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美關係的突破，使得中國開始面對一個新的外交局面。這對改變國際關係的基本格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這年8月間周恩來所指出的：我們跟美國來往是有原則的。我們到現在沒跟美國締結什麼協議，只有一個《聯合公報》。但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國家都願意跟我們來往了。中美來往的收穫就在這裡。 3月13日，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只過了兩週，中英兩國關於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即簽字並公佈。兩國之間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又同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相繼實現外交關係升格或正式建交。在很短的時間裡，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受“尼克松衝擊波”影響最大的，還要算同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

周恩來對日本是熟悉的。青年時代他曾在東京留學達一年半之久。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關心中日關係，指導對日工作。從50年代初打開中日民間交往大門，“以民促官”，到60年代互設貿易代表機構，開闢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關係每前進一步，都包含著周恩來的精心指導和培育。據統計，建國後周恩來接待的眾多外國客人當中，日本客人無論在批數上和人數上都佔據第一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前，周恩來曾與日本公明黨領導人竹入義勝舉行會談，確定了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基本原則。日本公明黨訪華代表團同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中國祇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必須廢除；中國在聯合國一切組織的合法權利必須恢復。中方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夠接受上述主張並為此採取實際步驟，中日兩國就可以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締結和平條約。接著，基辛格兩次訪華和第26屆聯大恢復中國合法權利的現實，又給予日本各界強烈震撼。日本政界、財界團體和人士接踵來華，為推進日中關係正常化積極活動。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們更是不辭辛勞地往來奔波，企盼早日實現共同的夙願。

周恩來長期處在中日之間這一系列活動的中心地位。 1972年上半年，周恩來連續同日本社會黨、自民黨、民社黨和公明黨人士談恢復中日邦交問題，提出：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對立下去，應該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恢復中日邦交三項原則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他還表示：如果一位現任首相準備解決日中關係問題，親自到中國來談，當然我們不好拒絕。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麼能拒絕呢？從原則來講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敵視中國，不阻撓恢復中日邦交，而是繼續日中友好，努力恢復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現在大家常說的“三原則”。這樣的政府，也就是不繼續佐藤路線的政府，我們願意接觸。當然，中日邦交問題還有很複雜的問題，具體實施的微妙處需要通過政府級會談，同時也要有一個形式問題。如果兩國首腦誠心誠意願意解決問題，那麼形式是第二位的，內容是第一位的、本質的，就是要真正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內閣下台，田中角榮接任首相。當天，田中發表聲明說：“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來召集外交部及有關外事、宣傳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關係問題。他要求新聞單位積極工作，不能掉以輕心，在宣傳報導上全面、準確地體現出促進中日友好的精神。 9日，周恩來在歡迎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宴會上致詞，提出：“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隨後，周恩來又在同法國外長的會談中說：“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戰後27年來日本政府第一次這樣做。我們對田中政府這樣做沒有理由不歡迎。”他的這兩次講話，是對田中對華關係聲明的明確回應。

這時，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原駐東京聯絡處首席代表孫平化正率團在東京訪問。周恩來指示孫平化抓住時機，當面向田中首相轉達他本人對田中訪華的邀請，並且傳話：“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16日，周恩來會見日本社會黨副委員長、眾議員佐佐木更三時進一步提出：如果現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來華談恢復日中邦交問題，北京機場準備向他們開放。按照周恩來的囑咐，孫平化在7月22日先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轉達了中方的邀請。田中政府經過研究，在8月11日把田中首相訪華的決定轉告中方。周恩來接到報告，立刻授權姬鵬飛外長發表聲明，宣布中國總理歡迎並邀請田中首相訪華，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 15日，田中接見在東京的孫平化，正式接受了中方的邀請。由此，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前景已經明朗。

在這期間，周恩來雖已發現身患癌症，但為了準備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會談，仍事必躬親，晝夜操勞。當年參與準備工作的外交部長姬鵬飛回憶說： “總理指定我、喬冠華、廖承志、韓念龍等人組成日本組。總理白天接見外賓，那時到中國訪問的日本朋友特別多，夜晚將我們找到西花廳或釣魚台開會研究中日建交問題，或帶我們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處開會，向主席匯報。在主席那裡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回來總理又同我們一起研究、安排，事無鉅細，總理都一一過問，一一想到。他常說：'外交授權有限'，'外交無小事'。這時他已是74歲的高齡，並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這樣帶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20個小時。”

這些感人的情節，當時幾乎都毫不為外人所知。 解決中日之間邦交正常化，也存在一個台灣問題。所不同的是，中日兩國領導人準備通過會談一次性地解決這個首要問題，也就是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雙方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日方斷絕同台灣蔣介石集團的官方關係，包括廢除所謂“日台條約”。由此，周恩來一直密切地關注日方對台灣問題的態度，連某些提法的微妙差別也親自過問。 7月下旬，孫平化向日方轉達中方邀請後不久，周恩來再次會見日本公明黨領袖竹入義勝。會談中，周恩來直截了當地提出：現在發生了一個具體問題，田中內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正統政府，我們對“正統”二字不太理解。我們所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合法”的反義詞是“非法”。因為蔣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趕出去了，也就是說，國際組織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合法的，蔣介石政府是非法的。我為什麼要問“正統”這個詞的意思呢？因為漢語中有“正統”還有“偏安”。

在講述了中國歷史上的情況後，他問道：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專家講的“正統”是否有別的意思？針對《東京新聞》所傳日外務省官員宣稱“日台條約已經解決了結束戰爭問題”的說法，周恩來指出：締結“日台條約”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這個條約根本無視中國的存在，同一個逃到台灣的蔣政權締結結束戰爭狀態，是非法的、無效的，是應當廢除的。關於中日聯合聲明問題，周恩來表示，中方將堅持把結束戰爭狀態和復交三原則兩個問題寫入聯合聲明。竹入當場記錄下周恩來的意見，表示將帶回去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報告。 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看待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歷史。還在50年代中期，周恩來會見日本友人時就明確提出：中日之間有幾千年的文化交往，歷史上是友好關係。自甲午戰爭以來的50多年間，中日交惡，但從歷史長河看，這只是短暫的一瞬，而且已經成為歷史。我認為，今後中日兩國不能不友好，而且一定能建立正常的關係。

70年代初，周恩來又對日本學生訪華團表示：從1894年起到1945年共51年，對中國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僅僅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還不能教育中國人民。最大的教育是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侵華戰爭。 1972年6月，周恩來會見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等日中友好舊軍人代表團成員時，專門談到戰爭的問題。他說：我在讀了日本最近出版的各種有關戰爭的書籍、戰史以及戰記之後，發現它們都大加美化戰爭，以至使人懷疑這些著作的內容是否真實。最近，我在中國看了有關山本五十六大將的電影，也看了有關侵華日本軍隊的電影。不管哪部電影的內容，都是被美化了的和非常英雄化了的形象。很明顯，這樣做會使那些對戰爭一無所知的青年人變得嚮往戰爭，從而導致再次發動戰爭。你們回去以後，一定要如實地寫出一部反映大東亞戰爭真相的戰史。你們都上了年紀，不抓緊不行啊，要不然就會重蹈覆轍。

同年9月中旬，肩負田中首相訪華“先遣隊”使命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坂善太郎率日本自民黨眾參兩院議員代表團抵達北京。 9月18日，就在中日雙方開始舉行會談之際，周恩來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禍害。”“今天恰巧是9月18日，41年前的今天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現在，兩國握手，這是歷史性的轉折。新時代已經到來，應當繼續前進。” 在對日本侵華戰爭問題上，周恩來始終堅持的原則是：毫不含糊地正視歷史，以史為鑑；在這個基礎上，堅持向前看的方針，著眼於解決今後的問題。 1972年9月中旬，周恩來連續三次會見日本眾議員、自由民主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坂善太郎，對田中首相來華談判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樂觀。接著，他又會見受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之託來華的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負責人古井喜實，就中日聯合聲明問題交換意見。他還多次約見並宴請長期以來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本老朋友們，引用“飲水不忘掘井人”一語對他們表示感謝。 20日，中日雙方同時發表關於田中首相訪華的公報，兩國領導人會晤的各項準備已全部就緒。

9月25日上午，日本國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飛抵北京。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等到機場迎接。這是戰後日本首相首次訪華。當天，中日兩國領導人開始就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關問題進行多次會談。 晚上，在為田中首相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周恩來發表祝酒詞，稱讚田中訪華“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同時指出：“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又說：田中首相就任以後，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的時候了”。 田中在致詞中說：“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講話，特別是他使用的“麻煩”一詞，引起中方的強烈不滿。對這篇講話，中國國內的各種報刊均奉命未予登載。第二天，在同田中會談時，周恩來直率地提出：田中首相對過去的不幸的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要深深的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感，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麻煩”。田中對此解釋說，從日文來講，“添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並且包含著保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 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時，也問到“麻煩”的問題。田中表示，日方准備按中國的習慣來改。 中日會談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戰爭賠款問題。還在田中訪華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轉告，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國準備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並建議將此寫入雙方聯合聲明。可是，日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在商談聯合聲明的具體條文時卻提出，戰爭賠償問題從法律上講已經解決了，過去日本同蔣介石簽署的日台條約中已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周恩來得知後當即給予嚴正批駁，他說：我們經過50年革命，蔣介石早已被中國人民所推翻。當時蔣已逃到台灣，他是在締結舊金山和約後才簽訂“日台條約”、表示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在大陸上。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所以放棄了賠償的要求。毛主席主張不要日本人民負擔賠款，我向日本朋友傳達，而你們的條約局長高島先生反過來不領情，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款，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這裡再次提到的“日台條約”，實際上是解決台灣問題留下的一個“尾巴”。田中來華前，在公開場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關於復交三原則，但出於國內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終沒有對三原則之一的“'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作出承諾。會談中，日方提出希望對他們國內的處境和困難給予照顧。因此，中方同意在聯合聲明中不提“日台條約”，而由日方在另外場合聲明，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宣告結束。這樣，剩下的問題就是日方在什麼時候作此聲明了。 27日，周恩來在同田中、大平會談時當面問道：從聯合聲明公佈之日起，兩國就建交了，雙方互換大使需要多少時間？這句話實際是問日方何時採取廢除“日台條約”的具體行動。大平明確回答：“我們有決心盡快採取必要的措施。”周恩來對此表示滿意。第二天會談時，周恩來當場用中文寫下“言必信，行必果”6個字交給田中，田中也寫下日本舊憲法裡的一句話“信為萬事之本”交給周恩來。中日雙方表明了彼此信任的態度。 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總理、姬鵬飛外長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聲明文本上簽字。 《聯合聲明》說： “自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簽字儀式後，大平外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以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以關閉。 從這一天起，中日關係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1972年，中國同世界上18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其中包括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同外國建交最多的一年。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促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中國的威望日益提高。 作為共和國外交事業的奠基人、決策者與實踐家，周恩來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心血，所表現出的超人的魄力與智慧，將永垂史冊，永昭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