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一個平凡的人乾了一件偉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個民族的苦難

當然，在建川博物館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對收藏歷史記憶的貪婪胃口，他的博物館規劃聽上去似乎是野心勃勃的妄想。第一批開門的五個抗戰博物館只是他的博物館聚落中的一部分，樊建川在給博物館做規劃時發明了“聚落”這個詞。按照他的設想，這個佔地500畝的博物館群，將由抗戰、“文革”、民俗3個大系、25個展館組成。樊建川想得更遠，他想把1900年以來中國發生的重大歷史和災難，都建成博物館分門別類地收藏起來。他甚至考慮增加一個華夏名人系列，把百年曆史中的著名華人都收藏到他的博物館中。 樊建川對博物館的未來有這樣的設想：“將來要想看這100年的中國歷史，還得到我們大邑的博物館聚落來。” 但是，樊建川的夢想相對他的實力顯然過於龐大了。他只持有建川集團50%的股份，他的公司在四川並不算太大，像樊建川這種層級的富人在四川並不算少。他有錢做收藏，但建川博物館聚落似乎成了一個吞噬巨額資金的無底洞。樊建川覺得，他的財力與他龐大的夢想相比較而言，是“小馬拉大車”。

在建博物館的時候，樊建川選擇了一個國有企業合作，但是這家企業在中途突然退出，樊建川的資金突然出現了巨大的缺口。他後來頗為惋惜地說，如果當時這家企業不退出，他設計的25個博物館可能就會完工，至少可以建到20個左右。 這突如其來的退出，使得工程面臨停工。樊建川只好把公司在成都的辦公樓賣給一家保險公司，得到了近5000萬的資金，使工程得以進展下去。 儘管資金鍊經常吃緊，但是樊建川對博物館的質量卻非常講究。每個館他都請最好的設計師設計，美軍館他請來了美國建築設計協會主席懷登先生設計，侵華日軍館由日本建築設計大師磯崎新設計，這也是他的創意之一。 樊建川認為，中日兩個民族文化接近，地理位置接近，以後還得好好相處，他開辦日軍館的一個目的就是想做兩個民族的交流工作，讓日本人能夠心平氣和地來他這裡參觀。

對此，樊建川有這個自信，因為在侵華日軍館，每一件文物，日記、文件、情報、報紙、作戰地圖、武器、裝備等等都是日本人的，樊建川沒有把自己的東西強加進去，這些客觀的展示能最有力地說明問題。 距這幾個抗戰博物館不遠處有一個廣場，這就是樊建川規劃的壯士廣場。在這裡矗立著一組極具視覺震撼力的“中國壯士”抗戰英雄群像。在這組202人的群像中，既有抗戰中為國捐軀的趙一曼、楊靖宇、謝晉元、張自忠、王銘章、左權、狼牙山五壯士等抗日英雄，也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等國共兩黨的領袖，甚至後來發動內戰的張靈甫、胡宗南、湯恩伯、薛岳等國民黨將軍也都佔據了一席之地。他們都被按照抗戰時期的各自戰鬥過的地方，擺在中國地圖上。

在2003年的語境中，樊建川為了這個廣場曾經受過許多責難。廣場完工後，他甚至準備將這些雕像埋入黃土，等到若干年後，再讓它們像兵馬俑一樣重見天日。 現實主義者樊建川對自己把握中國當代歷史脈動和社會變化節奏的能力非常自信，他對自己預計提前量的能力頗為得意。他知道，中國是一個磨煉人耐性的好地方。時代在一點點地變，機會在一點點地成熟，有什麼樣的時機就做多大的事，這是樊建川為人處世的原則。 就在樊建川的壯士廣場處於困境中的時候，2005年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將樊建川從困境中解放了出來。樊建川後來說，他們作為改革開放的參加者，跟著時代變革的步伐比較緊，但是重大理論研究往往比較滯後，往前趕一點就會遇到很多阻礙和責難。對此，樊建川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應對措施。而胡錦濤的講話，對樊建川無疑是一個解放和保護。

當壯士廣場在博物館橫空出世的時候，樊建川認為，這並不是他的創作，他只是其中的一個策劃人員。壯士廣場是時代的產物，是包括雕塑家在內的集體智慧和集體勞動創作的作品。樊建川認為，壯士廣場應該會很長久地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 給參觀者同樣視覺衝擊力的，還有樊建川策劃的手印廣場。 3500個印在玻璃上的抗戰老兵的手印，給人以強烈的震撼感和力量感。半個多世紀前，就是這些普通莊稼人的手，擋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當樊建川剛剛開始徵集老兵手印的時候，只有2000個手印，短短一兩年就變成3500多個了，樊建川希望徵集到5000個甚至是1萬個，這將成為一個令全世界震撼的老兵方陣。這個方陣體現出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在收藏家樊建川看來，這些老兵的手印給了後人一種召喚，一種希望和力量。

樊建川設計壯士廣場和手印廣場的初衷，是希望喚起中國人的血性。樊建川說，一個民族，當受到欺負的時候，要能夠反抗和還以顏色，這樣的民族才能得到別人的尊敬，才能長久平安。他覺得，在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地方軍閥團結起來抵禦外侮，這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事情。中國人只要團結，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誰都不敢小看。這是樊建川從他的收藏中讀出的結論。 徘徊在壯士廣場，樊建川經常想起中國在秦漢時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榮光。 樊建川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張照片，這是一個名叫成本華的抗日女戰士在就義前的最後一張照片，半個多世紀前，面對侵略者的刺刀和鏡頭，這個被俘的女戰士嘴角浮出了一絲淡淡的冷笑。拍完這張照片，一個鮮活的生命便永遠告別了這個世界。而這個輕蔑的冷笑，竟然成為參與這場暴行並保存這張照片的侵華日軍老兵半個多世紀的夢魘。

1998年冬，在日本東京的古玩店裡，樊建川被這些日本人拍攝的戰俘照片深深地灼痛了。 1張、2張、3張，10張、20張、30張……樊建川的臉頰一片冰涼。 對於戰俘的遭遇，樊建川有切身體會，樊建川的父親樊忠義在抗戰期間曾經被日軍俘虜。中國的傳統道德觀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被敵人俘虜的軍人不僅會受到歧視，甚至還會被社會遺棄，終身籠罩在道德和文化的陰暗角落裡。 在三天的時間內，樊建川把日本市場上所有中國戰俘的照片一掃而光。這只是樊建川的一種收藏習慣，他覺得不能讓這些照片在外面漂泊。樊建川很清楚，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照相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當年被日本人抓住的戰俘，絕大多數沒有留下姓名，更別說留下什麼照片了。唯一有可能給他們拍照的只有日本人，對於不少戰俘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輩子唯一的一張照片。

樊建川以前也收藏了不少抗戰俘虜的文物，但是這並沒有引起他特別的注意。在這次從日本購買回大量圖片之後，樊建川一回國就開始整理這些東西。當樊建川看到第一張抗戰俘虜的照片時，他沒有予以特別的注意，但是當看到十幾張、二十幾張的時候，樊建川突然醒悟了過來。他發現，這是一個被中國人長期遺忘的群體，是一個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群體。 樊建川記得他當時的感受：“我看到幾萬人的身影，上千張臉，有的臉清楚，有的臉不清楚。幾萬個身影，我敢保證，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局部，一個微觀，一個很小的部分。這是日本人拍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張戰俘的照片。” 樊建川還記得有一次看到一張中國戰俘照片時的心情。照片上，一群戰俘打著白旗，日本人拿著槍對著他們。這些戰俘裹著毛毯，神情沮喪，絕望、木然而自責地站著。被悲憤和屈辱籠罩的樊建川頓時產生了一種衝動，“我特別想進去跟他們站在一起，但是我進不去。我特別想跟他們站在一起，一起來受這種屈辱，一起被日軍槍殺。”

對抗戰史非常熟悉的樊建川，自然知道當時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與日軍的巨大差距。中國國力孱弱，軍隊裝備窳劣，沒有坦克，沒有飛機，沒有大砲，甚至沒有足夠的彈藥，士兵缺乏訓練。與日軍交戰出現戰俘，是必然的，而且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樊建川認為，當一個軍人拼到彈盡糧絕的時候，當犧牲沒有價值的時候，這個時候成為戰俘，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他已經盡到了軍人的職責。樊建川把他們稱為抗俘——被侵略軍俘虜的抗日戰士。 樊建川開始研究抗俘問題。他發現，抗俘是長期以來被遺忘和埋沒的一個群體，沒有人知道到底有過多少抗俘。 10萬、100萬，還是200萬？樊建川沮喪地發現，他無法弄清這個問題。 這些抗俘為國家犧牲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不能精確地知道他們的人數，甚至沒有給他們一個名分。樊建川認為，戰俘也是我們民族的英雄，是我們民族的戰士。樊建川決定，他的博物館必須建一座“抗俘館”，提醒人們注意這段被掩埋的歷史，和這些同樣為中華民族作出犧牲的戰士，他們的戰士身份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記憶和懷念。

樊建川請杭州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程泰宁設計抗俘館，在設計的時候，樊建川對外牆設計提出了不同方案。他希望表現出“抗俘”的歷史內涵，這是房地產公司老總樊建川的第一次設計。抗俘館的陰森高牆猶如監獄，館內用溫度、燈光、材料組合出了集中營的氣氛。最後，程泰宁認可了樊建川的方案。 走進館內，抗俘的照片佈滿了由鉛灰色的鐵板建成的抗俘紀念館，行走在彎曲狹窄的走廊上，感受著兩側戰俘的照片投射下來的目光，幾乎每個人都會產生一種和鐵板一樣沉重的感覺。 樊建川並不想太多地走進抗俘館，實際上他進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走出來樊建川都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每次進去，樊建川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們想說的冤屈和遭遇。看到民族歷史深處被割裂的傷口滲透出的鮮血，樊建川甚至無法解除這種痛苦。

建川博物館聚落的抗俘館是目前中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專門為戰爭中的俘虜建造的博物館。如今，由程泰宁院士設計的抗俘館，已經獲得中國建築設計界的最高榮譽獎——“梁思成建築獎”。 2006年，以色列駐華大使來到建川博物館，當看到館內如此眾多的抗戰文物竟然出自一個民營企業家的收藏時，感慨萬千。臨別，他寫下了這樣一段留言：一個平凡的人乾了一件偉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個民族的苦難。 樊建川還把從日本蒐集到的老畫冊翻譯整理，編成一本書，取名《抗俘》。 2006年7月5日，《抗俘——中國抗日戰俘寫真》，在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了首發儀式。這本“獻給為國流血犧牲的抗俘同胞”的書，因為“視角獨特”被學界評價為“填補了抗戰史研究的一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