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七章運籌帷幄，縱橫捭闔——共和國外交的重大突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國內外事部門也同其他部門一樣，受到嚴重干擾和衝擊。根據中央的指示，有三分之二的駐外使館人員回國參加“運動”。此後，中國駐外大使幾乎全都陸續離任回國，整個外事工作處於停滯狀態。 1967年春夏，隨著國內“打倒一切”、“全面奪權”局勢的加劇，極左思潮空前氾濫，對外工作陷入一個“非常時期”：一方面，中國同已經建交的亞、非、歐三大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出現外交衝突，導致雙邊關係的緊張狀態；另一方面，外事部門的少數工作人員不顧政策、違反紀律、擅作主張的情況也屢有發生。特別是這一時期在北京發生的外交部“奪權”和“三砸一燒”（即衝砸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印度駐華使館，焚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給中國黨和政府的聲譽帶來巨大損害，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也就在這時，毛澤東、周恩來對煽惑動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極左派”人物採取果斷措施，阻止了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同時在外事部門率先開展對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整頓外交隊伍，以使外事工作盡快走上正軌。雖然如此，受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仍舉步維艱，不容樂觀。

1969年6月10日下午，剛到任不久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卡·穆·凱瑟，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凱瑟大使轉交了葉海亞總統的一封信，信中邀請周恩來再次訪問鄰國巴基斯坦。對此，周恩來回答：已經有好幾個國家向我提出什麼時候能出國訪問，但由於我們國內事情很忙，目前還不能出訪。許多友好國家都諒解我們。關於訪巴時間，國慶節前不可能，今年冬天有沒有可能現在也難說。今年恐怕定不下來。如果年內要出國訪問，將首先到你們那裡去。 周恩來上一次訪問巴基斯坦，還是在3年前“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的1966年夏季。 3年來，作為舉世公認的傑出外交家，他卻不曾邁出國門一步。同時，來華訪問的外國領導人也大大減少。 1969年這一年裡，周恩來除為弔唁老戰友胡志明而去越南首都河內半天外，沒能安排一次正式出訪。

儘管處在這種很不正常的狀況下，周恩來仍時刻關注著世界風雲的變幻，有遠見地從事一些重新發展對外關係的準備工作，如：整頓外事隊伍，保存並培養外語人才，思考國際戰略的重大問題等。 中國的駐外使節在1967年初召回後，一直沒有再派出。除保留駐埃及大使黃華外，其他國家的大使都處於空缺狀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周恩來抓住中共九大後國內政局相對穩定的時機，適時地走出恢復正常外交工作的重要一步。就在接見凱瑟大使的前幾天，他派遣耿飇、王幼平、黃鎮等大使分別前往阿爾巴尼亞、越南和法蘭西等國上任。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國的駐外大使。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外交部先後安排了十幾名駐外大使回任或到任。 6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耿飇等即將赴任的大使時，對未來充滿信心地說：形勢是樂觀的，但要準備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動性，使館要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重要任務，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員謙虛、謹慎、樸素，不亢不卑。鑑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駐外機構受到極左思潮氾濫的影響、在對外宣傳中採取了一些強加於人的做法，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要慎之又慎。

此外，周恩來還考慮著如何掌握和保留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培養的外語人才。由於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能見成效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不僅預見到將來對外交往發展的需要，還想方設法地定出保存現有人才的具體措施。據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秘書長馬列回憶： 1969年，國務院的幾個辦，包括外辦都被撤銷，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我沒有下去，受總理的委託負責幾所外語院校大學畢業生的管理工作。當時中央所屬的和重點大學的外語系共有40多個語種的畢業生和在校生6000多人。總理當時看得很遠，想得很深。考慮到將來對外事務的發展，他指示絕對不能讓這批外語人才畢業散掉，要先將他們集中管起來等待分配。大學畢業生當時都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我就同總參聯繫，先由部隊農場接收下來，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總理還一再關照不要荒廢這批學生的外語學習，要求安排外語天天讀的時間，最後建立了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製度。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提出應“酌情使用”被認為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老翻譯人員，同意有關部門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屆畢業生和1964年外派留學生中選調一批人到外交部工作。他指示外交部會同中央聯絡部、國家外文局、對外經委和外貿部等單位，對中央各部門的外事、翻譯人員進行調查登記，提出加強管理的辦法。 1970年11月間，周恩來連續五次就外語教學問題同北京外語院校有關負責人和教師代表座談，指出：現在我們對外口頭和文字上的宣傳，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實在相差得太遠了！外語教學首先要從師資抓起，按照外語教學規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進。又說：培養造就高質量的外語人才必須苦練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語言本身和各種文化知識。否則便是誤人子弟。同年，周恩來還指示北京外國語學院恢復招生。第二年6月，他親自批准該院招收800名新生的計劃。

更重要的是，作為黨和國家內外方針的最高決策者，毛澤東和周恩來還適時起用了幾位“高參”，對這時的國際局勢作出符合實際的判斷。 正確地估量國際形勢，本來是黨制定外交工作方針和戰略策略的基礎。然而，在中共九大前後，全國上下到處被“準備打仗”的氣氛所籠罩，這樣就不可能用冷靜、客觀的頭腦來分析世界大勢。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把研究國際問題的任務交給正處在“靠邊站”地位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組成由陳毅負責的“國際問題研究小組”。事前，周恩來當面向老帥們說明這項任務的極端重要性： 主席之所以交代給你們這項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各部門集中力量進行“鬥、批、改”，只能應付“門市”；熟悉國際問題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主席沒有讓你們回到原崗位，除了“蹲點”，你們可以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有了對某一專題的成熟意見，就可寫出書面報告呈閱。

隨後，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外交部又選派熊向暉、姚廣協助四位老帥進行這項工作。一個月後，由陳毅等四人署名的《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面報告送到周恩來的案頭。報告中詳盡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認為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從這個根本判斷出發，報告勾勒出以中、美、蘇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國際戰略格局。接到報告的第二天，周恩來立刻批告外交部：有關外交類的文件，“應發研究國際問題的四位老同志：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 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陳毅等四位老帥在下放工廠“勞動鍛煉”期間，抱著對黨和國家極端負責的態度，從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出發，就國內外大勢繼續寫出高質量的分析報告。這些報告的基調同九大政治報告特別是林彪等人對形勢的看法有著很大差異。後來的事實證明，陳毅等老帥們的看法是客觀的、有遠見的。這就為毛澤東和周恩來“掌握戰略動向”、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參考依據。

1969年9月初，越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周恩來的老戰友胡志明主席在河內病逝。第二天，周恩來、葉劍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葬禮前趕到河內弔唁，並於當晚返回北京。這時有外電猜測說，周恩來是為了避免同參加9日胡志明葬禮的蘇聯領導人柯西金會面才這樣做的。事實上，中國一直主張舉行中蘇外交談判，以解決國家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這年春天，中蘇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發生武裝衝突，一時戰爭陰雲籠罩，兩國關係降到建交以來的最低點。 3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試圖與中國領導人直接通話，商談兩國關係問題。隨後，蘇駐華使館臨時代辦也稱“有話要轉達”給中方。為此，周恩來與有關方面擬定了一份答復甦方的備忘錄，內稱：“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繫，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這實際上是向蘇聯政府敞開了外交談判的大門。胡志明葬禮結束後，柯西金通過越方向中方提出希望同周恩來會晤，很快得到中方同意。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飛抵北京機場。在中蘇兩國各自處於緊張的備戰氣氛裡，兩國總理在機場舉行了長達3個半小時的不尋常的會談。會談中，雙方領導人仍互稱“同志”，並致問候。這與珍寶島衝突以來雙方一直劍拔弩張的敵對狀態形成微妙的反差。鑑於蘇聯方面重兵壓境，甚至以實行核打擊進行威脅的現實，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表示：“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製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柯西金一時無言以對。在嚴正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的同時，周恩來又重申中國希望通過外交談判解決邊界爭端的意願。他懇切地說：“我們現在自己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麼要打仗呢？”他主張：中蘇兩黨之間的爭論，不應當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不應當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這樣，兩國總理經過坦誠地交換意見，共同達成了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發生新的武裝衝突的諒解；並就恢復互派大使、擴大貿易、改善兩國間的通車通航及界河航運等旨在緩和兩國緊張關係的若干具體事項取得一致意見。

中蘇兩國總理會談和達成的諒解，是60年代以來中蘇關係破裂、尤其是1969年因邊界武裝衝突而使兩國關係跌至“谷底”後的一次重要轉機。它的直接結果，是同年10月在北京開始舉行中蘇邊界問題談判。儘管談判歷時多年，成效不大，但畢竟使原來兵戎相見的雙方坐到了談判桌旁。始終關注並指導談判進程的周恩來一再交代中方代表團：緩和邊境緊張局勢，解決邊界問題，恢復睦鄰關係，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從這時起，周恩來還比較集中地處理同其他周邊國家的關係問題，為修復或穩定中國同這些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進行不懈的努力。 1970年1月，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由郭沫若做特使赴尼泊爾參加比蘭德拉王太子婚禮；同時，他還就近期出訪朝鮮等鄰國提出初步安排。

3月18日，柬埔寨國內發生由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朗諾軍事集團乘西哈努克親王出國訪問的機會推翻了王國政府，並宣布廢黜正在國外的國家元首西哈努克。第二天，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一行從莫斯科飛抵北京，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他當面向西哈努克表示：中國決心支持親王直到親王勝利回國。以後，中國政府始終如一地站在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及其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一邊，並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即柬埔寨、老撾、越南南方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人民共同開展的抗美救國鬥爭。 4月上旬，周恩來應邀訪問朝鮮。這是他4年來的首次正式出訪。在朝期間，周恩來同金日成等朝鮮黨政領導人就國際及亞洲地區局勢、中朝兩黨兩國關係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一度冷淡的中朝關係得以轉變。 6月下旬，周恩來致電哈蒂妮·蘇加諾夫人，對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的去世表示哀悼。唁電還對領導印尼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促進亞非人民團結反帝事業的蘇加諾作出很高的評價。這是1967年中印兩國中斷外交關係以來，中國領導人的一次重要舉動。 11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在同葉海亞總統會談時，周恩來對中巴兩國近10年來的友好合作關係給予充分肯定，並讚揚巴基斯坦在聯合國大會上主持正義、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則立場。葉海亞表示願意幫助中美兩國接觸。在以後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過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8月，緬甸聯邦主席和政府總理奈溫來華訪問，同周恩來就恢復和發展兩國關係問題交換意見。奈溫對1967年發生的兩國關係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遺憾”，並感謝週總理給他機會前來解釋兩國間可能存在的誤會。周恩來坦誠地回答：當時仰光華僑學生的某些過激行動，“我們也不贊成”；“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但我國政府還是要控制這個局勢，特別是同緬甸的關係”。會談中，周恩來處處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尊重緬方的態度，使奈溫深受感動。中緬關係從此恢復正常。 在不到兩年時間裡，中國同相鄰的絕大多數國家恢復了友好關係或正常往來，新中國的周邊環境比較極左思潮氾濫的1967年有了明顯的改善。這種局面的形成，不僅使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能有更多精力用於處理國內的繁雜事務，更為進一步打開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