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中國有13億的人口，民營企業解決了中國70%人口的就業問題，這是很大的貢獻，也是社會責任的體現。到2009年前，中國有430萬私營企業、2300萬戶個體企業，民營企業解決了可能超過2億人的就業，這是對國家最大的責任，對社會最大的責任。除了稅收、就業以外，私營企業還向社會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些需求。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引入，“結合業務發展戰略，引入創新公益機制，堅持傳統慈善捐贈”也成為隨後眾多中國民營企業的慈善理念。這個時候，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慈善心路也從“同情心”走到了“責任感”。 在這種慈善觀念的轉變之下，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慈善也逐步走出了最早期愛心捐贈的單純模式，逐步進入到利用自身企業的優勢，運用市場方法把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等優勢發揮出來，致富一方，變“授人以魚”為“授人以漁”。

“對民營企業而言，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有多層含義的：規範、正向、陽光的企業行為是對社會責任的履行，扶貧救困也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作為中國第一家參加聯合國全球契約計劃的私營企業“掌門人”，劉永好的責任觀其實非常簡單，把企業做好就是最大的社會責任。 劉永好認為，13年來，光彩事業取得相當大的成就。新希望集團和他本人作為其中的參與者，收穫特別大。光彩事業的成就，首先體現在農民富了，農業發展了；其次體現在參與其中的企業發展了，企業家個體也成熟、進步了，得到了社會的認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體現了民營企業的責任感，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支生力軍。 在幾乎橫掃中國乳品企業的三聚氰胺風波中，新希望集團下屬十餘家控股乳業公司在全國大檢查中全部合格，從始至終不含三聚氰胺。這是新希望集團歷來重視社會責任與質量安全的結果。

將新農村建設提升到新希望集團最重要產業的高度，正是劉永好“以義取利”觀的佐證。 2005年6月，四川資陽、內江等地區傳出豬鏈球菌病疫情，先後共造成38人死亡，一時之間，消費者“談豬肉色變”。有專家指出，此次豬鏈球菌病疫情的暴發，很可能與添加了抗生素、激素等人工合成添加劑的豬飼料有關。這對於在資陽設有分廠的新希望飼料企業來說，無異於一次對其產品質量的嚴肅拷問。 一時間，許多網站、媒體，開始進行對“希望”牌飼料的“有罪邏輯推理”，而在當時，面對來自公眾和輿論的責難，新希望集團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205年8月21日，衛生部、農業部聯合發布的《四川省豬鏈球菌病疫情評估報告》稱，豬群帶菌率高達30%~75%，但不一定發病，高溫高濕、氣候變化、圈舍衛生條件差等應激因子是誘發豬鏈球菌病的主要因素。這才讓新希望集團走出了“蒙冤之困”。

豬鏈球菌風波給新希望集團上了很好一課，企業的發展與外部生存環境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企業應該建立專職的部門，認真研究與企業發展相關的社會責任問題。 豬鏈球菌風波讓劉永好認識到，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將不斷面臨著一些未知的突發事件，這些事件極有可能是破壞性的。與其被動地承受突發事件的衝擊，不如主動地建立一個預警和防範機制，讓企業積極主動地與社會、生態環境建立起一個良好的互動關係，從而可以化“災難”為“機遇”。 為此，新希望集團成立了發展戰略委員會，重點關注企業與社會的互動發展關係。它屬於集團的戰略研究部門，主要研究企業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如何與公眾、環境建立起良好關係。委員會根據業務發展的需要，逐步吸納集團的核心力量，但委員會的大部分人都屬於兼職。採取以調研為主，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在面臨重大突發事件時，委員會將發揮關鍵的決策作用，組織並指導相關部門完成應急任務。

通過這次豬鏈球菌疫情，發展戰略委員會提出新希望集團應該大力宣傳與推動我國家禽與畜牧業的規模養殖。 調查結果表明，這次豬鏈球菌病的所有疫情均發生在農村和地處偏遠、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疫情點大都為養殖場地衛生條件差、圈舍通風不良、陰暗潮濕的散養戶。而衛生條件相對較好的養殖大戶和規模化養殖場未見到疫情報告。 豬鏈球菌風波積累的經驗表明，必須提倡家禽業的規模養殖，有利於科學防範禽流感。事實證明，禽流感疫情大多發生在零星養殖家禽的地區。新希望集團戰略委員會已經開始行動起來。 2006年，禽流感來襲，對新希望集團再次帶來重大的衝擊。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禽類產品的價格驟降，市場嚴重出現萎縮。面對這種突然的衝擊，許多公司都取消了與農戶簽訂的禽蛋收購合同。新希望集團的部分股東和董事也紛紛提出以取消與農戶合同的方式來最大程度降低企業的損失。

這時候受衝擊最大的是那些養殖戶。 2006年初時新希望和農民簽訂了合同，按照正常的價格給他們供應飼料、雞苗和收購，那時雞價很高，但當出欄的時候，禽流感來了，很多屠宰企業都不收雞了，這時農民的壓力很大。劉永好和他的董事會就商量該怎麼辦，收不收，多少錢來收？ 就在大家紛紛議論退簽合同，農戶處於焦躁不安之時，劉永好出人意料的拋出了他的決定：新希望集團作為目前中國最大的飼料供應商和最大的肉雞、肉鴨屠宰加工商，將調撥一億元人民幣，與農民共度禽流感難關。 首先，新希望集團將按原合同購買農民養殖的家禽，決不毀約；其次，新希望集團將銷售給養雞農民的飼料降低三分之一的價格；最後，新希望集團將派出五千多名接受過大學教育的農業技術人員，到農村去幫助農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識。

在劉永好領導“新希望集團”奔向世界級農牧企業的路上，遭受了“禽流感”的寒流重創。而由於疫情的發生，禽類加工產品銷售量及銷售價格大幅降低。由於禽流感屬於天災人禍，按照我國的合同法，新希望集團可以享有違約免責權利，但如果違約，將給農戶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於是，劉永好決定執行全部購買協議，單就這一項新希望就將損失約5000萬元。 此外，新希望集團還將銷售飼料讓利三分之一給養雞的農民，幫助他們降低養殖成本，並派出5000多名接受過大學教育的農業技術人員，到農村去幫助農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識。這三項費用加起來接近1億元。 按原合同執行，開始估計為此要虧損1.2億元，最後實際結算虧了1.6億元。 “這就是我們養殖企業的風險所在，但是話又說回來，雖然2006年因此讓利1.6億，但沒想到的是2007年的禽產業價格特別高，收雞特別難，這時候農民把雞全交給我們了，認為我們靠得住，幫助過他們，2007年我們銷售成倍增長。”儘管這次不亞於一個寒冬，劉永好還是說，他不怕冬天。

正是在劉永好三項決議的推動下，新希望集團與農民一起度過了那段最難捱的歲月。新希望集團雖然承受了一定的損失，但農戶的利益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劉永好的這一舉動，與當年劉永好兄弟殺死十萬隻鵪鶉來警醒世人的壯舉如出一轍。雖然兩件事情相隔十幾年的歲月，雖然當年的“育新養殖場”與現在的“新希望集團”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早已印記在心底甚至流淌在血液中的道德感和責任感並不曾被洗刷掉。而這種道德感和責任感，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一位優秀的企業家所必不可缺的素質，也必將成就一家蓬勃發展、基業常青的優秀企業。 2006年，劉永行為劉永好頒發獎杯，兄弟同台，成為一時的佳話。 儘管臉上依舊掛著招牌式的微笑，劉永好還是承認，“我的公司是受禽流感影響最大的公司”。也許只有面對重大考驗時，方能顯現企業家的睿智與心胸。

2006年，以“責任、創新、影響力、推動力”作為標準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赫然將“責任”放在了首位。而劉永好則毫無意外地被光榮當選。面對突如其來的榮譽，劉永好依舊十分平靜。 唯有平淡似水，方能載物天下。劉永好正在踏上世界的大舞台。 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從短期來看，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從長期來看，企業也得到了社會的信任，培養了與客戶的感情，加深了客戶對企業的忠誠度，從而提升了企業的持續競爭力。 有人說，劉永好應對禽流感一個億的付出，有作秀之嫌。如果不是因為新希望集團的財大氣粗，企業早就與農戶解約以求自保。 從這裡可以引申出兩個問題：第一，劉永好一個億的付出是否是理性的，是否真是為了作秀？第二，換成一個規模小的企業，它們同樣會這樣做嗎？社會責任是否僅僅是大企業的事情呢？

在早期的管理學理論裡，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企業利潤。根據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解釋，只要有一個公平、合理和合法有序的競爭環境，公司可以一方面追求利潤，另一方面可以讓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如果套用亞當？斯密的理論：“企業家在追求自身利潤的過程中，無意間承擔了社會責任。” 而在中國的現實是，企業競爭並不是完全靠的公平合法的手段，同時，許多企業行為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負的外部性，如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破壞等。承擔社會責任，已經不是企業家單純追求企業利潤的外部效應，而是企業家必須正視甚至要求付出成本的企業行為。 在深圳舉行的《北大商業評論》2005年會上，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李新春提出，“土匪行為”與“紳士行為”是中國企業面對社會責任兩種不同的選擇。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裡，有些中國的企業比較類似於“土匪”，具有掠奪性、侵犯性的特徵。 “土匪行為”不僅表現為惡意延長勞動力的工時、恣意鑽政策漏洞、違規操作，更大的成分還在於對資源環境問題的普遍漠視。 而“紳士行為”是一種與自然、社會和諧相處的企業倫理。 “紳士”同樣也愛財，但取之有道。有“紳士行為”的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還在追求社會的尊重。 很多中國企業面臨著從“土匪行為”向“紳士行為”的“痛苦”轉換。劉永好坦言，中國的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做得不好，但企業必須要有一定的實力，才真正能夠承擔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基本責任，即企業家要遵紀守法，對員工要實現承諾，這是每個小企業都必須承擔的基本社會責任；另一個是崇高責任，企業家要對社會有一個不為名、不為利的無私奉獻精神，這是一種思想境界的昇華。 企業的行為選擇與生存環境是密切相關的，中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與法律制度環境，讓國內企業很難做到高尚起來。要跳出這種環境，難度很大，需要尋找路徑依賴。必須藉鑑日本、歐洲和美國的資源節約、以人為本和技術創新的發展模式。 中國的企業早期“土匪行為”是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扭曲行為，在那種特殊生存環境裡，“土匪行為”相反卻幫助了企業的生存。但從長遠來看，只有那些更紳士化、更人文化、更現代化的企業具備更強的後續競爭、持續發展能力，企業越早思考並承擔社會責任，越能成為長距離競爭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