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四、江青痛失“車、馬、炮”

縱觀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於後來一系列事情發展所起的“深刻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動極左思潮的頭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歷史作用”，這就是：迫使那個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的“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收斂氣焰，開始走下坡路；並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一直堅持主張並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重要“起點”。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根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成立的。這個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機構，實際上掌握著對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內）的“生殺予奪”的大權。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多次肆無忌憚地攻擊、污衊、栽贓於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陶鑄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事實，便是中央文革擁有這種非其莫屬的“特權”的有力證明。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才絕對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謂“保皇派”。僅半年多時間，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就先後將原在中央文革任職的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時，又對尹達、謝鏜忠、穆欣等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污的幾個成員施加迫害，一一排擠出“小組”之列。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便成為由“大三”（即江青、陳伯達、康生）加“軍師”（張春橋）加“刀筆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關鋒、戚本禹）為其基本陣容的盤踞在黨內高層的一塊“毒癰”。直至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卻“死而不僵”。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原“小組”內的“中堅力量”又將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拉在一起，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 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此害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和陳毅在外事口一系列問題上所作的種種鬥爭，歸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場鬥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以至其後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確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害；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也暴露了藉此“操縱群眾運動”和“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的壞人。周恩來正是以此為契機，將中央文革中那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在這個“拆廟”過程中，王力、關鋒二人首當其衝，接下來，便是戚本禹。 “小三”（王、關、戚）們的相繼倒台，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個怪物走“背運”的開始。

以下，便是“火燒”事件發生後一周內，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之間直接或間接較量的過程：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鐘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布：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佈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儘管現在批評你們，對於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誤，還需要由中央來負責，這個責任，我是不會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 就在這次召見中，有的造反派頭頭仍顯得很不服氣，他們甚至公開頂撞、插斷總理批評他們的話，還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個“八·七”講話，極力為自己的極端行為辯解、打掩護，因而引起周恩來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繼續在陳毅“問題”上做文章，一再無理阻撓周恩來出席“批判”陳毅大會，並威脅將組織“群眾”衝擊會場。對此，周恩來無比憤怒！他義正詞嚴地向造反派指出：“你們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你們採取輪流戰術，從（26日）下午2點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了，我一分鐘都沒有休息，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這之前，周恩來的心臟已隱隱作痛。他連服了兩次藥後仍不見好轉。他的保健醫生曾把總理病情寫在紙條上，當面交給一造反派頭頭，卻被置之不理。聽到以上總理對造反派、更是對那些幕後策劃、縱容者的痛斥揭露後，保健醫生忍無可忍，衝到造反派頭頭面前大聲警告：“如果總理今天發生意外，你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說罷，他攙扶總理離開會場。這時，造反派們仍在後面叫嚷不休：“我們就是要攔陳毅汽車！”“我們還要再衝會場！” 此刻，走到門口的周恩來陡然轉身，眼中噴射出憤怒的火焰：“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汽車中，保健醫生含淚給病勢加重的總理緊急吸氧。由於心髒病發作，周恩來從這時起到28日下午5時，整整36個小時無法工作。

狂熱中的造反派這時還不知道，就在周恩來病倒之前，一項經他反复考慮制定的解決王力、關鋒二人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醞釀成熟；王力的“八·七”講話和關鋒夥同王力砲制的“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等有關材料，也已報到正在外地的毛澤東處。對那篇“王八七”講話，毛澤東批了5個字：“大、大、大毒草”！毛澤東還說，王力講的這些話，連我也不能隨便講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二人實行隔離審查，對戚本禹則視其表現，再作處理。 當了解到周恩來因勞累過度，引起心髒病發作等情況後，毛澤東建議，告訴總理，要多睡覺，不要開長會，不要多說話。 8月30日，是處理王力、關鋒兩人的日子。據王力本人後來回憶：這一天，他與關鋒在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同時被宣布隔離審查，而戚本禹暫還留在台上。在結束王、關二人政治生命的會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江青、康生給王力扣上了“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同時還誣衊其妻王平權的家裡是“一窩黑貨”。隨即，王、關二人被送入秦城監獄。

9月4日，還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其中，也向毛澤東反映了處置王、關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引起的劇烈震動： “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關鋒、王力同志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其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上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我這幾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許多問題；……我真怕什麼時候自己不爭氣，離開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給革命造成損失。……小組裡出了事，江青同志心裡難過。她叫春橋同志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8月31日，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頭頭及部黨委成員，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就在這次會上，他嚴厲批評那個在外交部“奪權”後代理“外交部長”職務的造反派頭頭：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對於前一時期“炮打周恩來”的逆流，周恩來毫不客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節外生枝、無中生有、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陰謀，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為。他還提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我說話都失靈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銳指出：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現在算起來，1922年入黨，46年了（注：據1985年黨中央批准的中央組織部報告，周恩來入黨時間確定為1921年）。這46年裡是犯了不少錯誤，說了不少錯話，寫了不少錯誤的文章。但是，我最終是跟著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崗位和所負責的工作總還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觀。所以，我還是要幹下去。現在我申明，對某些人的“幫助”我歡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來要挾，來煽陰風、點鬼火，搞陰謀活動，那我是堅決反對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雖留下來，已不再被重用）之後，中央文革內部發生了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最嚴重的危機。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雖然從骨子裡勢不兩立，恨得咬牙切齒，但無奈毛澤東已經發了話，王力、關鋒他們又闖下如此大禍。在周恩來一次次強有力的反擊面前，剛剛受到重創的江青一夥只有招架之功，再無還手之力。他們在這種場合下只能隨聲附和，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於是，在這一時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輿論宣傳上出現了一種十分反常的現象：自上海“一月奪權”以來一直大喊“打倒”、“砸爛”、“奪權”和“反翻案”、“反復辟”的筆桿子們，忽然改變了腔調，扭扭捏捏地反起“極左”、“無政府主義”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來了。那個“刀筆吏”姚文元，還率先提出要“徹底揭露”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稱得上賊喊捉賊，欲蓋彌彰！

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連續接見各地駐軍及有關省、市負責人，向他們提出：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後再攻別人；外事口裡有壞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澤東把話挑明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親自過問、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徹底肅清兩個多月來極左思潮對外事系統的惡劣影響，並對外交部“奪權”、提“打倒劉、鄧、陳”口號、“火燒英國代辦處”等極端言行進行組織上的清查。於是，一度被“打倒”、關押的老幹部們又重新恢復了工作，少數造反派們也相繼被審查、處理。整個外交大權再次回到黨中央、國務院手裡…… 其實，外交部“奪權”前後被造反派多次批鬥的陳毅，在這以後並沒有真正“沉默”。在周總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的身份昂然出現在各種內外場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陳毅出現在周總理主持的國慶18週年招待會上； 10月1日上午，陳毅與其他“二月逆流”的副總理和老帥們一起登上天安門； 11月6日下午，陳毅陪同周總理來到北京東郊機場迎接歸來的我援外專家； 11月30日，陳毅外長又與週總理聯名電賀南也門人民共和國獨立； …… 可以說，在那個政治氣候依然冷峻的“嚴冬季節”，兩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戰友的每次公開露面，都是對成千上萬為中國前途命運擔憂的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莫大慰藉；同時，也是對那幾個不安好心、專以整人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諷刺！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陳毅元帥於1960年冬天題寫的這首著名詩篇，正是數年之後那個“嚴寒歲月”裡周恩來、陳毅以及許許多多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高風亮節的偉大人格的真實寫照。像這不朽的詩句一樣，周恩來、陳毅這兩位開創新中國外交基業的歷史巨人，將永遠與人民共和國同在，與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事業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