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三、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特點和意義

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最終遭到挫折，但作為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長期戰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鬥爭對於當時以及後來的政治、經濟形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通過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壞的國民經濟得到初步恢復，生產形勢開始好轉。 1972年，國民經濟各項主要指標除糧、棉生產因自然災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長。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635億元，比上年增長4.5％（其中工業總產值2547億元，比上年增長6.6％；農業總產值1088億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業產品產量中，鋼達到2338萬噸，比上年增長9.7％；原煤4.1億噸，增長4.6％；原油4567萬噸，增長15.9％；發電量1524億度，增長10.1％。全國鐵路貨運量約17.8億噸，比上年增長5.6％。此外，國家財政實現收支相抵，並略有結餘。

1973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又比上年有較大幅度增長，增值9.2％（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9.5％；農業總產值增長8.4％）。在工業產品產量中，鋼、原煤、原油和發電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鐵路貨運量也進一步提高。糧、棉、油等農業產品產量亦出現增長勢頭。國家財政繼續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結餘。 在人民生活方面，國家自1971年11月起開始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的工資。這次調資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首次增加職工工資，全國調資面約為28％，一年共增加工資基數11億元。 由於“文化大革命”以來林彪江青集團的干擾破壞，以及在經濟工作中重犯“左”傾冒進錯誤，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曾出現職工人數、工資支出和糧食銷量三個方面的突破問題。周恩來首先發現並採取措施解決“三個突破”。經過兩年的努力，“三個突破”被及時控制，基本穩住了局面，使經濟生活中出現的這一尖銳矛盾得到緩解。

1972-1973兩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實說明：周恩來抓住林彪一夥要害，深入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力整頓企業，恢復各部門的正常工作，正是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時，也是對“文化大革命”破壞國民經濟、損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過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幹部重新站出來，繼續為黨和國家工作。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為“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公開復出，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黨內存在一個“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說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黨中央的有關決議，更重要的是，它對於加快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的干部政策的落實，促使更多的老同誌及早獲得解放和恢復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產生極為有利的影響。後來的鬥爭實踐證明，這一時期解放、復出的一批領導幹部，正是反對和抵制“四人幫”、直至最後粉碎“四人幫”及其在各地各部門幫派勢力的骨幹中堅。

第三，文教科技等戰線的工作開始有了起色，廣大知識分子長期受壓抑的情況有所改變。 “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文教科技界的廣大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這些領域的工作受到嚴重的破壞。林彪事件之後，特別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來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極左思潮，並親自領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廣大知識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戰線的工作重又出現生機。 在文化界，這一時期的報刊、圖書種類開始擴大，印數明顯增加，一些出版社也開始整頓恢復，文物考古事業亦取得重要成果。 《園丁之歌》等劇目的出現，更是打破了幾個樣板戲長期壟斷文藝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廣大教師紛紛起來批判林彪一夥煽動極左思潮、破壞教育工作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前許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得到恢復，高校招生的質量逐步提高，數量有所增加，廣大教職工的積極性重新調動起來，人們學文化、學業務、學技術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非難。此外，國家還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首批留學生。

在科技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再度提出，給科研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開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在周恩來親自關心、指導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廢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以及與此相關的實驗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設等受到重視，開始提上議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這一時期衛生、體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 第四，對外工作局面迅速打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林彪、江青集團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對外工作曾發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給國家聲譽造成極大損害，是建國以來受破壞最嚴重的時期。 “九·一三”事件後，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外交工作排除乾擾，進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得到恢復，引起對外關係的一系列新變化，與我國建交和要求恢復正常關係的國家與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受孤立、被封閉的情況開始好轉。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首腦會晤並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上海公報》，標誌中美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協議，兩國外交代表由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簽訂了中日建交的《聯合聲明》，更引起國際間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震動。同年10月，我國又與聯邦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至1973年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90個，我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這一時期出現的外交格局的新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我國受包圍、被封鎖的不利形勢，而且對於後來我國不斷發展擴大對外交往，直至今天我們在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下實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歷史性的影響。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黨的健康力量長期以來不斷糾正黨內存在的“左”傾指導思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堅持抵制“左”傾錯誤，向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頑強鬥爭的繼續和發展。可以說，從“文化大革命”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從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導思想統治到各個領域裡極左思潮氾濫，其核心都是一個“左”字。二十多年來，“左”已發展成為一種難以克服的頑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並將這一主張付諸實踐，因而使這場鬥爭具有深刻的意義。 1970年春，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所擬定的“四五”計劃綱要（草案）中，曾提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明顯地暴露出當時的一種急於求成、片面追求高產量、高速度的情緒。這種經濟工作中“左”的偏差，雖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卻有著近似的思維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學。正是這種“共同點”，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夠結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壞性。

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以極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極左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和影響問題。 1971年底，周恩來首先發現了國民經濟中的“三個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視。應當說，這一時期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三個突破”，固然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的惡劣影響有很大關係，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嚴重偏差，而這種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黨在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未予根本糾正的結果。為此，周恩來曾多次將它們聯繫起來進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就曾列舉“大躍進”期間過多投放貨幣的歷史教訓，告誡票子發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線”；針對出鋼不能軋材的情況，他指出，這“還是10年前存在的問題”。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更明確指出：“急躁情緒，20年都在犯！屢犯屢改，屢改屢犯！”道出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這種頑症。

周恩來在批判極左思潮中解決“三個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黨內健康力量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黨中央集體一貫糾“左”的繼續。 早在“文化大革命”準備和醞釀期間，黨內對於意識形態領域中愈來愈過火的政治批判運動就產生過不同意見，出現多種方式的抵制和鬥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等分別採取多種方式，力圖將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試圖保護住更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廣大知名人士，盡最大可能來減少“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失。 在這些努力失敗不久，面對極左思潮氾濫、黨的組織癱瘓、整個國家混亂的嚴重局面，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一批久經考驗的革命家挺身而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不滿，向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即1967年的“二月抗爭”。在這場鬥爭中，周恩來雖不便公開表態，但明顯地他是站在這些老同志們一邊的。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周恩來的處境尤為困難。

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為契機，周恩來領導黨和人民的健康力量，向極左思潮展開了持續的、深入的批判和鬥爭，成為“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抵制“左”傾錯誤，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的繼續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糾“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黨內健康力量在斗爭中開始發展壯大，並力圖實現對各項工作的正確領導。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由於黨中央集體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團更加為所欲為，到處伸手擴張勢力，黨內健康力量被嚴重削弱。林彪集團覆滅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軍委工作由葉劍英主持、李先念（後又有鄧小平）等參加。這就表明，此時黨內健康力量不僅存在，而且正逐步將黨政軍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後來進一步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提供了組織領導上的保證。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一批老同志站出來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夥妄圖“改朝換代”、“把老幹部一個個打光”的罪惡目的遭到破產。

其次，經過大力整頓，“文化大革命”前許多合理的規章制度得到恢復，國家開始建立起較為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這個問題，也是黨內健康力量與“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集團反复鬥爭的一個焦點。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革命”就與生產發生尖銳衝突，“革命”破壞生產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儘管中央多次發出“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但在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嚴重存在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真正恢復、建立起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的。而只有徹底揭露和批判極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才能抓住問題的關鍵，進而徹底改變管理混亂、生產下降的局面。應當說，1972年以來逐步實現的黨的經濟政策的落實和企業管理制度上的整頓，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進行的大規模的“抓生產”之舉，是黨實行對於經濟工作的有效領導的一個開端。 第三，黨和人民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頭政治、個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認識並開始初步從思想上加以抵制。所謂“突出政治”和個人崇拜，是林彪集團藉以起家和大搞陰謀的兩大“法寶”。對此，黨內健康力量從一開始就做過抵制和鬥爭，儘管這種抵制和鬥爭是在十分有限的範圍內進行的。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中，周恩來十分注重用事實來揭露“文化大革命”中只抓“革命”、不問生產的空頭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須落實到生產業務上，提倡要為革命學習業務、鑽研技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雖然還不可能涉及“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根本性的錯誤，但人們對於恢復生產、恢復文教科技等戰線的正常工作所表現出來的空前的熱情和積極性，表明人們已從思想深處開始脫離抓階級鬥爭萬靈的固有觀念，而將著眼點放在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生產發展方面。這在黨的工作重心沒有也不可能實行轉移的年代裡，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熱的個人崇拜，人們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卻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們頭腦中，吹捧者與陰謀家之間已習慣性地畫上等號，對極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處處強加於人等極端做法產生的厭惡情緒，似乎成了人們對於幾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反省。當然，這種“冷卻”和“反省”，還不可能徹底擺脫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但與此前的那種盲目時期相比，畢竟是要“自覺”得多了，可謂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啟蒙。 歷史已經表明，鄧小平等領導的1975年的全面整頓，是黨內健康力量為糾正“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左”傾錯誤而進行的一次空前壯舉。此舉對於後來進一步啟發黨和人民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認識、對於加速江青集團的覆滅，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然而，歷史的發展從來都是各個發展階段相互聯繫的一個過程。如果說，鄧小平等領導的1975年的全面整頓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鬥爭的一次高潮的話，那麼，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則是這一高潮的先導，它為1975年的鬥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第一，這次糾“左”，為後來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在聯繫各條戰線實際、揭批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的過程中，周恩來曾多次指出，對“文化大革命”前17年各條戰線的各項工作都要一分為二，不能全盤否定。這就為重新調整黨的各項政策、恢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17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規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應當說，從1972年的初步整頓到1975年的全面整頓，都是以此為基本依據的。 第二，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解放和復出，即以事實宣布了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和目的的失敗，由此恢復和建立起久經考驗的老一輩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1973年黨的十大前後鄧小平等老同志再次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對於此時結成“四人幫”的江青集團勢力多有箝制。如此，1974年周恩來病重住院之後，才能夠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內健康力量，繼續進行糾正“左”的錯誤、反對江青集團的鬥爭。 第三，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縱觀全局，採取了為當時客觀條件所允許的方式方法，成為後來鄧小平等領導的1975年鬥爭的重要藉鑑。例如，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爭取毛澤東的支持，仍然是實現整個鬥爭的一個基本條件。此時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如加快國民經濟發展、解放更多老幹部、開展靈活多樣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不少正確決策，對克服極左思潮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許多場合下，毛澤東的支持，往往成為排除江青集團干擾破壞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再如，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首先從經濟領域入手，聯繫實際，解決林彪一夥干擾破壞的問題。這也是一條重要經驗。經濟工作是江青一夥插手較少、不很熟悉的一個領域，周恩來在糾“左”過程中雖然也遇到江青集團從中作梗，但他們終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對。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團一手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比起來，經濟領域的整頓畢竟要容易一些，可謂先易後難。 1975年的全面整頓，也是採取了類似的方法，首先從國民經濟中關係國計民生的最重要的部門入手，再擴及其他部門、其他領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頓方針，進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後，輿論宣傳作用十分重要，必須牢牢掌握在黨的健康力量手中。這是1972年和1975年兩次鬥爭的共同經驗。 “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正是通過報刊廣播等宣傳手段來擴大和施加其惡劣影響的。大造反革命輿論，確是林彪、江青集團，尤其是江青一伙的看家本領。為此，必須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才能有效地實現各項工作的整頓。 1972年下半年後，江青集團重新竊取了宣傳主動權，隨即掀起大批修正主義“回潮”、“復辟”的陣陣惡浪，成為批判極左思潮鬥爭不斷受挫、被迫進入尾聲的一個原因。鑑於這一教訓，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十分注重輿論工作。他在宣傳大權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條件下，利用多種場合，以其特有的簡潔、犀利的語言來抨擊“左”的錯誤，批駁江青一伙的謬論，道出了人們想要說而又不能說出的話。根據他多次講話精神，這一時期產生的《論總綱》等文件，更是從理論上深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已為事實所證明的錯誤做法，切中江青集團的要害，因而深得黨內外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應當說，正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輿論方面的成功努力，才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明辨了是非，為1976年的“四·五”強大抗議運動提供了思想條件。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最終由於種種原因而被迫中斷，但黨和人民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反對江青一伙的鬥爭並未停止。 1975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在1972年鬥爭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把握時機，重整旗鼓，同“左”傾錯誤和“四人幫”一夥展開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