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三、嚴寒的夏季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5月至8月間，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 5月22日，我外交部副部長召見英國駐華代辦，強烈抗議英國外交大臣對我駐英代辦的粗暴態度，宣布取消英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人員的安排…… 5月27日，我外交部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蒙古當局製造的反華法西斯暴行； 6月10日，我外交部照會保加利亞駐華大使館，強烈抗議保加利亞領導人破壞中保交換留學生協議； 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劃襲擊我駐印度大使館的暴行，向印度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

6月28日，我外交部副部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使館等暴行； 7月1日，我外交部又向緬駐華大使轉交我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無理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該國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 7月1日，我外交部照會肯尼亞駐華大使館，抗議肯尼亞政府無理宣布我駐肯尼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 7月27日，我外交部照會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抗議捷領導人破壞中捷文化合作協定； 8月6日，我外交部照會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和暴徒又一次襲擊我駐印尼大使館的暴行；

8月14日、20日，我外交部先後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強烈抗議港英當局在一些邊境地區製造挑釁事件，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香港愛國報紙的停刊令…… 在國際關係方面，國家與國家之間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衝突，即使是長期友好的國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別時候、個別事件上的摩擦。這是由於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個國家和人民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風俗習慣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更有復雜的現實因素。因此，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可惜的是，這個本來由中國、印度、緬甸三國共同倡導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卻在1967年夏季幾乎被破壞殆盡，造成新中國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時期。對於當時的每個事件的細微末節以至雙方“責任”大小、先後等，這裡且不去也無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證、評判，但我們不妨從周恩來總理後來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一篇談話中，來冷靜地反思一下這段沉重的歷史：

“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個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發生這個事件的原因，邊界問題關係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採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製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護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也被我擋住了。”“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這是周恩來1971年8月間的一次談話。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干擾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它損害了中國同緬甸等國家的關係，也損害了我們整個對外工作。周恩來在談話中特別提到的中國同英國關係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壞，指的是同一時期在北京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這一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外事部門的造反派擅自宣佈在外交部“奪權”，使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為毛主席、週總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權，一連數日失控（在外交部“奪權”之前，極左思潮已嚴重影響了整個對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嚴重後果），直至發生“火燒”事件。有關外交部“奪權”的來龍去脈，還需再回過頭來從前面說起…… 就在毛澤東批評“極左派”以流言襲擾“周公”的那個極不尋常的5月份之後，外事口的造反派確實“安靜”了一陣子。迫於形勢，有的造反派組織還不得不就炮打總理的言行展開內部“整風”，作了“檢討”。儘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們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陳毅的“問題”。這一時期，陳毅雖因“二月逆流”問題奉命“請假檢討”，但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他仍時常出現在一些外交場合，或陪同周恩來赴機場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單獨接見外賓。

6月下旬，贊比亞總統卡翁達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在一次宴會席間，與外事系統風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韓××借敬酒機會對陳毅說：“陳老總，我們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對這種半是討好、半是挑釁性的語言，陳老總聽罷不由得怒火中燒，瞪起了眼睛。這時，猛見周總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場合，注意影響。於是，外交部長迅速恢復了平靜，他不動聲色，未置一詞，把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頭頭尷尬地晾在了一邊。 幾天之後，週總理對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陳毅同志現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檢查”）了。你們堅持批判“錯誤”，我也同意，但對陳毅同志的“問題”，我早就說過，你們可以提你們的意見，我也可以來聽你們的意見，但中央對此沒有作結論，你們不能強加於我。即使批判“錯誤”，也必須擺事實，講道理，不能動不動就宣布“打倒”。當造反派提出要對5月間的事作“檢討”時，週總理把手一擺，輕鬆地一笑：“我不聽，我不計較這些。計較這些，我還做這個工作嗎？年輕人，許可你們犯錯誤。”

我們的總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懷，又一次寬容了屢犯錯誤的年輕人。 這一年7月，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武漢“七·二零”事件。該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漢處理問題的謝富治、王力所引發。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因擅自發表支持某造反派觀點的“聲明”，引起另一派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將王揪去辯論，混亂中將其打傷。為保護正在武漢的毛澤東的人身安全和妥善處理當地兩派糾紛，周恩來不顧個人危險和勞累，乘飛機頻繁往來於武漢、北京之間，最後將毛澤東轉移，將王力救出。這本來是一件由許多偶然因素所促發的事件，其中，作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林彪、江青卻各懷不可告人的目的，藉此大作“文章”，向武漢軍區領導人和某派群眾組織施以高壓手段；與此同時，沒有什麼名氣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也一時間名聲大噪，成了“正確處理”武漢問題的“光榮的中央代表”。正是這個王力，在外交部“奪權”等問題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來離京赴武漢之際，外事口一些院校紅衛兵置週總理多次批評、警告於腦後，組成千人“揪陳大軍”，湧至外交部門前“安營扎寨”，聲稱：不把“三反分子”陳毅交出來，決不收兵。對此揪陳行動，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謝於7月22日從武漢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等人，不僅不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製止，反而前往“營寨”“慰問”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於是，外交部周圍一連數週不得安寧，晝夜喧囂聲不絕於耳，嚴重妨礙了正常的外事活動。 8月7日晚，因武漢事件受傷的王力（與謝富治同日返京）拖著傷腿“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聽取他們關於外交部運動情況的“匯報”。對陳毅問題一直耿耿於懷的造反派代表，憑著他們的“直覺”，感到同這位中央文革大員談話十分入味、投機，便將其想法和不滿等，一股腦兒地和盤托出：

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其“三反”言行，屬於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在外交部運動阻力仍很大。 …… 這時，王力插話：“外交部運動阻力大？（輕蔑地）：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 當“匯報”到現外交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真正打倒，業務工作還是由原來的班子抓時，王力突然發出一連串的提問： “你們1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總理不是講過'老、中、青''三結合'嗎？為什麼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評外交部奪權過頭，說業務大權是中央的……” 王力（異常激動地）：“這話不對！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嘛！我看你們現在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有點實權才有威風。現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那麼'文明'啊？這是乾革命！（幹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對那些不革命的、不擁護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管他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統統打倒！有人不贊成'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現這類怪現象，令人深思。” 當談到陳毅“問題”時，王力認為：“陳毅應該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群眾呼一呼口號有什麼錯誤？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接受檢查，就是可以揪……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綱，說的那麼嚴重！”

最後，造反派還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內部“整風”中檢查了對總理問題上的錯誤，但有些同志感到“壓抑”；“聯絡站”成立半年，“整風”就用了3個月，“檢查”了好幾次…… 王力不以為然地說：“'整風'應長革命派的志氣，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銳氣。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的問題那麼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你們有什麼過火？我看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持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就是為後人謔稱之“王八七”講話的主要內容。對於幾個月來一直感到“壓抑”的造反派來說，這番講話不啻是一針“強心劑”，那刺激效應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裡，王力不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且是剛剛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光榮負傷、凱旋的一位英雄！這時候，即便是頭腦再遲鈍的人，也不會忽略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王力在武漢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權處理一切問題，那為什麼不可以在外事口運動方面“代表中央”說話？至於王力講話中的許多觀點與週總理歷來的講話大相徑庭，甚至露骨地批駁了總理的一些看法，這再次證明總理和中央文革在對造反派態度上的格格不入，證明外事口運動的“阻力”全都來自於總理！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來開始連續出席外事部門的“批陳”會議。他親自到會的行動，不僅是履行過去的諾言，也是以“陪鬥”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老戰友陳毅，防止發生意外。由於外事口單位多，有時一周內要安排好幾場“批判會”，總理實在抽不出身來，他就委託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李富春代他出席會議；並派出自己的秘書和衛士長一同前往，以便隨時了解、掌握情況。在此之前，總理還就會議的具體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訂下“約法三章”，即：“批判會”要以小會為主；會上不許喊“打倒”口號、掛“打倒”標語；不許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如搞變相武鬥、揪人等……對這些，造反派都當面答應了。然而，從第一次“批判會”開始，造反派就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導演了一出出撕毀協議的惡作劇： 8月7日午後1時，周恩來冒著盛夏酷暑，驅車趕到外交部小禮堂，準備出席在這裡召開的小範圍的“批判會”。他剛走到會場門口，便得到衛士長成元功的報告：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已經踏上禮堂門前石階的總理立刻止住腳步，當面質問會議主持人：“昨天說得好好的，已經達成'協議'了嘛，你們還這樣幹！”說罷，他站在台階上不動了，堅持要造反派撤下標語後才入場。三伏天的北京，驕陽似火。即便是站在樹蔭下還覺熱氣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總理卻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標語！僵持了整整一個鐘頭之後，造反派自知理虧，才被迫撤掉了會場內的標語…… 第二次開會時，週總理因有外事活動不能到會，而被“王八七”講話沖昏頭腦的造反派聞訊後，緊急調來幾百人衝入會場，準備“揪”走陳毅。為防止陳毅“溜走”，造反派還把陳毅的汽車輪胎放了氣……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總理派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將陳老總臨時藏入一盥洗室內，在場的總理秘書錢嘉東緊急向總理報告情況。傍晚時分，由總理親自佈置，北京衛戍區兩個連隊的戰士迅速開來，與正搜尋陳毅的造反派們對峙、周旋；而陳毅卻在成元功等的保護下，從後門撤出，換上衛戍區的汽車，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批判”陳毅。這次，週總理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會前，他親自向北京衛戍區傅崇碧司令員部署應急方案，將警衛部隊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測；同時，再三叮囑陳毅同志不可輕易離他外出。根據前幾次“批判會”的“經驗”，他還把幾個造反派頭頭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備出事時找人對案。 果然，就在大會發言時，突然從會場二樓吊下一條“打倒陳毅”的大標語！頓時，整個會場上一片嘩然。 ——這顯然是事先策劃好的！此時，總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講話的具體內容，否則，他就不會對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們一次次“違約”的行徑感到震驚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周恩來用逼人的目光緊盯住主席台上那幾個坐立不安的造反派頭頭，足有幾分鐘不說話。隨即，他憤然站起，當眾退場，以示抗議！同時命令警衛人員保護陳毅離開會場。在一身正氣的周恩來面前，人多勢眾的造反派卻不敢動陳毅的一根毫毛，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離去…… 在周恩來的捨身保護下，陳毅歷經大大小小8次“批判會”。雖幾番遇險，卻安然無恙。可周恩來卻因過度緊張、勞累，引起心髒病發作，不得不幾次吸氧。也就是在這些日子裡，一度沉寂的砲打周恩來的標語、口號又再次出現在北京街頭…… 在王力“八·七”講話煽動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顧週總理的一次次批評、警告，於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並悍然宣布“奪取”外交部黨委大權。接著，造反派又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辦公室，姬鵬飛、喬冠華等部領導白天均被關入地下室寫“檢討”，直至晚間8時才放出向造反派“匯報”……。由此，整個外交工作陷於混亂，一直由毛主席、週總理掌握的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奪權”的當天，毛澤東在外地得到有關報告，於是，他對一批正來訪的外賓輕鬆地談起這件事：最近，我們的外交部熱鬧了，他們要把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那誰當外交部長、副部長呀？ ……對陳毅，我也不高興他，但找到一個外交部長也難呀！所以，我主張對他少“炮轟”，不“打倒”。 然而，這時的造反派已在開始行使“外交部部長”、“副部長”的“職權”：在他們的“批准”下，短短幾天內，已有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各國的我外交機構，其中，還公然寫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強令我駐外使館、“貫徹執行”…… 8月22日晚，被極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紅衛兵，在抗議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而舉行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活動中，置基本國際關係準則於腦後，竟衝擊、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給我國的國際聲譽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成為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一個“冰點”。 4年之後，周恩來在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談話中，對火燒英代辦處曾作了這樣的敘述：“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衝、燒行為）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事情很明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之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煽動下一小撮壞人所為，是與中國黨和政府歷來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艱辛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的一次嚴重破壞。由於這一破壞行為是在外交部“奪權”後不久發生的，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後來才多次將“火燒”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和極左思潮聯繫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開始批判陳伯達反黨亂軍的罪行時，毛澤東提到過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 1972年6月，在開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批運動中，毛澤東又以此為例，痛斥那些“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而對於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舉世公認的著名外交家周恩來來說，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更是他整個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膚之痛”。也正由於此，我們的總理才以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所獨具的博大胸襟、氣度和坦誠，來直接、恰當、穩妥地處理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後工作。 1971年春，經周恩來親自批准、由外交部具體負責的英駐華代辦處修復工程竣工，英代辦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等遷入新居。對此，周恩來指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招待會上向英代辦當面表示：1967年火燒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賀。但是，當時這位同志卻因招待會上有許多外國使節在場，不好開口說這番話。回來後，周恩來批評他說：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為什麼不說？當著其他國家的大使說有什麼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毛主席幾次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講話你們都學了，學而不用，不去實踐，這就叫極左思潮的影響嘛！我們在外交關係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他可以報復，那隻能破壞外交關係，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周恩來的親切教誨，使這位同志深受感動和啟發。 之後，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召見了英國代辦，向他講了上述意思，英代辦當場表示理解和感謝。就在這一年，英國政府向我表示願意撤銷英在台灣淡水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升格問題進行談判。 1972年3月，鑑於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條件，兩國終於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至此，中英兩國由“半外交關係”進入“全外交關係”，從而為日後兩國關係正常化（包括香港問題的解決）準備了必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