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得從一九四九年說起，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春天。我們的實驗室設在埃塞克斯大巴達。那天正下著雨，雨點打在實驗室活動房子的鐵皮頂上咯咯作響。我是這個實驗室裡的一個海軍科學技術人員，直轄於馬爾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儀上的波紋跳動著，令我感到頭痛棘手。擱板桌上攤著一些塗寫得很潦草的計算公式。我正在設計一種雷達系統，這種系統能在波瀾壯闊的大海裡識別出潛水艇的潛望鏡來。可是談何容易，這個研究項目我已經搞了好幾年了。此刻電話鈴響了，是我父親莫里斯·賴特打來的。他是馬爾科尼公司的總工程師。
“弗雷德·布倫德里特要見我們。”他說。
這又不是什麼新鮮事。布倫德里特曾是皇家海軍科學技術部門的負責人，現在是國防部的首席科學家。他對我這個項目的後期進展甚為關注。是否要投資生產這種系統的樣品，必須迅速作出決定。如果要生產，所耗的資金是驚人的。戰後的國防研究是一場無止境的與財政緊縮相抗衡的鬥爭。我已經準備好再為這事爭個臉紅脖子粗。
我非常慶幸有這麼一次與布倫德里特直接談一談的機會。他是我們家的常客。在戰爭期間父親和我都為他的英國海軍部研究所賣過力。我想，或許我有機會換個新的工作幹幹。
第二天，我們在連綿不斷的朦朧細雨中開車到了倫敦。我們把車停在斯托里氏門布倫德里特辦公室的附近。白廳看上去破舊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鑄像彷彿與這個變換莫測的世界極不相稱。克萊門特·艾德禮一直在向人們許諾：“牙齒與眼鏡”，可這個冬天過得真艱難。居民的口糧實行定量配給制，人們顯得焦躁不安。陰沉的不滿情緒使人早已忘記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奮的勝利。
我們向布倫德里特外間辦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潔的秘書作了自我介紹。通往白廳擴建的樓房的路上傳來一陣喧嘩聲，看來我們並不是最先到達這裡的人。我向幾個熟人打著招呼，他們都是各部門實驗室的科學家。這裡可能是要召開一個例行會議，我這樣想。此時，有兩個人從那伙人群裡走了出來。
“你們肯定就是賴特父子了？”那個矮個子出其不意地問我。他說話時帶著濃厚的軍人腔調。 “我是馬爾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戰辦公室的。這是我的同事休·溫特博恩。”這時，另外一個陌生人走了過來。 “這是約翰·亨利，我們的一個朋友，在對外辦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種稀奇古怪的代號。白廳就是用這種代號來區別它的秘密機關的工作人員的。無論這個會是涉及哪方面的問題，我想，它肯定與反潛戰沒有關係，至少不會跟現在的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小分隊說這事吧。布倫德里特出現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他請我們進去。
他的辦公室就像他的名聲一樣大，寬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張書案變得渺小。他請我們在一張會議桌旁邊坐下，桌上整齊地放著吸墨紙和細頸水瓶。布倫德里特個子矮小，但精力充沛。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急需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幾個人被選出來專門負責這事，布倫德里特就是選出來的這幾個人當中的一個。此外，還有林德曼、迪澤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倫德里特當過海軍科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後來當了皇家海軍研究所的副所長，在戰時全面負責為英國政府部門搜羅科學技術骨幹。他自己在科學技術方面是個門外漢，但他深知科學骨於分子在整個歷史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盡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門的領導人對他十分信任，以至於他能夠得到必要的財力和物力來使這些青年人充分施展他們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戰後的英國不得不從消極和沈淪中勉強振作起來，準備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冷戰。聘任布倫德里特來振興科學技術團體，這無疑是個上策，他被指派為國防部科技代理顧問，繼科克拉夫特之後他又當上了科學顧問。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的主席。
“先生們，”我們剛坐下，他就開始說話了，“我們大家都很清楚，自從去年柏林事件以來，我們就陷入了戰爭之中。”
他指的是俄國在柏林的封鎖線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國在防禦上的設想受到了強大的衝擊。
“這場戰爭是用間諜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時期內是這樣，”他繼續說，“我同安全局的局長瑯西·西利托先生討論過，我們應該怎麼辦。坦白地說，”他最後說，“形勢不妙啊！”
布倫德里特簡煉地把問題擺了出來。實際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鐵幕後面安插間諜是不可能的，因為首先得弄清蘇聯及其同伙的意圖，而我們缺少這方面的情報，只有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才能填補這一空白。
“我已經簡單地同你們當中的一些人談過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的彼得·狄克遜。我組織這個委員會就是要立即對我們所選擇和開創的工作進行評估。我建議珀西先生讓一個年青科學家來當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讓彼得·賴特試一試。你們當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現在在電子研究試驗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裡的工作，等我們理出個頭緒來再說。”
布倫德里特看著我：“你願意為我們幹，對嗎？”
沒等我回答，他又轉向我父親：“吉姆，很顯然，我們急需馬爾科尼公司的幫助，所以我把你也選進委員會了。”（在海軍內部，只要知道過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親。過去馬爾科尼公司簡稱吉姆。）
這是典型的布倫德里特作風，他對你發出邀請時就像對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廳的部改變主意聽他的。
下午，我們用剩下的時間討論了一些設想。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派來參加會議的人都保持著緘默。我想，作為秘密特工人員，在這麼多外人面前保持著分寸是出於一種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學家，都—一就自己的實驗室所從事的研究課題能否應用於情報事業作了即席發言。顯然，要對情報工作各方面的要求進行一次全面的技術考察是很費時間的，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目前最為緊迫的事是搞出一個新型的竊聽裝置，這種裝置可以使特工人員不進入室內就可以得到情報。由於蘇聯的封鎖，要進入到蘇聯人管轄的範圍內搞情報的可能性極小，除非打通共用牆或重建大使館館舍。休息時，我們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項目，提出了二十條可行性建議。布倫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評估報告，隨後就散會了。
我正要離去的時候，一個名叫約翰·泰勒的人走上前來向我作了自我介紹。他在郵電局的技術處工作，曾在會上就郵電局的收聽設計作了詳細的發言。他對我說：“我們將在這方面通力合作。”我們相互交換了電話號碼。 “下星期我會跟你聯繫的。”
在我們開車回到大巴達城的路上，父親和我興致勃勃地談論著今天下午的會。事情來得如此出乎預料，令人感到榮幸。在戰爭期間，白廳常常搞這種令人無法預料的事。自從戰爭結束後，白廳很少重規疊矩，做這種讓人辭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這次可以藉機擺脫那反潛差事，渾身頓感熱血沸騰。父親和我一樣激動，他是因為這又能繼續保持我們與秘密情報工作的聯繫。與這行當的聯繫在我家已有四十五個春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