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六章“極左思潮一定要批透！”——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

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黨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開始同某些“左”傾錯誤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極端作法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鬥爭。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鬥爭均遭失利，造成極左思潮氾濫，“文化大革命”災難被迅速推向全國。 1971年秋，即“文化大革命”發動後的第五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隨之引起中國國內政局一系列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給正處於極度困難條件下的鬥爭帶來了重大影響，成為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歷史契機。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給黨和人民以極大的震動。作為這種震動的直接表現，是人們思想認識上的一系列變化。在批林整風運動中，人們通過黨中央下發的大量材料證據，逐步認清了林彪這個兩面派、陰謀家的本來面目，對其策動武裝政變、謀殺毛澤東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強烈義憤；同時，人們更痛感歷史給予的無情嘲諷和莫大羞辱。突來的林彪事件成為許多人認識上的一個轉折點，爾後人們更信服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所盛行的口號式的說教。

林彪自我爆炸的嚴酷事實，打破了長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人們頭腦中所形成的固有觀念，人們不能不開始對毛澤東的絕對正確、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產生疑慮。 “文化大革命”——這件“反修防修”的“頭等大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實際上已開始發生從未有過的動搖。 黨中央統一領導的批林整風運動，對於揭批林彪一夥起到重要作用。但由於這場批判運動迴避了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錯誤，因此不能正確解釋過去的歷史和回答人們頭腦中的大量的疑問。尤其是宣傳中一再將粉碎林彪集團歸結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從而掩蓋了這一集團及其煽動的極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產物的事實。這種結論與事實的尖銳對立，造成人們現實思想和行動中許多難以解脫的矛盾。力求正確解答這些矛盾的不斷思索，促使已開始變化了的人們的認識又進一步發展、深化。

林彪事件的發生，也為毛澤東本人所始料不及。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林彪的一些極端言論和做法不滿意（如對林進行過某些含蓄的批評）是事實，但他重用林彪一夥也是事實。由此，毛澤東不能不重新考慮過去因信任林彪而採取的一些作法是否正確，進而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某些政策進行有限的調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即在1970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即開始揭露和批判陳伯達，並由此入手，批評林彪一伙的錯誤。隨後，毛澤東又表示對個人崇拜“討嫌”，對“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講假話和虐待“俘虜”的情況表示“不滿意”，表明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已有所認識，出現鬆動的“前兆”。林彪事件後，從1971年10月起至翌年初，毛澤東在一系列言論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時肯定了受到林彪一夥打擊、迫害的老同志。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義和選拔幹部的所謂“三條標準”，實際上是否定了林彪自1960年主持軍委工作以來所搞的“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而這些作法，過去毛澤東本人也曾加以肯定過。之後，毛又對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緊跟”等提法表示異議。同年11月14日，毛澤東又親自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認為“二月逆流”的性質是老同志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1972年1月初，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葉劍英的談話中進一步否定了所謂“二月逆流”，並親自參加陳毅追悼會。這樣，毛澤東不僅在內部場合，而且也在公開場合表明了他對“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錯誤的糾正。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短短幾個月裡所作出的這些“鬆動”，實際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種種疑問。但需要指出的是，如同1958年冬至1959年春糾正“大躍進”中的某些具體錯誤、但未從根本上糾正“左”的指導思想一樣，毛澤東雖然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錯誤，但他並未真正放棄“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堅信“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反修防修這樣一場“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還是毛澤東關於“二月逆流”的解釋。在對這一重大事件的性質的判斷上，他只講老同志們向林彪一夥鬥爭的一面，而隻字未提老同志們同時向江青、張春橋等人鬥爭的事實，實際上是繞過了這場鬥爭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關於這一事件，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黨的九大曾將其定性為“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替已經被打倒的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因此，如果真正為“二月逆流”平反，即肯定這場鬥爭的正確性，那就同樣需要由黨的正式會議作出決議，推翻過去的錯誤結論。可惜的是，毛澤東當時不可能這樣去認識，直到他去世之前，黨中央始終未作出任何決議為所謂“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歷史發展表明，毛澤東這種始終堅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即所謂“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認識，給黨和人民後來的鬥爭帶來了極為重要的難以遏止的消極影響。 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江青、林彪兩個集團就開始勾結。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這兩個集團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動亂中又都分別加強了各自的勢力，並開始著手實現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同一目標。也正是如此，在它們之間除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面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鬥爭的另一面。 林彪一伙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一個直接的威脅，其勢力必然藉機得到加強，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隨後開展的對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對江青集團的新的威脅。為此，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儘管這場運動迴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錯誤），江青一夥一掃昔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威風，開始悄悄“退卻”了。這是因為，江青一夥無法抹去它與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利用的大量事實，更無法從理論上區別它與林彪一夥“何其相似”的極左面目和一貫手法。特別是這兩個集團的共同本質，使得它們都必然將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面。黨和人民對於林彪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動面目也就隨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們看到，這個靠煽風點火、大造反革命輿論起家的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在林彪事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忽然變得極少出頭露面，更不見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謂“黑幫”、“黑線”的氣勢洶洶的大塊文章。這個集團的頭面人物江青，還在“九·一三”後的一些場合裡極力表白她同林彪的“鬥爭”，把自己扮作林彪一伙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團的這些異乎尋常的表現，除暴露出他們與林彪集團有著共同的反動本質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林彪事件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衝擊。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處境艱難：他既要在總體上維護並表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極端作法，努力減少“左”的錯誤造成的損失。運動中，由於大批黨政軍領導人被打倒或靠邊站，加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篡奪了愈來愈多的權力，使得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內健康力量更顯勢單力薄。

林彪集團的覆滅，使政局發生了明顯變化：毛澤東在有限的範圍內調整了政策，江青集團也不得不有所收斂。尤其重要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飽嚐動亂之苦後已開始省悟，黨心民心渴望安定團結，渴望把生產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億萬人民面前。如果說，在林彪事件中，人們對毛澤東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謀害而深感慶幸，那麼，對周恩來則更多的是一種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們的心目中，周恩來的形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高大。他對領袖的忠誠不是在言詞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現在實際行動中。人們看到，在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重要歷史關頭，只有周恩來才能真正輔助毛澤東、保護毛澤東。相比之下，自詡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夥卻毫無作為。

毛澤東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九·一三”之後，他決定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把黨政軍的重要權力交給周恩來、葉劍英等。這樣，就使得黨內上層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重要的變化，黨內健康力量獲得了極大加強，成為周恩來等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公開地、主動地著手糾正“左”的錯誤的一個基本條件。 總之，“九·一三”事件後國內政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是“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在客觀上宣告失敗的必然反映。周恩來所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開始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提出批判極左思潮，不僅為大勢所趨，也是人心所向。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艱難而曲折的鬥爭，由此揭開了新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