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以後，我來到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參加選拔委員會的面試。四周那結滿霜凍的玻璃隔間打開了，裡面有一雙眼睛在仔細地打量著我。儘管我的面孔並不陌生，但因為我還沒有出入證，只得耐心地等待著警衛人員往卡明的辦公室打電話，以便派人來領我進去。
“先生，是來看局長的？”來人問我。他按了一下電梯的按鈕，鐵門隨著一聲沉悶的聲音打開了。這是個老式電梯，是用一個裝在銅盒裡的操縱桿來開動的。電梯噹啷噹啷，呼哧呼哧地開始上行。我數著經過的樓層，一直到了六樓。軍情五處的高級領導人的辦公室就在這裡。
我們走了幾步，下到一個走廊，然後進了一間長方形的大房間。這是局長的秘書室，看上去它與白廳的其它辦公室沒有什麼兩樣，那些秘書們個個養尊處優，穿戴整潔，整天在打字機的啪喀聲裡迎送時光，唯有那放在窗戶對面的組合保險箱向人們揭示出了這個地方的性質。房間的牆那頭，有一扇門，通往局長辦公室。外面這間房子的縱深度是特意設計的，以防任何閒人擅自闖入。這個縱深度使局長有充足的時間在任何人闖入之前鎖上自動鎖。此時，局長室門上的綠燈亮了，一個秘書陪我穿過外間，帶我進了局長辦公室。
局長的辦公室裡明亮宜人，充滿了新鮮空氣。室內陳設著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家具和皮背椅子，使人以為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樓裡，而不是在白廳。牆的一邊掛著三位前任局長的肖像，他們的眼睛裡充滿了嚴厲和冷峻的神情。另一邊，在一張乾淨的會議桌得，坐著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我只認識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
局長狄克·戈德史密斯·懷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辦公室，曾在那裡見到過他。但這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也在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就讀過，是學院一英里賽跑紀錄的保持者。當然那是在我進這個學院之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臉上泛著健康的紅光，並有一雙厲害的眼睛。他有一股戴維·尼文般的風度氣質，同樣的英國舉止，輕鬆感和整潔筆挺的穿著，與委員會的其他人一比，更顯得光彩照人。
我們坐定以後，他開始一本正經地說話了。
“我聽說你希望跟我們幹，賴特先生。你或許能說說你的理由。”他說。
我告訴他們我已經為安全局做了許多事，並重申，如果不讓我加入安全局，取得充分的信任，我就無法再為安全局幹事了。這些觀點我以前也對卡明重申過。
“我想代表全體委員會的成員說幾句，”他回答說，“如果我們這裡不能為一位科學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麼我們是不打算請一個科學家進來的。這一點你應該充分明白。”
卡明點頭同意。
“但是，”懷特繼續說，“有一點應該讓你清楚，安全局與你所熟悉的白廳的其他部門不一樣。如果你進來了，你就沒有任何機會得到提拔晉升。”
他解釋說，進安全部門的人，年齡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門的文職人員大一些，必須具有在軍情五處各個部門裡訓練過的各種素質，由於名額的限制，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能升到高級官員的位子（即後來稱為局長助理的位子）。至於要想成為六人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那更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既然我已經是作為高級官員的身份進來擔任專門的工作，當然就不可能成為委員會的成員。我坦率地對委員會說，我天生就是一個孤獨的耕耘者，而不是一個主宰者，我對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們簡單地談了一下如何與白廳攜手合作，這在技術領域方面是極為重要的。二十分鐘以後，大家都感到無話可談了，於是秋克·懷特便作了總結。
“賴特先生，我的意見是我還不能肯定我們安全局是否需要你這樣的人物來工作。”他停了一下說，“但是如果你準備試一下的話，我們也願意。”
這種拘束的氣氛緩和了。委員會的成員們陸續從桌子後面站了起來，我和他們談了幾分鐘。當我正準備告辭退場時，狄克·懷特向我點頭，示意我到屋子盡頭他那張書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溫特博恩在A處二科幹。馬爾科姆負責安排任務，我已經告訴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處的工作，就是蘇聯問題。”
他的手指輕輕地彈著案頭的日記本，眼睛注視著窗外肯辛頓那邊俄國大使館的方向。
“我們耗盡了心血也沒有戰勝他們。”懷特啪的一聲合上日記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運，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後，我又回到六樓。按例行手續，人事處處長約翰·馬里奧特得跟我當面談談。戰爭期間，馬里奧特是雙重間諜委員會的秘書，這個機構使軍情五處在戰時大獲全勝，它在納粹情報部門內部發展了十幾個雙重間諜。戰後他在安全情報局中東部工作，以後才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是一個很受信任的官員。
“我們只是隨便談談，了解一下你個人的背景情況。”他說，同時用一種與眾不同的共濟會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這時我想起父親也是共濟會的成員，難怪我第一次跟父親談起要正式去軍情五處工作時，他繞著彎子勸我加入共濟會。
“必須確認你不是一個共產黨人，這你應該明白。”他那說話的口氣彷彿認為這種事是為軍情五處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進行最後攤牌的前幾個星期裡，我就听說有一個局長秘書室的退休警察到馬爾科尼公司對我的一切進行了例行的調查。人事處處長跟我面談後，我沒有受過任何其他審查。雖然當時正是軍情五處為整個白廳範圍內建立一套嚴格的審查制度之時，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軍情五處內部才逐步實行系統的審查。
馬里奧特的寫字台上什麼也沒有。我猜想這次談話被錄了音，存入了我的檔案。馬里奧特雖然對這次面談進行得非常慎重認真，可是只問了幾個問題。
“你年青時是個狂熱的左翼分子吧？”
“也許有一點吧。我在三十年代當過工人教育協會的教員。”
“是個道地的共產黨人，對吧？”
“在康沃爾不是這樣。”我回答說。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過工黨的票，對嗎？”
“我想軍隊裡的大多數人都投了工黨的票。”
“那麼，你現在是個中間派了？”
我告訴他我憎恨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他似乎對我的長篇大論感到滿意。接著話題又轉到我的個人生活上。他在這個問題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後問道：
“你過去喝醉過酒嗎，不管什麼原因？”
“我這一輩子還不曾有過這樣的失態。”
他打量著我。
“有人找過你做秘密工作嗎？”
“只有你，沒別的人。”
他差點笑出來。但很顯然，這句話他已聽了無數遍了。他打開寫字台的抽屜，拿出一張表格讓我填寫，包括直系親屬的情況。就這樣，我的審查算是通過了，難怪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布倫特等那麼容易就混過了審查這一關。
在我正式進入A處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年青官員在一起接受了為期兩天的訓練。訓練課題由一個名叫約翰·卡克尼的人負責。卡克尼是一個嚴厲的沉默寡言的官員，我和他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他有時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厭惡對剛來的新手進行素質訓練這種工作。他與軍情五處的其他官員完全不一樣，他不甘於這種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歡闖蕩，我行我素，認為五處以外才有開闊的天地。所以，後來他離開了五處，去做生意，並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對此並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維多利亞投資公司乾了一陣，後來又去王室地產公司工作，擔任過倫敦港口總裁。現在約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飛機公司的總裁。
卡克尼訓練我們時，按照慣例給我們講了軍情五處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諱地說：“安全局（軍情五處）沒有什麼法律地位，在白廳範圍內不可能有一個正常的地位，因為它的工作常常違反一些清規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許多可能發生矛盾的情況，譬如，未經授權私闖民宅，或者侵犯個人隱私。他清楚地告訴我們，軍情五處是在第十一誡的基礎上展開活動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軍情五處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人的。他還告訴我們如何同警察取得聯繫，一旦出事，警察隨時隨地都可以來幫助軍情五處的，特別是你遇到了適當的人時，事情就會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別處的警察的關係一直很緊張。
他說：“他們很希望干我們這行，我們卻不希望於他們那行。”
卡克尼把現行的軍情五處的內部通訊錄給了我們，並給我們講解了五處內部的組織結構情況。安全局有六個處：A處管物資；B處管人事；C處管安全保衛和審查整個政府機構的人員；D處負責反間諜；E處負責殖民地的情報工作，以及馬來亞和肯尼亞的反叛亂行動；F處是國內監視中心，主要監視英國共產黨，特別是它與工會運動的聯繫。
卡克尼順帶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情況，白廳的大多數人更習慣稱它為軍情六處。他給了我們軍情六處的標准通訊錄，並告訴我們，我們與軍情六處保持聯繫的部門很少，只有軍情六處的反情報處和負責共產黨事務的一個規模很小的研究室。這些機構在我加入軍情五處後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講到這些事就變得小心謹慎。直到後來，我同軍情六處的技術人員建立了聯繫時，我才發現這兩個局的矛盾很深。
訓練結束了，我們去拍了照，領到了軍情五處的出入證。卡克尼把我們介紹給一個來自C處的特別處退休警察，讓他教我們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訴我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得把文件帶出辦公室，辦公桌的抽屜裡不能放任何文件，離開辦公室哪怕十分鐘時間，都得鎖門。他還告訴我使用的那個組合保險櫃的鎖碼，還說局長的保險櫃裡存有該鎖碼的複製件，這樣上級領導無論白天還是夜裡，都能從一個官員的保險櫃裡取到任何文件。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實際，我禁不住把這與薄弱的人事變動審查環節進行了一番比較。
一個星期過去了，卡克尼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裡。這間房間裡除了一張放著錄音機的桌子外，什麼也沒有。他從櫥裡拿出好幾盤大錄音帶。
“給你，”他說，“這玩藝兒會把一切告訴你的。”
錄音帶的題目都標在捲軸上：《英國安全局簡史》，蓋伊·利德爾供稿。他是該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間的副局長。在軍情五處的史冊中，利德爾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頭面人物。他於一九二七年從特別處調進軍情五處。他在特別處時，獨立地負責搞針對蘇聯的反間諜計劃。在整個戰爭期間，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滿腔熱情主持著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為理想的局長候選人。但是，艾德禮首相任命了一個名叫用西·西利託的警察當了局長。這一人事變動無疑是給軍情五處當頭一棒。艾德禮懷疑軍情五處是一九二九年齊諾維耶夫信件一案的主謀。利德爾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滿，在西利托手下盡職。可一九五一年，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這起醜聞的牽連。他一直與伯吉斯保持著友好關係，既然伯吉斯已人去樓空，他還有什麼奔頭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子能委員會去任職。
我小心地裝好磁帶，戴上耳機，一個柔和優雅的聲音描述著英國安全工作的秘史。軍情五處是在一九〇九年由弗農·凱爾上校創建的。當時國防部意識到，迫在眉睫的歐洲衝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報人員。戰爭爆發不久，所有在英國活動的德國間諜幾乎全部被軍情五處一網打盡，這顯示出了它的卓越戰績。利德爾熱烈地讚揚了凱爾的豐功偉績，認為他是從零開始，憑著自己的毅力把軍情五處建成了一個聲望很高的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情五處的預算受到了嚴格的限制。軍情六處喋喋不休地到處遊說，企圖吞併它的競爭對手，可是凱爾精明強幹，保持對軍情五處的控制，並逐漸擴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響。
一九二七年，軍情五處成功地對全俄合作社學會進行了突然搜查，這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聲望達到了頂峰。警察在軍情五處的授意下，對蘇聯貿易代表團辦事處和全俄合作社學會在摩爾蓋特街四十九號的辦公地點進行了搜查，發現了大量的間諜材料，從而使軍情五處內部一致認為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是英國的主要敵人，應該採取所有可能的措施來對付它。這一認識被三十年代接踵而來的間諜事件進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蘇聯企圖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師打入伍爾維奇軍火庫的案件是所有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僱於該軍火庫，是個老共產黨員。軍情五處出色的間諜專家馬克斯韋爾·奈特非常成功地安插了一名女特工人員在蘇聯，她把蘇聯的密謀計劃全盤託給了英國。
一九三九年，凱爾已經年老不支了，利德爾也對軍情五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工作中的失誤作了反省。丘吉爾任首相後，決定大幅度調整白廳班子，使白廳絕對服從於他。凱爾的離職只不過是個時間的遲早問題。儘管利德爾對軍情五處失去凱爾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時又對新上任的局長戴維·皮特里爵士表示熱烈的歡迎。皮特里負責招募了一大批天賦很高的知識分子，在他的主管下（以及利德爾的配合下，這一點雖然沒有提及），著名的雙重間諜制度產生了。踏上英國國土的德國間諜，要么被俘，要么就讓其回到德國最高統帥部去提供假情報。這種活動非常成功，使德國人無法準確知道盟軍大規模進攻歐洲的登陸地點。利德爾對戰時的軍情五處的工作有一個簡單的評價：“情報史上不同頭腦的最佳結合。”
利德爾的講述只談到戰後。老實說，他的講座很粗糙，雖然談到了各種案件和事變，可談到軍情五處如何長期不衰的成功之謎時，他就離題萬里了。他很清楚，戰後那段時間裡的軍情五處是沒有什麼地方值得炫耀的，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沒有提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也沒有提到這兩個人的存在意味著什麼，更沒有提到他和懷特在四十年代後期就知道的被耽誤已久的龐大的現代化規劃。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利德爾都是一個很可悲的人物。由於他有才華，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稱英國戰時情報優勢的主要締造者。可惜由於他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交往，沒能使自己平步青云如願以償。從他在錄音磁帶裡的聲調聽出，他彷彿是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裡喃喃自語，為他所蒙受的厄運進行辯護而追溯歷史。
我還聽了狄克·懷特關於俄國情報部門的講座錄音帶。它顯然是在為剛進安全局的低級軍官所舉辦的一次講習會上錄製的，能聽到聽眾的笑聲。懷特很喜歡講幾句幽默話，他的口才帶著濃郁的牛津劍橋學究味。他的演說流暢自如，常常插入雙關語、警句和引用俄國文學作品。懷特在蘇聯事務方面極有聲望，在擔任局長之前，他就是B處（原反間諜處）的處長。
他繪聲繪色地談到俄國人是如何沉醉於秘密工作，現代克格勃是如何從沙皇秘密警察演變而來的。他分析說明了克格勃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歷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徹而富有說服力。在這樣一個龐大而又常常潛伏著敵意的國家裡，俄國情報部門是黨的領導的保證。他還談到，為什麼英國情報部門和俄國情報部門在玩弄間諜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為主要對手。兩國的秘密工作和情報工作都具有悠久的歷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徵的穩重和耐心。他說，“我們的美國堂兄”的熱情和過於性急的活動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座的聽眾都樂了。
懷特的演說雖然漂亮，但他卻基本上是一個正統派人物。他信奉時下最時髦的“遏制”蘇聯的主張，認為軍情五處在壓制蘇聯在英國間諜活動的影響方面，會起一個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發共產黨人的動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學會發現的那些文件。這些文件表明，俄國情報部門有顛覆英國政府的企圖。他非常重視正在白廳實行的新的審查制度，認為這是防止俄國情報部門滲入英國政府的最有效的辦法。
他認為軍情五處正處在一次大的變革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在他的引導下才會如此。他給人最清楚的印像是，他那種為安全局工作感到強烈的自豪的情緒。他的這種感覺，一直保持始終，甚至在他離開軍情五處調進軍情六處之後，還依然存在。他是個實干家，深信他苦心經營的組織會保持它們應有的風貌。這促使他盡力做一個受人愛戴的人，儘管他始終是一個保持分寸的禁慾主義者。
訓練快結束時，我開始參觀這幢樓，由卡克尼或溫特博恩陪著。整個環境非常擁擠，一間辦公室有四個官員。看來我算是受到了優待，在六樓單獨有間辦公室，其實這只不過是一間放零碎東西的工具室。休·溫特博恩的辦公室就在隔壁。空間問題是軍情五處與軍情六處長期不和所造成的後果。戰爭結束時，曾擬定了一個成立情報部門的聯合辦公樓的方案，讓兩個部門合用，並在霍斯費里路選定了一塊地方作為蓋樓的地點。但是多年來，兩個部門的一個工作小組為如何具體分配辦公空間爭吵不休。由於金·菲爾比事件，軍情五處暗自抱怨說不能相信軍情六處。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決，直到軍情六處後來搬到泰晤士河對面他們自己的辦公樓——世紀大廈，事情才算了結。
從某種意義上說，白廳在這種空間分配上的優柔寡斷，說明了它在處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關係上沒有一個正確而清醒的頭腦。七十年代以前，情況還是不見有多少好轉。到了七十年代，軍情五處才說服了財政部撥款，讓它搬到專門的、永久性的總部——柯曾大廈。在搬到柯曾大廈之前，辦公室空間的擁擠問題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間來解決。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處在五十年代最熱鬧的中心。接著莫爾伯勒街的一幢辦公大樓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間諜中心。我們如果要查閱機密文件，就得穿過索霍市場，那裡有跑江湖的、賣花的，還有腐爛的蔬菜葉。這種安排也許很適宜，但卻不切實際。
在五十年代，軍情五處好像被戰爭時期就沉積下來的一層厚厚的灰塵所覆蓋著，整個組織就像狄更斯筆下的哈維希姆小姐。戰爭期間，各界名流都傾慕她，但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名流們又唾棄她。他們紛紛跑到外面世界去尋求新的天地，棄下軍情五處，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裡回憶往昔的美好時光，而很少與白廳的其它部門發生聯繫。
這種氣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學校。軍情五處的局長和副局長整天被阿諛諂媚包圍著，猶如學校的老師受到學生們的奉承一樣，好像只有他們才能被稱為“先生”。軍情五處的這種風氣，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這裡的男男女女都醉心於情報工作這場偉大的遊戲，以致他們全然不屑於它的渺小，從而創造出了無窮無盡的令人人迷的事業來。
從表面上看，軍情五處的生活充滿了情趣與色彩，但卻陳舊。每逢舉辦一年一度的球類比賽時，就停止辦公。軍情五處在比賽場地附近的貴族酒館裡還有一小塊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級官員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要花上半個小時來做《泰晤士報》上的填字遊戲。那些擾頻電話在通常情況下是被用來傳遞西方世界的最高機密的，此時此刻卻被官員們用來把稀奇古怪的、編成暗語形式的問題從一個辦公室傳遞到另一個辦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著左角最末一行第七個字是什麼”；“我的右胸空蕩蕩的”，意思是“中間橫著的第十二個字是什麼？”考特尼·揚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遊戲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蘇聯間諜科（D處一科）的科長。他總是說，用鉛筆來做這種遊戲實在太簡單了，應該用腦子來做。差不多有一年時間，我一直在觀察他的竅門，終於我再也經不住這種誘惑，向他發出挑戰。他立即毫不猶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結果，連續一個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裡請他喝酒，他樂得不可收拾。
軍情五處的中樞神經是檔案室。萊肯菲爾德大樓的整個底樓全是它的地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避免倫敦老家遭受轟炸時文件丟失或損壞，檔案室被遷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魯布斯監獄裡，可是這次遷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監獄被炸了，許多文件被大火化為灰燼。搶救出來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裡。六十年代時，我們在研究三十年代擴編時期的這段歷史時，常常要查閱一些戰前的文件檔案。這下可真勞神啦，對付那一頁頁燒焦的紙，你非得用鑷子和木刮刀不可。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魯布斯監獄這場災難之後，軍情五處絞盡腦汁設計了一個以保萬全的檔案室。戴維·皮特里爵士在戰爭時期的代理人是哈克準將，這是個理想的行政助手。他從商業系統聘了一個名叫哈羅德·波特的專家，讓他重新組建檔案室。選擇波特來幹這事算是選對了人。波特頭腦靈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戰亂的情況下，他也能夠有條不紊。
一九五五年時，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興致勃勃地帶著我到處轉。檔案室位於中央大廳，存放著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廳周圍的房間裡存放著其他的專門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複製件全是用微型膠卷翻拍的，並保存在切爾特漢姆軍情五處的倉庫裡。這些倉庫附有特別保護設施，以免再次發生沃姆伍德監獄那樣的災難。波特的辦公室在檔案室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潔而有條理。
“你一定要保證迅速歸還你借閱的文件，聽見了，彼得？你別跟有些傢伙學，我不願跟在後面催你。”
波特其實應該是一個和氣善良的小鎮圖書館館長。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後來成了不受檔案室歡迎的許多賴皮當中的一員，常常積壓一大堆文件不還。但是，我與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巴戈特是F處富有傳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監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好幾十年了。我總認為，她很像約翰·勒卡里筆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點神經質，但對事實和檔案有著超乎尋常的記憶力。波特和他在檔案室的接班人對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處索取一大疊文件之後，波特便會喃喃自語：“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後能收回文件。”
檔案室這個地方總使我感到新鮮好奇。這裡使我內心充滿了期望，一旦置身於這些紙堆裡，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裡面尋找蛛絲馬跡。波特告訴了我關於借閱和歸還文件的手續，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處理過。他設計了一種文件檔案管理系統，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順序編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邊，索引和備忘錄則放在左邊，這樣可以便於快速查找。
整個系統是以精確而嚴密的分類為前提的。官員要把文件歸檔時，必須經過波特手下的辦事員的同意。有些借閱文件的官員由於其要求提得籠統而被拒之門外。借閱文件時，需填寫借閱申請單。這些申請都要求被記錄下來。如果對某個人的檔案進行查詢在兩次以上，那就自然要為這個人單獨建立一份檔案。檔案室的文件分為三種基本類別。第一類是人物檔案，或稱人檔。淺黃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時，大約有二百萬份個人檔案。這個數目一直穩定地保持著，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隨著學生和工人運動的高漲，這個數目才開始有所上升。第二類是專題檔案，或稱組織檔案，譬如關於英國共產黨的檔案。專題檔案常常分為若干本，與人物檔案相互參照。第三類是目錄檔案，是蛋青色的封面，一般收入從某項案子中收集到的而又不易於收入前兩種類型的檔案範圍內的材料。此外，還有一種所謂的“Y箱”，它主要用來把特別機密的文件與一般性文件區別開來。例如，所有間諜嫌疑分子的檔案都屬於“Y箱”，大多數叛逃者的檔案也屬於這一類。一般官員要藉閱“Y箱”中的材料，必須得到主管該材料的官員的批准，有時甚至經過局長親自批准。
“文件的完整性至關重要。”波特告訴我，同時又警告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沒有高級官員的書面批准，不得從檔案裡抽出文件。每一個官員，從他開始參加工作那一天起，就被反复灌輸要把文件檔案視若神明的思想。
查找文件是用卡片索引。波特發明了一套機械檢索方法：每一張卡片都穿了一系列的孔，不同類型的檔案卡片打上不同的孔，查找某種檔案時，只要抽出這類檔案相應的導卡即可。譬如，你要查找一個曾用過好幾個化名的俄國特工人員的檔案，你只要找出導卡就行了。導卡排在相應的系列子卡的最前面，用卡片桿把它們穿起來，這樣就可以任意用手查找。這種方式很陳舊，雖然也能奏效，但卻充分說明了軍情五處對實現計算機檢索完全不重視，儘管這早就應該被採用。
檔案室的中央大廳是個常年忙碌的地方。手推車來回不斷地把文件從檔案室的架子上運送到專門的電梯上。這些小推車都是在軌道上滑動的，以便迅速地把文件送到樓上的辦案人員手裡。 F處在二樓，E處在三樓，D處在四樓和五樓，A處在六樓。檔案室僱用了許多的年輕姑娘來從事樓里大量的文件收發工作，包括分類、核對和歸檔等。這些被稱為“檔案女神”的姑娘是凱爾當處長時，從貴族家庭或軍情五處官員的家庭裡招聘來的。凱爾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這些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對她們最可靠的審查。這些涉世不深的少女們，既漂亮又富有。因此安全局裡的許多官員都同她們結為伉儷。她們在檔案室的工作時間一般都沒有超過九個月，因此這已經成了一個笑話：一個檔案女神在她進入檔案室的第九個月，便是她懷孕的時間。
七十年代初，檔案室的人手問題已成為軍情五處的一個大難題。當時已有三百多個姑娘，隨著文件的增多，仍需要不斷招聘工作人員。公開招聘是不可能的。要招到符合這類條件的姑娘進來工作，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還要對她們逐個地進行審查。至少有一次，共產黨設法讓一個姑娘混進了檔案室，但她很快就被發現了，檔案室不動聲色地把她解雇了。促使軍情五處最終同意搞計算機檢索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件事，而不是因為日益老化的檔案製度本身。
檔案室下面有許多地下室，主要用來當儲藏室和工作間。萊斯利·賈格爾是這裡的負責人，在A處二科休·溫特博恩的手下工作，曾是卡明有名的熟人之一，他身材魁梧，肩寬胸闊。他跟卡明在步槍旅一起服役時，就是個陸軍少校。他總是穿著一身殯葬員的黑色工作服。
賈格爾是軍情五處的勤雜技術人員，我加入軍情五處，他肯定會有些顧慮，可他從來沒有流露過，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賈格爾身懷許多絕技，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撬鎖技術。我剛開始受訓時，曾聽過他在撬鎖工作間里為軍情五處和六處舉辦的正規講座。這間地下室裡的每一面牆上都一排排地掛滿了鑰匙，少說也有成千上萬把，都分別編上了號碼。他告訴我，軍情五處得到或秘密複製了許多辦公室、旅館和私人住宅的鑰匙，每一把都編了號。多年來，他們就是用這種辦法進入英國各地的房舍裡的。
“說不定什麼時候其中一把鑰匙就會派上用場。”賈格爾向我解釋說。我被他的這一收藏傑作驚呆了。
“首先必須記住，要進別人的房間，撬鎖是萬不得已的最後一招。”賈格爾在他的講座中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的。 “要想不刮傷漆就把鎖撬開是完全不可能的。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一眼就能看出來，他會知道有人進過房間了。你們應該做的是搞到一把鑰匙。這有兩種辦法：一個辦法是測量鎖的尺寸，另一個辦法是複制一把鑰匙。”
賈格爾對如何撬開各種各樣的鎖做了示範。波馬牌鎖是一種主要裝在珠寶保險櫃上的鎖，最難撬開。其鎖栓是穿過鎖簧活動的，根本不可能撬開。匠布牌鎖雖然是號稱無法撬開的鐵將軍，可它在賈格爾手裡卻變成了兒戲。
“你們以後會經常跟這種鎖打交道的。”
他從堆在櫃子上的耶魯牌機械鎖中揀了一把來給我們做具體的撬鎖示範。他解釋說，耶魯鎖有一系列銷栓，排在鎖眼內的不同位置上。鑰匙伸進鎖內，其齒把鎖眼內的銷栓頂上去後，才能轉動。賈格爾拿出一根鐵絲，鐵絲的一端有鉤子。他把鐵絲插進鎖眼內，然後開始平穩而有節奏地捅著。
“先捅第一個銷栓，”他的手腕時而緊張，時而放鬆，“直到它伸進一個回進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開了一個銷栓。”
他那雙大手宛如音樂會上一個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緊張地揮動著，一個接一個的銷栓被捅開了。
“在沒有捅開所有的銷栓之前，必須保持壓力……”他轉動手中的鐵絲，耶魯鎖立即彈開了。 “這下你就可以進屋了……當然，進了房間以後，你要幹什麼，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著。”
我們大家被他的話逗樂了。
萊斯利對他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些撬鎖專門知識總是不透露一絲口風。多年來，我一直帶著他為我製作的一根鐵絲和撬鎖工具。
“你隨時都要帶上你的警察證件。”他第一次把鐵絲交給我時就這樣對我說。他指出，我攜帶這些盜竊工具是違法的。
“總不能把我們當作一般的或花園裡的竊賊吧？”我說。
他由衷地笑著，大步走回地下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