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母親的緣故，而想到自己是一個有著高貴血統的人；而因著父親的緣故，又想到自己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後代。由此，在我自己求學和發展的路上，我以為會有著許許多多不同的選擇。然而，人不光是屬於家族的，更是屬於歷史的。我所生的時代，規定了我一條別無選擇的人生之路。
我出生在1958年1月。從我出生到1965年，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我接受過極其正規的幼兒園早期教育。
1965年9月份，我正式入學讀書。那時的政策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就近入學。當時，我隨外公外婆住在復興門外的國務院宿舍內。他們認為住家周圍沒有好學校，而堅持將我的戶口轉到我外公的親戚家。這家人住在西單民族宮附近，故此我可以經過考試，就讀於五年制的北京試驗二小。
入學的第一年，我每天由家裡的保姆接送，搭乘公車往返於學校和住家之間。當年北京試驗二小的教學是十分嚴格的，從一年級開始，功課就出奇地多。所幸，我的成績一直良好，並很快戴上紅領巾，成為少先隊員，而且在老師的指定下，任中隊委員一職。
好景不長。入學的第二年，即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的大、中、小學一律停課鬧革命。
我也就此轉入住家附近的南禮士路的育民小學。 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知”。於是，從11月份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返校。
由於停課一年，返校之後，糊里糊塗地就上了三年級。不過那時的教學多一年少一年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那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億人口瘋狂的年代。對領袖的忠誠滲透在全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中，小學生也不例外。記得那時上課的標準坐姿是，挺胸抬頭，左手背後，右手將毛主席語錄本放在胸前來聽課，只有到寫字時才將語錄放在桌上，用當時的時髦話說，是“語錄”不離手，“主席教導”不離口。
當時，三四年級兩年的課程除了算術、體育、音樂以外，語文課本多以毛主席語錄取而代之了。許多字詞、詞彙的學習都來自於那本“紅寶書”。那時年齡小，記憶力好，學生們都會背誦毛主席語錄。然後，在老師的指導下，又學會了將“偉大的思想”同生活中“渺小的事物”對上線，那個年代，統稱為“活學活用”。
印像中那時的作業，多數是抄寫和背誦毛主席語錄，每天交上一份學毛思想的心得體會。除此之外就是寫鬥私批修稿、批判稿、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講用稿。好在那時的文章都不難寫，寫來寫去都是統一的套話。我那時擔任紅小兵排長，寫稿的機會自然是要多於其他的同學。兩年過去之後，居然也練就出筆頭上的一套功夫。所以，直到今天我仍能將我內心世界的細微變化訴諸於筆端。
除此之外，那個年代，做得最多和最頻繁的事就是上街遊行了。大凡毛主席有最新指示發表、中央開大會開幕之類的事情，都要遊行慶祝的。我們小學生那時多是從復興門外的育民小學，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學生的裝束大多是軍裝上衣，藍布肥襠褲，黑色懶漢鞋。這是當時學生的時髦服裝，無統一規定，大家都這樣穿，沒人願意別出心裁。所以，遠遠地看上去，灰濛蒙地一片，雖無色彩，卻很整齊，絕不遜色於當今中國孩子的統一校服。
至於去工廠學工，拾麥穗學農，拉練學軍，以及挖防空洞備戰，那在我們的學生生活中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每個孩子都習以為常了。
我真正開始懂得用功讀書，是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那時的學校漸漸地趨於正規化，語文有了正式教科書，學校還開了算術、音樂、體育、美術、珠算、大字、常識和政治課。再加上重新分班組合，我們班的孩子大多數來自於國務院、鐵道部、煤炭部等各大機關的知識分子家庭，學習的氣氛較之以前要強多了。
憑著我的要強、認真精神，成績一直很好。但即便是在課業增多的情況下，仍不會多到沒時間玩兒。那時我和外祖父母、舅舅住在國務院宿舍的大院裡。大院裡的孩子們自成一體，雖然沒有今日孩子們富有，卻也隨著潮流編造出種類繁多的玩法。到了寒暑假期間，更是玩得不亦樂乎。
我個人玩得最“轟轟烈烈”，最不容易忘懷的是有這麼幾樣。
一個是，攢糖紙。這是當時在女孩兒中風靡一時的玩法。當年我母親每月給我買一斤糖，一天只許吃兩塊。吃完了糖，自然是將糖紙夾在書本里攢著。那時的大雜拌糖沒有更多的花樣，糖紙也是大同存小異。於是我就想著和大院裡的小孩兒，互相換糖紙，互通有無。這樣，攢糖紙便成為一種孩子們之間的社交活動。有一段時間，不知從那里傳出來的消息，說是攢夠一百張大白兔的糖紙，可以換一個鉛筆盒。至於真能攢到一百張時去何處換？無人知道，也沒有誰想知道，因為問題的關鍵是在那時的經濟狀況下，有幾家的孩子能吃上一百塊“大白兔”的奶糖呢？我想，那不過是孩子們當時的一種夢想、一種心態而已。我自己最喜歡也是最欣賞的是各式圖案有別的透明的玻璃糖紙。那種玻璃糖紙，要先用水洗一下，再貼到門或玻璃窗上，等乾了之後，輕輕地用手起下來，於是便得到一張平平整整的玻璃紙。在我的眼中，那時的糖紙雖比不上當今的糖紙這樣色彩鮮豔，圖案卻很精細、美觀、富於想像力。我曾有一套“金魚”和一套“蝴蝶”的玻璃糖紙，上面的動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給人以美的享受。我不知道這樣說，是誇大了還是戀舊？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更喜愛那時的糖紙。
二是，刻剪紙。剪紙是一種民間藝術，比攢糖紙要來得高貴、神秘多了。那時的女孩子，幾乎人手一把削鉛筆的小豎刀、一張見方的玻璃板或是鐵製的墊板，外加五光十色的電光紙。同學和朋友之間，相互先印下紙樣，然後就可以用刀細細地刻了。刻好後的剪紙也是成套的，可以夾在書本里，經常欣賞。還有一段時間，時興用金紙刻馬恩列斯毛的頭像。做法是，先用一張普通的紙印下紙樣，再將包巧克力的金紙擦平，將兩張紙縫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照紙樣刻好後，便可得到金像一張。後來的剪紙越發展越大，刻好後可以掛在牆上當畫看。我那時對刻剪紙到了著迷的地步。對我來說，自己動手刻的過程是一種極其細緻、寧靜和享受的過程。這是我少年時最富有藝術性、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玩法。
其三，玻璃絲編織。玻璃絲直到今天還是一種很便宜的東西，更不要說是當年了。玻璃絲在女孩子們的手裡，能變出各式各樣的、神奇多彩的東西來。而且玻璃絲的色彩五花八門，用哪兩種或三種顏色來搭配，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表現個人的審美觀，這給編織帶來了很多趣味性、刺激性和挑戰性。我當時編得最多的是梅花。它是用空心玻璃絲和軟性保險絲製成的。做法是將粗細不同的、色彩不一的兩種空心玻璃絲套在一起，再剪成大小一樣規則的小圓片，然後再用保險絲將這些小圓片一一穿成梅花的樣式，形成一朵朵漂亮的梅花的平面圖形，可夾在書中保存起來。還可以用兩種不同顏色的玻璃絲編織錢包，編好後，在口上縫上拉鍊，既實用又新穎。儘管那時放在錢包裡的錢不多，卻阻擋不住那種編織的熱情。
四是，夏季粘蜻蜓，冬季自製冰激凌。夏天粘蜻蜓，好像是男孩子們的遊戲，我也跟著玩得有聲有色。首先，我們將雨後樹幹上的一種天然膠加熱，使之變得更加黏稠，然後放在竹竿頭上，輕輕地對著樹叢上的蜻蜓的背一點，幾乎是百戰百勝。被粘到的蜻蜓，大多是放在自家的紗窗上，常常是每天有二三十隻。蜻蜓得不到放生，而自然死亡。現在想起來，這種玩法是非常慘無人道的。北京的金秋時節過後，就是北風呼嘯、冰天雪地的冬天了。那時北京的冬天要比現在冷得多，而且經常有積雪。這對於我們孩子來說無疑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我們除了打雪仗、堆雪人以外，最有意思是每個人從家裡帶些白糖出來。我們用糖和白雪，自製冰激凌，既不嫌髒又不怕冷。一個個孩子在寒風中，吃得口唇發紫，卻沒有一人生病拉肚子，尚為奇事一樁。
五是，跳皮筋。要跳皮筋，首先要攢皮筋。一般地說，皮筋的來源有兩個，一是每天牛奶瓶上的免費皮筋，另一個是買來的，買來的皮筋又叫“牛皮筋”，是一種淡褐色的，比那種免費的皮筋要結實、耐用多了。無論是哪一種皮筋，總要攢上一二百根，串在一起才夠得上玩耍的長度。那時，我的家境不錯，所以常常是買很多皮筋。為此，讓我也結識了不少的朋友。皮筋的跳法，少說也有幾十種。玩時，人數不限。三個女孩兒就能湊成“一台戲”。兩個人將皮筋拉成單或雙線，一個人在中間跳，跳得好，則可不斷升級，難度也隨之越來越大；犯了規的，便被淘汰下來；變成拉皮筋的，換另一個女孩兒來玩。但就算沒有朋友時，自己仍是“一台戲”。若是在戶外，可將皮筋拴在樹上；在屋裡時，又可將皮筋拴在兩把椅子腿上，自跳自樂。這是一種很好的鍛煉方法。
其六，抓拐。拐分成豬拐和羊拐兩種。豬拐既大且笨，不受歡迎。羊拐則小巧玲瓏，很受青睞。一副為四個，染了色，外加一個沙包就齊了。玩法是在將沙包扔向上空的一瞬間，眼睛隨沙包而起，手上只是憑感覺，將拐放成各種得分的圖案；在第二次將沙包扔起時，一邊抓拐一邊接沙包，以積分多少為勝負。抓拐的遊戲，是一種手、腦、眼相結合的靈巧運動。我當年有兩付小羊拐。其中的一付，是我的一個表姐送給我的。羊拐的表面極其光滑，像是用水紅色的半透明狀的玉做成的，奇妙無比。
除此以外，玩沙包、攢煙盒、轉著大院練騎車等等，孩子們玩得樂不可支。
我曾經把兒時的玩法，試著講給我那個在美國長大的女兒聽。她聽時聚精會神，聽後目瞪口呆。說來也是，在當今這個玩具極大豐富、網上游戲迷人的世界里長大的孩子，又有幾個能夠懂得他們父母幼時的處境？又有幾個能夠理解他們父母對往事的那份珍貴的情懷呢？
1971年，14歲的那一年，我搬回了父母身邊。當時我家住在母親當園長的外交部幼兒園裡。那裡離八一中學很近，所以我便去了那個學校。
八一中學，“文革”前是一所專供部隊高級幹部子弟求學和住宿的學校。學校地方寬闊，規模正式，環境優美。八一中學分為三大部分，即小學部、中學部和教師住宅區。
光是我們中學部就包括一個四百米標準跑道的操場，操場的正前方設有正規的主席台。主席台的東面是一座六層樓高的教學樓以及十幾排整整齊齊的平房教室。除此之外，學校裡還有幾個分散的小操場、大禮堂、游泳池、實驗室、廣播室、圖書館、醫務室、校辦工廠及教師食堂。
就當年的水準來說，教師的質量也是相當高的。我在那裡就讀五年，班主任一直從初一跟到高二，她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有著十分優秀的口才，在講解數學的原理、公式和計算上有著十分獨特的方法，引發了多數學生在數學方面的濃厚興趣。其他的課程，比如化學、物理、英文、語文等也是由一些資歷高深的老師任教。
另外我所在的班級，百分之六十的學生是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分子的後代，都是些肯讀書的孩子。儘管是在“文革”期間，由於小環境良好，我們還是能學到一些東西的。
我在班上自始至終都不是最聰明的學生，卻是最認真的學生，所以各門的功課不僅在全班、乃至全年級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擔任團支部書記一職多年。那個時候，一部分精力放在學習上，另一部分精力則放在社會工作上。一個團支部書記，凡事都要操心。擬定團員發展計劃、找發展對象談心、召集支部委員開會、組織發展新團員宣誓會，以及監督各個支部委員的工作，面面俱到，無一處可以忽略。這樣全神貫注地投入，所得到的回報是可喜的，我的團支部連年被評為全校唯一的優秀團支部。
不可忘記的是，我們一直是處在“文革”的特殊年代裡。儘管到了“文革”後期，批鬥老師的現像沒有了，全國各個時期的大批判運動仍把我們學生捲進去。除此以外，就是思想匯報、年終總結等等。我們團支部的這些工作，十有八九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於是我又重操小學時代寫稿的舊業。
在校讀書的五年中，有些事情給平凡的生活帶來了幾多色彩。
一是很多事情讓我感到興奮。那時學校裡忽然發明了一種集中教學法，用現代的名詞叫做“強化法”。強化法是指在相對集中的時間裡，對知識進行高強度的學習和練習以達到特別強化的效果。強化法具有高強度、高難度、高密度的特點，效果不錯。學校把這種方法用在物理電學原理的教學上。每個班按照不同的日程表，集中在物理實驗室，閉門專修電學原理，為期兩個月。講授電學的老師是個老先生，說起話來慢慢悠悠，不溫不火。他對電學的原理、程式講得井井有條。在兩個月的授課中，我們除了聽課、讀書、自習外，還有大大小小的測驗和考試。在第二個月結束之際，我們每個學生要自製兩樣東西上交，一是檯燈，二是半導體，這讓我很興奮。檯燈的製作材料比較簡單，由個人準備。半導體的材料則是學校為每個學生準備好的。檯燈是在家完成的，而半導體則是在學校實驗室內完成的。在裝半導體方面，男生好像天生比女生靈。其實裝半導體本身並沒什麼難的，只要是按照圖紙和說明書，一步步地細做，就像在美國按照說明書烤蛋糕一樣，百分之九十都會成功。當全班的四十多名學生的四十多台收音機，在同一天下午裝成時，實驗室裡的播音像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聚會。好在那時的電台頻道並不多，除了中央台，就是北京台，除了新聞，就是樣板戲之類，聲音此起彼伏。
還有就是讓我感到新鮮的事。那時學校裡，各年級各班都仍舊保持著定時定期的學工學農活動。我們除了在校辦工廠學習外，還要走出校門去學。學校在高中期間，每個班按個人誌願分成若干個小組，如：電工組、木工組、學醫組等等。我參加的學醫小組，學習和實習的地點是空軍大院的衛生院。剛開始，我們只是做一些鋪床等基礎護理工作，後來則開始學著給病人量體溫和血壓等，最後竟讓我們這些毫無醫學知識的高中生給部隊的戰士們打預防針。我的很多基礎醫學知識就是從那時學起的。
除此之外，我們八一中學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從未參加過迎賓之類的活動。倒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頤和園舉行的遊園活動的疏導工作，必由八一中學的學生來擔任。年年如此，不過此項工作玩的成分居多，人人都喜歡。
進入中學以後，我的暑假活動內容也變了。多數時間是以閱讀小說為主，來打發時間。也有時是走家串戶訪問同學。最奇怪的事發生在高中時期的暑假。我突發奇想，跟另一個女生到附近的六郎莊大隊拜赤腳醫生為師。我們背著藥箱，穿行在田間小路上，為農民行醫看病。我們每天都去，相當於今日所說的“義工”。剛開始，不過是一些打針發藥的小事。到後來，居然連接生小孩兒也上手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會有些後怕。當時那種農民家庭的土法接生是很原始、很落後的。順產則罷，若是難產，不要說我自己，就連赤腳醫生恐怕也沒有足夠的醫療知識進行搶救。不過恐怕也就是在那個年代裡，才讓我們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的精神有了發揮的餘地，居然也是事事順利，接生時從未出過差錯。
我於1976年高中畢業。也就是在同一年，“文革”宣告結束。我從1965年入學，在求學的十一年中，有十年都是在“文革”裡。有人認為我們是毫無知識的一代人，其實也不盡然。 “文革”期間，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性，讓我們無法像今天中國的高中生那樣幸運，那樣自由自在地在知識的海洋裡暢遊，我們的老師還是盡其所能，為我們打下了一個相對紮實的基礎。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畢竟知識的學習是日積月累的、終其一生的事情。所以，人們仍舊可以欣喜地看到，在我們這一代人中，日後頗有建樹的仍不乏其人。
凡是獨生子女或是弟妹不滿12歲的學生，可以留城。我正好符合第二條，故畢業之後我留北京待分配。
賦閒在家裡，十分無聊。正好趕上1977年外貿部、北京海關、上海海關聯合在中山公園主辦“走私展覽會”。我舅舅在外貿部工作，經他介紹，我在展覽會上當了為期三個月的講解員。 “走私展覽”共分為六個部分，每個部分有五個講解員，都是由極年輕的女孩兒組成的。我當時被分在第一部分，即介紹前言和中國走私的歷史。這一段日子裡，我交了不少新朋友，同時又有一種走出學校、初次獨立自主的嘗試，所以，感覺特別好。
1977年9月，我被北京醫科大學護士學院錄取。同年10月12日，國務院發布恢復高考制度的通知，那時我已入讀護士學院，不能參加高考。在護士學院學習了兩年，於1979年畢業。由於國家規定，凡屬大專畢業的學生必須先工作兩年才能再參加高考。就這樣，我與高考失之交臂，留在北醫三院工作直到出國為止。成全我上大學的夢想，倒是後來在美國實現的。
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造就了我，使我對自我的素描勾畫得更加完整、更加豐滿、更加趣味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