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二、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
在打開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中美關係開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長期處於對抗狀態的中美關係迅即出現戲劇性的轉折，是許多人沒有料想到的。其實，它是整個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這時的蘇聯，正咄咄逼人地向外擴展勢力。而面臨各種威脅的中國，實際上已成為國際間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在美國看來，改善中美關係可以增強它同蘇聯抗衡的力量。在中國看來，改善中美關係可以適應抗禦蘇聯威脅的需要，有助於逐步解決台灣問題，也便於擴大中國的國際交往。但是，要實現這一點是非常不易的，尤其需要政治家們善於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外交時機”。
1969年12月3日，在波蘭首都華沙文化宮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表演會上，怀揣“使命”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看到“中國代辦”（實為使館二秘）離席，便尾隨跟出，試圖同中方搭話。不料“中國代辦”卻走出會場，坐進轎車，準備離開。情急中美國大使不顧外交禮儀，一把拉住中方譯員，用波蘭語說：他得到華盛頓的指示，準備恢復同中國大使館的聯繫。中方譯員有禮貌地答應代為轉達後，便匆匆離去。
事情發生在華沙，並不是偶然的。長期以來，華沙一直是中美兩國進行官方正式接觸的地方。 1955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就在這裡舉行。 1967年3月，已經進行了130多次的中美華沙會談暫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觸的渠道也隨即中斷。 1969年1月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向中國方面發出一系列“信息”，表示願意同中國對話，並多次聲明將把改善美中關係作為美國政府的外交目標之一。對此，中方一概報以“沉默”，以靜觀美方動態。同年9月中蘇兩國總理的北京機場會晤以及隨後舉行的中蘇邊界問題談判，促使美方下決心加快美中接觸的步伐，有所“醒悟”的尼克松本人更急於同中國高層直接對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美國大使追趕中國外交官的一幕。
當天晚上，周恩來便看到發自中國駐波蘭大使館的電文。他立刻報告毛澤東：“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到敲門磚了。”在這以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敏銳地察覺到尼克鬆發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號，包括美國政府宣布放寬對華貿易限制、反對蘇聯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國的建議、下令停止美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邏等。波蘭事發的半個月前，周恩來曾致信毛澤東：“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
12月4日，周恩來批准外交部關於釋放兩名乘遊艇進入中國海域的美國人的報告，並通知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這也是中方給美方的一個回應信號。幾天以後，斯托塞爾應邀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同中國代辦雷陽會晤，成為第一位進入“紅色中國”大使館的美國駐外大使。 12日，周恩來將有關中美華沙會晤的三份電文轉報毛澤東，提出：中美接觸一事，“擬擱一下看看各方反應，再定如何回答”。同日，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要他轉告葉海亞總統：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觸，盡可利用官方渠道。 12月底，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反复考慮，終於批准恢復中斷了近3年的中美華沙會談。
重新恢復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定於1970年1月20日在華沙舉行。會談前，周恩來逐字逐句地審閱修改中方的發言稿，並且註明：在我方發言後，美方如重提美與台灣有條約關係，我應以“美蔣條約”是全中國人民所不承認作答；美方如詢更高級會談或其他途徑何所指，可答以美國政府如對此感興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級會談中雙方商定出方案。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會談的關鍵所在。恰當地處理這個問題，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也是無法迴避的實質問題。周恩來認為有必要向美方特別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的這一立場。還在考慮恢復中美華沙會談的時候，他就對幫助實現中美接觸的巴基斯坦大使表示：當前國際事務錯綜複雜，中美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對美關係，中國的立場一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二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去。感謝葉海亞總統把中國的這一立場說得很清楚。 2月中旬，經過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的華沙會談中方發言稿中又提出：“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問題，中國政府願予接待。”這裡說的“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問題”，主要是指台灣問題。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傳來美方口信：尼克松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以便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保證完全的自由的決斷”。周恩來一看就明白了。他閱後批道：“尼克松想採取對巴黎談判（指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而這以後，事情發生了一些波折：因美國支持柬埔寨朗諾集團發動的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美國軍隊繼而入侵柬埔寨，激起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高潮。為了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中國方面連續兩次推遲中美華沙會談。 6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決定把美國軍隊撤出柬埔寨。 10月初，尼克松接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隨後，借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宴會的機會，尼克松“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並私下托羅領導人將希望美中進行高級接觸的“口信”轉達給中方。
同年11月5日，周恩來會見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時，明確指出影響中美關係的“癥結”所在：中美談判從1955年開始到現在，沒有解決什麼問題。為要解決問題，現在就要談台灣問題，就是美國武裝侵略和占領了台灣及台灣海峽。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談判的態度和方針不會改變，應該改變的是美國政府。我們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
幾天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來華訪問，並帶來尼克松關於準備派他的高級助手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同中國相應代表對話的口信。不久，從羅馬尼亞方面也傳來類似信息。尼克松儘管一再表示願意同中方進行高級會晤，卻對中方多次表明的解決中美關係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仍避而不談。 11月14日，周恩來回答葉海亞時重申：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佔領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一直願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談了15年還沒有結果。現在，尼克松總統表示要走向同中國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
周恩來在這裡再次挑明：中美高級會晤首先要談台灣問題，中方在台灣問題上不會讓步。鑑於這種情況，一直試圖“繞過”台灣問題的美方只得含糊其辭地答復中方：美中代表會談不應限於討論台灣問題……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他的老朋友斯諾。他告訴斯諾：尼克松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於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 25日，《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斯諾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方透露了毛澤東贊成中美實現高層對話的“信息”。尼克鬆後來回憶，毛澤東同斯諾所談歡迎他訪華的內容，“我們在幾天后就知道了”。
這樣，舉行中美高級會晤的條件已漸趨成熟，等待著實現一次重大突破。
1971年1月29日，是農曆正月初三。在中南海西花廳內，周恩來正同參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協會會談紀要的中方人員談話。看過他們草擬的紀要文本後，周恩來皺起眉頭，批評道：“後藤鉀二的會談紀要草案已經很好了嘛！後藤先生很早就想來中國，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也太過分了。”接著，他又焦慮地說：“你們不要那麼'左'嘛！”
後藤鉀二是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鑑於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即將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他專程來華邀請在世界乒壇享有盛譽的中國乒乓球隊前往參加賽事。後藤提出的作為兩國乒乓球協會會談基礎的文本中，本來已包括應當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內容，即：一、反對“兩個中國”；二、爭取恢復邦交；三、促進中日友好。但會談時，中方代表卻堅持要把台灣問題寫入紀要，並主張將“政治三原則”的文字放在紀要的第一條。這時中日關係還沒有正常化，日本國內情況也比較複雜，後藤感到為難，希望中方能夠理解他的處境。由於雙方相持不下，紀要一時難以定稿。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把中方會談人員找來，嚴肅地批評了他們的做法，指出：會談要看對象，台灣問題在這裡沒有必要提，你們不要給後藤先生出難題。 “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還是按日方原來提的，放在紀要第二條。
在周恩來直接指導下，中日乒乓球協會會談紀要於2月1日在北京簽字。隨後，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組成，並正式向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組委會報名參賽。
長期以來，中國乒乓球隊一直受到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他多次設家宴招待出國參賽的隊員和教練員，為他們接風洗塵。他說：“我請你們到我家吃飯，錢我出，但要自帶糧票。”席間周恩來和大家談笑風生。飯後，他有時還要跟大家一起打乒乓球。 1965年，中國乒乓球隊的健兒在南斯拉夫舉行的第28屆世乒賽上再創佳績，一連奪得5項冠軍，令世界乒壇為之震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體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出國參賽也被取消，中國乒乓球選手失去了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的機會。
1969年10月，在一次觀看體育表演時，周恩來向國家體委軍管會和體育院校軍宣隊負責人了解運動員的思想、訓練、生活情況。當聽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國參賽說成“為帝、修、反抬轎子”，搞“投降主義”、“賣國主義”，把在國際比賽中為國家爭得榮譽的運動員說成是“修正主義苗子”時，他氣憤地批駁：“出國比賽，這是為祖國爭光嘛！有人不要愛國主義，我們還要愛國主義！”談到“文化大革命”中體育隊伍的現狀時，周恩來十分關切地說：有名的運動員大多被關起來了，就和勞動模範一樣。告訴他們，要經得起考驗。運動員絕大多數是好的，是毛澤東思想培育起來的，是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我們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為社會主義祖國爭光，為國家出力，總還是好事嘛！不久，周恩來又詢問起乒乓球運動員的學習、訓練情況，提出：要抓緊訓練，恢復技術。
1971年3月中旬，中國乒乓球隊各項參賽工作準備完畢。 14日夜，周恩來召集外交部、國家體委等部門負責人會議，聽取關於中國隊赴日參賽問題的匯報。這時，體委內部又出現去和不去兩種不同意見，不贊成去的還佔多數，理由是國外有幾股敵對勢力想破壞中國隊的參賽，去了危險性很大。周恩來沉思片刻後說：“不去怎麼能行？我們怎麼能不守信用呢？”接著，他耐心地闡明派隊參賽的理由，果斷地說：“我們信守諾言，參加第31屆世乒賽。”他邊說邊抽出筆，當場給毛澤東寫報告，提出：此次出國參賽，已成為一次嚴重的國際鬥爭；我方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即使輸了也不要緊，反正政治上佔了上風。寫完後，馬上要秘書將報告發出。 15日一早，毛澤東的批示傳到體委：“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國乒乓球隊如期赴日參賽，“寶刀”不老的中國男女隊員一舉榮獲4項冠軍，其銳氣不減當年。在短短幾天時間裡，中國運動員還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運動員進行了友好接觸，表現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風貌。由此，在日參賽的美國乒乓球隊向中方提出了訪華的請求。
4月3日，外交部、國家體委就美國隊訪華問題寫報告給周恩來，認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第二天，周恩來將報告送毛澤東審批。經過反复考慮，毛澤東在7日作出邀請美隊訪華的決定。周恩來立刻告訴外交部電話通知在日本的中國代表團，正式向美方發出邀請。當中國代表團負責人在名古屋宣布這一富有像徵性含義的消息後，立刻引起轟動，日本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登出消息，報導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周恩來興奮地在轉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上寫道：“電話傳過去後，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31屆國際比賽的消息。”當晚，周恩來興奮地向出席全國旅遊和援外工作會議的代表宣布：“從今天起，我們展開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中國乒乓球隊開始。……”
消息也很快傳到美國白宮。中方導演的“乒乓外交”的傑作，令白宮的主人欽佩不已。尼克鬆後來承認：這是以美方“完全沒有料到的方式出現了一個突破”。
一周以後，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剛剛來到中國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他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會見中，美國隊員格倫·科恩向周恩來詢問他對美國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恩來坦誠地回答：“現在世界青年對現狀有點不滿，想尋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動時會表現為各種形式。但各種表現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類發展來看，一個普遍真理最後總要被人們去認識的，和自然界的規律一樣。我們贊成任何青年都有這種探討的要求，這是好事。要通過自己的實踐認識。但是有一點，總要找到大多數人的共同性，這就可以使人類的大多數得到發展，得到進步，得到幸福。”
作為東方大國的總理，周恩來的好客、謙遜和睿智的風度，給第一次來到這塊被認為是“神秘國土”的美國人以良好、深刻的印象，並引起全世界輿論的關注。
“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動地球”的戲劇性效果，加快了實現中美高級接觸的進程。
1971年4月21日，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向美國政府遞交《周恩來總理給尼克松總統的口信》：“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4月底，尼克松獲悉《口信》後，先以口頭方式回復中方，表示接受邀請。 5月17日，美方又通過巴基斯坦駐美大使正式答復中方：尼克松總統“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並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後來中國。”
儘管美方仍在迴避中美會談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但它明白這個問題在會談時是無法迴避的，並在來華的具體日程中做了安排，表現出積極認真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方面開始就中美會談的方針進行準備。
5月25日，周恩來召集外交部核心領導成員開會，研究尼克鬆的答复口信。第二天，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會談的方針問題。會後，周恩來親筆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 《報告》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美關係演變的過程，估計了同基辛格的預備性會談和尼克鬆的訪問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並擬出相應的對策。 《報告》的核心內容，仍舊是台灣問題，即：
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限期從中國台灣省和台灣海峽撤走；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美國如欲同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29日，毛澤東批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鬆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同中國領導人舉行秘密會晤。 6月2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後興高采烈，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從這時候起，周恩來為準備同基辛格會談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約外交部等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討論會談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況，並對禮賓、民航、安全保密等問題做出周到細緻的部署。談到這次中美會談的意義時，他說：這是中美交往中斷了20年後第一次重要的高級會晤，這說明了美國封鎖敵視中國政策的完全失敗。為了擺脫被動局面，美國不得不放下一貫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來與我們會談；不是我們有求於他們，而首先是他們有求於我們。我們應該本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這次工作。
7月9日中午，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有關人員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飛機秘密抵京。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個小時。在這期間，73歲的周恩來同這位48歲的博士舉行了6次總計17小時的會談。雙方著重就台灣問題以及尼克松訪華時間等進行磋商。周恩來重申：台灣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必須限期撤走駐台美軍，必須廢除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基辛格表示：美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希望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美國不再與中國為敵，並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逐步減少駐台美軍；美蔣共同防禦條約歷史可以解決。雙方商定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5月前訪華，並確定中美之間今後改用巴黎的秘密聯絡渠道。
基辛格在後來的回憶錄裡，談到周恩來在這次會見中給他留下的印象：“他是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他精通哲學、熟諳往事，長於歷史分析，足智多謀，談吐機智而有風趣，樣樣都卓越超群。他對於情況的了解，特別是美國的情況，也包括我個人的背景，瞭如指掌，簡直令人吃驚。他的一言一行幾乎都是有明確目的的。”“簡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窮，聰慧過人，機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的選擇。”“中國和美國在70年代初謀求和解，這是世界環境所決定的。但事情來得這樣快，發展又如此順利，則是由於中國總理的光輝品格和遠見卓識起了不小的作用。”
11日午後，基辛格一行乘機返回巴基斯坦。兩天前還對此行“不摸底、心中惶惶不安”的基辛格，到這時終於鬆了一口氣，認為此次訪華成果“超過了原來的期望，圓滿地完成了所承擔的秘密使命”。
7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關於基辛格訪華公告，宣布尼克松訪華的消息。這條不足200字的公告，立刻震動了全世界，成了“本世紀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聞之一”。然而，這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中美雙方在台灣這個關鍵性問題上還要有若干回合的“交鋒”。
中美公告發表3天后，外交部就掌握中美關係的方針問題發給各駐外機構一份《通報》。這份經周恩來審閱修改的文件強調：在處理中美關係以及其他國際事務方面，“將堅持既定的原則立場，絕不會拿原則做交易”。同一天，周恩來接見法國議會代表團時，進一步闡明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中美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不是沒有障礙的。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又說，聯合國祇要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者類似的形式，我們就不去，堅決不去。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百般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得這一席位長期被在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所竊據。建國20多年來，周恩來始終不渝地為爭取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而努力。 1970年第25屆聯合國大會上，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獲得半數以上國家的讚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數而仍未能通過。在形勢越來越有利於中國的情況下，周恩來向美國友人斯諾表示：如果聯大會議通過贊成我們的合法席位，同時驅逐台灣，當然我們對此要進行考慮。
作為美國方面來說，由於形勢的發展變化，已使它越來越難以操縱聯合國。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變過去的政策，承認台灣屬於中國，甚至表示要在聯合國支持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但同時又反對驅逐台灣當局的代表。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主張在聯合國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1971年8月2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發表《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的聲明》，將“兩個中國”的方案公開拋出。以後，美、日等國又提出所謂“重要問題案”和“雙重代表權案”，力圖保持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
周恩來十分關注26屆聯大的情況。 8月21日，他召集黨、政、軍系統外事部門負責人會議，宣講外交部批駁美國政府提案的聲明。會上，他詢問與會者：美國為了在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曾經同哪些國家開會？到會的外事幹部大多回答不出。周恩來生氣地批評道：我真有點惱火！你們報紙也不看，《參考》也不看，外交戰線這個樣子不行啊。隨後，他逐一舉出這20個國家的名字，並且分析說：從這個名單裡，可以看出美國國際地位的下降。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為尼克松總統訪華作基本安排”第二次來華。才處理完林彪叛逃事件不久的周恩來，顧不上已持續一個多月的緊張和疲憊，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繁重的外交事務當中。根據美方要求，這次中美會談將同時安排各種級別的對口會談和有關活動。為此，周恩來事先逐一審定和落實了外交部提出的各項方案。
基辛格訪華的一周內，周恩來同他進行了10次會談，除商定尼克松訪華日期和討論其他國際問題外，雙方主要就尼克松訪華的中美聯合公報交換意見。事前，美方並沒有說要發表聯合公報，中方沒有預做準備。當周恩來看過美方提出的公報草案後，表示不能接受，因為這個公報草案仍沿襲一般聯合公報的寫法，掩蓋彼此之間的分歧，迴避實質性的問題，是一個用漂亮辭藻粉飾起來的貌似雙方觀點一致的公報。儘管這樣，周恩來也沒有否認美方草案中的某些可取之處。他指示有關人員起草對案，提議：可以按照過去同蔣介石達成協議的辦法，各說各的，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收美方可取之處，寫出雙方的共同點，以便共同遵循。
在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後，中方起草出一份“各說各的”公報稿，其中將美方意見空出留待他們自己寫。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對案“用詞尖銳”、“立場都是以最不妥協的詞句提出來的”，覺得難以接受。但冷靜下來仔細研究後，發現這種“獨出心裁”的方式恰好能夠解決他們的“難題”。經過反復會談，美方終於同意中方關於聯合公報的起草原則和基本內容，並提出修正方案和補充意見。 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這樣，遵循周恩來提出的“各說各的”原則創造出來的這種奇特的、“過去沒有過的”外交公報草案，便成為外交公報中的一篇成功的傑作，它使得基辛格再次感到“不虛此行”。
當基辛格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一件他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的表決結果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台灣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表決剛一結束，紐約聯合國會議廳裡一片歡騰，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從四面響起，一浪高過一浪，此起彼伏，經久不息。支持中國的代表們起立，高舉雙手用不同的語言歡呼：“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與會場裡的熱烈氣氛形成鮮明對照，台灣當局的“代表”在尷尬地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率領他手下的一幫人灰溜溜地離開會場。新聞媒介評論道：“中國是在自己不在場的情況下，受到聯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的祝福，被賦予揮動巨手進入聯合國的權利，使聯合國發生根本變化。”
20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現在聯合國大廈。在紛紛登台致詞歡迎中國代表團的發言者裡，以亞、非、拉地區國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們一篇篇熱情洋溢的講話，表達了這些國家對新中國的真摯感情。在他們的心目中，作為有著世界最多人口大國的中國，處處和他們平等相待，這同一些西方大國的所作所為形成鮮明的對照。對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來說，這種真誠如朋友的關係，正是通過接觸周恩來本人所感受到的。 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緬甸總統奈溫在悼文中深情地說：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週總理“總是平等待人”；“世界大國中，特別是超級大國中，若能出現更多像周恩來總理那樣能給予同情和諒解精神的領導人，這個世界該多麼好啊！”
新中國如此迅速地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國領導人的意料之外。聯大通過表決後不久，周恩來向一位美國友人表示：那天聯合國的表決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們的意料，也出乎美國的意料。我們沒有派一個人去聯大活動，而且提案國是由地中海兩岸的兩個國家帶頭的。這麼多的國家對我們寄予希望，我們感謝他們。
第二天，周恩來又對來訪的日本客人講：這麼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註意，我們沒有準備好是事實。它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在聯合國美國的指揮棒不靈了。這次表決的結果是違反美國的意願的，也是違反一向追隨美國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願的。我們不能不重視這一表決的精神，因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願望。
新中國在第26屆聯大上的勝利，歸根到底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的勝利；同時，也是美國及其追隨者長期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政策的失敗。這個事實，又反過來促使更多國家謀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為此，毛澤東、周恩來順應潮流，因勢利導，牢牢地把握住這一歷史契機，加速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
1971年11月30日，新華社受權發表公告宣布：中美兩國政府商定，尼克松總統將於1972年2月21日開始對中國訪問。從這時起，周恩來直接領導和部署接待尼克鬆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宣傳教育、安全保密、新聞報導等等，他都親自研究佈置，逐一落實。
在中美兩國關係史上，第一次美國總統來華訪問，是舉世矚目的大事。由於缺乏經驗，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國際上產生不利影響。周恩來首先明確地規定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則。 12月2日，他對參加接待尼克松來華準備工作會議的有關負責人強調說：我們是主權國家，凡事不能觸犯我國主權。對尼克松總統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無產階級的原則、作風和嚴格的紀律，一切事情有條不紊，實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認真辦好。對外宣傳上註意不要誇大，不要過頭。經周恩來確定的接待工作的總方針是：“不冷不熱，不亢不卑，待之以禮，不強加於人。”
1972年1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組來華，為尼克松訪華進行技術安排。周恩來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原則同意美方提出的通過衛星轉播尼克鬆在華活動實況，決定由中國政府出資買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訊衛星，然後租給美方使用。周恩來說：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一點不能讓。美方原來說他們自己帶通訊設備，不要我們付費。我們說，這不行，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買過來，租給你們用，你們付費。這樣一方面維護了我們的主權，另外我們在跟他們使用時總能學到一點技術。
對來自美方的某些觀點和提法，周恩來的反應更為敏銳。 1月6日，他答复黑格轉達的美方口信時指出：美方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並聲稱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的說法，令人驚訝。中國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不斷抗擊外來侵略和壓迫的鬥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並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
周恩來這種既堅持原則、又適度靈活的純熟的外交藝術，使一貫高傲的美方也不得不表示敬佩。
2月中旬，接待尼克松訪華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周恩來密切地註視著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19日，他對新華社的一則報導提出批評：你們今天寫的尼克松啟程來華的消息中，沒有摘錄他所講的這樣一段話——“當我們展望將來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美國政府之間存在巨大的分歧。將來我們之間仍將存在分歧。但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是尋找某種辦法使我們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為戰爭中的敵人。”這段話說得最清楚不過了。為了彌補這則新聞報導的不足，周恩來把這段話中的最後一句，加進了他為尼克松夫婦舉行的歡迎宴會的祝酒詞裡。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總統和夫人、美國國務卿羅傑斯、總統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乘專機抵達北京。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鵬飛等到機場迎接美國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將手伸向周恩來。當兩隻手握在一起時，全世界都看到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周恩來對尼克松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談中，把此次中美高級會晤的“基本方針都講了”，氣氛認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尼克松總統和夫人舉行歡迎宴會。席間，周恩來在祝酒詞中說：尼克松總統應邀來訪，“使兩國領導人有機會直接會晤，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並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是符合中美兩國人民願望的積極行動，這在中美兩國關係史上是一個創舉”。 “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更不應該導致戰爭。”“我們希望，通過雙方坦率地交換意見，弄清楚彼此之間的分歧，努力尋找共同點，使我們兩國的關係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尼克鬆後來這樣回憶他對周恩來的印象：
“週的儀表給人的印像是待人熱情，開誠佈公，善於自製又顯然充滿激情。”“週的機敏勝過我所認識的任何一位世界領導人，而且明顯地帶有中國人性格的特徵。”“他知識淵博，邏輯性強，堅毅，是世界上偉大的談判者。他彬彬有禮，不是大喊大叫，而是用溫和而簡練的語言表達出堅定的信念——這比拍桌子、強加於人有效得多。我們從事最高級重要會談的人都知道，理虧的人總要大聲嚷嚷，而有理的人卻語氣溫和，無需多說。”
尼克鬆在華期間，周恩來同他進行了五次會談，主要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係問題交換看法。尼克鬆在重申美方對處理台灣問題的原則（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勵“台灣獨立”，逐步實現從台灣撤軍等）的同時，又強調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難”，希望在他第二屆任期內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還是那句話，不願意丟掉'老朋友'，其實老朋友已經丟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應該有選擇嘛。”又說：“你們希望和平解放台灣”，“我們只能說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為什麼說'爭取'呢？因為這是兩方面的事。我們要和平解放，蔣介石不干怎麼辦？”“我坦率地說，就是希望在你（下屆）任期內解決，因為蔣介石已為時不多了。”
由於雙方在台灣問題上存在的分歧，直到25日下午，中美聯合公報中關於台灣問題的措詞仍沒有確定下來。這時，美方已在擔心，如果公報不能發表，尼克鬆的訪華成果就無法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告訴美方：反正雙方觀點已經接近了，我們也報告了毛主席，說已商定要寫最後從台灣撤軍的問題，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基辛格馬上表示：我們十分欣賞中方所表現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當晚，周恩來出席尼克松總統和夫人舉行的答謝宴會。由於公報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夠發表，周恩來在宴會致詞中只講了中美之間的分歧，而沒有講共同點。
2月26日凌晨，雙方對中美聯合公報的內容基本談定。經過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後，在27日定稿。 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公報里美方關於台灣問題的措詞為：“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事後，周恩來詳細回顧了《聯合公報》的起草過程：
這是中美會談中爭論最多的一段。從北京爭到杭州，從杭州爭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時半才達成協議。這段第一句話是基辛格貢獻的，我們挖空心思也沒有想出來。這樣人民的意見也表達出來了，所以博士還有博士的好處。我們原來提“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蔣介石也是這麼說的，但美方堅持要改成“一部分”，因為他們國內有人反對。我們同意了，因為“一個省”和“一部分”是一樣的。 “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一句中的“立場”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要使他盡可能明確地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他們提出種種方案，要我們承擔和平解放台灣的義務，我們說不行，你這樣希望可以。我們要他承擔從台灣全部撤軍為最終目標。有人問，“美蔣條約”為什麼不寫上？你寫上廢除“美蔣條約”，他就要寫上保持“美蔣條約”義務，這就不利了。軍事設施都撤走了還有什麼“條約”？所以抓問題要抓關鍵性的，有些關鍵性措詞要巧妙，使他們陷於被動，我們處於主動。尼克鬆上台前17年，我們一直堅持兩條原則，一個是在中美兩國之間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個是美國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軍。這就等於取消了“美蔣條約”，讓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台灣問題。尼克鬆上台以後，情況有變化，時代也在前進。我們如果還是只有原則性，沒有靈活性，就不能推動世界的變化。外電評論說，這個公報是個奇特的公報，雙方的原則和立場截然不同。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點。前面有11個共同點，台灣問題好像也是個共同點。但台灣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這個文件是過去沒有過的，所有外交公報都沒有把雙方尖銳對立的立場寫出來。我們把分歧寫出來，在國際上創造了一個風格。
尼克松也深有感觸地回憶：會談中，我們雙方都不用外交辭令，不把我們的分歧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相反，我們不避免爭論，而是把觀點放到桌面上，分清哪些是分歧，哪些是共同點。對一致的地方，雙方互相合作，這是和平談判取得進展的唯一方法。有時候，寫在文件上的東西，甚至簽署了的文件都是不算數的。只有雙方坦誠相見，才能取得真正的諒解。因此，上海公報是真正有歷史意義的，是永存的。
這份來之不易的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為此，尼克松顯得心情格外舒暢。在上海市為他送行的宴會上，他發表即席講話說，此次訪華的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離開中國前，有點“飄飄然”的尼克松甚至還要國務卿羅傑斯當面邀請周恩來訪美。對此，周恩來意味深長地回答：中美目前還沒有建交，我這時訪美，似有不妥。
此時此刻，周恩來正在考慮尼克松訪華後給中國對外關係帶來的一系列新的變化和應該採取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