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我一直在疑惑，當一個人瀕臨末日的時候，他心裡懷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在英國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後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類的真實世界。
這是我最後一次出現在尤斯頓路地鐵的出口處。冬日的太陽和煦宜人地照耀著。我穿過高爾大街向特拉法加廣場走去。我走到離廣場大約五十碼的地方，拐進一個沒有掛任何招牌的入口處。這個入口處通往一個雲集著各種辦事機構的無名街區。在這裡，英國反間諜總部就擠在一所藝術學院和一所醫院的中間，顯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門口那個保持著戒備狀態的警察出示了證件後，便乘上裝有特別程序的電梯。這種電梯是專門供去七樓密室的高級官員乘的。我走出電梯後，一聲不響地走到走廊，徑直來到我那與局長辦公室只有一牆之隔的工作間。
所有的辦公室都靜悄悄的。遠處傳來滿載乘客開往城市西區的地鐵的隆隆聲。我打開房門的鎖，房間裡迎面擺著情報人員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設施——一張書案，兩部電話機，其中一部裝有擾頻器，以防通話被外線竊聽。房間的一邊是一張寬大的綠色金屬保險鎖，櫃門上裝有一個特大型字碼鎖。我掛好大衣，開始機械地整理著最後的一些東西。我在雞尾酒會上見過許多退休的情報人員，他們喜歡通過獲取幾則瑣聞和小道消息來消磨時光。我對此見得太多了。我感到厭倦。我想徹底地歇下來，去澳大利亞，開始一種牧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轉著號碼鎖上的字碼盤，那扇笨重的保險箱門徐徐地開了，眼前見到的是一堆從檔案室借來的並蓋有絕密標記的文件。在這些文件後面，整齊地疊放著一些小組合盒。多年來，我借閱過成千上萬份文件，可現在我是最後一次幹這種工作了。以往在這裡，每天都有無數的例行報告圍繞著我，諸如計算機工作特遣隊的最新報告、臨時情報研究處的最新分析等等。對所有的文件都必須有個答复，要作這些答复，我感到無能為力。俄國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個年青的官員送到我這裡來了。我認不認識這個人？不能肯定。這是一起多年來一直尚未查明的雙重間諜案件。我對此有什麼設想？也不能肯定。剛進安全局時，你會發現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當你離開安全局時，這些案件看上去卻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簽署著文件，並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歸順，好讓我的秘書送回檔案室。
午飯以後，我開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組合盒子裡的材料。我把這些盒子一個一個地拿出來。第一個盒子裡保存著有關麥克風和無線電接收器的詳細技術性能指標材料，這還是我在五十年代時保留下來的東西。那時我是軍情五處的第一個搞科學技術的官員。我把這些文件進行了整理，並送到技術處去了。一小時以後，技術處的處長來了。他是來向我表示謝意的。他是一個道地的現代派政府機構的科學家：整潔，謹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錢。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沒有什麼價值，”我說，“我沒有想到你還要派它們的用場。現在都用人造衛星了，不是嗎？”
“哦，不，”他回答說，“我只是喜歡隨便看看。”他有些尷尬。我和他並沒有真正地相處過。我們來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個“萬金油”式的官員，一個來自戰爭的、障礙重重的湊合者，而他是一個軍需品承包商。我們握過手以後，我又回去整理保險箱裡的東西了。
剩下的盒子裡，保存著我一九六四年進入反間諜總部以後的文件。那時正是在英國情報部門抓間諜的最高峰時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備忘錄裡，密密麻麻地記錄著間諜的普遍流動情況——嫌疑分子名單、起訴的細節、背叛者名單以及最後的裁決定論。這些文件沒完沒了，虎頭蛇尾，字裡行間留下了與我的諜報生涯有關的種種痕跡。
最後，我的秘書進來了。她遞給我兩本藍色封皮的本子。 “您的日記，”她說。我和她一起把日記都撕成了碎片，丟進書案旁的那隻專門裝焚毀文件的紙袋里以等化為灰燼。
我向機要辦公室走去。值班人員遞給我一份資料，裡面是一張關於我的一系列現有的機密許可權的清單。我開始在那些小收條上簽字了結。我先簽了信號情報和衛星情報借閱權，然後依次了結我佔有的大量案件的機密借閱權。收集秘密就是這樣一種屬於個人的事，而洩密卻屬於一種傷腦筋的官僚結果。我手中的筆每挪動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門在向我關閉一節。半個小時以後，這個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關閉了它的大門。
天快黑的時候，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去了梅費爾的萊肯菲爾德大樓。這是軍情五處的舊址。軍情五處目前正處在遷往柯曾街盡頭的新辦公地點的過程當中。可那個職員酒吧——豬仔及眼睛俱樂部，仍留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我的告別聚會將在這裡舉行。
我走進那幢陳舊的大樓。就是在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簷口的辦公室裡，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以及布倫特都先後落了網。在這裡，我們同一些嫌疑分子進行過交鋒。他們是安全局心臟內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秘密集團。這次交鋒稱得上是軍情五處最秘密的一次戰役。我們的疑點集中在軍情五處前局長羅傑·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們一直沒有獲得任何證據。霍利斯的朋友們對這樣的起訴非常不滿，雙方為此不和長達十年之久。他們就像中世紀的神學家一樣，被直覺、激情和偏見所驅使著。
七十年代，許多領導人都相繼退休了。直到安全局遷往新的辦公地點，這場內戰才告結束。當我走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的走廊上，我仍舊感覺到這裡有一股火藥味，那一幕幕刀光劍影、相互殘殺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我的告別聚會開得異常平靜，沒有熱烈壯觀的場景。人們頻頻向我說著奉承話。邁克爾·漢利局長作了一個悅耳動聽的講話。我收到了許多書寫著離別贈言的卡片。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專家克蘭莫爾斯勳爵在臨別贈辭裡說我的離去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無法彌補的損失”。他指的損失是軍情五處的損失，可我認為，真正受到損失的是我。
那天夜裡，我在高爾街辦公大樓頂樓的一套房間裡過夜，不時被到達尤斯頓站的火車的嘈雜聲攪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畢後，我拎起我的公文包。這隻公文包還是第一次這麼空蕩蕩的。我走下樓來，到了前門。我對門口的警察說了聲再見，然後走了出來，下了台階，走上大街。我的諜報生涯就此結束了。一個可悲的、無法彌補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