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老人院的生活、重返校園的那一年，我剛好36歲。
在美國，年齡從來就不會成為人們求學的障礙。任何人、任何年齡，只要你對獲得知識的願望仍舊那樣赤誠，那樣火熱，那樣渴望，你就永遠都有重返校園的權利和機會。
不同年齡、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人們走到一起，走進知識的樂園邊，其目的各不相同。年輕一代為了自立而求學，中年一代為了充實而求學；老年人則為了興趣而求學。
我重返校園的目的完全是想在我已有的基礎上，選一種更加理想或是更適合於我的專業。
美國學校對於外國學生的要求是先要選修三年的英文課，繼而才可以進入專業的學習。我在參加入學考試時，由於英文成績優秀而被允許將三年的英文課縮短為一年。
當時我的英文在聽說上都有了不小的進步，努力的重點放在讀寫上。任何一種語言的讀寫之間都有一種不可忽視的辯證關係。讀是寫的基礎，寫是讀的提高。讀得越多，思路和詞彙才會不斷地拓展和豐富，才會寫出更準確、更精彩的文章。反之，寫是讓語言消化、分解再合成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的訓練，語言才能融入人的血液中，才能成為運用自如的一種工具。有了這種工具，才能把閱讀引向更深的層次。
我在英文的讀與寫中，找到了無限的樂趣。
閱讀和寫作雖然是兩門課，但在美國大學裡往往是由同一個教授任教。這對師生之間的互動起了良好的作用。當年教我閱讀和寫作的是盧森教授。盧森教授四十多歲，留著一頭濃密的栗色短髮，眼裡全是耐心和理解的微笑。她上課時，無論是裙裝還是褲裝，都是一樣整潔、嫻雅，舉手投足間透著十足的信心、幹練和富於經驗。她曾獲得語言學和教育學兩項碩士學位，在校執教二十多年，一直從事外國學生的英語入門教學。她像一條輸送帶，把來自天南地北的外國學生送向美國社會的廣闊天地，默默無聞，卻舉足輕重。
盧森教授的課堂是嚴格的。無論學生們在大千世界裡應用何種語言，只要一走進她的課堂，所有的人都必須隨時隨地用英文交談，除非你不開口，一開口，哪怕是一字一句，也得說英文，這讓學生們自然而然地養成用英文思維的良好習慣。
盧森的課堂是有趣的。她的教學從來都是力求理論和生活相結合。在閱讀課上，她引進了大量的課外讀物，諸如世界名著和美國著名的雜誌等。她要求我們定時完成並上交一份讀書報告。由此，她可以進一步了解到我們每個學生的閱讀深度以及寫作表達能力。對學生來說，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提高閱讀速度、擴大詞彙量，同時也能拓展知識面和完善寫作技能。
盧森的課是成功的。她不習慣在課間回答學生的問題，除了專門的答疑輔導之外，她最喜歡的是學生們在課堂上暢所欲言，談笑風生。無奈大多數東方學生雖學習很刻苦，但是卻比較拘謹，對知識一知半解，不好意思高談闊論。為了調動每個學生參與的積極性，討論問題時，她把全班分成若干個小組，每組只有三四個學生，人人都有講英文的機會。每一個小組討論完之後，要上交一份由全組成員共同參與寫成的文章，並由各小組的成員輪流在全班演講，成績突出的可獲得盧森教授自己頒發的獎品。
除此之外，她還要求我們每周自選題目，寫一篇作文上交。這種方法的好處在於給每個學生充分的選擇權力，去寫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我在選修她的課時寫過一篇“悼念外公”的文章，受到了盧森教授的高度讚揚，還被選作範文發表在大學的校刊上。
當我的英文學習進到後期時，我開始考慮我的專業方向。我個人的立足點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醫學方面。除了我個人對這方面的興趣以外，最重要的是身處異國他鄉，在用第二種語言求學和與人共事中，最好有較強的相關的專業知識的基礎。因為對專業知識的牢固掌握，往往可以彌補語言上的欠缺，這對求學和工作無疑都是相當有益的。
最終，在眾多讓人眼花繚亂的專業中，我選中了牙醫助理這一行。
牙醫助理，作為一種專業，在美國大學裡設置了一系列的必修和選修課。課程大致分為牙醫醫學史、口腔解剖學和生理學、口腔胚胎學和組織學、口腔形態學、口腔微生物學和病理學、口腔疾病的傳染學和防護、口腔藥物學和麻醉、口腔材料學、口腔放射醫學、口腔內外科及小兒科的各種常見病的診斷、治療和護理。與之相關的選修課有營養學、心理學及突發性心髒病的急救法。上課時間兩年，之後有半年的臨床實習。
美國大學的特點之一是非常注重學生的動手能力。我們的學校裡就有為牙醫助理專業專門設置的一套形象逼真的牙醫助理的教學診所。診所內配備了牙科的各種用具、X光機和暗室等。在每個牙科座椅上坐著一個用橡膠做成的模擬病人。 “病人”口腔中的所有的牙齒都可以自由裝卸，以備教授講課時作各種示範動作和學生實習之用。我們反反复复地為假病人照X光片，在暗室裡自己沖洗出來，看效果如何。
兩年的學習讓我係統地掌握了有關牙醫助理工作的各種知識和技能，而後的半年實習使學到的知識和能力得到鞏固。
凡是在美國進修牙醫助理的學生，都必須經過半年的臨床實習，然後通過考核才能拿到證書。這半年的臨床實習不僅是校方要求的，對於畢業後能否順利找到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很多人明明博士畢業還要想辦法做幾年博士後。美國人永遠認為，光有理論而沒有實踐的人是沒有用的。很多美國牙醫在僱用牙醫助理時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過實際工作經驗。有工作經驗的比沒有的容易得到工作；工作經驗多的比少的容易得到工作。所有的牙醫助理學生都把這一段臨床實習看得非常之重要。
在這半年的關鍵時期，我遇到了一個讓我最頭疼的醫生——費希爾醫生。
費希爾醫生是個猶太人，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腔外科專業的高材生，以治療牙周病見長。畢業後，他一邊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一邊開私人診所。
她給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三十多歲的人，身高中等而偏瘦，眼睛雖說不上漂亮，卻有幾分神采，嘴角微微地向上翹著，樣子很是喜興。她著裝素淨淡雅，不施粉黛，動作靈敏活潑，說話的語速極快，與人相處隨便而不拘謹。她的私人門診部位於紐約市的高級住宅區裡，是一座兩層的小洋樓。樓上是她自家的住房，樓下則是一個很標準、寬敞、明淨的牙醫診所。她自己做老闆，手下有一個辦公室主任，一個牙醫醫士，以及一個牙醫助理。至於，我們這些實習學生，在她這裡都是一撥一撥流動的。
生活上，費希爾醫生是個單身女人，領養了一個四歲的小男孩兒。和她們母子同住的是費希爾醫生的一個遠房表姐。這位表姐比費希爾醫生的年齡要大很多，也是單身。她不懂醫，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專業特長，可她是個理財能手。所以費希爾醫生給了表姐一個辦公室主任的頭銜。兩人分工合作，一人行醫，一人管錢。
費希爾醫生平均每天有四到六個手術病人。口腔和其他外科手術實際上沒有很大區別，只是一個創傷面小一些，一個大一些。我作為一個牙醫助理實習生，參加了她的每個手術。在我眼裡，費希爾的每一例手術都做得相當漂亮，術後癒合也極好。
她的高超醫術對病人、對我這樣的助理而言，本該是件皆大歡喜的事，實際上並非如此。平日里費希爾醫生談笑風生，隨和爽快，可是一進手術室就變得神經質，緊張焦慮，敏感專橫，整個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她心情不佳的緣故。後來發現，例例手術她都是如此。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這樣？是她對自己的醫術缺乏信心呢？還是她根本就不喜歡這項工作？這樣日復一日地做下去，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承受心理壓力的。而更糟糕的是，她把這種壓力和神經質毫無保留地傳染給了我。
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凡事都希望有個最好的結局。當我了解了費希爾醫生的這種極端對立的性格時，我首先說服、調整我自己。每一次手術我都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含糊，總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可是很多時候努力也全然無用。我覺得自己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以為事情這樣處理就是最佳狀態了。但別人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看，就會覺得這事做得不夠圓滿或是漏洞百出。論口腔手術，費希爾醫生當然是權威，而我只是一個實習生。也正因為是這樣，在我已經盡力的情況下，如果說還有什麼不周之處，她可以好好地對我說。可她卻總是當著病人的面，對我大呼小叫，或是把牙醫器具故意摔在地上。
然而只要是手術一結束，她又馬上還原成平日的樣子。她從來也沒向我作過任何解釋，指導，或是道歉之類的事，仍舊和我說說笑笑的，就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但她這種情緒上大起大伏的變化搞得我心理上極不平衡。我也試著和她溝通過，可她卻說我做得挺好，下次她會盡量控制她的脾氣。可是她的話從來就沒真正實現過。
有一次，為了一點小事，我委屈極了，手術後便一個人躲在走廊裡哭鼻子。正好讓辦公室主任見到了。她一臉吃驚的樣子，問我怎麼了？我說了和費希爾醫生之間的“矛盾”。辦公室主任反倒笑了，她說：“嗨，你來的時間短，還不了解費希爾醫生的為人。她是個口嚴心慈的人。她的許多做法其實都是對事不對人的。她每次做手術時，都覺得壓力特別大，所以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她不光是對你，對別的助理也是一樣的。你別往心裡去。”我說：“無論如何，她這樣做，對我是不公平的。”辦公室主任擁抱著我說：“我知道！我知道！下次再有委屈，就找我，我替你出氣！”
日子就這樣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手術中過去了，轉眼之間，我的半年實習生活就要結束了。一天下午，辦公室主任忽然找我，我以為又“犯”了什麼大事了呢！沒想到，她說：“你的實習很快就要結束了，費希爾醫生很想正式聘用你作她的助理，她委託我來問問你的意見。”我聽了以後，心裡既驚奇又好笑，我沒說什麼，只是婉言謝絕了。在費希爾醫生那裡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有醫術上的，也有為人處事上的。
在美國做個好護士，情商的高低往往比智商的高低顯得更重要。護士本身的工作是一種熟練工種，熟能生巧，人人都會做。但是要與不同性格的醫生之間搞好協作關係，那才是一門真正的學問。
實習完了，我參加了校內的各門考試。在取得了學校的畢業證書之後，我又參加了全國統一的牙醫助理的考核及心血管急救的考核，並得到了這兩項的證書。當我拿到了上述三種證書之後，我才算完完全全地準備好了，具備了到市場上去尋找工作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