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八章構想：世界級農牧業帝國

是的，劉永好回來了。儘管劉永好一再聲稱自己從未“離開過農業”，但毫無疑問，這就是那個兩年前還在幸福地抱怨“乾一年房地產等於乾十年農業”的“過客”房地產商；也是2007年上半年就從民生銀行獲益達到1.7億元的第一大股東，而正是基於以上的成績，使得他幾年來一直穩定在中國各類富豪榜前列位置(2007年福布斯榜第12名、胡潤榜第14名)。縱觀針對中國企業家的富豪榜誕生以來的上榜富豪們，也僅僅只有榮智健能夠保持這種穩定性。 如果說20多年的經商路上不面對困局，一定是一句假話。在喜歡皺起的川字眉頭的四川人中，劉永好並不能做到超凡脫俗。飼料行業從整體上應該說不是太景氣，特別是糧食價格不斷攀升，而每當糧價提高的時候，養殖業都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作為飼料行業的“大哥大”，劉永好是怎麼對待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跟我們每個人都密切相關——食品安全問題。”劉永好的回答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得說一下啊，專家都反對，這個麻煩了，那麼我們農民增收致富怎麼辦，這幾年食品安全的問題成為中國普通百姓乃至官員，乃至全社會最最關心的問題了，瘦肉精的問題，孔雀食綠的問題，紅心蛋的問題，反正這樣的事太多太多。” “現在有兩個話題最熱門，一個是肉價上漲，一個是食品安全。”作為中國最老資格、最具實力和知名度的企業家之一，劉永好與媒體見面時談到。 劉永好在2008年新一屆政協經濟、農業界別聯組會議的發言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表揚。總理誇獎劉永好講得好！

會上，劉永好向溫總理談起了豬肉漲價。他對總理描述，農村是“身強力壯去打工，精兵能人去創業”，有2.5億人離開農村，他們從前是農民，現在卻成了農業的消費者，農產品價格因而上漲。 現在中國有這麼多人脫離了農村，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政府要對此認真研究。要做到研究在前，有所準備。 溫家寶說：“劉永好同志講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多位委員會後把這稱作全場唯一的一次“點名表揚”。 劉永好談到了他向總理的建言。與通常的統計數據不一樣，劉永好認為，中國目前農村人口轉移已經超過了2.5億，這些人口已經轉移到了城市。如此大規模的轉移間接地影響著物價，特別是肉蛋類價格的上漲。 除了原料價格上漲等因素之外，肉蛋類價格上漲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養殖格局發生了變化。過去中國有2億多小養殖戶，但是現在許多人不願意從事養殖行業，轉而奔向城市就業，這就使得養殖戶的規模下降。

當農村“身強力壯去打工，精兵能人去創業”之時，“老弱幼小留家園”則改變了農村人口的結構。在這種格局下，小規模的農業養殖繼續弱小，而現代的規模化養殖企業沒有跟上，這就造成了養殖規模與需求之差，使得農產品價格特別是肉蛋類產品價格的上漲。 進城的人口大約有多少？大約是2.5億。這其中包括出省和在當地城市就業，以及在當地城市創業，和一起離開鄉土約5000萬人的家屬。 總理認可了劉永好的2.5億人估算。因為一般統計口徑說的1.3億是指轉移出省的人口數。由於原來城市消費群體規模大約為5億人左右，現在增加了2.5億之後，使得農產品消費群體增長了50％。而從事生產的群體規模卻在下降，那麼由此造成的農產品供應缺口必須要靠現代規模農牧業來補充。

劉永好認為，應該發展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產業鏈，從種源、飼料、飼養、屠宰、加工到銷售，形成產業鏈之後，就能夠提高商品化率，降低成本，使得城市在得到豐富多樣的農產品的同時，安全也能得到保障。 這符合市場的需求、政府的政策，也符合農民的意願和企業的發展方向。當這四種力量和諧統一的時候，中國的農業就會面臨重大變革，就是向現代農業的偉大變革。 總理表示，現在中國有這麼多人脫離了農村，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政府要對此認真研究。要做到研究在前，有所準備。 肉價高漲，讓養豬業顯得“風景這邊獨好”。受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國際投資銀行、外貿企業接連虧損或倒閉。繼高盛、德意志銀行等投行在中國“圈地養豬”後，多位房地產老總也在樓市低迷時紛紛投身養豬場。包括中國IT精英網易CEO丁磊也高調宣布進軍養豬業。

互聯網和養豬，一個是高科技，一個是農業，這兩個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行業，因為網易創始人丁磊的介入而結成為一體，而丁磊也因此成為中國“IT養豬第一人”。 丁磊說，養豬的想法起源於自己對食品安全和農業的關注，他無意中和公司幾個高管聊起養豬，不料大家一拍即合，前期準備拿出幾千萬元來嘗試這件“大家都喜歡做的事”。 建立生態養豬場並不算稀奇，不過，網絡起家的丁磊要將養豬業和互聯網結合起來，創辦一個養豬網，將養豬的全過程放在網站上直播。同時，當消費者吃到豬肉的時候，還可以上網查到這頭豬是怎麼養出來的。 最時尚的人都去養豬了，是件好事。劉永好打趣道：“以前人家都覺得養豬土，搞互聯網的人都很時尚洋氣。現在，最時尚的人都去養豬了，這下可就改變了人們對養豬的人的看法。而且，連IT界的精英人士也養豬，恰恰說明畜牧行業是有潛力有前途的。”

金融危機大的背景下，養豬這個話題也賦予了新的意義。 2008年是豬肉漲價，而2009年則是豬肉跌價。蓋房子不如種水果，種水果不如養豬，丁磊都來養豬了，全國人民好像都來養豬了。 但2009年毛豬的收購價已經從18元/斤下跌到了10元/斤，除了規模養殖以外，普通養豬戶2009年都虧本。每戶養三、五頭豬的農戶抗風險能力很低，價格一波動，就很容易虧本。 有人問劉永好怎麼樣才能把豬肉的價格降下來？劉永好稱，現在不是沒有辦法，而且操作起來也不復雜。劉永好建議，農民朋友擴大養殖規模，聯合起來養豬，組建養豬合作社、養雞合作社。這樣做是有發展潛力的，是現代農業的格局。 最近幾年，劉永好一直在嘗試和探索公司和農戶的關係。而農戶不是簡單的農戶，而是養豬合作社、養雞合作社等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把政府、銀行、保險、大中專院校、肉食品加工企業、飼料加工企業連接起來，形成一個綜合的服務產業鏈。形成肉蛋奶產業鏈的規模發展。

這極大地幫助了他們，農民飼養的也不是幾頭，而是是幾十頭、幾百頭，甚至是幾萬頭豬，讓農民形成穩定的收入，而城市人吃的是可追溯源頭的健康食品，食品安全有了保證。如果這種模式經過區域的成功探索，在全國推廣，對國家的貢獻就大了。 中國農產業的發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總體來說，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建國之後，那時打土豪、分田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獲得極大提高，中國農業經歷了一次質的騰飛；第二個階段是“文革”之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再次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中國改革開放的農業基礎由此奠定。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年，農民的收入增量超過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量，但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農產業發展相對慢一些，企業收益比較低，很多從事農產業的企業都倒閉了。特別是加入WTO之後，工業經濟和城市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這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差距：城市收入高，農村收入低。

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村經濟發展得很快，甚至剛開始的幾年，農民的收入增長高過城裡面人收入增長。一個賣荷包蛋高過了做原子彈的，那個時候確實農民收入的成長讓城里人羨慕，讓知識分子羨慕。 但是好景不長，沒過多久，城裡面的經濟增長要遠遠大過和快過農村經濟的成長。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的城市經濟和工業突飛猛進，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工廠之一了。而中國的農業相對成長很慢，開始遠遠慢於城市經濟的成長，慢於工業經濟的成長。 這樣好比一個人一樣，一個人長有兩條腿，假設一條腿是工業，一條腳是農業，工業這條腿特別長，城市經濟特別長，而農業這條腿特別短，走路就會不平衡。這樣對一個人不好，對一個國家也不好。

國家絕大多數人口在農村，中國的農業面臨的是八億農民。假設農業、農民、糧食這些問題解決不好的話，對國家經濟的發展將是個非常大的製約。 很多人到城市看，感覺北京很不錯，上海也很不錯，甚至到成都、重慶這些西部的城市看都很不錯。但是要到農村去看一看，依然存著低收入的人，甚至有的地區依然存在著溫飽問題。農民朋友分享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的同時，卻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農村問題不解決就不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就完全好了。 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像是，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以及廣大農民的進城，城市消費群體在不斷擴大。在13億人口的結構中，以前大約有七八億在農村，而隨著經商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增多，包括他們的家屬，大約又為城市消費人群貢獻了3億人口。他們不再是農業的生產者，而是變成了城市農產品的消費者。這樣，一增一減，城市消費人群就多出來3億多，而農村減少的人口，又都是精華部分。

這種人口結構的重新分配，其實就導致農村形成了一個空當：首先勞動力減少，其次就是養雞、養豬的農戶也相應減少，這就導致糧食和肉蛋等農產品價格上漲，進而形成通貨膨脹。 與此同時，近年來城市消費人群對食品質量、食品安全的期待不斷提高，也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問題；中國的食品安全已經成了中國製造安不安全的焦點問題。而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各類消費人群就越是需要物美價廉的安全食品。至此，一個新的農業格局調整價值鏈形成：首先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大力推動農業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其次，農民選擇進城，而市場又需要物美價廉和安全的農產品。 農村問題存在的最核心問題是：中國人口多，人均土地少，農民的基礎太薄，中國農業運作模式相當傳統。中國有8億農民，有兩億個生產單位，就說兩億個家庭農場，每一個家庭農場大概有30口人，有幾畝地，有幾頭豬，有十幾隻雞，農民的收入不高，所以農民選擇脫離了農業，脫離了農村到城裡面打工。 很多偏僻一點的農村地區，往往一年到頭很少看到年輕人，甚至還有婦女，現在年輕婦女都不在家，去城裡面打工去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或者小孩，這種格局對農業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農村的經濟要有新的發展，農業就要轉型。所謂轉型，就是要從傳統小農經濟轉為現代規模的現代農業。怎麼樣轉向現代農業，這是大課題，大學問。這對於企業來說，就要抓住農村改制的機遇。 拿養豬來講，新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幫助一些到城裡面打工農民。他們打了幾年、十幾年，年齡四十歲上下，在城裡面因為年齡偏大了，工廠不歡迎他們，但是他們年齡稍微大一點有葉落歸根的想法，同時他們在城裡見了市面，而且積累了一定的資金，有幾萬塊，十幾萬一塊，他們想發展農產業，做什麼呢？ 要做規模化的現代農業是很難的，拿農產企業來講，養雞養多了以後，行情好的時候可以賺一些，行情不好的時候虧得一塌糊塗。所以養殖企業幾乎沒有一個成功的，幾乎都失敗了，為什麼呢？因為企業的競爭對手是2.5億戶農民，而農民養雞、養豬是不算場地成本，不算房子成本，不算飼料成本，不算勞動力成本，他們養雞、養豬就是換點錢過日子，高也賣，低也賣。雖然農民不算成本，但做企業要考慮規模，各項開支都要算做成本，企業怎麼跟他們競爭？ 而現在農民自願地減少，或者說是放棄了小農生產的養殖方式，給市場留下了缺口。從這個角度講對企業是大好時機，意味著現代農業發展的機會到了。所以對農業企業來講是好的，對我們國家來看也是好的，借助這個機會，打造現代大規模的企業，成本相對能夠控制，可以測算，而且更重要的是產業鏈，每個環節可以安全，這就是我們國家開始走向現代農業的真正的起點，意義非常重大，我們國家農業社會的革命來到了。 現代農業企業是個什麼概念？ 在劉永好的理解裡，銷售至少100億元。更重要的產業鏈規模，產業鏈的體系，養殖、食品加工等等，聯繫著千千萬萬農民朋友，是一個體系的建設，而這個體制的建設非常重要，國際上很多的大企業都是這樣的。 新希望就動員農民朋友回來養豬，不是傳統的養幾頭豬，而是至少要養500頭以上的豬，新希望把這些願意養豬的，而且有一定積累的，年齡偏大的農民一個一個造成農場，養豬場。而家庭農場他們幾萬塊不夠的，這個時候需要銀行的支持，銀行往往不給他們貸款，因為他們沒有抵押物。 在劉永好的計劃裡，養豬等畜牧水產業都要規模化的養殖，每頭豬都能查得到是誰養的，飼料是誰提供的等等，食品安全的問題也被考慮在內了。成本大幅增加的事實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所以散養獲利不多的格局也很難改變。而經濟學上一個基本原理就是：成本要靠規模來消化。集中採購飼料，集中養育，同時科學養殖，防禦、隔離措施得力，死亡率也要低一些，成本降低了，生豬出欄時的價格也就下來了，老百姓能吃到的肉也才會便宜。這是新型養豬合作社存在的基礎。 但是有一個難點，就是農民要搞規模化的養豬，原來養十幾隻，現在要養幾百隻、上萬隻，一次性投入的成本不夠。劉永好說，他有一個想法就是組建擔保公司為想發展農牧業的農民提供金融資產擔保。對此，銀行也覺得好。像新希望組建的擔保公司，銀行現在也表示出支持，只要成立擔保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把擔保的倍數放大5、10倍。 新型養豬合作社體系的賣點就是：在正常的時候要讓我們這些回鄉做農場主或者農業工人的農民朋友的收入要遠遠超過原來傳統農牧業，他們收入要比以前多一倍甚至以上。原來假設一年收入是1萬元的話，現在2、3萬或者更多。 因為在新型的養豬合作社體制下，像新希望這樣的飼料大戶，就和農民養殖戶成為密切相關的合作者了，不只是飼料的購買者，而是產業鏈上連在一起的兩節鏈條，聯繫更加緊了。李永好說，這是對原來飼料業巨大的補充。新希望不單單做簡單的飼料，更應成為現代化農業產業鏈的組織者參與進去。 為此，新希望建立了一個嶄新的體系，這個體系叫六方合作八統一的模式。 所謂“六方合作”是什麼呢？ 政府、銀行、保險公司、金融擔保公司、企業和農戶這六方緊密的合作。 就是說在農民自覺自願規模的養豬，新希望成立一個公司、農戶合作的經濟體，然後幫助農民來養豬，而種豬由企業來提供，技術由企業來提供，飼料由企業來提供，生畜加工由龍頭企業來提供，然後畜牧部門、科研院校和企業的研究中心來負責技術，這個時候按照國際的標準，規範的、科學的選擇建豬場的場地，它們要適當的隔開，同時科學的防疫，養最好的豬，轉化率最高的豬。同時新希望給他一些防疫的措施，這樣的話豬的成活率就會比散養戶高很多，死亡率要低很多，同時新希望的飼料轉化率又高了很多，通常養豬大概要三四斤糧食才漲一斤豬肉，但在這個體系裡面二斤四兩飼料就能長一斤豬肉。 在這種格局下農民得到最大的收益，這裡面最核心是是金融，是農村金融的創新。實際上農村的農民要想發展，最缺得是資金，怎麼樣獲得資金呢？ 光靠農民自己是不行的，依靠的是新希望的組織，這個組織保證了農民的盈利，保證了每個環節。假設豬出現了死亡保險公司要賠，假設豬成長得不好，那麼新希望飼料廠和種豬廠要管。而在利益格局裡面政府是一個倡導者，是政策制定者，是支持者；而龍頭企業是排頭兵，是組織者；而農民朋友是參與者和主體主力軍。 在這個格局裡面新希望動員千千萬萬的有一定規模，有一定能力的這些農民組建一個一個豬場，形成這種規範、現代的畜牧業養殖體系，它不單單幫助農民提高了收入，而從事這種規模養豬農民的收入遠遠高過他們外出務工，更遠遠高過他們原來傳統的種植業。在這裡面新希望金融擔保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所謂金融擔保就是說，新希望龍頭企業拿出一部分錢出來，政府出一部分錢出來，成立一個養豬擔保公司。 這個養豬擔保公司給合格的，簽訂了協議的，有一定條件的農民提供擔保，有了擔保再向銀行貸款，銀行同意這樣做，因為銀行也有幫助農業產業發展的義務和責任，而他們也在苦苦尋找這樣的格局，而新希望這個格局是比較成熟的，已經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檢驗，所以說銀行認同給貸款，農民有積極性，因為他能賺錢，能夠規模的發展，企業也能持續成長和發展，政府當然大力支持，保險也願意參與進去，而大專院校他們科技研究也有了對口支援的對象。這種社會資源重新再造和發展，就是現代農業。 在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潮流之下，挽留或吸引他們在家鄉從事養殖的一個障礙就是資金的問題。如何解決農戶的資金問題就成了劉永好整個產業鏈計劃的關鍵。經過多方研究論證，劉永好提出了養殖擔保公司的概念。 建立了六方合作體系和規定以後，可能會有很多農民希望養雞，但養雞需要錢，必須有公司擔保。農業合作社沒錢，怎麼辦？這時農業企業願意承擔相應的責任，拿出一部分錢來成立農村擔保公司。跟國外的公司講，你們不是想幫助中國的農民嗎？你們是不是拿點錢進來？也跟其他的企業講，你們不是要發展嗎？也可以拿點錢出來幫助農民發展。也就是說，農業企業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其他企業再出一部分，有可能的話養殖戶自己也出一部分，這樣就成立了農村擔保公司，由地方負責，它不是金融機構，是個擔保公司，沒有貸款的權利，只是提供擔保的功能。只能給農民擔保，不給企業擔保。這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創立的鄉村銀行有一點類似之處，即對農民進行信用擔保，但同時又與農民保持合作的關係。 而打造的這個農業產業鏈中，對養殖戶的最大吸引力在於農業擔保公司。比如說，企業幫助農民成立養雞合作社，在某個區域裡找到幾百戶農民，他們養雞，企業製定一個養雞合作社的規則，共同參與進去。養雞合作社內的社員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比如有享受合作社提供服務的權利，有公司農戶聯合進入產業鏈的權利；也有義務，比如說他現在的產品應該相配套，不能隨便拿出去賣等。同時養雞合作社和農業企業達成協議，利益共享，保證農民的基本收益。 “這是一種類似尤努斯小額信用擔保的金融機構，但它並不提供貸款，只是為需要貸款的農戶向銀行提供信用擔保，”劉永好解釋說，“這是一種專門針對養殖戶的、多方參與的小型金融機構。” 同時，新希望選擇不同的地方實行“部落制”，比如某個地區要養100萬頭豬，可以分成三、四個部落，同時在當地配備一個飼料廠，配備一個屠宰廠，配備種豬場。這樣一個部落20萬到30萬頭，這樣一來一共需要幾千萬的費用。而這時由新希望出面為農戶的貸款行為進行擔保。 但僅僅有新希望這種農業企業的參與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包括國內、國外大型金融機構、及當地政府甚至農戶。匯豐全球總裁和渣打全球總裁在與劉永好談到這項業務時，都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渣打甚至願意把它在東南亞的相關經驗搬到中國來。 劉永好甚至盯上了比爾.蓋茨。微軟總裁鮑爾默來成都參加活動時，給劉永好帶來了一份特殊的禮物——微軟最新版Vista操作軟件。 “我可是微軟的客戶，我一直用Vista.謝謝你的禮物，我正好需要升級我的操作系統。”接過鮑爾默的禮物，劉永好幽默地說。事實上，這並非劉永好真正“想要的禮物”，在與鮑爾默的會談中，劉永好認真地說，希望蓋茨先生的私人基金也能參與到中國農村擔保基金中來。 這就是劉永好的如意算盤：在慈善與贏利之間尋找平衡點。這顯然是針對農戶的考量，但問題是，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意義何在？ “它們會從我們產業鏈的其他環節獲得優先權，比如說產業鏈上、下游的風險投資機會，因此絕不是單純的慈善義舉；而像蓋茨基金，則是為其提供一個實驗性的運作平台，讓它對中國的慈善空間更大。”劉永好解釋說。 新希望在全國各地都在做這樣的事，在河北的寬城大規模搞這樣的嘗試，在四川的樂山，在四川的紫陽、在四川的江油、在湖南、在河南、在山東，新希望在全國各地不斷地做這樣的嘗試，他們成立起十幾個農村金融擔保公司，組建了幾十個農村養豬、養雞合作社，與數以萬計農民朋友聯合起來。 劉永好介紹說，每一家農村擔保公司註冊資金在1000萬到1200萬元之間，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新希望集團與農民合作成立擔保公司，向農民提供銀行貸款擔保。 “農民借不到款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擔保物，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支持我們做好這件事。目前這一項業務主要在四川、山東開展。這種小額貸款主要的目的是把貸款與農村的產業鏈結合起來。以往農民都是搞小規模的養殖，養幾隻雞，雞頭豬，賣幾個小錢。尤其是大量的農民外出打工後，使得農村的養殖業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但是，農民工返回家鄉，保證了發展養殖業的勞動力，所以我們通過擔保貸款，幫助他們擴大養殖業，一戶人家養上幾萬隻雞幾千頭豬。通過這種規模經營，不僅可以使農民嚐到甜頭，同時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證食品生產的安全。” 劉永好表示，通過幫助農民發展養殖產業，可以使農村經濟從原始經營發展到規模經營轉變，把傳統的養殖業發展成為現代規模產業。所以，別小看這些小小的擔保公司，其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 這是一條走現代農業的康莊大道，不僅得到社會的認同，而且也得到廣大消費者的歡迎。因這樣規模生產以後成本降了下來，而且這樣從種源到飼料到產品能夠追踪，更加綠色、更加環保，城市人更加接受。 另一方面，作為全國屈指可數的農產業集團，新希望也並不能把每一個觸角都伸向全國各個省市的鄉村，儘管幾年來採取了一系列收購的步伐，但這無疑需要大量、持續的資金作後盾來支持，所以，由併購到合作，也就成了劉永好和新希望最經濟的整合方式。 從2005年到2007年，新希望先後與山東六和集團、陝西石羊集團、山西大象集團以及廣西桂柳集團進行股權合作。 “股權合作的最大意義就是把雙方的利益綁在了一起，既然都不能吃掉對方，為何不利益共享？”而且在劉永好看來，這種借力打力的方式最能把農業大發展的形勢體現出來。 “僅有新希望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千千萬萬的農戶、企業都行動起來，中國農業才有希望。” 劉永好是做飼料起家的。後來辦過銀行，搞過房地產，甚至涉足超市，但是依然抹不掉“飼料大王”的印象。劉永好稱自己的目標就是要把把飼料公司做成“畜牧業服務商”。在劉永好看來，發展養殖產業鏈好處多多：一是可以增加養殖農戶的收益，特別是可以為返鄉農民工開闢一條創業之路；二是能夠減少糞便污染，保護農村生態環境；三是從飼料抓起，從養殖抓起，能夠有效減少食品安全隱患；四是有利於穩定豬肉市場供應和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