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從“生產自救”出發

“它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它的根往土壤鑽，它的芽往地面挺，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塊，也被它掀翻。” 著名作家夏衍的名著是詮釋中國民營企業在貧瘠荒蕪的土地上絕處逢生、無序瘋長的最佳讀本。 1968年，在中國拉開改革開放序幕的10年之前，民營企業甚至企業絕對不是這個年份的主角。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文革”浪潮中，商業顯得那麼蒼白。 這一年，為了適應出口需要，上海牌照相機改用海鷗牌註冊商標。正式宣布飛出上海，成為新中國照相機工業的標杆。人們對新商標“海鷗與上海有關，又有飛向世界含義”的稱道並未持續多久，就被尷尬的現實打得措手不及，原來，海鷗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海鳥：它又懶又饞，老是跟隨在輪船後面，搶吃船員倒在海裡的殘羹剩飯。雖然明知商標名稱對海外宣傳十分不利，該公司卻又無可奈何，因為要出口就要用輕工進出口公司指定的商標。

看來，在國際商業規則面前，青澀幼稚的中國企業還需要經受挫折和苦難的磨煉。這一年，中國成千上萬幼稚青澀的年輕人高喊“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的口號“上山下鄉”了。 17歲的四川青年劉永好就是其中之一，兩年前他曾作為紅衛兵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此時他正在成都市郊的新津縣古家村這個沒水沒電、缺醫少藥、連一條完整的公路都沒有的地方插隊。在這個被老鄉們稱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劉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錢。 對於那些抱怨“種田賺不到錢”的不安分者來說，創業最大的風險並非複雜難懂的國際規則和窮鄉僻壤的惡劣條件，而是不容觸碰的國家政策：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要求“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和無證個體手工業戶。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和社員，一律不准經營商業。”“國家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學校、團體，非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

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和社員一律不准經營商業”的年代，在南方的廣東順德，青年農民何享健邁出了創業的堅定步伐，美的艱難地誕生並開始野蠻生長了。萬通董事長馮侖對“野蠻生長”一詞的解釋是：它並不是一種消極的生長，也不是不講理的生長，而是內心的一股勁頭，是內心的掙扎和抗爭，是一種向上的力量。何享健當時的處境和感受，與馮侖的描述應該一字不差。 1942年，何享健出生於順德縣北滘公社一戶農民家庭。在26歲時創辦美的之前，何享健的履歷很簡單：高小畢業後輟學在家幹農活，隨後到工廠當學徒，當工人，做出納，到公社當乾部。曾任順德市委書記、市長的北滘人馮潤勝比何享健小兩歲，他說：“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小學生的學歷，其實後來有機會補大專文憑，但我自己並不滿意，因此放棄了。”

1968年的廣東順德與大多數嶺南的農村一樣：一望無際的農田間包圍著桑基魚塘，香蕉樹和龍眼樹順著田埂延伸到無盡的遠方。土磚瓦房圍繞著枝葉繁茂的老榕樹形成村落，村口“抓革命，促生產”的大標語傳達著那個時代的主題。 何享健每天從周圍插著紅旗、牆壁刷滿毛主席語錄的北滘公社辦事處進出，對批鬥會和上街遊行提不起絲毫興趣。這位中等個頭、臉盤寬大、目光炯炯有神的年輕人正為一件煩心事發愁：“鄉親們怎麼就找不到一天6角錢的活兒？”與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大環境不同的是，順德毗鄰港澳，是有名的僑鄉，人們日常閒聊的話題更多的是：誰的兒子在哪個國家做生意發了財，誰的女兒從國外寄回了一件新洋貨……這裡的人們知道怎樣才能出人頭地，才能過上好日子，他們習慣了低調、務實地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哪怕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是非主流的。

一想到吃飯問題，何享健就坐不住了，他想辦一個社辦工廠，卻達不到個檔次，成立生產組相對要容易一些。只要能開工生產，叫什麼名字生產什麼產品都不重要，關鍵是要把生產組辦起來。 “找不到活兒就生產自救，要自救就創辦一個生產組。”偉大的決定總是在樸素的邏輯中誕生的。 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帶領23位同樣“蠢蠢欲動”的居民，以“生產自救”的名義開始了最初的創業。由於不可能得到政府支持，創業者每人集資50元後再通過其他途徑多方籌措，一共集資5000元創業資金，正式創辦了“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行政上隸屬於順德縣北滘街道辦。組長由何享健擔任。 就這樣，在順德北滘這個常人連“滘”字的發音都要查半天的邊緣小鎮，何享健和他的“企業”正遠離“文革”的喧囂，像拓荒牛一樣埋頭乾一件可能影響他一輩子的大事。

當然，何享健並不是1968年唯一一位吃螃蟹的人，至少浙江蕭山的魯冠球和江蘇華西村的吳仁寶已經開始行動了。 1966年，21歲的魯冠球把全部家底——1150元錢盤點好，連同賬本、印章全部交給大隊，然後領回來一塊公社大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開始搞起了集體工業。 1969年，高調學大寨的吳仁寶卻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 “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 與吳仁寶以集體企業組織打造的華西村不同，何享健和魯冠球創辦的其實是自主創業型企業。雖然在資產或組織關係上社隊企業屬於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但經營活動大多由“能人”掌控。也許創業的初衷是為了解決挨餓問題或者“掙工分”，但他們確實邁出了創業征途的第一步，哪怕是無意識的一小步。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前後出生的六個人物日後將成為何享健的左膀右臂，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美的的發展軌跡，他們分別是1963出生的蔡其武、1966年出生的栗建偉、1967年出生的方洪波、黃健、1969出生的赫恒樂以及1971年出生的黃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