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中國故事·關於中國夢的十個樣本

第57章 一個人的抗戰

2000年8月,就在樊建川的房地產公司躋身四川省十強的時候,樊建川將他多年收藏的抗戰文物寫成書結集出版。這位集激情、熱血與理性於一身的人給他的新著取的名字是:《一個人的抗戰》。在首發儀式上,樊建川對於歷史和抗戰的情感突然爆發,他哽咽難言,淚流滿面。 這本書的序言這樣寫道: “55年前,抗日戰爭沖天的狼煙塵埃落定。而今,兩軍拼死廝殺的戰場滄海已變為桑田。戰爭的親歷者年屆高齡,接二連三撒手人寰。這段戰爭歷史正在遠離我們的視線,滑入那幽暗的歷史隧道,變得越來越抽象和次要。 “我的父親是在面對面的拼殺中認識'皇軍'的;我們這代人是在《地雷戰》、《地道戰》、《小兵張嘎》中認識'皇軍'的;而我的女兒已經不認識'皇軍'了,她正享受著日本先進的科技產品帶給她的舒適,至於'日本鬼子',彷彿只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在《一個人的抗戰》的封底,樊建川寫下了這樣一行文字:“我常常想,一個國家的光榮,可以讓13億人中每一個人去分享;而國恥,同樣需要每個人都承擔!” 啟功給他的新書題了兩個字:“旁證”,樊建川曾經說過:“我要為百年曆史保留細節。”在他看來,歷史的細節是正史最有力的旁證,最容易被時光銷蝕,他收藏的意義就在於此。樊建川為自己的收藏事業總結出了這樣的意義: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和平,收藏戰爭。 2001年4月21日,四川省博物館響起了一聲漫長而令人感到壓抑的警報聲。 “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就在這個穿越歷史的聲響中正式開展,他收藏的數百件抗戰文物走出塵封已久的歷史,出現在人們眼前。 樊建川和一名老紅軍共同搖響了他收集的這個性能完好的警報器,它是50年前隨侵華日軍一路漂洋過海,從日本來到中國的。 50年過去了,它仍然令人吃驚地保持著完好的性能,釋放著帶有血腥和殺戮氣息的聲音。戰爭怪獸的幽靈突然被釋放了出來,毫無防備的人們紛紛停下了匆匆的腳步,這聲音對他們來說遙遠卻絕非陌生。

200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變”70週年之際,樊建川收藏的抗戰文物赴香港展出,頓時引起轟動。 此時,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樊建川,已經是一位抗戰文物收藏家,他房地產商的身份反而被人們淡忘。 2002年4月,樊建川在北京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了抗戰文物收藏展。 樊建川第一次到盧溝橋是在1987年。當時正準備轉業的樊建川看著這個剛剛建成的、佔地數万平方米的博物館,覺得自己一輩子也不可能有一個像這樣的博物館。 2002年,樊建川借辦展出之際,仔細研究了一下紀念館的館藏文物。此時,樊建川收藏的抗戰文物已經有上萬件,樊建川覺得,自己收藏的文物和紀念館的差不多。 樊建川在紀念館轉了轉,一個想法慢慢地出現在他的心裡:蓋一個跟它差不多的房子,然後再把自己收藏到的抗戰文物放進去……他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原來自己也可以建一個跟盧溝橋的抗日戰爭紀念館一樣的抗戰博物館!

樊建川冷靜下來,仔細想了想。他的企業規模不大,但是掙的錢建兩個像樣一點的博物館還是可以的。作為房地產商的樊建川,可以找到很好的設計師來設計博物館。樊建川開始興奮起來,他的藏品足夠他開一個博物館,而蓋房子則是他的本行。 一種自信在樊建川胸中開始建立,他決定憑一己之力,建一個博物館。樊建川覺得辦博物館主要是要戰勝自己,相信自己能辦博物館,敢想才會敢干。 理想主義者樊建川給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目標,博物館的規劃在他的頭腦中逐漸清晰了起來。但就在他走出了第一步的時候,他發現,建一個博物館並不像搞收藏那麼容易。對於民營資本來說,投資建博物館並沒有太大問題,在樊建川之前,民間力量建博物館已有先例。樊建川的問題是:他要建的是一個規模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博物館,這將是一個佔地500畝的博物館群。樊建川將之稱為博物館聚落,他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博物館經營模式。

樊建川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洽談的結果是在盧溝橋地區可以劃給他八畝地,有關方面認為盧溝橋的抗日戰爭紀念館才佔地十幾畝地,一個私人博物館,8畝地足夠了。樊建川又跑到上海,上海方面倒是很乾脆,同意給他500畝地,但是上海高昂的土地轉讓金卻讓樊建川難以承受。 碰壁之後,樊建川把眼睛放回了四川盆地。他先後來到重慶和都江堰,建博物館的計劃得到了當地的支持,但是在土地這一環上還是出了問題。有人懷疑,樊建川是打著建博物館的旗號搞房地產開發。 樊建川的計劃擱淺了。 2003年年初,一次意外的機遇使四川大邑縣的安仁鎮進入了樊建川的視野。樊建川對安仁鎮有一些印象,他知道這個地方地處偏僻,交通不便,是一個非常冷清的小鎮。但是在這裡樊建川可以以很便宜的價格得到他想要的500畝土地,這樣就有足夠的空間將他的博物館聚落逐一完成。用500畝地來建博物館,這在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紀錄。

作為房地產商的樊建川對城鎮規劃也瞭如指掌。在這個歷史文化名鎮不允許建超過13米高的建築,這意味著全鎮不能有超過4層的樓房,他規劃中的博物館壯士廣場將看不到高大建築、立交橋和煙囪。 樊建川迅速做出了決定:投資2億元,集中建設一個佔地500畝的中國最大的博物館聚落。樊建川說,當地政府對他的項目非常重視,允諾修一條四車道的公路直通他的博物館。 作為一個收藏家,樊建川一來到安仁鎮,就被鎮上劉文彩家族的老公館吸引,他清楚地知道這15座老公館的價值。當年,統治四川的劉氏家族建造的這些老公館,無論面積、規模還是園林藝術水準,都是當時四川最高的。此時,這些老公館被當地駐軍佔據,部隊覺得這些漏風漏雨、長滿蒿草的老房子居住和管理都很不方便。

除了已經成為國家博物館的劉文彩莊園,樊建川以5000萬元的價格,買下了這批藏在山中無人知的珍寶。現在,除了上千萬件文物之外,這14座老公館已經成為樊建川所掌握的最有升值潛力的東西。 選擇大邑縣安仁鎮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在這一年,熟悉房地產政策的樊建川敏銳地感覺到土地政策的閘門即將關閉。如果再不出手,他將失去建博物館的機會,他規劃的博物館聚落也許從此將永遠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樊建川的博物館夢開始變為現實。 2003年7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成都興建抗戰文物館》,樊建川再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對象。這則兩百餘字的消息說: “一座佔地500畝、建築面積15000平方米的抗日戰爭文物展館已在成都市大邑縣開始興建,預計2005年9月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時將正式開放。

“這座建設中的文物館計劃由萬眾一心抗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國民黨戰場、盟軍參戰及日軍暴行和漢奸醜態等展室組成,主要以近萬件抗戰文物真品、圖片和抗戰英烈群雕等展品和藝術作品展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緬懷抗日民族英雄、愛國志士。展館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館的組成部分,由成都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等單位建設,主要展品以收藏家樊建川個人收藏為主。” 樊建川始終覺得,他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是時代的風雲際會和很多歷史機遇撞擊的結果。 在安仁鎮的建設工地上,巨大的施工機械日夜轟鳴,圖紙上的規劃逐漸變成越來越多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他規劃的25個館正在一點點破土而出,他的設想也一天天地接近現實。而走過了改革開放20多年風風雨雨的中國也一天天地變得成熟和自信,中國人正在越來越精彩地書寫著自己的歷史。

200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這一年也是海峽兩岸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之後,又走到了一起。 在與連戰的會談中,胡錦濤說: “從你們踏上大陸的那一刻起,我們兩黨就共同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我們共同邁出的這一步,必將記載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史冊上。” 這個時候,與億萬中國人一樣,將收藏和保存歷史的記憶作為自己終身事業的樊建川也激動不已,他立刻感覺到了胡錦濤和連戰的這次歷史性握手對他的博物館事業的意義。 2005年是抗戰勝利60週年,一個甲子的輪迴,在中國人眼裡有著特殊的意義,是對60年前那場戰爭進行反思的一個良好契機。樊建川強烈地感覺到,這一年中國人對抗戰會作出很多新的闡述和新的結論,並且會產生很多新的觀念。

在修建博物館的時候,樊建川就定在200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60週年之際開館。現在,樊建川開始了最後一百米的衝刺。在樊建川的人生歷程中,他似乎總是在一次次地完成在別人看來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直到當年8月13日,對樊建川的事業比較熟悉的人還認為,樊建川的博物館不可能在兩天后開館。因為,這一天準備開館的是博物館的5個分館:共產黨抗日軍隊館、國民黨抗日軍隊館、川軍抗戰館、援華美軍館和抗日戰俘館。 熟悉歷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能不能開館,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能否如期完工的問題。辦一個博物館,不僅僅是把文物放在展館中供人參觀,而是牽涉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樊建川的抗戰博物館,爭議最大的就是國民黨抗日軍隊館,在革命史觀的宏大敘事中,為國民黨軍隊正面樹碑立傳,似乎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情。

在為博物館辦“準生證”的過程中,實際情況也是如此。關於現代歷史宏大題材的大型民間博物館,是從來不曾有人涉足的盲區,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以及在具體政策和尺度上,到處都有使樊建川寸步難行的障礙,他似乎在一片荊棘密布的叢林中穿行。 樊建川被有的媒體稱為“機謀深沉的現實主義者”,商人務實的特質在這時發揮了作用,他找到了與現實妥協的辦法。這一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館以“試館”的名義開館。 這一天,樊建川26年來蒐集到的上百万抗戰文物中的精品與人們見面,包括武器、鋼盔、報警器、防毒面具、匕首、軍用地圖等,其中還有14件國家一級文物。樊建川放在成都市區的上百萬件抗戰文物終於有了一個妥當的新家。 這天與人們見面的還有3個龐然大物,這是樊建川在開館前的6月14日在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上找到的,這3個由水泥、鋼筋、鵝卵石製作的巨大碾子,是抗日戰爭期間修建軍用機場跑道用的,最重的一個達13噸。在中國造不出壓路機的時代,數以萬計的中國人用血肉之軀拉著這些猶如巨型農具的簡陋工具,建起了可以起降巨型戰略轟炸機B—29的大型機場,這些轟炸機從四川起飛,將成噸的炸彈傾瀉在日本上空。 60年後,這3個見證了當年中國老百姓胼手胝足,築起血肉長城的大碾子被安放在建川博物聚落的援華美軍博物館的大門旁邊。 2005年9月,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的大會上,胡錦濤指出: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樊建川迅速把這段文字放在國民黨抗戰館正對大門的牆上,替代了原來放在那裡的蔣介石發表廬山抗戰演講的那張巨幅照片。樊建川是一個懂得與現實妥協和變通的人,他知道在中國辦事光憑熱情和金錢是不行的。 此時,建川博物館儘管已經開門,但是還沒有報上“戶口”。直到這一年的12月27日,樊建川才走完所有程序。當初參與建川博物館籌劃的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奇蹟,他們很難想像,建川博物館聚落抗戰系列中的國民黨館、川軍館、美軍館、戰俘紀念館竟然能在今天的中國存在。在與現實的不斷妥協和變通中,樊建川歷經九曲十八彎,達到了他的目的。 在這個比賽耐心和毅力的馬拉松式的過程中,建川博物館的抗戰系列分館經歷了館名、內部裝飾等一系列變更之後才獲得通過。原來的“國民黨抗戰館”在正式開館時被改成了“正面戰場館”,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題寫的館名和題詞也被放在館內,當做文物收藏了起來。 樊建川覺得,對國民黨的抗戰,長期以來我們沒有給予理智、公正和冷靜的對待。在正面戰場抗戰中犧牲的軍人理應得到尊重,這一段歷史也應該得到肯定。樊建川的正面戰場館開辦以後,得到了官方和民間的一致的肯定和讚許,他把這看做是改革開放的結果。 樊建川原先最擔心他父輩那批離休老幹部對他的正面戰場館有意見,但最終他最擔心的卻變成了最不擔心的。很多離休的老共產黨員在參觀之後,一致認為樊建川還原了歷史的真實。樊建川說,中國人只有正確地看待和尊重歷史,才能對未來負責。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尊重歷史,最終帶來的結果是民族的繁榮和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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