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五、門板也擋不住的“好事”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在這之前，批判極左思潮主要是在經濟領域和落實幹部政策方面進行，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是，從7月中下旬起，當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文教、科技界之後，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擾。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僅是因為這些單位和部門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首當其衝，並長期為江青等人所嚴密控制；同時也是由於生產“精神食糧”工作者的特性，決定了這場鬥爭的難度。對於經歷了數年動亂之苦的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思想認識上的顧慮和障礙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的。例如，1971年經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的“兩個估計”（即“解放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原有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如同兩副巨大的精神枷鎖，令廣大教師透不過氣來。
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時任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校長）的周培源直接上書周恩來總理，向中央反映了該校教師中的各種思想狀況，引起周恩來的高度重視。
8月初，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次大型會議上提出：各單位都要好好批透極左思潮；“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他特別重申：“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
隨即，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從教育、科技、宣傳等部門入手，具體幫助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力排干擾，掃除障礙，推動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深入。
周恩來親自領導和推動各個領域、各個單位批判極左思潮的舉動，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一伙的極大恐慌和仇恨。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測地一連幾次刪去由周恩來審定的國慶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的批極左的文章橫加指責，無限上綱，稱之為“一股修正主義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上，江青、張春橋又再次對“批判極左思潮”發出詰難，他們竟然揮筆質問周恩來：“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云云。實際上是挑明了這場鬥爭的實質，即：批極左不是維護“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當周恩來與江青一夥之間在批極左問題上的鬥爭相持不下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出面對爭論作出裁定，提出：極左思潮要“少批一點”，當前主要應該批林彪的“極右實質”。
至此，周恩來領導推進的持續了一年多時間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便被迫中斷。
從事情的內在聯繫上看，周恩來領導推進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和鄧小平復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對周恩來而言，“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廣大老幹部，落實黨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鄧小平的複出，無疑也將對這場鬥爭產生極為有利的巨大影響。
而對江青一夥來說，凡是不利於“文化大革命”名聲的事情，都必須堅決反對，其中，不僅包括批判極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大批老幹部，特別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隨著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起伏，在“解放”鄧小平的問題上，便悄悄地集中了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上的種種矛盾和衝突。這樣，雖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澤東關於鄧小平的評價和批語），周恩來也抓緊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終因江青等人的消極態度而難以很快取得結果。
在批判極左思潮不斷受阻的情況下，“解放”鄧小平這件事似乎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
就在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語被“擱置”了4個月之後，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幹部審查工作的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及毛澤東於“昨晚”（12月17日）談及譚震林——這位1967年“大鬧懷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時，又刻意提到鄧小平。
從字面上看，毛澤東“昨晚”的談話中未必提及鄧的問題；而周恩來信中卻強調毛過去“曾提過幾次”，其中，自然包括4個月前他對鄧小平來信作的長達200字的批語。周恩來之所以在此時舊事重提，要求“考慮”鄧小平的工作問題，恰恰表明這件事情同批判極左思潮之間存在的曲折而又微妙的聯繫。
就在周恩來寫這封信的當天下午，他又約紀、汪二人談話，具體商議信中所談問題。 27日，紀、汪就安排鄧小平、譚震林工作事向周恩來寫出書面報告，建議鄧回京後仍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周恩來看後表示：譚安排事可先辦，鄧的工作待請示主席後再定。他十分清楚，鄧小平復職事關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人的阻撓，這件事非由毛澤東親自作出決斷不可，否則難以落實。
正是從周恩來寫這封信的時候開始，“批判極左思潮”的字眼從他本人的口頭上和文字上消失了。但是，周恩來卻在思想上、行動上繼續堅持肅清極左路線流毒的工作。他採取一系列具體措施，解除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幹部的審查和囚禁，抓緊治療他們的疾病，恢復他們的健康。這些已成為這一時期周恩來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經毛澤東批准，“文化大革命”中屢遭批判的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聖、葉飛、蔣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面，或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了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先後復出、復職。
以上工作的進展並非一帆風順。當年目睹周恩來為“解放”老幹部日夜操勞、鬥智斗勇的葉劍英元帥，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感慨賦詩：“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感謝牽騾人，驅馱赴前敵。”
對於“解放”老幹部，周恩來曾作過這樣的解釋：“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杆'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了。”
“從上到下”，最“上頭”為誰？此非鄧小平莫屬。自毛澤東作出關於鄧小平的“八·一四”批示後，周恩來原本打算先樹起這一最大的“標杆”，以明確政策，“解放”一大片。而當批判極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難點”後，他不得不繞開“難度大的”，走“先易後難”之路；即選擇“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繼而打開全局。
在南昌郊區謫居的鄧小平，曾講過一句四川老家的俗語：“好事來了，門板也擋不住！”
經過周恩來的不懈努力，歷史終於叩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