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在布倫德里特的辦公室與約翰·泰勒第一次見面後的幾天，接到了他的電話，邀我去倫敦。他建議去聖詹姆斯公園，我們在白金漢宮前面的橋上見了面。我們來回漫步於鶴鵜鶘和鴨群之間，不時停下來顧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這種奇特的工作方法來處理國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著小鬍子，陰鬱的臉上流露著機警敏銳的表情。在北非戰役中，他是蒙哥馬利手下的一名通訊官，儘管他現在是郵局的技術員，可他仍舊保持著他那粗曠的軍人舉止。他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搞技術研究，實驗室就設在多利斯山郵局特別調查組裡面。他非常肯定地說我知道他是負責官員。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讓我有事不要到萊肯菲爾德大樓軍情五處總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暫的拜會。一般情況下，就通過他這個中間人來辦事。泰勒勸我不要談有關的“辦公室”的事，只是說我將被授予“特聘科學顧問”的頭銜，但不支付報酬。好幾年來，我們每個月都要在聖詹姆斯碰一次頭，討論我提交給布倫德里特委員會秘書萊特的有關技術問題的書面報告（萊特後來當了國防部副部長）。
泰勒和我在技術任務上分了工，郵局方面負責研究紅外線探測系統，我則開始動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有利條件來研製一種新型話筒，並觀察這種話筒對來自室內家具的聲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從事的反潛工作使我對共振原理非常熟悉。當聲波碰到一個硬介面時，如玻璃窗或檔案櫃時，就會產生大量的諧波。關鍵在於要在空間找到失真度為最小的一點，從而收到清晰的說話聲。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來的電話，他的聲音裡帶著焦慮。
“我們遇到麻煩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今天下午我們碰一次頭好嗎？”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對面公園的長椅上和他見了面。他向我描述說，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空軍武官有一次在辦公室裡用接收器收聽俄國軍用飛機的通訊時，突然，從接收器上聽到自己響亮而清晰的聲音。他意識到，他的談話內容被人竊聽了。他立即把這件事作了報告。泰勒和我討論了半天，推測他們有可能用什麼樣的話筒，還安排了一個名叫唐·貝利的工程師去調查這件事。唐·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簡單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訴他怎樣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竊聽器。我開始第一次意識到，英國情報部門在技術專業知識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連個相應的儀器設備都沒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儀器借給他用。他對我們的使館進行了徹底的檢查，但什麼也沒有找到。顯然俄國人已聽到了風聲，把竊聽器關閉了。
貝利回來以後，我詳細地問了他一些情況，弄清了他們用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無線電話筒。這種竊聽裝置一旦開始工作，強無線電信號便以清晰的載波形式出現。我猜測，俄國人和我們一樣，也在實驗一種共振裝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測被證明完全是對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緊急會晤。
他告訴我，美國國務院的清查人員按慣例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辦公室進行清查，為美國國務卿的來訪作準備。他們用了一種標準的可調信號發生器，發出一種“顫噪效應”，類似於一個無線電電台在一間開著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房間里工作時產生的信號。這種顫噪裝置探測出了一個裝在大使寫字台背後牆上的美國國徽裡的微型竊聽裝置。
顫噪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美國認為該竊聽裝置的工作頻率也應該同樣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試驗表明，使用這個頻率工作時，信號不穩定，靈敏度也不高。美國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感到無能為力，非常絕望，只得求助於英國來解開這玩藝兒的謎。
布倫德里特為我在大巴達城的曠野安排了一個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實驗室。泰勒和另外兩個美國人慎重地把那玩藝兒送到我的實驗室來了。它外麵包著棉花，放在一隻看上去像是裝棋子的木盒裡。那東西約有八英寸長，頂端有天線，裡面有凹槽，內藏一個蘑菇狀的金屬裝置，裝置的頂部有個平蓋，用來調節音量大小。它後面有一片薄膜，專門用於收音的，上面已經被人戳了個洞。那兩個美國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忙對我作了解釋，說他們的一個科學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壞了。
在目前這種關鍵時刻，這種事找到我真讓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潛探測系統正接近試驗的關鍵階段，我應該把全部精力用在這上面，可現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個週末，穿過馬爾科尼公司後面的荒野，到我那間已被棄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為了弄清這玩藝兒的工作原理，我折騰了兩個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藝兒的一個零件上蓋有檢驗圖章，從上面的日期來看，俄國人是在極其倉促的情況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趕在美國國務卿到達之前安裝好。顯然他們在這塊薄膜上裝有微型設施以固定薄膜，因為我每次用鑷子時，都會把薄膜弄破。經過多次試驗和失敗，我終於設法先把薄膜攤開，然後再把它固定起來。雖然很粗糙，但總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線的長度，用各種方法探索這玩藝兒的共振方法。操作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當我把它堅放在一個地方，用一種音頻信號發生器向它發出信號，其反應正像美國人所描述的那樣，信號不穩定，靈敏度很低。我花了四個週末，才弄明白那玩藝兒的工作原理與我們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們原來都以為那金屬盤要鬆開才能增加共振，但實際上，金屬盤愈貼緊蘑菇狀裝置，整個裝置的靈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屬盤進行了調整，把發射信號打到八百兆週這一擋，這玩藝兒便開始發出響亮而清晰的聲調。我欣喜若狂，立即打電話把這喜訊告訴了我父親。
“我把那玩藝兒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說，“噪聲差點兒沒把我的耳膜給震破。”
我跟泰勒約好一個時間來看這個裝置。他和卡明上校、溫特博恩以及兩位美國清查人員一起來了。父親也來了，還帶來了一個馬爾科尼公司自學成才的科學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這玩藝兒裝在房間里遠處的一面牆上，又在隔壁房間裡裝了一台監聽器，音頻信號發生器的聲音就能被清楚地聽到，如同在現場一樣。
我把調諧盤調到八百兆週，向他們講解這當中的奧秘。所有這一切如此簡單，使兩個美國人驚得瞠目結舌。卡明和溫特博恩掩飾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當時正值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發生後不久。這兩個出身名門的英國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變節投向了俄國人的懷抱，這引起了美國的極大不滿。因此，無論在哪方面，英國哪怕表現出一點小小的優勢，對卡明和溫特博恩來說，都將是舉足輕重的。這一點我後來很快就知道了。肯普開始奉承討好地說，馬爾科尼公司遲早要簽訂合同來生產他們自己研製的竊聽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這種裝置？”卡明問。
肯普和我跟他解釋說，為了保證質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時間來生產這種東西。
肯普對卡明說：“馬爾科姆，我想我們可以提供場地，或許還得安排一個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產品樣品，不過事後你得設法搞到資金……”
“啊，我們不可能出錢的，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說，“財政部絕不會同意擴大秘密撥款。”
肯普揚起眉頭。顯然卡明不止一次地為經費問題爭論，他總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設備。
“可是，”我斗膽插了話，“如果政府真有心要為軍情五處和六處置些技術設施的話，那就得公開撥款。”
“你所建議的恰恰是他們最不願意做的，”卡明搖著頭回答說，“你也知道，我們並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著我看，彷彿他有了什麼新點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們去跟海軍部聯繫，讓他們在公開撥款中給我們一點兒援助，或許……”
這是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處理情報部門籌集資金問題的開端。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情報部門由於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改造，只得求助於軍事部門。軍事部門實際上是很不情願這樣做的，於是變得非常不耐煩。我認為，英國情報部門在戰後最初幾年里之所以很外行，這是個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開始說服英國海軍部承擔研究這種新型話筒的經費。我緊急求見布倫德里特的繼任者、海軍科學局局長威廉·庫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長而結實，有一頭紅發和一雙明察秋毫的藍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個出類拔萃的組織者，主意不少。戰後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藍帶計劃”模型。這個項目後來由於物資部首席科學家本·洛克斯皮澤的良心受到了譴責而被取消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庫克本人也對核武器的研製產生懷疑，儘管這是出於實際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於道義上的原因。他認為英國生產原子彈是很輕率匆忙的。他擔憂，隨著現代火箭技術的發展，海軍會失去它應有的優勢。我猜想，他或許還意識到，面對美國和俄國日益增長的優勢，我們還熱衷於搞原子彈，似乎有點荒謬可笑。順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從事普通工作的科學家們幾乎都持有這樣的觀點。
我對庫克說，這種新型話筒對情報工作也許會有預料不到的價值。如果海軍部同意資助這個項目，那麼以後它將使海軍受益匪淺。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會心地笑了。會面結束時，他同意從他的人馬中抽調六人，並投資在馬爾科尼公司建造一個專門的實驗室，以便開展工作。
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我們搞出了樣品，代號“森林之神”。肯普和我來到萊肯菲爾德大樓軍情五處總部的前門。休·溫特博恩在那裡迎接我們。他帶著我們到了六樓的一間陳設簡樸的辦公室，把我們介紹給一個高個頭的駝背男人。這人穿著一件細條紋西裝，笑起來時，臉上的肌肉會失去對稱。
“我叫羅傑·霍利斯。”他說著從書案後面站了起來，生硬地和我握手。 “局長恐怕今天不能來看了，所以臨時由我這個副手代表他出席。”
霍利斯沒有同我們閒扯寒暄。他的辦公桌上空無一物，證明了他是一個辦事效率高的人。我不敢耽擱，立即把裝置拿出來給他看。還有一隻手提箱，裡面是操作“森林之神”的無線電設備，還有兩副天線，外表看上去像普通的雨傘。兩副天線打開來，就可以進行接收和發射。
我們把“森林之神”裝在軍情五處在南奧德利街的一套公寓裡，把天線裝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試驗開始了，一切正常。我們聽到了那邊公寓裡的說話聲，甚至連鑰匙在鎖孔內轉動的聲音都一清二楚。
在試驗進行的過程當中，霍利斯贊不絕口地說：“彼得，太棒了，這簡直是一種奇幻的魔術。”
卡明在背後嗤嗤地促笑著。
直到此時此刻，我才知道，軍情五處的官員們幾乎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把他們自己禁銅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這個“世外桃源”裡，很少體驗過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勝利喜悅。霍利斯從書案後面又站了起來，一本正經地發了一通官話。他說，這是五處多麼了不起的一天，說這正是布倫德里特組建他的班子所夢寐以求的。他講這番話時帶著一副居高臨下的口吻，彷彿我們這些僕人為他在玫瑰園裡找到了丟失的鑽石冠冕一樣。
“森林之神”不負眾望，果然非常成功。美國人迫不及待地定購了十二套，並厚著臉皮複製了圖紙，自己又造了二十多套。整個五十年代，“森林之神”作為獲取機密情報的最佳工具之一，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被廣泛使用，直到新的儀器取代了它。而就我個人而言，“森林之神”的研製成功，奠定了我在軍情五處的科學家地位。從那以後，他們經常來找我，向我諮詢日益增多的技術問題。
我仍然同卡明交往，漸漸也知道了他那個部門——A處的結構情況。他管了四個科：一科為軍情五處提供物資，從話筒到撬鎖的扳子都有；二科是技術科，裡面有許多像休·溫特博恩那樣的人才，他們使用一科提供的物資；三科負責同特別處的警察取得聯繫；四科是一個正在擴大的監視中心，負責跟踪倫敦各大街上的各國外交人員和其他外國人。
卡明在技術問題上是個低能兒。他認為A處應當管科學，而不是用科學來管理A處。因此，這個處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嚴重缺少現代化設施，這本來早就應該實行的。
在我們討論具體的問題時，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富有成果的。但總有一天我們會涉及到一個我無法向軍情五處提出諮詢意見的領域，除非卡明和溫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溫特博恩常常問我是否對電話竊聽方面有什麼設想。我坦率地告訴他，如果我不知道他們目前採用了什麼樣的技術，這個問題就無從談起。
“啊，當然，我們現在談的這個領域屬於絕密，我想我們還是別談這種事為好。”卡明總會不耐煩地敲著桌子說，溫特博恩對此非常惱怒。
監視方面也是同樣的。五十年代，軍情五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況下，監視和跟踪倫敦大街上日益增多的俄國人。
“你有沒有什麼新招，彼得？”卡明問我，彷彿我的上衣口袋裡藏有什麼錦囊妙計似的。我建議說，至少得讓我親自看一看監視中心的操作規模。卡明說他盡力設法為我作一次安排，可後來他什麼設法也沒有。
儘管困難重重，軍情五處仍然發現我對他們有用。一九五四年那陣子，我每星期幾乎要花兩個整天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忙乎一天，我剛開完一個很長的會議後，卡明邀我到他的俱樂部共進午餐。我們一起穿過聖詹姆斯公園，再從帕爾市場走進“I．O．俱樂部”，卡明一路上擺弄著他那把習慣於帶在身邊的雨傘。
我們在一張桌子旁坐下。此刻，我才發現，儘管我和卡明打了五年的交道，可像這樣的社交活動在我們之間還是頭一回。卡明身材矮小，並且沒有多少天賦，可他對軍情五處卻是忠心耿耿的。就像約翰·巴肯的小說裡描寫的警察一樣，他可能會把英雄當成壞蛋去追捕。他當過步槍旅的軍官，符合軍情五處悠久的軍事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該處的創建人弗農·凱爾。他和軍情六處的第一任處長曼斯菲爾德·卡明上校有點沾親。我剛認識他時，他就有意識地讓我知道這個背景情況。英國安全局局長狄克·戈德史密斯·懷特也是卡明弄進來的。二十年代，卡明和懷特曾在一起帶著一群孩子去野外露營，懷特很不安心當一名學校的教師，卡明說服他申請加入軍情五處。懷特進了五處以後果然脫穎而出，成了一名才能超群、判斷力準確的情報官員，很快就遠遠超過了他的引薦人。懷特為了報恩，在五十年代對卡明特別照顧。
卡明很富有，這是他應有的。他在蘇塞克斯擁有一座大莊園。在鄉間，他是個紳士；到了城裡，便是間諜。這種行當很適合他這種內向的小伙子性格。其實，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整理軍情五處的公文和其他例行公事上。那些在戰時從高等學府裡被選派進情報部門的佼佼者，與卡明的關係不是很好。但卡明有一方面的才能是相當令人吃驚的，他有一張十分複雜的交際網，他在俱樂部有許多老朋友。他的關係形形色色，稀奇古怪。如果軍情五處需要一個講中國話的獨腳洗衣女工，卡明也能找來。 A處的處長位子空缺了，卡明自然是填補這個空位子的首選人。
卡明要了鵜鶘蛋，並問了我一些個人生活經歷的情況。吃飯時，他漫不經心地聽著我的談話。飯後他要了兩杯白蘭地，這才把他請客吃飯的目的託了出來。
“我想問你，彼得，你覺得我這個處的情況怎樣，單從技術的角度來講？”
我對他的提問是有思想準備的，決定藉此機會來講明我的心裡話。
“不會有多大的起色，除非你任用一個能解決問題的科學家，並放手讓他工作。”
白蘭地送上來時，我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你得讓他有機會接觸辦案人員，幫助他們進行規劃和分析進展情況。”
卡明舉起酒杯，輕輕地晃動著杯裡的酒。
“是的，”他同意說，“我們也想這麼幹，可很難找到合適的人，瓊斯很想來幹，可如果我們讓他進來，他第二天就會要求獨攬大權，一手遮天地搞下去。”
我同意他的觀點。
有一段時間，我曾一度對溫特博恩暗示，如局裡有合適的位置空缺，我倒有興趣正式加入軍情五處。
我問卡明：“我想他已經告訴過你我有興趣來試試？”
“啊，就是這個問題，彼得，”他回答說，“我們同白廳有過光明正大的協議，互相不得挖牆角，儘管你是自願的，我們也不能把你從海軍那邊弄過來。”
卡明舉起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
他繼續說：“當然，如果你離開海軍部，情況就不一樣了……”
好一個卡明，他要我採取主動。我提出了我在海軍部的養老金問題。如果我離開海軍部，那麼我這十四年應得的養老金就要全部泡湯。我不能跟卡明一樣，可以靠私人收入來維持生活。卡明輕輕地彈了一下白蘭地酒杯的邊緣，臉上流露出驚奇的神情，彷彿我不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想，你也很清楚，這對於你來說，是一次極為難得的機會，彼得。”他說。
他停了一下，把話峰轉入他感興趣的一個話題上。
“我們不是行政機關的文職人員，你只能準備信任我們。我們這行的經費都是秘密撥款，既然這樣，我們就無法寫個書面保證。但有一點我可以擔保，如果你以後有什麼難處，我們會作出某種安排，總不能眼巴巴地看到我們的人吃虧吧，這你是知道的。”
午飯後，我們從高雅華麗、酒香沁人的“I．O．俱樂部”出來，走到明朗的皮卡迪利大街。
“如果你決定離開海軍部，記住通知我一聲，好嗎，彼得？”卡明說，“那時我會請各部門的處長多多關照的。”
我們握手道別，他轉身大步向萊肯菲爾德大樓走去，那把雨傘仍夾在他的胳膊下。
卡明讓我加入軍情五處的邀請來得太巧了。反潛項目已經差不多接近尾聲。海軍部急於想把我安排到朴茨茅斯的新工作崗位上去，我對新任務沒有興趣。與此同時，馬爾科尼公司與英國電氣公司簽訂了一項合同，合作進行“藍帶計劃”的研究。馬爾科尼公司實驗室副主任埃里克·伊斯特伍德叫我去搞“藍帶計劃”的導向系統。不到一個月，我辭去了在海軍部的工作，進了馬爾科尼公司，當了公司的高級主任工程師。
我發現自己在搞導彈研究中顯得力不從心，部分原因是我渴望早日加入軍情五處。但是認為導彈系統搞不成的人不止我一個，建造導彈系統簡直是一件愚蠢之至的事，是英國自欺欺人的一個寫照。不管怎樣，這種科學最終只有消極的意義。那麼，為什麼要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耗在研製一種你希望並祈禱永遠不用的武器上呢？
我打電話給卡明，告訴他我已經離開了海軍部，等待他走下一步棋了。半年以後，我又被邀請去吃飯，他很好客，但不像上次那樣慷慨了。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
“我同委員會討論過你的建議了，我們很歡迎你。但是如果你以科學家的身份進來，我們就會遇到來自白廳的麻煩，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會使事情複雜化，所以，我們建議你作為一個普通的官員進來，並設法發揮你的長處。”
我明確地表示出對卡明的建議不滿。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因為這一差別他將以普通官員的工資支付給我，而不以我目前高級科學家的薪金支付給我，這樣一來，我每年就要少拿五百英鎊。還有一個原則問題，那是我和父親討論加入軍情五處時，他提出來的。
他對我說：“除非他們任命你為科學家，否則就別去。如果你讓步，那麼你以後就休想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工作了，沒等你醒悟到怎麼回事，你就已經成了一個普通的辦案人員。”
卡明對我的拒絕感到驚訝，但他並沒有再試圖說服我。他很快就起身告辭了，聲稱萊肯菲爾德大樓有個要緊的約會。
一個月以後，我在大巴達城的實驗室裡接到通知，讓我到肯普辦公室去。卡明和溫特博恩都坐在那裡了。溫特博恩滿面堆笑。
“啊，彼得，”肯普說，“看來我終於留不住你了，馬爾科姆要你去軍情五處當首席科學家。”
溫特博恩後來告訴我，卡明去過肯普那裡，問他要得到我，要付我多少錢。肯普深知卡明為了替政府節省幾個英鎊，會走到何等極端的地步。於是他回答說：“一份公平的工資。如果我去，我也會提出這個要求的。”
卡明對我說：“當然，還要經委員會批准，但那隻不過是個形式而已。”
我和在座的每個人—一握手，又回到我的實驗室，準備迎接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