成的任務而沾沾自喜。這個任務的代號是“黨務行動”。這是一個典型的溫特博恩式的行動——徹底性與好運氣的完美結合。 F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專家從英國共產黨內部了解到，全體秘密黨員的檔案都存放在一個住在梅費爾的富有黨員的公寓裡。於是A處二科奉命製定一個行動計劃，潛入該公寓裡去複制檔案。
公寓被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包括目測、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不久，軍情五處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運氣：公寓裡的主婦打電話給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說她要出去一個小時。她告訴他，她把鑰匙放在草墊下面。萊肯菲爾德大樓監聽到這只電話後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出現在公寓周圍，用塑膠印製了這把鑰匙的模型。
我們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濱區度假時，作了細緻的安排。溫特博恩派了一隊監視員去監視公寓的主人，以防他們決定提前回來。我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設置了許多腳踏式微型膠卷照相機，準備翻拍檔案。 A處二科的一隊工作組開進了公寓，撬開了裝有黨員檔案的文件櫃的鎖。每個櫃子的所有抽屜裝著的東西都用波拉羅依德照相機拍了照片。每份檔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並在公寓裡就進行了編號，以便用後放回原處。然後檔案被成捆地載到萊肯菲爾德大樓，按著先後順序進行複制。總計起來，那個週末共複製了五萬五千多份檔案，從而得到了價值連城的關於英國共產黨的一大堆情報。
“黨務行動”使軍情五處全部掌握了英國共產黨的組織情況。每份檔案裡都有一張聲明，由申請人親筆書寫，說明自己為什麼希望入黨。此外，還有完整的個人詳細情況，包括入黨時的詳細環境條件、為黨所做的工作，以及黨組織的聯繫人。 “黨務行動”所搜獲的材料裡還有美國共產黨秘密黨員的檔案。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則是因為黨要他們這樣做。這些秘密黨員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黨員不是同時代的人。三十年代時的秘密黨員後來多數加入了間諜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黨員主要來自工黨、工會運動、民政機關或其他政府部門。由於艾德禮政府實行了新的審查制度，這些黨員只得轉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裡，英國共產黨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會運動的擁護，其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戰爭時期與蘇聯是盟國。英國共產黨在勞資糾紛中日益活躍，使艾德禮首相的後幾年過得驚恐萬狀。四十年代末，軍情五處開始集中優勢來監視和削弱英國共產黨在工會運動中的活動。一九五五年進行“黨務行動”時，英國共產黨的每一級組織幾乎都受到了技術監視或密探的滲透。軍情五處把英國共產黨的核心的黨務材料搞到手，最終證明了它在戰後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入侵匈牙利後不到一年，英國共產黨的威信便開始接連下降。
軍情五處獲得這批黨務材料之後，英國共產黨再也無法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了。從那以後，軍情五處可以找到每個仍在進行活動的黨員，尤其是那些秘密黨員，並監視他們的活動，嚴防他們獲取機密材料。黨務材料全都存放在“Y箱”裡，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國共產黨後來開始抗議，說它已經取消了秘密黨員的製度，現在只是一個公開的政黨了。
我開始參加對付英國共產黨的行動是在五十年代末。溫特博恩和我在英國共產黨設在國王街的總部裡另外裝了一部電話。英國共產黨知道它的建築常常受到技術監視，因此不斷變換重要會議的會址。國王街總部有一名情報人員，他向他的F處四科的上級報告，說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地點已遷往房子盡頭的一個小會議室。這個小會議室沒有窗子，我們還從那個情報人員那裡了解到，會議室裡也沒有電話機。這就使我們無法用特殊裝置來進行竊聽。到了六十年代，我們才弄明白為什麼這個會議室裡沒有電話。在國王街剛剛安裝上特殊裝置後，安東尼·布倫特就把這件事泄漏給了俄國人，這是他最早向俄國人洩密的幾起事件之一。俄國人又轉告了英國共產黨，讓他們撤掉所有機密場所的電話，可是英國共產黨並不完全相信這一點，他們只有在最高機密的事情上才採取防範。
溫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車子來到國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牆，設法找出竊聽那間會議室的最好辦法。臨街的那面牆的左下方有一個舊煤槽，已有多年棄置不用了。彷彿這個煤槽為我們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們向那個情報人員打聽這個煤槽通往什麼地方，他說是直通會議室的。我向溫特博恩建議，我們可製作一扇假門，要和現在煤槽上的那扇門一模一樣，把假門放在原來的那扇門上，兩個門之間安放一隻無線電話筒，通過鑰匙孔來傳送聲。
溫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設計了一扇新門，上面裝有彈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來的舊門是深褐色的，在風雨的磨損下已經不成樣子了，新門顯然也得漆上同樣的顏色。於是我們與加斯頓的建築研究站取得了聯繫。有一天晚上，我們隨便走過那地方時，溫特博恩用改錐刮下了一點油漆。然後把它作為樣品送到建築研究站進行鑑定。鑑定之後，他們給我們弄到了一些同樣的油漆。我們用一支噴槍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門漆成經過風雨剝蝕的效果。我負責在門上安裝無線電話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導音管的一頭接在門的鑰匙孔上，另一頭接在話筒上。其餘的空間放滿了電池，這樣能使話筒連續工作六個月。國王街盡頭有一間電話間，接收機就隱藏在裡面。幸好電話間的位置正好在話筒的發射距離之內，這樣電話線就能把信號傳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
這次行動最冒風險的工作是把假門裝到國王街的煤槽上。這項工作將在英國共產黨大樓的視線範圍裡進行，他們對任何可疑行動都時刻保持著警惕。溫特博恩搞了一個典型的複雜的計劃。他決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裝，因為那時正是戲院散場的時候，整個皇家歌劇院的街頭都會擠得水洩不通。他把A處二科和F處四科所有能來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妻子都動員起來，讓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從四面八方擁向國王街。溫特博恩為我們做了仔細的安排，要我們分兩批到達，假裝喝得酩酊大醉。我們在人行道上會合，互相打著招呼。溫特博恩躲在人群後面，跪在地上，用手鑽在煤槽的牆上鑽了四個小孔，用來裝那扇假門上的彈簧扣。為了避免露出痕跡，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來的磚灰。不到一分鐘，我們吵吵鬧鬧的社交聲開始遠去，可溫特博恩有鋼鐵般的意志，耐心地鑽完了孔，從大衣裡拿出假門，把它裝在應裝的位置上。
這次行動的代號是“夾針”，按照計劃圓滿地完成了。幾個月來，軍情五處聽到了英國共產黨的每一次重要的會議。可是最後話筒還是被發現了。一位英國共產黨負責人在收聽無線電時忽然轉到我們的頻率上，顫噪聲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麼裝置存在。英國共產黨把整個大樓翻遍了，以便找到竊聽裝置。幸虧當時溫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親戚去了，溫特博恩就住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頂層的套間裡。話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門，像繳獲戰利品一樣把它拿回了辦公室。
溫特博恩和我幹過的最大的一次話筒竊聽行動是在蘭開斯特大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國殖民地會議都是在這座富麗堂皇的大廈裡舉行的。麥克米倫當了首相以後，殖民地事務變化的步伐更加明顯了。軍情五處主要負責所有的英國屬地和帝國本身的安全以及情報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獨立的談判中，軍情五處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壓力，政府要求他們提供情報分析。用小打小鬧的方式顯然不可能有效地竊聽蘭開斯特大樓。哪些房間要使用，我們無從弄清，這給我們情報的收集工作帶來了困難。溫特博恩和我建議五處在整個大樓里安裝一個綜合話筒系統，隨時都可以根據需要來使用。殖民地事務部欣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蘭開斯特大樓關門進行了為期兩週的“修整”，A處二科的一隊人馬搬了進去。溫特博恩和我已經在事先就仔細地推敲過房間的情況，並畫了一張線路圖，標明了每個話筒的位置。我們對整個安裝過程進行了監視。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級外交談判在倫敦舉行，我們就使用這套綜合系統。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抗蘇聯及其同盟國，但竊聽英國共產黨總部和監視第三世界代表團最終要干擾這個主要任務。我在A處二科時，對付俄國人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代號叫“唱詩班”。這個行動實際上在我加入軍情五處的前幾個月就開始了。那時溫特博恩搞一個行動，即竊聽在貝斯沃特路上的俄國領事館。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進行維修，準備迎接新的主人。這是一次機會，軍情五處的人假扮成裝飾工混了進去。溫特博恩安裝了一種新型裝置，這是一種探測話筒，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製出來的。
探測話筒是一種大型的高靈敏度話筒，主要用來進行隔牆竊聽。竊聽裝置安在牆內，離竊聽目標的牆面有十八英寸。在這個距離之間，用手鑽半英寸半英寸地鑽出一個直徑為四分之一英寸的洞，鑽到離目標牆面半英寸的地方就停下來，再用手工挖一個針鼻大小的圓孔來（我們使用的工具是六十號鑽頭）。在牆壁的另一邊，用肉眼幾乎看不出什麼來。在十八英寸的空間裡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機玻璃管子，以便使聲音能傳到話筒裡。話筒與街上的線接通，利用電話線把信號傳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再用放大器把聲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聽到。
在溫特博恩安裝“唱詩班”話筒六個月後，它突然沉默無聲了。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有時為俄國人當勤雜工和裝飾工。由於這個人的名字叫納特金，於是就得了個綽號叫“松鼠”。他告訴我們，說隔壁房間已經重新刷了油漆。看來那針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沒有安裝話筒之前，溫特博恩曾從納特金那裡了解到了這堵牆的詳細尺寸。他根據這些尺寸數據，在離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緻的簷口上的石灰薄片後面，設計了一個針孔的出口處。看來不可能有人會這麼仔細地刷油漆，以致把針孔封住。溫特博恩和我決定再把它挖出來檢查一下。
這次新的行動，需要進行周密的計劃。領事館隔壁的房子的維修工作已告結束，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繁忙的辦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門拜訪。我們了解到，在這些來訪者當中，有的是來檢查安全工作的俄國人。因此，我們只得在夜裡悄悄地干。要到離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須搭架子，還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來修補損壞之處。溫特博恩搞來了一個活動梯架和快乾維修材料，這是建築研究站專門為五處研製的，包成一個個小包送到辦公室，以免引起領事館的注意。領事館對周圍的一切一直保持著警惕。
一個星期以後，賈格爾和我乘坐出租汽車來到貝斯沃特路的盡頭。當時還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擁擠不堪，我們懷著一種輕快感向領事館走去。用賈格爾製作的有名的鑰匙開了門，進了隔壁的房間裡。我們打開一個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無線電接收機的公文箱。設在領事館對面的觀察站已接到通知，對領事館的動靜進行監視。我們打開了接收機，這樣便知道是否有人進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進去，我們就停止工作。
軍情五處安裝的每一個話筒都在A處的索引室作過登記，上面寫明了技術性能詳細情況、工作史和安裝的具體地點。安裝的具體地點是最重要的。賈格爾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這空當研究了牆壁的圖紙，這是我們從A處的索引室帶來的，並作了三角測量。我們動手開始刮石灰，工作進行得很緊張。每一片石灰都必須用手接住，不讓其落到地板上，然後用袋子把石灰片裝走。我們搞了一個小時，挖出了話筒，它是用一層粘土封在牆內的。我拆掉電線，拿出通向隔壁房間的有機玻璃管子。
我們使用的六十號鑽頭，上面有一個特殊的插銷，可以使鑽頭慢慢地轉動，不讓半點石灰屑或油漆片掉進隔壁的房間。我把鑽頭插進去，用手穩穩地托住鑽機身。賈格爾輕輕地轉動著手柄，只轉了兩圈，就碰到了硬塊，針孔被什麼東西堵住了。很顯然，這硬塊不是什麼油漆。我們在過路汽車車燈的亮光下，互相交換著疑惑的眼色。我們又開始轉動鑽機，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塊。突然，鑽頭能活動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個障礙物。我把鑽頭輕輕地抽了回來，賈格爾用盒子把它裝了起來，準備帶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去檢查。我在洞裡放置了一根導聲管。從管中聽到隔壁房間裡的鐘在喀喀地走著。無疑我們已按原計劃用鑽頭鑽入了隔壁房間，而且就在簷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後。
我們迅速地把話筒放回牆裡，重新接上電線，然後用石灰把洞眼封好。為了等待石灰乾燥，我們只得在這裡磨上三個小時，以便在油漆剝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們坐下來抽煙，接收機斷斷續續地響著。即便是在這茫茫寂靜的午夜，東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著冷戰華爾茲舞。監視車仍在倫敦那些黑暗的街頭跟踪著俄國外交官員，但這領事館卻沉寂無聲。
第二天，溫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樓收聽“唱詩班”話筒發回的聲音，音量較小，像是被什麼東西摀住了似的，但顯然還是在工作。惟一的問題是那間房間裡沒有任何人講話。我只能聽到一架打字機連續不斷的咔喀聲。我們來到地下室，用顯微鏡檢查了六十號鑽頭。它上面留有一層石灰痕跡，長達八分之三英寸。不知這個俄國維修工是誰，他幹得可真夠認真的！
溫特博恩瞇起眼睛往顯微鏡裡看，然後說：“這是什麼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個針孔裡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約一個月以後，“松鼠”納特金碰上一次機會，看到了那間房子，裡面已經全部重新裝修過了，與隔壁共用的牆上裝了一層隔音板，有個秘書正在裡面打字。俄國人和我們一樣明白，共用牆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竊聽用場的。可是，據我們所知，他們還不知道牆裡有個探測話筒。但是，看來他們大概發現了針孔，於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蘇聯人交鋒。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軍情五處在他們的一次行動中給予技術上的幫助。他們準備在渥太華俄國大使館里安裝話筒。俄國大使館是一幢三層樓的老房子，瀕臨裡多河，最近在火災中燒。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打算在重建過程中安裝竊聽設備，需要最新設備，所以來跟軍情五處取得聯繫。
我到達機場時，來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二科的科長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來的助手是個威爾士人，叫詹姆斯·貝內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長的個子，表面上鎮定自若，但內心卻極為虛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氣。他是由英國安全局和秘密情報局訓練出來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認為身穿警察制服的騎警人員根本不適合做反間諜的細緻工作，他對此深信不疑。於是，他開始吸收一些文職情報人員，單槍匹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現代化和最富有進取精神的反間諜機構之一。有許多設想實施後在英國和美國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設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電子計算機來跟踪在西方的俄國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來自騎警隊的傳統勢力的壓抑和限制。這種傳統勢力認為，穿制服的騎警比文職人員要具有先天的優勢。這種鬥爭不僅存在於加拿大的情報部門，而且也存在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格恩西認為只有英國的做法才是對的，因為他們區別了刑事偵探工作和情報收集工作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技術領域。為了使二科不受騎警隊主力的控製而獨立，格恩西奮力進行了許多鬥爭。可是這種努力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事業。騎警隊的高級官員對格恩西從不寬恕，他最終還是被貶到英國去擔任騎警隊與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聯絡官。後來因健康惡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協助籌劃“蚯蚓”行動時，格恩西還在走紅。當天吃晚餐時，他向我描述了這個行動的進展情況。重建俄國大使館的建築承包商已被騎警隊順利地爭取過來，並讓騎警隊人員偽裝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還從葉戈爾·古曾科那裡得到了些幫助。此人曾是俄國大使館的密碼員，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幫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機要辦公室以及機要室的精確位置。機要辦公室就在這幢建築的東北角。
我研究了這個計劃後，斷定“森林之神”的技術指標不能勝任這項任務。所謂“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話筒，從外面發射微波使其工作。由於話筒和安全地帶之間的距離太遠，所以其效果是無法保證的。看來我們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線裝置。這種裝置的最大優點是，如果裝得巧妙，那就會天衣無縫，幾乎無法發現。最佳辦法是把話筒隱藏在目標建築物一側的鋁格子窗裡。格恩西從那個建築商那裡搞來一個窗框的樣品。這種窗子的分量很輕，是左右推拉的，若在裡面隱藏東西倒是很理想的。當兩扇窗門鎖在一起時，框格內有一條通風道，可以使音質保持良好，金屬的窗框可以有效地減弱話筒所產生的磁場，這樣探測器就不容易找出話筒來。
可是，最為傷腦筋的問題是如何隱藏話筒的電線。按設計的規格，新建的大使館的牆壁厚度為兩英尺，混凝土的內壁為十四英寸厚，中間留有二英寸的空間，外牆貼面為四英寸厚。我們在軍情六處尋找了關於俄國電子探測器的詳細資料。據他們說，俄國人只對牆的內側進行探測，而從來不對牆的外側進行探測。顯然，俄國人怕被人看見他們對自己的房間進行探測，認為這很不體面。我對格恩西說，最佳方案是將電線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間裡，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護，無論如何也很難被人發現。特別是軍情五處已經研製出了一種新型的細電線，它產生的電磁場是很弱的。
建設工程開工了，我們得設法不讓俄國安全人員發現這些電線。他們常常到工地來檢查加拿大建築承包商的工作情況。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們都埋有大捆的電線，並用柏油在表層作了掩護。每天晚上在建造主體工程時，偽裝成工人的騎警隊員就進入到工地，從大捆的電線中拉出一段來，裝進空間裡。一共要放八根電線，每根編上一個號碼，從一號到二十號，以便被人發現時糊弄俄國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國人推倒這個建築來尋找那些電線時，他們也一定會欣賞這個玩笑的。
最為艱鉅的工作是把電線接到話筒上去。房子東北部分的窗戶已經順利地裝好了。有個騎警隊的官員在現場監督，以保證把這些窗框裝在正確的位置上。在幾個月的建築工期中，我們使出了渾身解數，才把電線放進了那二英寸的空間裡。可是要把電線和話筒接通，卻是沒法躲過耳目的。於是我們只得讓一位工程技術人員登上四樓一樣高的架子，從外面把它們接上。這項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個技術員負責。這個青年的工程師幹得很不錯，在深夜接近攝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裡，這個身材魁梧的人，帶著裝在挎包裡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頂上去幹活。他把八個話筒逐個安裝，再仔細地接通電線，牢牢地焊好每一個接頭。
電線接好以後，騎警隊的技術人員開始從使館隔壁的一幢保安樓下面挖出一條二十碼長的地道（這幢保安樓是騎警隊的，這條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電線捆）。然後把電線從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牽進保安樓，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將電線覆蓋起來。八根電線都接到隱藏在保安樓車庫裡的擴大器上，動力由騎警隊總部輸出線提供。進行測試時，每個話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當這個幾乎沒有漏洞的行動快要結束時，一個厄運突然降臨。有一個工人，他不知道所有從樓上窗子裡牽下來的電線是在新使館的東北角附近的外牆那塊地方集中通到我們的保安樓裡去的，他在那里安裝燃料箱，把金屬扣打下去支撐通風管道。有一根金屬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電線捆，把所有話筒的接頭全弄壞了。
沒有任何辦法，只得再度進樓，可這次行動比上次更冒風險。建築工程已經接近尾聲，俄國人很快就要搬進去。如果被發現，俄國人是不會相信那些由騎警隊人員偽裝成的工人是清白無辜的。他們在一個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進入使館樓。好不容易才從金屬扣下面挖出了八根電線當中的六根，把它們重新接好。另外還有兩根電線，也只好不要了，乾脆用那根金屬扣把它們裝在牆內。儘管損失了兩個話筒，可至少在每一間目標房子裡仍有一個話筒能工作，這場意外事故就這樣算是平息了。
在俄國人搬回他們的使館以後，我們從話筒裡聽到了講話的聲音。格魯烏的官員們興致勃勃地談論著家具該如何擺設。四十八小時以後，俄國人突然從他們的辦公室裡撤走了。很快，我們從俄國人在大使館的材料裡發現，他們擬將在這幢建築物的另一個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機密辦公室，可能由一台單獨的發電機提供電源。
這些話筒不斷地把聲音傳回騎警隊總部。不久話筒把一個正在進行工作的掃描組的聲音傳送回來。騎警隊幾天前就對這個小組的到來有所察覺，直到他們開始在東北角工作，敲打著牆壁尋找空洞，還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天花板時，我們才得到了證實。這幫人在裝有話筒的房間裡折騰了二十天，彷彿認定了裡面裝有竊聽器一樣。可是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電線和話筒。根據俄國在世界各地的標準來衡量，新建的使館規模不算大，可儘管內部空間狹小，東北角除了一般的領事工作以外，幾乎沒有派上什麼用場。甚至在檢查組離開這里以後，情況還是如此。八年過去了，那幫檢查竊聽器的人又到渥太華來了。他們直接來到那些裝有話筒的房間，花了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就找到了電線和話筒。檢查組在大使館裡的四十二間房間裡，只檢查了那裝了話筒的六間屋子，他們肯定早就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找話筒！
正如“唱詩班”行動一樣，“蚯蚓”行動的某些事情讓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從技術的角度來說，這次行動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幾個月的耐心準備，全部付諸東流，我們什麼情報也沒有得到。當然，在開始籌劃這次行動時，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風險是假設俄國人會在舊使館的同一位置設機要室。我們根據分析使館樓內的供電狀況，產生了這個假設，這並不是不合理的。他們後來決定把機要室修建在另一處並把它隱蔽起來，這也是不奇怪的。英國和美國都已開始意識到，要想讓使館的機要室不被話筒竊聽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機要室設在內部最隱蔽的地方。幾乎可以肯定，俄國人對這一點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電設施。可是，俄國檢查組如此胸有成竹，看準了東北角進行檢查，彷彿在尋找一件他們知道放在什麼地方的東西似的，這一點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時間，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還是在加拿大。波蘭政府被允許在蒙特利爾設領事館。他們買了一幢舊房子，開始重新裝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飛往蒙特利爾協助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安裝一隻話筒。騎警隊對使館的波蘭情報官員的情況瞭如指掌，同時知道該官員的房間在什麼地方。可是房間內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裝，無法下手安裝有線話筒，只好裝一隻“森林之神”共振話筒。這幢房子的電線正在更換，可以用鋼管來埋電線，就像“蚯蚓”行動中的窗框一樣。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裝在鋼管附近，實際上是不可能被人發現的。可是，在安裝好“森林之神”不到兩個星期，波蘭人下令讓建築承包商把那堵裝有竊聽器的牆拆了，另外再修築一道牆。騎警隊想方設法搞回來了一個裝置，另外一個被波蘭人拿走了。後來，騎警隊從波蘭使館內部獲悉，是俄國人給了他們啟示，說可能有話筒竊聽。這回俄國人又一次先下手。
這種事除了在加拿大發生，在澳大利亞也發生過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動。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局長查爾斯·斯普賴爵士訪問倫敦。他所領導的這個組織專門為澳大利亞在國外收集情報。斯普賴打電話來，說他想見我。他曾一度是個外表灑脫的人，有一對大眼睛，留著小鬍子，工作的職責和追求享樂使他有點華而不實。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成立時，他就開始出任局長。在這之前，他是澳大利亞軍事情報處處長。但他有決心成立一個類似於英國安全局一樣的正規安全情報機構，他同那幫號稱“墨爾本土地之神”的官員一起，到處為此遊說。這幫官員與他有著共同的語言。斯普賴揮動他的鐵拳，掌管著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達十九年之久，成為戰後情報界的顯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業的後期，開始與他的部下們脫離疏遠，對整個組織的控制也就鬆弛了。
斯普賴很喜歡訪問倫敦。三十年代時，他在印度的陸軍部隊裡服役，防守開伯爾山口。因為有著同樣的背景，加之對軍人和紳士所具有的性格風度的觀點相同，他在英國情報界擁有許多講究加入各色各樣的俱樂部的朋友。他並非等閒的糊塗之輩。他一見到我，便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對我說，他剛去過加拿大，特里·格思西建議他找我談談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打算對俄國人安裝竊聽器的事。他解釋說，自從報紙報導了彼得羅夫夫妻雙雙叛逃的事以後，俄國就同澳大利亞斷絕了外交關係，並把他們的大使館委託給瑞士管理。彼得羅夫夫妻倆原是俄國駐堪培拉大使館的機要室工作人員。前不久，俄國人試探著打算回來。在俄國人住進使館之前，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想在使館里安裝一隻竊聽器。在研究了計劃之後，我勸斯普賴裝一個“森林之神”，並把設備示範給他看。木製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裝“森林之神”的最為理想的地方。我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亞監督安裝的細節。安裝工作順利完成。我告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在一年之內不要啟用它，以防萬一被發現，因為俄國人在重新住進這幢樓的最初幾個月，有可能使用探測器來探測使館建築內部是否有微波。 “老鼠”行動與“蚯蚓”行動一樣，在技術上是相當成功的，可是照樣沒有搞到一點情報。克格勃人員那間房間的每一個響動，翻動報紙的響聲。寫字時的筆劃聲都能聽到，可里面的人卻從來不說一個字。 “老鼠”行動也告流產了。
五十年代，人們對軍情五處的要求之多，簡直難以滿足。軍情五處的人力和物力顯得特別緊張。為此，有個別的官員實在無法承受那樣的工作壓力，尤其是A處二科的人，因為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行動，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動完結了，又來了一次行動，簡直沒完沒了。我辦公桌上堆著的計劃、地圖、簡報和技術報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腳亂。任何時候都很難弄清楚哪些行動結束了，哪些行動還處在籌劃醞釀的深谷裡。即便是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收集情報也是一件令人傷透腦筋的事。但是每一個職業情報官員，在腦海裡總會留有一席空白給那些值得他回憶的往事片斷。這些片斷由於某種原因而向他們擺出了一個個未能解開的謎。 “唱詩班”行動、“蚯蚓”行動、“老鼠”行動等，都聚集在這一席空白地裡，被眼前行動的生動局面所掩蓋。可是它們並沒有被遺忘，直到若干年以後，它們又浮現出來，並產生著新的意義。
情報這個行當，是非常孤獨冷寂的。當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誠與友誼。可是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刻，你總是孤立無援的。你得獨自恪守機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總是處在極度的緊張狀態中，總是離不了同事們的幫助。但是你總在不斷地向前邁進，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或從事新的活動。每走一步，就從中獲得新的機密，而與過去的舊機密一刀兩斷，與別人接觸尤其是與外界聯繫的機會很少，因為你所從事的大多數事情是不允許讓外界人士知道的。由於這個原因，情報部門所用的人很多。這是情報這種職業的本質的一部分，幹這一行當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在我事業的初期，我曾遇到過一個人，他在英國情報部門的遭遇，驟然把這種職業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這一虛偽的面紗揭去。事情還得追溯到我為布倫德里特的委員會研製共振裝置上來。當時我花了大量的時間進行研究，讓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如煙灰缸、裝飾物等發出反射經過一定的加工，這些物體在接受到某種頻率的無線電微波輻射時，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製出一種完美的系統，將會產生較好的效果。這些物體本身不裝發報機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發現。一九五六年，我們已經研製成功一些產品的樣品，決定在俄國駐倫敦的大使館進行試驗。
當時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叫亨利·柯比，是個憲兵，他常常和俄國外交人員交往。這個計劃很簡單，由五處設計一個加過工的並可以反射聲音的裝飾禮品，讓柯比把它作為一件禮品送給俄國大使。我們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國大使可能接收什麼樣的禮品，並把它放在書案或辦公室裡顯眼的地方。馬爾科姆·卡明建議我去找軍情五處的一位反間諜專家克洛普·烏斯季諾夫，他是演員彼得嗚斯季諾夫的父親。
烏斯季諾夫是德國後裔，可他卻和俄國外交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俄國大使館的常客。他曾在俄國、德國和英國陸軍中擔任過職務，這是他與眾不同之處。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裡捲入了情報活動的圈子裡，他會講好幾種語言。由於他具有這麼一個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提供情報的源頭。希特勒上台後，烏斯季諾夫便開始艱辛地工作，與納粹作鬥爭。他向羅伯特·范西塔特請求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國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員，他主張反對納粹。烏斯季諾夫聲稱他與當時的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的一等秘書沃爾夫岡·朱·普利茨男爵有往來關係。烏斯季諾夫說普利茨是致力於反納粹的秘密活動的人。軍情五處把烏斯季諾夫招進來了，並開始從普利茨那裡獲得了有關德國重新整頓軍備的真實情況的最高情報。這些情報真是些珍寶，或許這是英國在戰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報。烏斯季諾夫和普利茨拉上關係後，兩個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爾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們知道的情報告訴給這兩個著名的人物聽。丘吉爾當時還沒有上台，普利茨簡直就成了這位文質彬彬的英國外交官員的干兒子了。戰爭爆發後，烏斯季諾夫仍然繼續與普利茨往來，儘管普利茨那時已去荷蘭擔任空軍武官了。以後到了一九四〇年，普利茨知道蓋世太保要抓他，才決定叛逃。烏斯季諾夫為此冒著個人的危險去了荷蘭，把普利茨救了出來，並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車來到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公寓裡，期待著見到這位已從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裡光榮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實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間破舊的公寓裡，周圍堆著許多皮封面的古書。他現在只能靠變賣這些藏書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了。
烏斯季諾夫為我的到來感到興奮不已。儘管他的生活很艱辛，但是在這場偉大的情報角逐中他仍然扮演著一個竭盡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兩隻酒杯，並著手研究我從辦公室帶來的計劃。他是一個身體肥胖笨重的老人，說話時帶著濃厚的喉音和多種語言的土腔。他有一雙目光尖銳的眼睛，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俄國外交官的真實想法全都逃不過他這雙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頓挫有致的語調說，“如果禮品的價值很高，那麼他們會賣掉這種禮品，如果這樣，那危險性就大了。他們都是些布爾什維克，喜歡正統的東西，如果送一幀銀質列寧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也許對他們來說更為神聖。”
我解釋說，列寧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適。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頭顱太圓，這種光滑的表面對聲波反射的性能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這種象徵著俄羅斯母親的複雜建築模型裡，很容易隱藏相應類型的凹狀刻紋。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把整個行動計劃視為一出趣味濃厚的戲劇的一個片斷。他自告奮勇要去拜訪俄國大使，這樣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歡什麼。
我們講起過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勁就上來了。儘管他的年紀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記憶。當他提起他和普利茨為國家作出的貢獻時，淚水流滿了他的臉頰，他終於再也忍不住了。
他說：“彼得，我為他們做了這些事情，但他們卻把我丟在這裡。我們老兩口……身無分文。”
“可是，你的養老金呢？”我問。
“養老金？我沒有養老金。”他滿腹酸楚地說，“當你為他們幹活兒時，從來就不曾想到以後的事，不考慮晚年，僅僅是因為愛好才去幹的。可當你瀕臨死亡的時候，他們就把你拋棄了。”
我默默無語地坐在那裡，他的話令我難以置信。這麼一個人竟然會如此淪落風塵，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討的地步。我真想問他是什麼原因使丘吉爾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記了，可我又感到這只會使他更加心碎。烏斯季諾夫舉杯飲酒，聊以平息心緒。
“不過乾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後說。他用顫抖的手往杯子裡倒了些酒。在一陣沉默之後，他又說話了。
“這是我的孩子，他是個演員。”他指著擺在壁爐台上的那張青年彼得的照片說，“你有孩子嗎？彼得。”我告訴他我有三個孩子，兩女一男。
“叫他不要幹這一行。”他悄悄地對我說，“我也不會讓我的兒子捲進我們這場遊戲裡。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貴人，而貴人則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陣辛酸，可頃刻又逝去了。他問了一些軍情五處的情況，問到了蓋伊·利德爾、狄克·懷特、馬爾科姆·卡明，這些人在戰爭期間都和他有著密切的關係。夕陽西下時，房間裡的光線黯淡了，我起身告辭。我們握手道別，他又自個兒沉浸到伏特加酒和舊書堆裡去了。
我因為喝過了頭，晚上沒有乾什麼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烏斯季諾夫的問題，他臉上露出尷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們在幾年前就給他發養老金了。”他的聲音提得異常的高，“天哪，可憐的克洛普！我馬上去找狄克。”
再繼續追問下去也是徒勞。究竟是誰忘了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是追問不出來的。官僚們總是在被追究失職時，互相推倭，這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烏斯季諾夫還是拿到了他的養老金，可自從那次會面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沒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遺孀至少還是得到了一點好處。不久，送一座銀質的克里姆林宮模型給俄國大使的計劃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說實話，那天下午在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家裡時，我就已經顯得漫不經心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終生難忘的教訓：軍情五處希望它的官員們永遠忠誠不渝，直到走進墳墓，而它卻不一定以同樣的忠誠來回報這些官員。
不管怎樣，總的來說，五十年代還是非常有趣的。 A處是一個充滿著歡聲笑語的地方。溫特博恩常常說：“如果你能忍受興奮，那麼軍情五處的生活是熱鬧的。”有一次，我們在匈牙利大使館隔壁的保安樓安裝竊聽設備。我爬在屋頂上裝天線時被一位鄰居看見了，他跑去報告了警察，說看見有竊賊在附近。不到十分鐘時間，警察就來敲門了，那位鄰居也跟警察一起來了，我們頓時亂了手腳。我周圍全是些最新的技術設備，地上攤著接收器和電線。溫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開地板，把價值上萬英鎊的設備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門聲更加劇烈，有人用壯實的肩膀在撞擊房門，想把門撞開。顯然，他們聽到裡面有響動，認定我們正在行竊。後來等屋裡的一切稍為歸順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開門來，並解釋說我正在利用夜間時間為房間的主人做一些維修工作，這些維修工作都是經過批准的。我給了警察一個電話號碼，這是一個當地警察特別處的電話號碼，讓他去進行核實。
還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蘭街對波蘭大使館搞的同樣的工作。當時使館隔壁的房間暫時空出來了，安全局A處二科奉命進去安裝一系列的竊聽器。溫特博恩和我帶領A處的十二個人去了。安靜是很重要的，因為共用牆那邊的目標地常常有人看守。我過分虛張聲勢，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脫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發出聲音來。我們在嚴寒中一口氣乾了四個小時。二樓所有的地板都被揭開了，我耐心地在樑架之間的空隙裡穿排電線。突然，有一根電線纏在一根有裂縫的托樑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動，於是便一腳踩在托樑旁邊的一枚穿釘上，再用手去拉那根電線。就在此刻，穿釘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樓下一層的天花板，一大塊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轟隆一聲，彷彿爆炸了一枚炸彈，震動了整個波特蘭街。響聲與灰霧散去，我卻被攔腰夾在天花板的破洞裡。過了一會兒，四周又是一片寂靜。
“我們脫鞋子脫得好啊！”溫特博恩乾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來，笑聲在這間空房子的周圍迴盪著。
幸好鄰居們大概都已經睡熟了，因為後來沒有警察跑來過問。賈格爾趕緊修好板條，並用他的快速乾燥維修材料重新修補破損處，重新刷上油漆，這時天還沒有亮。
他刷完最後一筆油漆，對我說。 “彼得，剛才那一下好危險哪！如果你從那朵'玫瑰花'裡掉下去，那我們可就全完了。”
但是，類似於這樣的事故一般是不會發生的。總的來說，在溫特博恩和我的領導下，軍情五處的技術工作是具有較高水平的，與軍情六處同一領域的工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五十年代中期，軍情六處能出大紕漏就不會以出小紕漏為滿足的。我聽說過的最好一例，便是他們的訓練工作。他們把一名低級官員放在軍情六處的一間公寓裡，然後讓一隊新手去尋找這個官員並審問他。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這種活動，都要按慣例通知軍情五處。
一天下午，A處二科接到從軍情六處打來的電話，請求給予協助。軍情六處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隊顯然弄錯了藏有他們目標的公寓的層數。他們把上一層的房門撬開了，並開始審問住在裡面的那個男子。那男子自然說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隊認為他的申辯是預謀的一部分。於是，這幫充滿熱情的新手對照軍情六處教科書上“勸說”一欄的教條，如法炮製。 “勸說”完畢之後，這個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來他是一個珠寶竊賊，前不久剛盜了些鑽石。顯然，他認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會派來對他實行報復的。他把手頭藏著的一些小東西都交了出來。
軍情六處一個倒霉的官員在電話裡懇切地央求我們告訴他該如何處理那個珠寶竊賊以及鑽石和被毀壞的公寓，溫特博恩聽了之後忍俊不禁。後來，他們限令竊賊在兩小時之內去歐洲大陸，然後派賈格爾去修好公寓的破損處。
我在A處二科呆了兩三年以後，軍情六處開始找上門來要我幫助他們規劃他們的技術行動。和軍情六處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興趣。老實說，他們總是策劃一些在技術上沒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動。為了便於吸引美國人參加他們的行動，他們總搞一些類似於柏林隧道那種史詩般的宏大工程。可這種宏大的工程一直沒有搞成，而時光卻在空耗，甚至連少量的、規模較小的、較為理智的行動也沒有搞成。他們還熱衷於毫無價值的裝腔作勢，我認為這不利於行動的安全，而且很危險。譬如，在波恩我們擬定對俄國大使館採取的“蚯蚓”行動就是這樣。
軍情六處駐當地的官員逛到這個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衛人員閒扯了起來。這種事若被當成茶餘飯後的閒話還可以，可是登在每週部級情報摘要上反倒幾乎沒有人看。除了魯莽瞎幹，他們還常常海闊天空地還想，誇大其詞地吹噓，其荒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議使用德國電線，以便一旦行動暴露，軍情六處可以矢口否認，而把一切責任往當地的情報部門頭上推。
軍情六處分站站長說：“天哪，彼得，我們不能做那種不道德的事。”他顯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軍情六處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全是做樣子給白廳或軍情五處看的。事實上，軍情六處在約翰·辛克萊爵士的領導下已經成了一個累贅。它仍然拒絕正視由菲爾比這個蘇聯間諜所引起的可怕的後果。它還繼續用三十年代的態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員設備在現代世界裡開展工作，因而導致他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錯誤——克拉布行動。對此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乘坐“奧爾忠尼啟則號”戰艦訪問英國，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他們這次訪問英國的目的是打算在適當的時刻改善英蘇關係。軍情五處決定在赫魯曉夫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館的房間裡進行竊聽。在正常情況下，克拉里奇旅館的電話系統裡一直裝有特別裝置，因為軍情五處對住在那裡的許多外國人很感興趣。我們了解到在赫魯曉夫還沒有住進去之前，俄國人就派了一個檢查組對這個房間進行了檢查。我們決定在這個時候首次啟用經過專門改進的特別裝置，這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製的。這種新型的特殊裝置可以不用墊圈就進行安裝，因此不易被人發現。我們可以用短波高頻兆週在近距離內使電話工作，遙控設備就裝在克拉里奇旅館附近的格羅夫納莊園裡的一間辦公室裡。整個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滿意。在赫魯曉夫的整個訪問期間，我們一直在竊聽他的房間，實際上，我們獲得的情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赫魯曉夫是個十分滑頭的人，他在旅館的房間裡壓根兒就不提任何有點價值的事。記得當時我坐在八樓，譯報人員為我翻譯他的談話的大概意思。每次竊聽赫魯曉夫的談話都是好幾個小時，我指望著能從中獲得重大價值的談話內容。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臨終前的情況隻字不提，對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的命運也閉口不談，相反，他對他的貼身男僕則大談自己的衣著穿戴。他是一個極其愛慕虛榮的人，每次都花上幾個小時在穿衣鏡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麼地方對頭髮進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與赫魯曉夫比高低。這兩個人都是肆無忌憚的，惟一感興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風頭。
正當軍情五處仔細地竊聽赫魯曉夫時，軍情六處卻對“奧爾忠尼啟則號”搞了一個拙劣的行動計劃。軍情六處倫敦站站長尼古拉·埃利奧特負責這次行動，他是伊頓公學前任校長的兒子。這艘戰艦的航行速度比原來海軍情報處所估計的要快得多。海軍部對此一直不了解，於是軍情六處想測量一下這艘俄國戰艦的螺旋槳。埃利奧特安排了一個潛水員來執行這項任務，此人就是運氣不佳的“巨型炸彈”克拉布海軍中校。
實際上，這樣的行動並不是軍情六處的第一次嘗試。他們在一年前就試圖測量“奧爾忠尼啟則號”的船身，當時這艘艦停在蘇聯的港口內。他們使用的是軍情六處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灣的“X”型袖珍潛艇，這種潛艇有供潛水員進出的干船艙，加之潛艇的體積小，可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進入內河水域活動。一名海軍潛水員想方設法進入了港口，但終因對方的安全防禦工作嚴密而告失敗。
在朴茨茅斯港進行的第二次嘗試也以災難而告終。克拉布身體笨重，年紀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復返。後來一具無頭死屍被沖上岸來，初步辨認就是他。軍情六處倫敦分站的技術官員約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過我，說六處在籌措克拉布行動。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卡明。他從一開始就對這個行動能否成功產生了懷疑。這是軍情六處冒險主義的典型例子，設想拙劣，執行情況更糟。我們大家都交叉著手指，祈禱著化險為夷。兩天以後，約翰·亨利慌慌張張地來到卡明的辦公室，告訴我們克拉布失踪了。
“我告訴尼古拉不要用'巨型炸彈'，他患有心髒病。”他一再說。
我們對這種所謂的心髒病的解釋表示懷疑，但也沒有時間去仔細思索，軍情六處這種好高騖遠的秘密行動此時正面臨著尷尬地公諸外界的風險。克拉布和他在軍情六處的助手曾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在當地的一家旅館住過。
“如果這事傳出去，會發生可怕的騷動，”卡明氣沖沖地吼道，“我們都要被拖出去遊街示眾。”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懷特的辦公室去，要求立即見到他。我們大家成群結隊地跑上樓。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邊，臉上看不到一絲表示歡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擔任學校校長所受的訓練又表現出來了，原有的魅力卻消失得乾乾淨淨。
“俄國人剛剛問過海軍部有關潛水員的事，他們只得矢口否認與此事有絲毫關係。我想，恐怕蓋子不久就會揭開。”他簡單扼要地說。
“約翰，你是怎麼捲進這場混亂的？”他突然氣呼呼地問。
亨利挨了罵，但仍然解釋說，海軍幾個月來一直在逼著他們搞到“奧爾忠尼啟則號”螺旋槳的詳細資料。
“你知道艾登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抱怨說，“一分鐘之前他說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鐘以後他又會說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們以前認為這場冒險是可行的。”
懷特對他的話似乎並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陽穴，翻著文件。屋角的時鐘節奏有致地走著，房間裡到處都有恐慌的跡象。
“當然，我們會盡力幫助你，”他終於打破了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見首相，看看我能否設法不讓事態擴大。同時，馬爾科姆會讓A處二科歸你調遣。”
亨利表示感謝，走出了房間。卡明給朴茨茅斯港的海關情報處打了電話，讓他們去把旅館登記簿上那兩個人的名字抹掉。溫特博恩和亨利趕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殘局，但這些努力不能避免發生醜聞。當天晚上，赫魯曉夫對潛水員的事提出公開的抗議，艾登為此丟盡了臉，被迫在下院作了聲明。
倫敦的情報界彷彿像某郡的一個小村莊，大多數上層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於可以聚在一個俱樂部裡喝酒。克拉布事件發生後的好幾個星期裡，這個村莊里的村民們仍在竊竊私語，期待著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運的到來。我是軍情五處內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我遵從亨利的勸告，對此一直保持著緘默。
“到處都有破綻，”亨利在克拉佈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訴我，“我們讓愛德華·布里奇斯到這裡收拾場面。”
此後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進我的辦公室，臉上帶著不高興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語，“他們要他去接管六處的工作。”
我認為，讓狄克出任秘密情報局局長的決定是戰後英國情報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軍情五處在他的領導下，正在朝著現代化的道路踉踉蹌蹌地邁著步子，雖然這樣的徵像在五十年代中期還不明顯。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統的那一套，這恰好能幫助他在不受阻撓的情況下實現他的目標。首先，他是一個反間諜官員，幾乎可以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反間諜官員，是個訓練有素的局長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問題，他抱有建立一個高效率的反間諜組織的理想。然而，他才剛剛起步，便被某個頭腦發熱的政客調到一個他不熟悉的機構去，而且那裡的人對他的前往懷著敵意。他無論到哪裡，永遠也不會像在軍情五處那樣富有成就。
然而，這不單是軍情五處的損失。戰後英國情報部門的主要問題在於對各個情報機構的相互作用缺乏一個明確的設想。在帝國已經不復存在的時代裡，英國首先需要的是一個高效率的國內情報組織。很簡單，軍情六處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訊總部成立之後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懷特調到軍情六處這一做法卻抬高了它的地位，從而阻礙了一個合理化的情報機構的成長。他離開軍情五處以後，軍情五處被人全然忽視達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軍情五處，那麼軍情五處就能夠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創傷，在更好的條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戰。
懷特的離去實在匆忙。同事們紛紛湊錢買了一套陳舊的英國銀餐具送給他，並在軍情五處的餐廳裡舉行了一個歡送會。那是一個依依惜別的場面。我當時與狄克還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說他對是否應去軍情六處感到猶豫不決，或許他已意識到，這一去便是永遠離開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業。狄克在致告別辭時，聲淚俱下。他談到了戰前那段時光，談到在那時結下的友誼。他感謝卡明鼓勵他加入軍情五處，他驕傲地談到在戰時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們大家一切如願以償。最後他贈辭說：
“今天下午我見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證，說要把軍情五處的工作時刻銘記在心上。我高興地宣布，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羅傑·霍利斯接替我的職務，這證實了他對軍情五處充滿著信心。我相信你們會同意我的意見，軍情五處找不到比他更為可靠的繼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長、微微駝背的穿著細條紋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懷特握手，那美妙而現代化的時代從此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