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二、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

“九·一三”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風運動開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斷，持續近兩年之久。這場鬥爭的實質是：在可能的條件和範圍內，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阻止和減少它的破壞，逐步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使國民經濟在相對穩定的局勢下擺脫困境並有所發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全面展開。這一段的鬥爭，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乾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點是，周恩來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所致力於發展生產、保護幹部的一貫努力，正逐步轉變為黨的具體政策，並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實施、生效。 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周恩來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林彪事件後，各地各條戰線都把加強企業管理，恢復和建立合理的規章制度，理直氣壯地抓生產、學業務、鑽技術，作為聯繫實際批判林彪一夥所散佈的謬論的具體步驟，著重批判了空頭政治的反動觀點。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是聯繫經濟工作實際、批判林彪一夥干擾破壞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前，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進而首次提出整頓的意見。會後，國務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明確規定企業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製度，要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文件的製定，體現了周恩來長期以來力求恢復和發展生產，堅持又紅又專，反對空頭政治和無政府主義的願望。這個會議紀要，雖然後來被張春橋以種種藉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貫穿的整頓的指導思想卻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體現，成為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據”。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來進一步從產品質量入手，解決企業無人負責、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面。 1971年12月26日，他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一起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匯報，明確指出：質量問題是個路線問題，要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之後，周恩來又對飛機和汽車生產質量問題多次批示，一再告誡質量問題須“提起警惕”，要“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 1972年四五月間，周恩來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尖銳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氾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根據他的指示要求，國務院對有關產品的質量問題專門發出通報，召集有關人員進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通過大力整頓，使一些產品質量得到明顯改進。

“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也嚴重地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為此，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根據周恩來的多次講話精神，國務院曾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徵購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是對農村長期搞“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糾正。 1971年12月，黨中央又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指示還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經驗，要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過去黨的正確方針，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十年動亂期間，林彪、江青集團煽起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端作法，使得各級領導幹部普遍被打倒、挨批鬥，許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監禁、隔離。不肅清這一極左思潮在幹部問題上的影響，一大批幹部就站不出來，就不能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他們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剛過不久，周恩來即指示公安部對監獄情況作一次全面檢查，並對在看管人員中存在的寧“左”勿右等錯誤思想認識提出批評。同時，在毛澤東的過問下，周恩來想方設法，使相當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據他多次指示，有關部門還對這些老同志進行了及時治療和妥善安置。對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來也盡一切努力，以挽回損失。 1972年1月，陳毅逝世。出於對老戰友的悼念以及對所謂“二月逆流”表示公開否定，毛澤東親自參加追悼會，並慰問了陳毅的家屬和子女。就在這次追悼會上，周恩來暗示陳毅的親屬將毛澤東關於鄧小平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以擴大影響，廣造輿論。在此之前，周恩來還曾利用各種場合讓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同誌公開露面。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一夥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聽說有的地方還在講“二月逆流”，現葉劍英副主席已主持軍委工作，對再講“二月逆流”的話，要進行批駁。

同年4月，陳正人、曾山兩位老同志因醫療條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內相繼去世。這一情況，使周恩來認識到黨的干部政策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實。他一面要求衛生部盡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同時指示《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經他修改後發表。這篇社論重申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乾擾，正確執行黨的干部政策。 在周恩來的持續努力下，自1972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的老同志站出來，有的重新擔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領導職務，成為不斷糾正“左”的錯誤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親自指導文化、衛生、體育等戰線加緊肅清極左思潮的影響。他反復強調：過去，林彪造成了極左思潮、形式主義，只搞那個“突出政治”，不搞業務，不抓訓練；現在是要提倡為革命刻苦鑽研業務技術，提高質量，勇於攻關。針對文藝界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來尖銳指出，“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周恩來的這些意見，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開展。

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條戰線聯繫實際批判林彪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復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不能不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極端仇恨。 1972年初，張春橋就對《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百般刁難，阻撓下發。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內堅持與否定“左”的錯誤的鬥爭也必然更加激烈。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也是黨和人民同江青集團鬥爭異常激烈的時期。此前，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認識的顧慮和障礙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發表長篇講話，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務關係等重大問題的看法，講話貫穿了“要批透極左思潮”這一鮮明主題。他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 “如果在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他明確指出：“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掛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真正考察一個乾部，說這個乾部運動好，但業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

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極左思潮（即周恩來多次使用“批透”一語）的意圖。為進一步啟發人們的認識，他反復強調極左仍是當前各項工作的首要危險，引導各條戰線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向縱深發展，而不是像前一階段那樣，一些單位反傾向鬥爭沒有突出批“左”重點，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動各條戰線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同時，周恩來還不畏險阻，親自從“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教育、科技界入手，具體幫助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排除乾擾，解決思想認識，盡快恢復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據美籍科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當面叮囑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要認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把綜合大學的理科辦好，並強調：“有什麼障礙要拔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7月23日，周恩來又就周培源反映北大教師思想狀況的來信指示國務院科教組和中科院負責人：要以該信“作依據”，將此問題“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統科學顧問薩拉姆時，再次強調開展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現在在理論方面我們做得很差，不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學也是如此，一句話，許多經驗，沒有理論，忽視理論，這是我最不滿意的。幾天后，他又寫信給張文裕和朱光亞，對二機部某所十八位科學工作者來信中提到的發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議表示“很高興”，並提醒“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然把基礎科學和理論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在抓緊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的同時，周恩來還提出了中學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意見。

10月6日，根據周恩來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這篇衝破江青集團設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發表，使得在“兩個估計”禁錮下備受壓抑的廣大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和啟發。 周培源的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姚文元等公然宣稱：“不管周培源來頭多大”，都要追查、反擊；“那些口口聲聲說要重視基礎理論的人，其實最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他們在北大的一個親信直言不諱地供認：“他們要拔掉釘子，就是拔掉我們。”隨後，張、姚等還指使《文匯報》連續發表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圍攻，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其間，人民日報社根據周恩來關於極左思潮要批透的講話精神，組織發表了一組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自林彪事件以來在黨報上首次集中批判極左思潮。姚文元看了這些文章後即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抬頭”，“不能說什麼都是無政府主義，不要批到群眾頭上，不要混淆兩類矛盾”。江青更是露骨地說：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江青一夥還一再查問文章的“背景”。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授意下，這年11月間，《文匯報》內部刊物《文匯情況》連續兩期登載批駁文章，江青集團藉機在人民日報社大搞所謂“反右傾回潮”運動。這樣，在堅持批極左與反對批極左問題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團之間的對立開始變得明朗化、公開化。 同年11月底，雙方的鬥爭終於發展到彼此“攤牌”的程度。 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寫給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中提出：鑑於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外事部門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批評和肅清，擬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任務是聯繫外事工作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以便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 11月30日，周恩來對報告作出“擬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張春橋卻在送“總理再閱”的批語中明確表示反對批極左。他一方面詭稱“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另一方面又提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 12月2日，江青在對報告的批語中進一步提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由於張春橋、江青的反對，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進行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意見，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關於召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刪去了原報告寫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等語。但仍強調“主要學習毛主席最近一兩年來關於對外工作的批示”、“總理今年8月1、2日接見駐外使節的談話（紀要）”。 12月4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報告。 周恩來與張春橋、江青對外事會議報告所作出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批示，表明黨內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團的鬥爭已達到白熱化程度，成為1972年前後這場鬥爭的最高潮。 當鬥爭處於膠著狀態之際，人民日報社的一位負責人出於對江青集團大反“右傾回潮”、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一系列作法的不滿，於12月5日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很同意”周恩來關於《人民日報》等單位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認為批極左不僅適合機關內部的實際情況，在輿論宣傳方面也同樣適用。信中還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情況。這封信在客觀上促使毛澤東出面，對激烈交鋒的兩種不同意見進行最後裁決。 作為在指導思想上仍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毛澤東，此時是不可能贊同周恩來的意見的。 12月17日，他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表示反對批極左思潮，認為《人民日報》那位負責人信中的觀點不對，當前應當批林彪的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極右”。這是毛澤東擔心批極左將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毛澤東的結論，成為自“九·一三”之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糾正“文化大革命”中錯誤的一個轉折點。早就對周恩來心懷不滿的江青一夥，這時更是有恃無恐，公開向周恩來發難。 1973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明確提出，要始終把批判的矛頭對準林彪一夥，“牢牢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就是說，在運動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許涉及其他。這樣，就等於給江青集團在批林中被揭露上了“保險”，為其後的進一步反撲開了“綠燈”。 儘管鬥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卻沒有改變周恩來繼續批判極左思潮的決心。 1973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採取含蓄、迂迴的方式（即不公開使用“批極左”一詞），仍在繼續進行。 1973年2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歷數無政府主義在企業中的種種表現，再度尖銳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性後果的極左思潮，指出：“林彪一夥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國民經濟“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在計劃工作上也“沒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同時還強調，要把“整頓的方針”寫清楚，要實行按勞分配和必要的獎勵制度。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開的計劃會議上，討論了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這個文件同1972年計劃會議紀要相似，仍以糾正生產管理中存在的極左思潮和反對無政府主義傾向作為指導思想，提出了加強統一計劃和整頓企業管理的十條規定，並重申了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的觀點。會上，全國28個省市均對文件表示贊成。唯獨上海市反對。張春橋宣稱：這是“拿多數壓我們，我堅決反對，我們是光榮的孤立”，並強令把文件收回。張春橋的蠻橫態度，表現出在周恩來批極左的正確意見遭否定後，江青集團得志猖狂的囂張氣焰。 同時，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外事幹部學習了毛澤東幾年來有關對外宣傳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批評“以我為核心”、“強加於人”等極端作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擾，批判了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及其給對外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和破壞。這就在實際上支持和貫徹了周恩來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否定了江青、張春橋一伙的謬論。 3月4日，周恩來在召集一些外事單位負責人的談話中，針對不少單位在對待外國專家方面仍存在的排外主義、民族歧視等錯誤傾向提出批評，指出“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干擾破壞正確方針政策落實”，“一定要批判這些錯誤，自我批判後，我們就主動”；“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認錯誤，不要怕這樣做又要犯右的錯誤”。 3月8日，周恩來在邀請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參加的國際勞動婦女節紀念會上，嚴厲批判了林彪、陳伯達、王力一夥給予外事工作的干擾破壞，對遭錯誤批判和被迫離開我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並當場率先作出自我批評，使得到場的外國專家深受感動。 在解放乾部和平反冤假錯案方面，周恩來同樣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一封信中明確提出：譚震林“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當時“大鬧懷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此外，周恩來再次提出要改善監獄待遇，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對已經解放的老幹部，他提出應讓他們參加領導班子，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乾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並具體提出先易後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待中組部提出了一個300多人的名單後，他又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逐一研究、通過。同日，根據毛澤東批示，黨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成為周恩來領導的這場鬥爭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對後來黨和人民的鬥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自1971年底以來，周恩來領導的這場持續糾正“左”的錯誤的鬥爭，由於符合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願，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擁護，但同時也遭到江青集團的愈來愈兇猛的反撲。 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夥又從教育界開刀，連續製造了張鐵生白卷、批《園丁之歌》、批“師道尊嚴”、突襲考教授、馬振扶公社中學等事件，在全國掀起一股股所謂批修正主義“回潮”、“復辟”的惡浪，其矛頭無一不是對準周恩來及其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對此，周恩來雖然堅持鬥爭，但畢竟已力不從心，致使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不得不因連連受阻而開始進入尾聲。 在黨的十大上結成“四人幫”的江青集團向周恩來進行反撲的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遲群一夥在清華大學搞的所謂“三個月運動”。這年10月至12月間，在遲群等人的操縱下，清華園內掀起上揪“資產階級復辟勢力代表人物”、下掃“復辟勢力的社會基礎”的“反回潮”運動。運動中，遲群一夥揮舞“裴多菲俱樂部”、“自由論壇”、“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反對教育革命”、“反對'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打擊迫害。這場運動，嚴重地影響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許多院校，使周恩來嘔心瀝血恢復教育系統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壞。 在此基礎上，經毛澤東批准，江青一夥於1974年初發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運動中，心懷叵測的江青等人蓄意對周恩來進行露骨的誣衊、中傷，周恩來陷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終使他領導的持續近兩年之久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被迫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