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六、周恩來親筆起草鄧小平復職的中央文件

1973年2月，鄧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當然，這也許是一貫沉穩而不動聲色的鄧小平早在預料之內的事情了。幾天后，鄧小平攜全家登上北上的列車，離開伴他度過了整整三年多時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將軍樓”。離別之際，68歲的鄧小平留下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我還可以乾20年！” “文化大革命”的磨難，沒有把鄧小平整垮，更沒有使他屈服。他後來回顧這段經歷時講：“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我是樂觀主義者，相信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就我個人內心來說，對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實證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來了並很快委託我非常重要的任務。”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式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回京後的住所；並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儘管政治局內充滿了鬥爭，然而最終的結果還是產生了，它體現在3月9日晚周恩來親自起草的給毛澤東的報告裡：“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問題，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過，並在主席處開會時報告過。現在小平同誌已回北京。為在全國樹立這樣一位高級標兵，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顯而易見，周恩來鄭重地寫出這些話，是為了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恢復鄧小平的聲譽，便於他復出後重新工作。

隨即，周恩來將批件和附件送給在京鄧小平，徵求他本人的意見。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決定》的當天，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週，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 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呢？ 自1971年林彪事件後，在親自領導推動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一直夜以繼日地超負荷工作，致使身體每況愈下，多次出現便血症狀。第二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誡。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並不在意，仍堅守崗位，抱病操勞。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28日，周恩來身體稍有康復，便與李先念等在北京西郊玉泉山會見鄧小平。第二天，周恩來致信毛澤東：“他（鄧）的精神、身體都好。29、30兩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處開政治局會，到時當約小平同志同來見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來陪同下，毛澤東在中南海住地會見鄧小平。這是他們經過6年多之後的再次見面。兩人握手時，毛對鄧講了八個字：“努力工作，保護身體。”看到鄧仍像過去一樣健康、樂觀，毛澤東十分高興。 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商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會後，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4月初，周恩來、鄧穎超在玉泉山與鄧小平、卓琳夫婦晤面，並共進晚餐。據鄧小平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 4月12日，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由柬解放區返回北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盛大國宴為親王一行接風。這個新安排的外事活動，把鄧小平“露面”的時間又提前了一個星期。這就是本文開篇所描述的“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的那一幕場景。 之後，鄧小平開始參加國務院業務會議，行使國務院副總理之職。據不完全統計，從1973年4月起至這年年底，鄧參加和主持的各種內外事活動達140餘場，平均每週3-4場。 5月下旬，鄧小平出席由周恩來主持的為籌備黨的十大而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向與會者強調：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會議，同樣情況的，還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會議。這裡講的“其他一些人”，是指“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在鄧小平復職前後被“解放”的一批老幹部。

同年8月，鄧小平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期間，周恩來在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出席的會議上特別提及：鄧小平同志說過，有的老同志身體不好，可以做顧問。毛主席對小平同志的意見很重視，提出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他當主席。關於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這件事，儘管在當時條件下未能也不可能實現，但周恩來卻在這樣一個場合裡，向大家展示了鄧小平的魄力和能力，特別是毛澤東對鄧復出後第一次發表“政見”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 在外交場合，周恩來把話說得更透。這年秋天，他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外地參觀時，向他們介紹鄧小平說：“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領導人！”

中共十大後，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提議，表示可以“考慮”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這是鄧小平復出後，毛第一次考慮由鄧同時集中央黨、政、軍三要職於一身的問題。 12月中旬，毛澤東終於下了決心，拍板定案：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是國務院副總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全體政治局成員的面，高聲說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請回來的，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小平同志進政治局，是給政治局添了一位'秘書長'。” 毛澤東還當場送給鄧小平8個字：“柔中有剛，綿里藏針。” 12月22日，病勢沉重而心情放鬆的周恩來，逐字逐句地寫下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的全文：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撐了整整8年的周恩來，終於如釋重負地鬆下一口氣。 1973年鄧小平的複出，對當時以及後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作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重新出來工作，必然會引起人們對過去許多問題的重新認識，包括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與反思，所產生的影響和震動都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1972年5月周恩來已被確診患癌症。儘管他仍繼續主持極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狀況日趨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能統籌全局、具有治國能力和豐富經驗的人來協助他工作，並在必要時可以接替他的職務。毛澤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江青等人根本就不是治國安邦的料。他決策鄧小平復出並擔任要職，表明他最終對於老一輩革命家的信任和倚重。最後，鄧小平於“文化大革命”中期復出，並逐步在中央黨政軍高層集要職於一身，這就大大加強了黨內健康力量，對於後來老一輩革命家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反复鬥爭，對於在四屆人大上建立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對於1975年鄧小平領導的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頓，特別是對於1976年清明爆發的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舉國震撼的“四五運動”，都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