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勢在必行的整合之路
1995年4月16日，聯想第10萬台電腦走下流水線，它是以星座命名的“寶瓶II型”，編號196007。圍繞著這台機器的宣傳活動早在月初就已在全國展開，廣告詞為“用戶是聯想的上帝，聯想向上帝請教，第10萬台聯想電腦去向何處”。反饋者達到上萬人，人們紛紛集合在聯想這個民族品牌的大旗下。
正如李勤所說：“聯想從誕生的那天起，就不單是聯想人的聯想，而是社會的聯想。第10萬台聯想電腦去往何處，也不單是一個企業行為，而是一個社會行為。”
這台寄託著中國人無限自豪感的電腦最終送給了陳景潤，那個20年前和柳傳志在一個辦公樓的數學家。捐贈儀式有個振奮人心的標題：“十年輝煌創業路，十万精品滿神州”。
90年代的中國，“市場推廣”概念開始出現。
隨後，“聯想電腦快車1995中國行”拉開帷幕。在接下來的3個月內，聯想電腦快車跑遍大江南北，聯想的旗幟飄揚在至少300個城市的科技館、文化宮、機關、商店、廣場和街頭，上面寫著一行大字：“掌握電腦是21世紀人才的身份證”。聯想內圓外方的藍色商標也讓數百萬計的中國人記在了心裡。
聯想作為一個民族品牌，正在慢慢深入國人的內心。
1995年末，世界貿易組織正式取代“關貿總協定”，刺激了中國的開放進程。江澤民在日本大阪宣布，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將進口關稅降低至少30%，涉及6000多種進口產品中的至少4000種，還將取消174種產品的配額許可製度，而這一切將從1996年開始實行。
有位記者當時採訪柳傳志，問他：“如果中國完全沒有自己的民族工業，說到底又會怎麼樣呢？”
柳傳志瞪著眼睛回答：“說到底又會怎麼樣？沒有什麼怎麼樣，任人宰割罷了。”
《聯想風雲》中提到當年春天結束時，源流資訊調查傳播有限公司提交了一份讓人激動的報告，他們在消費者中開展普查，儘管擁有電腦的家庭只佔總數的9.3%，但還是有相當多的人在使用公家電腦，所以有16.1%的人說出了自己“最喜愛的電腦品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聯想。
1996年9月9日，北京聯想與台灣宏碁集團同時宣布，兩家公司將聯手行動，開發新一代的個人電腦，並取了一個讓人激動的名字——“全民電腦”。
自從9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商品供不應求的情形，普通百姓口袋裡的錢就成了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商家對消費者懷著信徒面對上帝時的敬畏之情，獻上最好的商品，再加上微笑、循循善誘和百般奉承，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強迫老百姓購買不願意買的東西。
“全民電腦”的設計理念是：“以成熟產品技術壽命的延長來獲取挑戰更低價位的機會，以盡可能低的價位來換取更廣泛的消費群，使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夠運用和掌握電腦，享受信息社會帶給人們的效率、便利和樂趣。”其實，簡單來說，“這是真正為中國百姓設計的電腦”。
柳傳志與宏碁電腦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的豪華大堂內，共同為第一款“全民電腦”揭幕，並宣布它的最高配置售價為9000元，最低的只要4988元。這個價格打破了當時市場上名牌電腦的價格底線，人們完全可以預期它將對市場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在以每天1000台的銷售速度度過第一周後，訂單越來越多。
當然，這件事的意義遠非如此。柳傳志說：“我們與宏碁的合作是一種策略性的聯盟，台灣一支、大陸一支，雙方共同開發銷售，所以我們的第一款全民電腦叫'雙子星'。從電腦的名字看，我們的合作就意味著海峽兩岸的攜手並進。”
1996年11月，柳傳志又開始策劃新的未來。他率領公司的高級經理們訪問美國，到達矽谷時開了一天會。大家討論著聯想兩線作戰的現狀，南方戰場的香港聯想連續兩個財年的虧損累計達到24500萬港元，只能靠貸款勉力支撐；AST微機衰敗，主機闆卡的銷售量下降62%；公司並沒有新的業務方向跟進，僅憑修補無法恢復贏利能力。
柳傳志意識到，需要採取更加徹底的措施——“把北京聯想的資產注入香港聯想”。這是他權衡過“北京聯想把香港聯想買過來”後最初的決定。他說：“這是最好的整合，我們把北京聯想的業務裝到上市公司，合併在一起，形成一個中國聯想。”
他知道，這是唯一能夠拯救香港聯想的辦法。他有銀行貸款，可以暫時填補香港聯想的虧損。中科院和國有資產管理局也都對整合的決定給予了支持。
柳傳志雖然有些難過，但畢竟這招幫助聯想闖過了最難的一關。最終的決議在1997年2月3日的北京聯想總部大樓505室形成：
——把北京聯想和香港聯想合併為中國聯想。
——具體做法如下：把北京聯想業務的主要部分通過資產評估，以該部分資產購買香港聯想的股票。
——整合後的北京聯想將成為香港聯想的絕對大股東，所佔股份將由原來的42%上升為60%。
董事會將合併後的公司大權賦予柳傳志，他成為中國聯想董事局主席兼總經理、首席執行官。董事局中除了李勤和曾茂朝之外，還有楊元慶、馬雪征和郭為。對年輕人來說，這個位置意義重大，它強烈預示著公司未來的權力格局。
1997年的中國，大事頻頻。鄧小平在春天去世；香港在夏天回歸中國；秋天，五年一次的黨的代表大會召開。
次年春天，朱鎔基上任，他滿面春風地迎接著數百名記者的目光，他講到了改革、發展、信念、阻礙和風險，講到“科教興國”，講到“新的機制”，講到“開放中國電信市場”，講到“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減掉一半人”，還宣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他既有悲劇色彩又鼓舞人心的話語的感召下，整個中國都激昂起來，一下子變得像初生牛犢一樣勇敢無畏。
朱鎔基召見柳傳志，希望他能談談中國企業的問題。柳傳志不客氣地談道，國家政策和製度不斷變化，這給企業帶來巨大“風險”。
他對總理說：“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走過的路，會有高興甚至自豪的感覺，而回憶當年面對風險的時候，每一次都是戰戰兢兢，甚至會嚇出大病。”柳傳志大腦裡閃現出創業之初那段艱難的歷程，繼續說道：“在我們所冒的風險中有兩類，一類是商業風險，一類是政策風險。在中國，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辦成企業，政策風險是非冒不可的。”
柳傳志舉了自己親歷的例子，當年中央政府徵收高額獎金稅，自己如何偷逃稅款又如何被處罰。這次談話事隔數月後，政府便把這個稅給取消了。
柳傳志當時的另外一個身份是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當選的第一件事，就是說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者，把幾百台聯想電腦搬進人民大會堂。這兩個會議每年都開，會場一直使用外國品牌的電腦，也沒有誰覺得異常。現在柳傳志走進來，一看就不順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不使用國產品牌，還說什麼振興中華？”
他知道，把聯想電腦搬進人民大會堂當然不是為了增加銷售利潤，而是某種象徵意義。
此時，聯想的品牌價值已經超過了40億，在《關於中國最有價值品牌的研究報告》中，聯想是唯一入選前十名的計算機品牌。
這一年，柳傳志開始被國內媒體賦予了這樣的頭銜——“中國信息業的教父”，而在美國《時代》雜誌的“全球25位最有影響力的商界領袖”排名中，他被列在第14位。
1999年，柳傳志在廣州會晤了全球電腦界的大腕比爾·蓋茨。他來聽比爾·蓋茨的報告《感受數字生活》，還想接過這個口號並且把它變成自己的產品。
比爾·蓋茨滿懷激情地歌頌數字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業務的通信量每100天翻一番。全世界互聯網用戶在1994年是300萬，到1998年有了1.53億人。上網用戶的普及，在美國和加拿大為29%，在歐洲為5%，在亞太地區和南美地區小於1%，在非洲只有大約100萬人在上網。中國有210萬人上網，普及率小於2%，其個人電腦普及率也小於2%，但有成熟的消費電子市場，還有不可思議的4000萬VCD市場。”
當天下午，中國計算機市場上出貨量最大的硬件公司和全世界最大的軟件公司宣佈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在諸如掌上電腦、機頂盒一類相當具體的項目上“有更深入的合作”。為了表示誠意，柳傳志在會晤結束時，把聯想中央研究院和微軟中國研究開發中心的第一台基於Windows CE的掌上電腦送給比爾·蓋茨。
柳傳誌曾對中央電視台記者說：“讓我從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的角度，談談為什麼尊敬比爾·蓋茨先生。個人計算機正在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的影響，我80歲的母親就能通過個人計算機給她的孫子發送郵件，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微軟推出了Windows這種以圖形為界面的操作系統。沒有微軟的努力，個人計算機絕對不會像今天這麼普及。”
在歷經了亞洲金融風暴、中美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署協議、國慶50週年慶典後，站在世紀轉折的起點上，聯想內部確定了15年來的15件大事：公司初創；進軍香港；漢卡獲得一等獎；組建聯想集團；江澤民和李鵬視察公司；香港聯想上市；微機事業部誕生；聯想微機銷量佔國內首位；京港整合；百萬台電腦下線；改造計算所；躍居“電子百強第一名”；在港成功配售股票集資9.36億港元；以8.5%的市場佔有率在亞太地區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