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政商關係：市場和官場是兩個世界

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企業家應該與政治保持怎樣的距離是老生常談的話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商之間的關聯度會越來越高，“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只是一種善意的假設。從上世紀90年代傻子瓜子、科龍、健力寶、鐵本、三九、華晨等企業的興衰存亡經歷來看，無不表現出“政商博弈”的濃厚色彩。 “企業家必須具備一定的政治素養”已成為商界共識。在激烈的商戰中，關鍵時刻上演的，往往是企業家政治素養的博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企業家的政治素養決定企業的命運軌跡。 何享健覺得企業家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他說：“搞企業就要專心致志搞企業，而不必去爭什麼官場地位。市場和官場是兩個世界，能夠做好企業的不一定能做得了官，同樣，能做好官的不一定能當好企業家。如果說做官，80年代、90年代我都有機會，但我都放棄了。”

“企業家可以不搞政治，但必須懂政治。”這是何享健反复提及的政治觀。他說：“中國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不夠規範。但就算是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也要處理好和政府的關係。美的給政府貢獻了很多利潤、稅收，企業創利的時候，政府沒有拿出一分錢，只是掛了個紅帽子。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掛著公有製，有了這塊招牌，企業就能發展得更好。所以要辯證地去看。” 上世紀80年代，何享健抓住改革開放的機會，引進技術和設備；1985年，獲得自營進出口權利，這在當時的鄉鎮企業是非常困難的；90年代一開始，雖然何享健還不懂什麼股份制改革，但他有關注、有研究、有聽專家的，並超前進行了產權改革。 2002年，美的進行內部股份制改造，是全國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的第一家。在總結這些成績時，何享健說：“我們是做企業，不依賴政府。但政府提供的有利條件要利用起來，不要受不利因素的影響。每個企業家都要掌握這一點。過去、現在、將來，企業都要運籌好和政府的關係，這是不能迴避的。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時期，我們都要重視企業如何與外部環境結合，做到搶先、主動、超前地抓住時機。”

不過，何享健同時告誡：“政府領導會根據形勢說企業應該如何如何，這時候企業家不可跟風而上，而是應該根據市場情況和自身條件去進行市場操作。”他說，“企業家應腳踏實地，不去幹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如果不顧及自己的條件，而片面追求最大最強，那麼失敗將是難以避免的。” 何享健不僅避免了失敗，還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總結說：“美的一直低調，沒像有些企業那樣到處宣傳，這也與出身有關——美的不是國有企業，不想獲得政治榮譽，不想樹典型、標榜，也不想要虛名。真正的企業家或以贏利為導向的企業，他關心的是賺錢。美的很務實。”何享健總是將個人隱於企業之後，對外宣傳時以企業品牌為核心。同時他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在獲得榮譽時，總會歸功於“改革開放”。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美的的今天。沒有思想解放，我們也不可能坐在這裡談美的未來的發展宏圖。”這是何享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他說，“美的今日取得的成就，都是改革開放的成果。” 回顧40年曆經風雨的興業之路，何享健感慨地說：“（上世紀）60年代創業的企業家，全國同時代的，現在只有我和浙江万向集團的魯冠球了。我對政治關心，但我清楚自己。一個人，不能又想搞經濟，又想搞政治，商場同官場不同，我要認清自己。” 魯冠球與何享健私交甚篤，兩人經歷相仿，難免惺惺相惜。不過，魯比何成名要早許多，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就成為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吳曉波曾評價說：“魯冠球是一個政治參與熱情十分高昂的企業家，算得上是中國政治色彩最濃重的企業家之一。”即便如此，魯冠球依然告誡自己：“與政治始終保持一步之遙。”他的政治熱情隨著歲月沖刷不斷淡化，早已成為老成持重的民營企業家。

其實何享健還說漏了一個人，那便是農民企業家、江蘇華西村的老書記吳仁寶，他曾直言不諱的表達自己的政商觀點：“政治優勢要為經濟建設服務，這一點華西村從來沒有動搖過。”在企業發展的每個階段，吳仁寶總是能藉助政治為企業帶來更多利益。 與何享健同時代的第一代企業家們的商業命運歷經波折，幾經坎坷。他們經商伊始，幾乎總是伴隨政治運動起起伏伏，顛沛流離，尤其是在風雨如晦的“十年文革”期間，整個社會幾乎都陷入無法可依的法治廢墟，企業家的權益根本無從保障。他們只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在政治運動無暇顧及的縫隙裡艱難生存。與後來的企業家群體相比，他們對“政商博弈”的理解更生動，更深刻，也更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從何享健身上，新時代的企業家當能學到穩重、老成的政治素養，大智若愚是智慧，更是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