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辭官下海：從常務副市長到成功的商人和收藏家

轉業後的樊建川回到了故鄉宜賓，成為宜賓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辦事員。樊建川覺得這個崗位比較適合自己，可以繼續去做自己擅長的調查研究。他覺得，政策研究室是個中樞機關，可以了解宜賓全局的工作，而且自己的見解也可以轉化為領導的意志和行動。 在兩三年之內，樊建川跑遍了宜賓農村，他的理論水平和生活閱歷使他寫的調查報告不斷在國家級學術刊物上發表，這位筆桿子很快得到了宜賓市市委書記孫文啟的青睞。 1990年，樊建川成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孫文啟的秘書。 1992年，這位深受書記賞識的秘書成為宜賓市最年輕的常務副市長。 我們在觀察樊建川的人生軌蹟的時候，可以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現象，那就是他在自己人生關鍵時刻的選擇總是正確而理智的。當他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理想的激情和衝動在他身上釋放出來的活力；而當他一旦重新確定自己的目標的時候，他總是能夠用與現實妥協而不是對抗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樊建川總是能夠做出游刃有餘的切換。

到現在為止，樊建川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春風得意。熟悉中國干部使用和提拔程序的人們不難看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樊建川接下來將要成為市長、市委書記。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在樊建川當了不到一年的常務副市長後，組織部門找樊建川談話，準備要他當市長。對於宦海中人的樊建川來說，這樣的前途可謂平坦。按照正常的思維，樊建川應該感謝黨和人民對自己的信任，接受組織部門對自己的安排。 但是，就在這次談話之後，樊建川卻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樊建川覺得，自己當市長不太合適。他覺得自己有些眼高手低，而且觀念比較超前，在開會的時候經常和別人不一致，很難得到同僚們的理解和認可。樊建川認為，自己容易激動，有時會感情用事，當副手還可以，當正職就不太合適。在他看來，這條路雖然很順，但是很艱難。

此時，樊建川的收藏已經蔚為可觀，他收藏的胃口逐年增大，但是他的收入卻難以支撐自己的收藏嗜好。樊建川經常利用到成都出差的機會去逛收藏市場，每次他都覺得很愉快。樊建川覺得這裡的好東西很多，在宜賓根本看不見，這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誘惑。但是樊建川每月的工資也不過200多元，靠這點收入去面對水漲船高的收藏品市場，只能是捉襟見肘。 這一年樊建川35歲，年富力強。突然，一個念頭像閃電一樣再次從他腦海劃過：辭職下海。 但是，此時的樊建川捧的是一隻含金量很高的飯碗，自己就這樣把它打碎難免有些躊躇。 樊建川繼續在常務副市長的位子上工作，但是他心裡老想著成都收藏品市場那些無力購買的藏品。 就在樊建川在宦海浮沉的時候，1992年2月28日，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以中央二號文件的形式傳達了下來。這成為今天很多傳奇故事的開端，以至於“1992年以後”成為我們講述很多故事時的常用短語，就如同“三中全會以後”。具有歷史坐標性意義的南方講話，自然給了對國家政治經濟形勢比較敏感的樊建川更多的刺激。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層幹部，樊建川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到了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憑著深厚的學養和豐富的閱歷，樊建川認為，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將使中國社會發生深層次的變化，人們的觀念也會發生變化。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只要做得好，都會被社會認可，市長、醫生、演員、高級技工和商人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這一年還有一件事給樊建川以很大的觸動，那就是四川萬縣人牟其中的“罐頭換飛機”。 1991年，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團同蘇聯方面簽訂協議，用500車皮積壓日用小商品從蘇聯換回了四架“圖154”客機。 1992年，這些飛機陸續飛抵四川。做成了這筆被認為是“不可能的生意”後，牟其中一夜之間成為傳奇人物。 “罐頭換飛機”的成功，給樊建川這個與牟其中和南德集團沒有任何關係的人一種莫名的興奮和衝動，他從中讀到了挑戰、刺激和生命力。這種感覺就像他當年在第三軍醫大學新兵連訓練新兵時，和連長共同在三秒鐘之內成功化解那場“手榴彈危機”一樣。

興奮之餘，樊建川給南德集團寫信，希望去南德集團工作。很快，南德集團回信表示歡迎樊建川前來。這給樊建川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他覺得找到了一個自己嚮往的地方，一個在他看來很有希望的地方。 不過，辭職畢竟不是一件小事，在南方講話之後，樊建川反复思考了大半年，最後的決斷一直沒有做出。但是，在這次組織部門找上門的談話之後，樊建川決定辭職下海。他後來回憶說，當時大概是1993年四五月份。樊建川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主要是想去做自己願意做的事，他覺得人一輩子很難遇到像1992年這麼好的時代和機遇。 這次辭職，樊建川的行事方式與以往截然不同。他做得很徹底，乾脆利索地把辭職報告送給宜賓市領導班子的每一個人，市裡每個部門也都收到了一份。這樣的做法頗有壯士斷腕的悲壯色彩，這一次，樊建川根本沒有打算給自己留餘地，他要破釜沉舟。

樊建川的辭職，迅速成為當時宜賓市最震撼的新聞。但在樊建川看來，他辭不辭職對宜賓市政府根本沒有什麼影響。當時宜賓有八個副市長，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樊建川說，就算只有一個副市長，政府一樣照常運轉。 但是樊建川的辭職，卻使一個人非常生氣，那就是當初非常賞識他的市委書記孫文啟。看到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年輕人要“下海”，孫文啟無法理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甚至不願意麵對這個曾被他寄予厚望的晚輩。樊建川帶著禮物前去解釋，孫文啟連門都不讓進，根本就不願意看樊建川一眼。 唯一支持樊建川的，是他的家人。 在樊建川眼裡，1993年的中國社會，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了，當官並不是他唯一的選擇，也不是最好的選擇。這時的樊建川認為，他可以在社會上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工作和職業。辭官在他看來是一個很輕鬆的選擇，因為一個兩袖清風的官員一個月工資也就是幾百塊錢，對樊建川來說，幹什麼工作一個月掙不到幾百塊錢呢？因此，樊建川選擇了這種不留後路的方式與體制告別。

辭職報告送上去之後，樊建川就從辦公室消失了。當以前的下屬找到樊建川匯報工作時，樊建川說，我已經辭職了。 按照組織程序，市委組織部長又一次找樊建川談話。樊建川調侃地說，辭職以後準備開一個小麵館賣麵。 組織部長拂袖而去。 1993年，樊建川正式“下海”，他收集的各種“文革”文物已達萬件，小有所成。和以前每一次做出的人生重大抉擇一樣，樊建川這一次仍然充滿信心，躊躇滿志。 不知什麼原因，離開官場的樊建川並沒有去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團。他拖家帶口，帶著總共2000塊錢的全部積蓄，來到了成都。樊建川選擇成都的原因很簡單，成都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城市之一，而且，樊建川在成都搞收藏的朋友很多，在收藏上大家可以互相啟發交流。

但是在這個時候，剛剛到成都的樊建川考慮的顯然不是收藏。他租了一個3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兒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面。一家三口一人一個塑料便攜衣櫃，全部的家當就裝在裡面。找到落腳點之後，樊建川就帶著簡歷，四處尋找工作。 三天之後，樊建川找到了下海後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資房地產企業當辦公室主任。樊建川的簡歷很吸引人，他懂經濟，當過一方官員，有管理才能，還會開車，競爭力和優勢明顯。 樊建川打工第一個月的工資是3000元，他對這個收入很滿意，因為這相當於他在宜賓10個月的收入。一個月之後，樊建川的月工資達到了8000元，樊建川決定將工資積累起來創業。 就在樊建川準備在辦公室主任的位子上甩開袖子大干的時候，一天，他以前的一個秘書從宜賓到成都來看望他。當這位秘書看到他以前的領導帶著兩三個人打掃辦公室的衛生時，不禁潸然淚下。以前，樊建川在宜昌的時候，食有魚出有車，前呼後擁，現在卻在帶人打掃衛生，這種反差讓樊建川的前秘書無法接受。

樊建川卻沒有這種悲慘的感覺，他覺得自己現在過得很好，一個月收入是以前的10倍。而且，在樊建川內心深處，他從來就沒有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高級打工者。在下海的時候，樊建川就準備自己給自己當老闆，此時他胸中已經有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創業計劃。後來樊建川的這位秘書也下海了，輾轉成為樊建川公司裡的一個主管。 在樊建川下海的第一年裡，他還乾點倒賣酒瓶子和五糧液之類的小生意。到1993年年底，樊建川積累起了十幾萬元的資本，他找了幾個朋友，一起湊了100萬元，準備辦一個股份制公司。在這一年的12月28日，樊建川的房地產公司正式開張，註冊資金就是這100萬元，這就是今天建川集團的前身。 1993年，是成都房地產迅猛發展的一年。這一年11月，國務院房改領導小組在北京召開了第三次房改工作會議，提出了“以出售公房為重點，售、租、建並舉”的新方案。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逐漸開始升溫。

對政策異常敏感的樊建川決定抓住這個時機，在房地產剛剛冒頭的時候進軍這個市場。但是，樊建川的公司資本和規模都很小，如果第一個項目失敗，公司就得關門。 第一個項目果然遭遇到了危機，從來沒有做過房地產生意的樊建川不可能無師自通。他買地花的錢比別人多了一倍，後來樊建川將之歸咎為輕信了熟人，加上不熟悉行情，吃了虧。建川公司開發的第一個住宅小區封頂之後，他發現盈虧點在1400元一個平方米，這個價格在當時的成都市並不是一個有競爭力的價格。 但是，樊建川無法降價，因為他承受不起虧損。小區建成之後，幾百套房子只賣出去了一套，還是一個很好的朋友買的。此時，銀行貸款早已花光，樊建川的第一個項目已經山窮水盡，他的公司最多只能維持一個月，工程就得停工，他的經商下海生涯眼看就要以虧本而告終。樊建川又想起了1984年的那次“手榴彈危機”，他的第一個項目就像一顆正在哧哧冒著白煙的手榴彈，眼看就要爆炸。

就在樊建川山窮水盡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僅僅賣出一套房子的樊建川，卻莫名其妙地轉危為安。 此時，成都雙流機場需要一些宿舍樓來安置員工，樊建川說：“這樣的國營企業一定要一個完整的小區，因為它要給員工補助水費，補助電費，開班車接送員工去上班，所以小區一定要很乾淨。我們賣不掉的房子成了我們最大的優勢，我們最大的問題變成我們最大的優勢了。” 雙流機場以1430元一個平方米的價格包了樊建川的房子，而他的成本是一個平方米1400元。樊建川自稱，做第一個項目，他把房地產做成了賣白菜。不過他有三萬平方米，最後的利潤還是將近100萬。樊建川並不在乎這100萬的利潤，而是在乎把他解放了，他的第一筆生意成功了。 雙流機場要得很急，公司拼命搶工，最後提前一天交工。當天晚上，樊建川帶領全公司的人打掃小區衛生。打掃完後兩個小時，雙流機場就來驗收房子了。 第一個項目是樊建川最困難的一個項目。樊建川覺得這個項目對他的公司來說至關緊要，這個項目做成之後，樊建川就知道房地產的成本和政策，知道哪些關鍵環節的手續該怎麼辦，要跟哪些部門打交道。後來，樊建川再做房地產項目的時候，每個項目都做得很成功。 有了第一桶金，以後的事情就變得順理成章，儘管也不乏精彩的故事，但講起來都是大同小異。樊建川的公司開始迅速膨脹。 此時，樊建川一家仍然住在租來的30平方米的房子裡，他和蹬三輪、擦皮鞋的鄰居相處得極為融洽。只是，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兒對他的收藏根本不感興趣，有時候樊建川的妻子看到他在屋子裡放滿了收來的“破爛”，難免會有些抱怨。 一天，房東到樊建川的公司來收房租，看到租他房子的房客居然是一位大房地產商，頓時感到不可思議。 樊建川賺的錢主要用於收藏和發展企業。租了四年房子之後，他才搬進了新居。 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擠進了四川省房地產公司十強，房地產商樊建川的生意達到了一個頂點。 在做生意之餘，樊建川仍然去逛文物舊貨市場。成都青羊宮附近的送仙橋古玩文物市場是他去得最頻繁的地方，樊建川貪婪地吞噬著他認為有收藏價值的東西，他的經濟實力足以支撐起他日益增長的收藏嗜好。樊建川還在各個省發展自己的眼線，他的收藏迅速膨脹。 樊建川將暫時賣不掉的房子當做他收藏文物的庫房。於是，他的收藏品就這樣散落在成都市的各個角落。 隨著樊建川房地產生意的做大，他的收藏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寬，從“文革”、抗戰逐漸擴大到世紀初的辛亥革命。樊建川的收藏“野心”和他的收藏品一起膨脹，一個世紀以來與中國歷史有關的文物都進入了他的視野。 日本也進入了樊建川的視野。樊建川知道，歷史上日本人收集情報和保存資料的意識很強，為了蒐集抗戰文物，他多次前往日本，他將之稱為“反掃蕩”。樊建川在日本蒐集的方式是：看到多少就收多少，僅購買、翻拍的照片數量就達到30萬張之多。 時日一多，樊建川開始安排線人在日本守候。 1996年，樊建川一共在日本購回了1000多本日本二戰時出版的畫報，包括《歷史寫真》、《支那事變寫真》、《日支事變畫冊》、《北支事變畫報》、《國際情報寫真》、《支那事變畫報》、《武漢陷難畫報》、《躍進之日本畫報》等，其中的照片大多是日本記者拍攝的，還有1000多張日本士兵的明信片。這些資料讓樊建川大為興奮，因為這些當年的戰爭宣傳品披露了大量不為人們所知的真相。樊建川決定發動在日本的線人，集中收購日本人稱之為“二戰品”的文物。一時間，日本文物市場上的抗戰文物在短時間內竟忽然大規模消失。 後來，樊建川對記者說：“與日本人爭奪抗戰文物，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一次，樊建川收集到了一本侵華日本兵的日記，裡面的一段話使他感到震驚和憤怒：“今天我的將軍給我發了一把刀，我想嘗試一下它有多快，我把幾個中國人的人頭給砍下來了。”語氣輕鬆得彷彿是在遊戲。 血液開始在樊建川體內翻騰，宏大的歷史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但是這種透著血腥的歷史細節則讓任何一個人都難以釋懷。樊建川說，像這樣的東西他看了很多，所以他的血氣一直在體內翻騰。 此時，樊建川的收藏開始變得宏大，他的這項愛好開始逐漸脫離“業餘”，在他生活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和他的房地產生意難分伯仲。儘管如此，樊建川的房地產生意仍然經營得非常穩健，自從第一單生意成功之後，他在投資中從來沒有犯過錯誤，頗得公司股東的信賴。 而且，樊建川生活儉樸，也不亂花錢。 2000年1月發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讓這位平時低調的收藏家、房地產商人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一年的1月21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判決東史郎敗訴，這位日本老兵在他的日記裡詳細記載了他的分隊長橋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虐殺中國人的情況，卻被橋本光治以“不實”、“毀損名譽”為由告上法庭。樊建川在他的收藏品裡找到了民國時期的《最近實測新南京市詳圖》，這張民國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圖上清晰地標明了橋本光治虐殺中國人的那個池塘。樊建川向媒體公佈了這幅地圖，為東史郎提供了有利的證據。 樊建川的收藏事業凸顯了其獨特的社會價值，他的抗戰文物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