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四、峰迴路轉的1972年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隨著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荒漠裡的一聲猛烈爆炸，歷史宣告了林彪集團——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徹底覆亡。在處置驚心動魄的林彪事件期間，周恩來以其畢生所鑄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誠，全力輔助毛澤東，保護毛澤東。此後，在江西鄧小平一家的處境也開始明顯改善。 同年11月5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相當“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傳達。這時已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後50余天了。對此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飽經風雨的鄧小平只對家人說了8個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林彪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實際上是對經歷了5年多劫難的黨和國家的創傷做某些癒合工作，是一次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錯誤的初步糾正。就在領導和推動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給予極大的關注，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1972年1月6日，長期受林彪一夥迫害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不幸病逝。 1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由於毛澤東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聲稱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劃出了自己的“對立面”。 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此時，歷經5年動亂時光、已是力不從心的他，自然希望這些老同志能早日得到“解放”，出來工作。

於是，周恩來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與此同時，周恩來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將毛澤東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地一個會議的代表時，當著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確講到鄧小平的問題。他指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這裡，周恩來又進了一步：他直接將鄧小平劃到了林彪一伙的對立面，實際上等於說，鄧也是屬於毛澤東所說的“我們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審定的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其中寫道：“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採取教育為主的方針。”“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這些文字，在當時都是有很強的針對性的。 據鄧小平女兒毛毛撰文回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家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逐步好轉。一天，新上任不久的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黃知真前來看望我的父親，傳達了中央關於恢復他黨的組織生活的通知。隨後，中央又批准父親提出的關於讓他大兒子鄧樸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4月下旬，毛毛在北京見到“鬍子叔叔”王震。王告訴她：“毛主席說你爸爸是人民內部矛盾。告訴你爸爸，他的問題一定要解決。我要去找周總理，我也要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信。你爸爸應該出來工作！”“五一”節過後，毛毛即刻趕回江西，向鄧小平轉述了王震的話。 8月初，鄧小平不失時機地致信毛澤東，毛很快作出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篇至關重要的批語。

照理說，鄧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這時，一向令人難以捉摸的中國的政治風向突然又發生了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