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秘密而又真實的世界，一個充斥著陰謀和欺詐的世界，隨著彼得·賴特的敘述，它在我們面前悄悄掀起了面紗。 談到情報工作，我們會聯想起蘇聯的克格勃，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它們都曾在冷戰時期大放異彩。而在英國，這一工作是由軍情五處（後稱為國家安全局）和軍情六處（後稱為英國秘密情報局）負責的。本書的作者，就是掌管對內反間諜、反滲透的軍情五處的高級官員。 作為一個高級間諜官員的回憶錄，這本書給人的突出感受是真實。正因為如此，英國政府當時曾經阻撓它的出版。現在，它終於衝破了重重阻力，把英國情報部門在冷戰時期的秘密情報活動帶到了我們面前，它讓我們再一次經歷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廣泛對峙，其中涉及的許多重大的事件，比如古巴導彈危機，蘇伊士運河事件，引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次作一回顧。而書中提到的許多人物，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胡佛、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希思、撒切爾夫人，無一不在提醒著我們，書中所寫的就是剛剛過去不久的歷史。

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電影《007》系列。它推出的“詹姆士·邦德”彷彿成了英國間諜甚至所有間諜的代稱。 “邦德”演的是英國打入其他國家的間諜，而本書作者正好是抓間諜者，是抓來自其他國家的或本國內部的“邦德”們。 “邦德”是瀟灑的，他可以上天入地，天南海北，打入對手的秘密領地如閑庭信步，獲取對手的秘密情報如探囊取物，身邊不時還有漂亮女郎相伴，他讓我們在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巧合和有驚無險的追擊中體會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而作者筆下的間諜生活是緊張而沉重的，無論抓間諜者還是間諜，無時無刻不在斗智斗勇。對於間諜而言，一旦被發現，下場是可以想像的；而對於作者這樣的抓間諜者來說，處境同樣是不妙的，因為他必須潛入對手內部去搞竊聽，並且從叛逃者的口供中尋找蛛絲馬跡，其間還有很多矛盾疑團需要去辨析，更尷尬的是，當有些情報牽涉到本部門的同事甚至上級時，對他們的調查就要冒很大的風險。作者不是聖人，手中也沒有最高統帥的尚方寶劍，在這種情況下，審問同事是一件很傷感情的事，一旦調查出錯，就會造成難以彌補的裂痕。正如作者感慨的那樣：“情報這個行當，是非常孤獨冷寂的。當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誠與友誼。可是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刻，你總是孤立無援的。你得獨自恪守機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總是處在極度的緊張狀態中。”邦德很瀟灑，可那畢竟是電影中的；我更相信作者的敘述，他揭示的是間諜和反間諜工作真實的一面。作者不是小說家，也不是商業寫手，而是一個從技術工作即竊聽起家的諜報人員，所以他沒有構築故事。梳理情節、製造懸念的本領，我們不能要求作者像福爾摩斯一樣斷案如神，事實上，他經常是徘徊在敵我之間，徘徊在確定與懷疑之間，雖然他對情報有很強的洞察力，也由此識別出了很多間諜，但有些時候卻毫無結果，只能將懷疑埋在心裡。事實的真相也許將永遠沉積在一系列錯綜複雜事件的底層，不為人所知，讀者的閱讀好奇只能夠有限度地滿足，這使得他的回憶錄似乎沒有偵探小說好看；另外，他的敘述是鬆散而帶有跳躍性的，從一個行動跳到另一個行動，從一個情報跳到另一個情報，只有一個中心工作（搜查內部間諜），而沒有一個中心事件。有時候一個行動沒講完，又談到另外一個行動上去了；有時候一個情報牽扯到以前沒有解決的另一個情報，於是回過頭去重翻舊帳；有的時候一個很值得追究下去的問題，由於種種原因，只得不了了之了。但是，考慮到間諜工作的特殊性和回憶錄的真實性，作者沒有因為不能解釋原因或不能交代結果就放棄哪怕是一點點的線索，沒有為照顧讀者的閱讀需求而作省略或加工，由於他的工作到處都有懸念，到處都有情節，所以他的敘述依然是引人入勝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一切全都是真實的。事實難道不正是如此嗎？情報工作不正是這樣瑣碎跳躍時時讓人茫然無緒嗎？它帶給我們的極其真實的體驗是任何高明的偵探小說所不能給予的。並且，隨著事件的展開，我們還能時時感到作者作為一個老諜報人員特有的職業敏銳、超強記憶和邏輯推理水平，同時體會到他把純粹技術問題毫不費力而又饒有趣味地向你解釋清楚的能力。

雖然整個回憶錄頭緒紛繁、事件眾多，但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交代“我”以科學家的身分進入軍情五處，用無線電技術幫助軍情五處提高竊聽水平，並主持實施了一系列的竊聽行動；第二階段則記敘“我”作為高級諜報官員對軍情五處被滲透情況進行的艱苦卓絕的調查。其實，這兩部分也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由於竊聽行動和監聽行動總是遭到蘇聯的反監聽反竊聽，每次“我”絞盡腦汁設計出最先進的竊聽器材，費盡心機去安裝，結果卻收效甚微，俄國人要么根本不講話，要么講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或者就是非常準確地把竊聽話筒給封死了，不禁讓人懷疑內部間諜的存在。而且，隨著高級克格勃分子叛逃到西方，透露出越來越多的情報，有許多直指軍情五處的高層，因此，對內部人員特別是高級官員進行調查成了作者後來的主要任務。

當然，當你跟隨作者進入軍情五處那個神秘世界的時候，你會看到更多，其鬥爭的複雜性和激烈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像。首先，你會了解到各種各樣的竊聽技術和竊聽行動。比如，代號為“森林之神”的共振話筒，可以竊聽到“說話聲，甚至連鑰匙在鎖孔內轉動的聲音都一清二楚”。 “唱詩班”行動是針對俄國人的，趁俄國領事館隔壁房子在裝修的時候在共用牆壁上安裝探測話筒。而在加拿大策劃的“蚯蚓”行動進展更加順利，重建俄國大使館的建築承包商已經被爭取了過來，“我”得以放手在裡面安裝有線話筒。後來的“老鼠”行動是在俄國駐澳大利亞使館內安裝話筒。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竊聽行動技術上都很成功，但都沒有竊聽到俄國人甚麼有用的情報，似乎俄國人早有防備。後來，“我”轉向用技術手段竊聽俄國的密碼機的情報。代號“咽吞”的行動，就是針對俄國密碼員每天早上都要對密碼機進行調整這一情報，採取竊聽把新密碼放進去的聲音的方法，利用這些聲音來確定密碼機的“核心位置”，這樣就有辦法破譯密碼，最終獲得了成功。這一行動後來使“我們”在整個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讀懂了埃及駐倫敦使館的密碼。 “筏夫”代表了一個新的發現，證實了俄國人在監視我們監視隊的頻率，證實了我們的監視通訊系統已經成了俄國的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 “情鳥”行動便是針對俄國的監視而改變監視隊的原有頻率。後來的“柵欄”行動取決於一個天才般的設想：“任何一台密碼機，無論它是多麼複雜，總歸得把一份清楚的電文編成密碼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進的密碼技術是把電文打進電傳打字電報機裡，電報機又與分開的一台密碼機相聯，編成密碼的電文咔嗒嗒地從另一端輸出。整個系統的安全性取決於徹底的屏蔽。如果密碼機和電文輸入機之間沒有進行電磁屏蔽，那麼，未編成密碼的電文的迴聲就可能與編成密碼的電文一起從輸出線路上傳出。如果使用相應的放大器，從理論上來說是可以把這種'幽靈'電文區別出來，並讀懂它的內容。”“柵欄”行動後來成功地監聽到了法國的高級密碼情報。除了作者採用的監聽和反監聽之外，反間諜則還採用“餵銀餐”和“餵雞飼料”等方法，還有著名的“維諾納”密碼破譯法。而秘密情報工作採用“密寫”、“微粒技術”、“死信投遞”等方式。這些秘密手段真是讓人大開眼界。高科技與科學家智慧的介入，開闢了情報工作的新領域，他不僅使作者所在的軍情五處的諜報工作上了一個新台階，而且也徹底改變了我們傳統觀念中間諜與反間諜的鬥爭圖景，這一切帶給人的新鮮感和震撼力是非常強的。

由於這些行動收效不大，“我”終於懷疑俄國人在反竊聽這個情報源外，還有“兩條腿的情報源”存在，於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尋找這個“兩條腿的情報源”。在此之前，沒有人對英國情報機關內部被滲透的情況作系統的調查，可一旦調查起來，其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種種跡象表明，軍情五處已經遭到蘇聯非常廣泛的滲透，以至於俄國人都沒有在英國設專門的諜報人員。俄國人不僅掌握了英國每一次行動的計劃，而且據說已經成功地滲透了高層。現實促使“我”建議成立一個代號為“流暢”的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從供詞和叛逃者那裡得到的有關英國情報機構滲透問題的全部材料。這個委員會後來成立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比如“我們識別出了'五人集團'的每一個成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員和聯繫人。我們知道了'五人集團'在不同時期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他們的通訊方式是什麼。他們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麼地方去請求援助。我們查出一個一直未暴露的間諜沃森，俄國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惰報源普羅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間諜集團”。但是，這些說得上是偉大的成就始終不能掩蓋一個最大的嫌疑，這個嫌疑是指向軍情五處的最高層領導——局長霍利斯的。有種種證據：叛逃者的招供、以前竊聽行動遭致的失敗，以及“我”在內部調查中遭到的種種阻礙，比如他“長期以來拒不承認我們的情報機構有被滲透的可能性”、“不願批准在米切爾案件中使用技術裝備”。 “拒絕批准審訊”、“在迫於壓力之前始終拒絕向美國方面作出通報”等，都在暗示著霍利斯有逃不過去的嫌疑，調查米切爾未果更進一步加重了對這個的嫌疑。可是，霍利斯又是位高權重的高級情報官員，對他的懷疑不得不慎之又慎。作者這時候真的是“孤立無援”，需要“獨自信守機密”了。直到霍利斯退位，新局長馬丁·瓊斯上任，對霍利斯的審問才得以進行。令人遺憾的是，面對審問，老練的霍利斯應對自如，說清了自己的嫌疑，而“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霍利斯從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滑走。

客觀地看，作者的竊聽和調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留下了數不清的遺憾。在我看來，這些遺憾已經不是出於個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當時國內的氣候，以及諜報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關。 首先，在軍情五處內部，對蘇聯的滲透有比較輕率的看法。 “較為普遍的傾向是把間諜視為'爛蘋果'、'過失'，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是三十年代那種特殊條件下範圍較大的密謀的一部分。”更麻煩的是，有一些已經被滲透的人在有意提倡這種觀點，使得“認為我們的情報機關已經被滲透的人與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 “軍情五處的政客和歷屆頭頭都害怕進一步的檢查會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牽扯出更為難堪的有關英國政治集團的醜聞。”所以，任何一屆領導，都不會完全徹底地支持作者進行調查活動。

其次，“安全局（軍情五處）沒有什麼法律地位，在白廳範圍內不可能有一個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軍情五處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人的。”這樣一來，作者的調查不可能是理直氣壯的，很多時候只能採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的方式。而這種秘密調查方式也給他帶來明顯的掣肘。 “如果要進行調查，就不得不冒著風險去接觸和採訪一些人，因此隨著調查的加緊，洩密和被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大。”而且，在調查當中，“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同我們說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要依賴於對方的合作，除非馬上進行逮捕行動。”他們的審問也同大多數人設想的大相徑庭，根本不是採用刑訊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談話，當中甚至有時間休息吃飯。惟一的秘密就在於要“以優勢壓倒你桌子對面坐著的那個人”。而對付一個內行，情況就更複雜了，要“對他進行一個極其徹底的審查。有關嫌疑犯的生活和經歷的完整材料已編寫好。把它用在審訊中，讓他把整個情報過一遍。如果有任何偏離、省略或不准確的地方，就追問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這種壓力常常會導致他進一步出現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開始顯露出來”。這種審問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如果碰到一個老練的對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調查叛逃者的供詞，又常常受到蘇聯假情報的誤導，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團。

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完全徹底，事實上當時的真實情況誰也無法完全掌握，那些身為間諜的人也是如此。間諜不斷製造假象，不斷散佈疑雲，而反間諜者則力圖通過錯綜複雜的表象去識別真相。作者揭示出的鬥爭也許只是國際間錯綜複雜的間諜鬥爭的極小一部分，但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驚心動魄之處。作為冷戰時期的東方集團，了解一下對手的秘密工作，應該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