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三、“鄧小平專案組”壽終正寢

1969年秋天，因頻繁的邊境武裝衝突引發中蘇兩國關係驟然緊張。林彪於10月中旬發出關於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的“一號命令”，國內包括首都北京進入臨戰狀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對駐京黨政軍機關和在京老同志作出統一“戰備疏散”的安排。其中，決定將仍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讓鄧小平在有限的範圍內半勞動、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號命令”下達的同時，周恩來接連從北京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對鄧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別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會負責人原擬將鄧安置贛州的意見，指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區，生活條件較差，故將鄧一家安排在這裡不妥。隨後，周恩來提出具體建議：應選擇南昌市郊為宜，所住房子也應是一幢兩層的樓房，樓上是鄧夫婦居住，樓下為工作人員住，並且最好是獨門獨院，既能出來散步，又能保證安全。

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江西省革委會撤回了原來的安排，最後將鄧小平一家安置在位於南昌市郊新建縣望城崗的一套某步兵學校校長（少將）的住宅（通稱“將軍樓”），其條件基本符合周恩來提出的那些條件。而鄧小平“下放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也離其住處不遠。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會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實，在北京的周恩來心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 10月20日，鄧小平夫婦等乘飛機離京直飛南昌。從此開始了半勞動、半讀書的“謫居”生活。 打這以後，為國內外紛繁事務纏身的周恩來，一直惦念著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鄧小平一家。 一年後的1970年秋，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林彪一夥為搶班奪權而大鬧廬山。為此，毛澤東寫下《我的一點意見》，批判了追隨林彪的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進而揭露了林彪集團的宗派活動。

廬山會議期間，實際上起著“秘書長”作用的周恩來異常忙碌、緊張。陳伯達等人事發後，他曾連續工作達30多個小時未合眼；終因過度疲勞導致心髒病發作，在場醫務人員立即進行搶救。 …… 在如此緊張的環境中，周恩來想起了住在離廬山不遠的鄧小平——這位23歲就擔任中央秘書長的辦事果決、舉重若輕的老戰友。 一天，他對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這裡（指江西）現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叫鄭淑雲（曾是周恩來的保健護士，當時在衛生部江西”五·七“幹校）；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尚羽翼豐滿、權力炙手可熱的1970年秋天，周恩來直呼還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見這時鄧在周心目中所佔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在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還採取了一個果斷舉措，讓成立了兩年多的“鄧小平專案組”壽終正寢了。 1970年11月28日，自成立以來一直無功可邀的“鄧小平專案組”給康生、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寫了一份報告，請求到有關部門繼續查找鄧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納叛”等問題。而此時吳法憲因廬山會議問題剛剛挨了毛澤東的批評，不敢輕舉妄動，便將報告轉送周恩來和汪東興。幾天后，“專案組”看到批回的報告上豁然寫著周恩來的一段批語：“東興同志，這全部是公開文件，請你考慮是否需全部調閱。我記得在下放鄧小平、譚震林時，已將兩人從專案組撤銷。” 周恩來所批這些看似委婉、實則尖銳的話語，令“鄧專案組”成員們大失所望，沮喪不已。原來在一年多前，鄧小平就與“專案組”無關了，可作為“專案組”的成員竟然毫不知情，還在賣力地四處查找鄧的各種“問題”。這是一件多麼滑稽可笑的事情！儘管如此，“專案組”的成員仍不死心，他們又向黃永勝、吳法憲等寫出一份“討教”報告，內中小心翼翼地試探性問道：“如已決定鄧小平專案組撤銷，我們對鄧的審查工作立即結束，是否也就不再送呈鄧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納叛的線索報告了？”作為對這件報告的“回應”，同年12月24日，吳法憲的秘書來到“專案組”，向全體人員宣布：“你們送上來的關於鄧小平問題的報告和總理對前一個報告的批文，首長們都看了。首長叫給你們說一下，報告不要再送了，鄧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

由此，“鄧小平專案組”便不宣而散。而那件“探討”性的報告，也成了“專案組”解散前的最後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