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章白手起家，艱苦創業

四川歷來是我國劉姓人口聚居地之一，巴山蜀水，鐘靈毓秀。 1951年，劉永好就出生在“天府之國”的一隅——四川新津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雖然父親劉大鏞自小聰明伶俐，但由於家境貧寒，無奈只能去私塾為富家子弟做伴讀。富家子弟不學無術，最終是學業無成，而身為“小書僮”的劉大鏞卻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考入了鄰縣中學，後又升入了重慶高等工業學校。劉大鏞勤奮好學，勇於開拓，不僅成為了學校裡小有名氣的學潮領軍人物，而且還是當時重慶年輕的共產黨員。母親同樣也是進步的革命青年，就讀於黃埔軍校戰地女護士班，受教於一批優秀的婦女活動家，非平凡女子之輩。 1949年建國以後，父親在新津縣一家政府單位做技術工作，母親成為當地的一名教師。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物質匱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父母二人雖然均為公職，但收入也不高。微薄的收入要用來撫養五個孩子，難免顯得窘迫。後來，母親又因體弱多病的原因辭去工作，家裡7口人全部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

劉家五孩子當中，共有四兄一妹。大哥是劉永言，二哥是劉永行，三哥是劉永美，老四是劉永好，最小的是妹妹劉永紅。兄弟四個名字連在一起，寓意就是“言行美好”的意思，這也是從小父母對他們寄予的希望。 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劉永好兄弟的命運與同齡人不會有太大的差別，貧窮，一直伴隨著劉永好年輕時代的生活，在20歲之前他只穿過草鞋，衣服也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可以說那時幾乎沒穿過一件新衣服。這也讓他更能夠深刻理解財富的意義。 小時候，劉永好的課餘活動很豐富：每天都要忙著幫家裡撿煤渣、打零工。 劉永好的出生地——四川省新津縣據省會成都有二十幾公里，這兒被稱為“成都南大門”。新津縣的環境優美，氣候宜人，現在已經是全省的水產大縣和蔬菜大縣，也是四川省非公有製經濟的示範區。新津縣90％以上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但在20世紀60年代，這裡還是一個貧困落後的縣，農業靠天吃飯。碰上好的年景，可以風調雨順，；老百姓豐衣足食；年景不好，就要青黃不接。那時整個縣城沒有任何的企業可言。

劉永好十三、四歲的時候，每天早晨必須在5點鐘就要起床，早起撿煤渣，以補貼家裡的生活。因為街邊的一些小飯館，每天早晨從5點起就開始生爐膛賣早餐。熊熊的爐膛燃燒起來，自然就會有許多的煤渣掉下來，誰先去誰就撿得多，去晚了就撿不到了。因此，劉永好每天早晨5點必定會準時等候在爐膛前。 劉永好家住在縣城裡，城裡有一條江，叫做岷江。如果在夏天，劉永好就會和一群小伙伴天天去岷江游泳，一泡就是好幾個小時。江的對面山上有很多的桔子樹，他們經常會游過去，躺在桔子樹下乘涼和休息，摘桔子吃。 夏天雨水很多，要遇上暴雨天。大量的雨水湧入岷江，江面上波濤滾滾，氣勢磅礴，極為壯觀。時常還會有樹枝或木頭隨著湍急的江水漂流下來。這時，劉永好就會和小伙伴們一個猛子扎到水里面，游過去將樹枝或木頭從水面上拖回來。

劉永好從小就是這樣在江邊長大的，撿水柴，游泳。雖然家裡很窮，但是他過得卻很開心。 就這樣，年復一年，劉永好每天除去上學的時間，都要忙著撿柴火，他要將全家人一年燒火做飯的柴火檢夠。運氣好的時候，撿得多了，留夠家用的，剩下的還要挑到集市上去賣。有一年的夏天，他居然賣了3.5元，這在當時的消費水平來說，已經算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了，這是他為母親掙來的第一筆生活費。當他把這筆錢交給母親的時候，母親憐愛地摸著他的頭說：“永好，這可是男人才做的事啊，你畢竟還只是個孩子。”劉永好十分自豪地回答說：“媽媽，我長大了，應該幫媽媽做些事了。” 到了文革期間，父親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牛鬼蛇神，上山去放牛了。劉永好那時正好十二、三歲，每天他都會赤著腳，手裡提著一個鋁飯盒，走30里地，上山去給父親送飯。每到中午時，父親就會不停地向山下張望，只要劉永好一出現，父親會特別興奮。等劉永好到了山上，他們就把飯盒打開，開始吃飯，每次父親都會吃一小半，劉永好吃一大半。對劉永好來說，既能吃飽飯又能每天見到父親，他的心裡感到特別幸福。

他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能夠天天吃上回鍋肉和麻婆豆腐。他甚至還給母親說，要是每週能夠吃上一頓回鍋肉、隔三差五吃一次麻婆豆腐就好了。 劉永好渴望能夠早點進入共產主義。因為媽媽和他說，只要到了共產主義，一周吃一次回鍋肉，兩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實現了。但這種理想的生活在那個時代還顯得遙遙無期。 由於家境貧寒，在劉永好的記憶中，他在20歲前幾乎沒有穿過一雙像樣的鞋，也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可以這麼說，他是赤著腳走過了這段人生中的黃金時期。一雙像樣的鞋是這個男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夢寐以求的東西，小時候赤腳成長的經歷深深刻在劉永好的記憶深處，揮之不去。 20歲之前如果說劉永好腳上穿的還算得上是鞋的話，那是一種自己做的稱為“涼草鞋”的鞋，就是去買或者去撿別人穿舊了或者是扔掉了不要的膠鞋，把它的鞋幫給去掉，在鞋底上穿幾個洞，上面釘上幾根繩子，然後這樣栓在腳上。

在1966年深秋，15歲的劉永好進了四川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讀中專，並成了紅衛兵小將。劉永好跟著紅衛兵北上京城“大串聯”時，特地挑了一件家裡最好的呢子衣服。為了能跟他的老師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母親特地為他挑選了家裡最好的衣服，衣服是1949年土改時父親在地攤上買回來的。在父親和三個哥哥手中輾轉了17年後到了劉永好的手中時，已經早已看不出衣服原來的顏色了，樣式也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可劉永好仍把它當成寶貝似的。臨行前，母親花了兩角五分錢從舊貨攤上為他買了一雙已經開了裂口的解放鞋，洗乾淨後在昏黃的燈下一針一線縫好。這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第一雙解放鞋。 然而，就是這雙他非常心儀的解放鞋，卻令他陷於非常難堪的境地。在接受毛主席接見前，紅衛兵必須經過嚴格的隊列訓練。有一天，在操練時，後排的一位同學不小心踩在劉永好的腳後跟上，只聽見“吱啦”一聲，鞋底和鞋幫“分家”了。劉永好一下子成了“赤腳大仙”。穿上“新”鞋的喜悅心情陡然之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無比沮喪的心情，他的眼淚嘩啦一下流了出來，一屁股坐在地上。

沒有鞋穿了，他就這樣光著腳走在初冬的十里長安街上，步行走到天安門廣場前，作為當年百萬紅衛兵的一員，接受毛主席的接見。 好在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上遺留下數不清的被擠踩掉的鞋，劉永好撿了兩隻破舊的解放鞋配成對穿上。誰知沒穿幾天，那雙鞋的鞋底和鞋幫也“分家”了。他只好用麻線把這雙鞋捆綁在腳上，穿著這雙“鞋”，一步一步走回了新津縣。 在一次做客崔永元主持的《小崔會客》特別節目時，劉永好手里特意拿著一雙草鞋，這是去新津縣文井鄉調研時拿回來做紀念的。劉永好非常感慨地說，小時候特別窮，能吃飽飯就不錯了，根本不要奢望能穿上一雙像樣的鞋。而手上這雙草鞋顯然已經是時尚和工藝化許多了。 劉永好的腳比較大，沒有鞋穿的腳可以自由發展。劉永好在上小學的時候國家還沒有改革開放，那時候最大的人生目標就是進城去做一名工人，擺脫下鄉當農民的命運。由於學習勤奮加上機遇，劉永好在四川省機械幹部學校中專畢業後，順利留校當了教員。這在當時是令多少人羨慕的職業。

在20世紀80年代初，劉永好順應時代潮流，毅然脫去公服下海創業，這是從中國西部貧窮落後的山村一步一個腳印走出的創業之路，這是一條白手起家走出來的路，可以說是劉永好兄弟赤腳走出的希望之路。劉永好赤腳走出了人生路，同樣，他也赤腳走出了創業之路。 17歲的劉永好中專畢業後，和十幾個城市孩子一起，插隊到了新津縣古家村。這兒窮鄉僻壤的，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通電，就連一條完整的公路都沒有。當地老鄉都開玩笑把這兒說成是一個“鳥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說來悲慘，古家村在當地是出了名的窮村。民謠曰：“肖壩子，古家槽，爛泥雜草長齊腰。鍋裡無米煮，灶裡無柴燒，有女不嫁古家槽。” 當地農民每天從日出忙到日落，辛辛苦苦才能掙到二毛七分錢。而這群從城裡來的孩子在一天裡連農民一半的活都還乾不上，他們能掙多少錢呢。生產隊長看他們可憐，就照顧他們，給了他們一半的工分，也就是每天一角四分錢。

孩子們到了這兒，什麼都沒有，隊裡就暫時給他們騰出來一間空房，通一大鋪炕，能睡十幾個孩子。炕的中間用秸杆編成的蓮子糊上牛皮紙隔開來，男、女各睡一半。 孩子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睡在冰冷的坑上，一天三頓只能光吃飯，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還要餓肚子，有時連鹽都沒得吃。沒有一點菜，還沒有鹽，日子久了，怎麼可能受得了。實在忍不住的時候，他們就跑到農家去借一點鹽，回來放在水里面，化成了鹽水，用鹽水就著飯吃。那時，他們盼的就是能天天吃上一頓菜。 有段時間，連著一個月大家沒有吃菜了，下地干活感覺渾身乏力，沒有一點力氣。集體戶的戶長就讓孩子們到山上去挖野菜，回來的路上順便再去老鄉家借點鹽，用野菜醮鹽水，改善一頓生活，飽餐一頓。

大家聽了，都高興地都蹦了起來。留下兩名女同學在家做飯，其餘都上山挖野菜去了。十點多鐘大家就回來了，個個歡天喜地，可以好好的美餐一頓了。十幾個孩子把鍋台圍了一個圈，每人手裡都拿著頭號大的碗，碗裡的飯都是兩碗扣在一起，高的像小山似的，吃起來都碰著鼻子。野菜醮鹽水的味道不知道會有多麼的好吃，平日里嘰嘰咋咋說話的聲音都消失了。 吃完後，有人提議休半天，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睡半天覺。戶長也感覺渾身充滿了疲勞，於是就滿足了孩子們的要求。當一覺睡來，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貧協主席來敲門，才把大家叫起來的。貧協主席是集體戶的名譽戶長，頭一天沒有看到這群孩子們上工，他就覺得很奇怪，認為孩子們累了，休一天，也合情合理。第二天早晨，還沒見孩子們來，就覺得不對頭。急忙趕來叫門，見個個都躺在炕上不起來，便上前挨著叫。大家好容易支撐起來，把老戶長嚇了一大跳。只見個個臉腫得都變了形狀。

老戶長問道：“你們昨天都乾什麼去了？怎麼變樣了？” 有一個孩子吃得野菜少，中毒比較輕，便把頭天的事情說了一遍。老戶長一聽，馬上跑到外屋去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來了：“你們這些孩子，什麼都不懂，這哪裡是野菜！這種山菜有毒，你們都中毒了！”多虧老戶長發現得早，及時找來了赤腳醫生，用當地的一些土辦法給大家解了毒，沒有幾天孩子們的身體就恢復原樣了。 古家村雖然很窮，但是山里的人們都心地善良、樸實。知青得到他們很多的照顧，那些往事都牢牢的記在劉永好的心裡。在古家村，劉永好一呆就是4年零9個月，用他的青春和熱血譜寫下了這一段可貴經歷。 多年以後，成為財富鉅子的劉永好回憶這段艱辛的掙“工分”、掙“毛票”的生活時就感慨萬千。他說：“在農村我能夠學到很多東西，讓我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國的農民，了解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想法，了解他們的需求，特別是讓我知道創業的艱辛。我覺得自己非常榮幸，因為那段經歷不僅鍛煉了他的意志，更鍛煉了我的心態，也鍛煉了我的體魄。” 這段人生的苦難的經歷，成為劉永好人生中的一筆寶貴財富。每當被問及能夠成為中國內地首富的秘訣時，劉永好便會伸出兩個指頭，說，“就兩個字，吃苦。我在20歲之前的經歷，感受最深的就是吃苦教育，這是人生最大的教育。有人說他讀過MBA（即工商管理碩士），念過博士，但是，假如沒有吃苦教育，人生就不算完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吃苦的歷程絕不亞於讀MBA和博士學位。這些苦難，給了我信念、力量，同時也賦予了我雄視天下克服困難和坎坷的毅力和勇氣。” 正是因為有了童年時期的吃苦經歷，在以後的創業歷程中，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打擊，劉永好都以一種勝似閑庭信步的自信心態，輕鬆應對。 正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指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現實的殘酷，對天生樂觀的劉永好來說，並沒有讓他感到難過，卻反而激起了他的鬥志。 苦難並非壞事，苦難的人生經歷是一種積澱。童年以及之後的“知青”經歷，成為劉永好起家創業的動力，也成為他在成功路上穩健行走的基石。在2001年榮登全球權威財富雜誌《福布斯》“2001年度中國大陸百名富翁排行榜”榜首之後，劉永好坦言成功的秘訣就是兩個字——“吃苦”。二十歲之前的吃苦教育，豐富了他的人生。給予了他信念和力量，也賦予了他雄視天下困難的毅力和勇氣。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神州大地。有著8萬萬農民的廣闊農村大地上率先進行了歷史性的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副業、辦實體，農民開始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中慢慢解放出來。 命運對劉永好兄弟來說，已經夠垂青的了。他們都捧上了讓人們艷羨的“鐵飯碗”：大哥劉永言從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的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在成都906廠計算機所工作；二哥劉永行從成都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在縣教育局工作；三哥劉永美從四川農業學院畢業後，在縣農業局當農技員；劉永好結束近5年的知青生涯後，到了四川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任教，成為了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儘管已經有著舒適工作環境和穩定的收入，但在國家這一大形勢下，劉永好兄弟也開始“不安分”起來。 1982年的春節快要來了，劉永好4歲的兒子說：“爸爸、媽媽，我要吃肉。”為了讓自己哭著鬧著要吃肉的四歲的兒子能夠吃上肉，從大年初一到初七，劉永好在馬路邊擺了個修理電視和收音機的地攤。出乎意料之外，短短的幾天時間，竟賺300多塊錢，相當於劉永好當時10個月的工資！ 眼看有這麼好的收入，四兄弟找在一起一商量，既然修理無線電能掙那麼多錢，何不開辦一家電子工廠呢？ 中國歷來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卻極度缺乏將想法付諸實踐的人。說乾就乾是劉永好兄弟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一不做二不休，他們很快就將這一想法付諸了實際行動。 第一步是要研製音響樣品。對於都上過大學的四兄弟來說，生產電子產品並非難事。他們邀請專家，查閱相關的資料，群策群力，反複試驗多次，又徵求多方的意見，多次進行改動，最後樣品終於出世了。 善於言辭的劉永好拿著他們生產的音響樣品來到鄉下想找生產隊合作，計劃籌劃著同生產隊聯辦“奇異電子廠”，劉永好兄弟出技術和管理，生產隊出錢。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此事上報至公社後，便出現問題了。 這一天，生產隊長慌慌張張地跑來找劉永好，告訴他電子廠的事情泡湯了。 劉永好一聽，腦袋立馬轟的一聲。為這他們可費了不少心血呀！劉永好急急忙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書記打聽此事。公社書記說，國家沒有這“公私融合”的政策，他們是開黑店。 電子廠被“槍斃”了，劉永好不肯讓步：“三中全會已經給中國的大政方針調了弦定了音。公社為何不執行呢？” 書記回答：“國家的政策只承認'專業戶是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集體企業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資本主義道路。” 一句話把劉永好說得啞口無言，只好自認倒霉。劉永好兄弟的電子廠美夢沒等到實現，就這樣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了。 當24年後，劉永好面向《人力資本》的記者談及此事時，仍然感到無限惋惜：“我們失去了一次機會，我們的音響只能成為了我所在學校校辦工廠的一個產品。後來，這個產品為學校創造了一定的價值，居然還被評為省級科技成果。如果當時我們做音響的話，現在我們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電器大王，說不准的。” 雖然音響雖然沒有做成，但是，創業的強烈願望卻被點燃了。當“萬元戶”成了劉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麼呢？搞音響投資大，何況還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而搞養殖業不需要很多投資，技術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從養殖業開始做起吧。 當初創業，最大的困難是社會不理解。政策不確定性導致的風險很大，但社會留給創業者的競爭空間也很大。一旦創業，那些有學識有眼光的人就很容易成功。而現在，成功的機率要小，即使最優秀的人才，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百分之一，而失敗的可能性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