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我對股份制改革理解得不深”

美的空調自1992年以來取得的斐然業績可以用“一架三輪車奔上了高速公路”來形容，這無疑歸功於何享健大刀闊斧的人才改革和年輕人創新的營銷理念。然而，我們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從創業以來就一直成為何享健夢魘的資金短缺問題為何突然消失了？要知道與東芝合作以及收購萬家樂、華凌、榮事達、小天鵝等企業都需要數十億的資金，至今融資難依然是民營企業難以逾越的障礙。 1992年的那個“春天”，何享健應該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否則他描繪美的宏偉藍圖的神筆中不可能有取之不盡的油彩。 1992年的春天屬於整個中國。這年1月18日至2月23日，87歲高齡的鄧小平南行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南巡”講話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又一個春天”，自此，“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正是在鄧小平1月29日視察順德珠江冰箱廠（後來的科龍）時提出的，他勉勵順德“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膽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鄧小平的講話無異於一劑強心針，迅速在全國形成強烈的號召力，極大地鼓舞了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豪情與膽識。不久之後，順德市（現為佛山市順德區）率先在國內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其核心內容就是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政府需要甩掉企業這個沉重的包袱，企業需要逃避政府像婆婆一樣嘮叨的緊箍咒，這兩種需求都是十分迫切的，然而在僵硬體制這張“巨網”下，他們都是試圖通過努力讓這張網出現歷史性“鬆動”，以獲得自由後各盡所能的魚。 何享健就是這樣一條代表企業一方試圖跳出龍門的鯉魚。自1992年大批引進外來人才之後，何享健就計劃大幅度調整管理人員的工資，在原來的基礎上提高0.5到1倍。當時企業投資要通過審批，管理人員的薪酬標準要經批准。何享健回憶說：“我去跟鎮黨委書記商量，遞了個方案給他。”對方很坦率地告訴他：不同意。理由是“鎮裡機關的拿多少錢，教書的拿多少錢，你一個保衛科長工資比我公安局長的還高？絕對不可能。”

遭到對方拒絕是何享健在出發之前就預料到的，他耐心地給書記講道理：“企業競爭需要留住人才，需要調動員工的積極性，需要有市場化的激勵機制，薪酬上調勢在必行。”然而書記始終不肯開這個口，談話也不了了之。回公司後，何享健照計劃實施調薪方案，他其實早已下定決心：此事迫在眉睫，同意要辦，不同意也要辦。大概過了一年之後，書記對何享健說：“還是你正確。” 調薪計劃只是一個表象，它反映的是何享健“按市場的思維模式去管理經營，自己要把握企業命運”的強烈願望。當時一涉及員工利益、個人調動、工資不滿意的問題，就會有人寫信告狀，政府就會派人調查，下達處理意見。此時何享健內心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產權不清晰，企業很難按照市場行為、企業的方式去進行管理和發展。

企業有一肚子苦水，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也有一大堆怨言。順德的鄉鎮企業是在“三個為主”（以工業為主，以集體企業為主，以骨幹企業為主）的方針引導下發展起來的，政府既是企業的“父母”，也是“保姆”：既是投資主體又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還要通過物資調配、稅收減免等方式扶持企業發展。當時已是順德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的馮潤勝說：“政企一家，政府不好做，企業也不好做。我做市長人家說我'四不像'，不像官、不像老闆、不像打工仔，企業合作談判、簽約甚至最後的舉杯慶祝我都要去。” 時任順德農業銀行行長的馬繼章的說法更令人擔心：如果虧損都是由政府來承擔，政府由於經營企業成為一個嚴重負債的政府，後果不堪設想。據資料顯示，當時順德978家企業中達到破產邊緣的有259家，銀行為它們提供的21億元貸款也已成為呆賬、爛賬。 “沒錢靠銀行貸，還貸靠下一屆”是當時順德企業中流行的順口溜。

為了尋找出路，1992年8月，何享健與馮潤勝、馬繼章去“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考察。在參觀完三星等大企業之後，如何從困境中解脫出來是三人談得最多的話題。回國後，由馬繼章執筆的順德企業狀況調查報告出爐。在這份呈給市委市政府的報告中，通過與韓國企業的體制進行對比，“觸目的成就，驚心的包袱”是他們為順德鄉鎮企業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總結出的結論。 這份報告得到順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在以後的大會小會上，人們達成共識：由於產權不明出現的“企業負盈、銀行負貸、政府負債”的現像已經十分嚴重，順德政企一家的鄉鎮企業發展路子已經走到了盡頭，通過產權改革一步到位地實現市場經濟體制是破題的關鍵。馮潤勝提出“靚女先嫁”，讓好的企業先轉制。

不過，當初在選定產權改革的首批試點企業時，美的並非決策者的首選。當時的順德可謂藏龍臥虎：在1991年“中國十大鄉鎮企業”中，順德獨占五席；當時從順德大道由南往北約10公里的車程範圍內，雲集了科龍、容聲、美的、萬家樂、格蘭仕五大馳名品牌。不過，當時在這些企業中美的規模很小，資產只有五六億元，何享健對擔當“改革試驗田”的重任沒有太大把握。 當春雷轟鳴的時候，並非所有期待者都像海燕那樣在夜色的迷霧中選擇高傲地飛翔。當時包括何享健在內的所有人都“對現代企業製度不甚明了，也搞不清股份制改革該怎麼個改法”，比美的規模大、名頭響的企業都在觀望、推託。馮潤勝回憶說：“有些企業我們開會，辦學習班，個別談心，說了很多轉制的好處，有風險還是政府承擔、政府送你們一程等等，說了很多好話，但有些人他不接受。”

此時，何享健卻頗為熱心，到處申請要求試點，連馮潤勝都覺得驚奇：“我們提出改革，美的首先響應，我也想不到他們態度會這麼明確。”最終，美的順利爭取到順德唯一的股份制試點名額，成為全國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革的鄉鎮企業。 多年後在回憶股份制改革這段驚心動魄的歷程時，何享健分析當初義無反顧的原因時沒有提諸如魄力、決心之類的字眼，而是非常務實地說道：“當時來講，雖然不太懂股票，股份制改造也理解得不深，但是我有一個總體概念，一個企業的進步、規範需要股份制改造這種代表未來方向的手段。” 2001以後，當“金花”相繼凋零，科龍易主、威力改制、華帝元老復出、索華與三榮被收購等爆炸性新聞不斷衝擊順德家電人的心理底線時，人們在喟嘆之餘，不免會重新回味起1992年何享健“勇吃螃蟹”背後的遠見與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