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二、在全面“奪權”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颱風驟然刮起，全國上下到處一片“奪權”之聲，真可謂“攪得周天寒徹”。由此，外事口造反派們又活躍起來，他們再次尋機就批判陳毅問題逼迫周恩來讓步，要求召開整個外事系統“批判以陳毅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萬人大會，並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實際上是奪取整個外交大權的前奏曲。 在狂瀾面前，周恩來穩若泰山。他堅持過去觀點，毫不退讓。對召開外事口萬人批判大會的事，他指出，這要經中央同意，我即使到會講話，也不是代表我個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對“打倒陳毅”的口號，他說，我的看法和你們有距離，我堅決反對這個口號，不能接受這個口號，這樣簡單不行；必要時我可以和你們辯論一番，但我現在不和你們辯論。

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各地區、各部門的造反派把原來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到手裡。 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上海說得更加露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從一開始就堅持一條：造反派只能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能奪取各業務部門的權力；各業務部門仍應當由原來熟悉業務的干部掌握、領導，造反派只能實行“監督”。這樣，周恩來不可避免地與中央文革一夥人發生了衝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上，周恩來當著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單位奪權的經驗不是每個單位都可以學過來的，因為奪權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首先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其他方面可先實行監督……話未說完，江青便氣勢洶洶地插話：“業務權也要奪，不會學嘛！”類似的爭執，在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幾次，但周恩來並沒有因此讓步。

幾乎是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在“奪權”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同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宣佈在外交部“奪取”。 1月18日，周恩來委託陳毅前往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由陳毅代表部黨委表示“祝賀”，實際上是就外交部“奪權”問題表態。陳毅在對造反派代表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聯絡站”所奪之權是“外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權”，外交部業務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仍由部黨委研究決定，但可由造反派參加的“業務監督小組”實行“監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奪的不過是“虛權”，整個外交業務大權並未掌握在造反派手裡。 1月24日下午，周恩來親赴人民大會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單位造反派參加的陳毅“檢查”大會。大會以國務院的名義召集，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以及陳伯達、江青等均出席大會。

會上，周恩來首先對陳毅“檢查”事一拖再拖的情況承擔了全部“責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著，陳毅在大會上念“檢查”。這篇不到3000字的“檢查”，是經周恩來再三修改、推敲後定稿的，其要點是：1、在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2、犯錯誤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3、“出於好意”和“希望群眾掌握政策”而講的一些話對運動“起了阻礙作用”；4、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認識和改正錯誤表現得很“遲緩”；5、歡迎大家繼續給予批評、幫助，以便“改正錯誤”。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發表講話，指出：“陳毅同志的檢討是經過了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們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陳毅同志的工作”；“他為黨工作了40多年，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晚年還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態度、以階級兄弟的態度來幫助他”；“這樣，我才可以比較放心外事口的事，讓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轉到別的口子上去”。關於“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來強調：“一切外交重大問題，都是主席親自過問的，這樣17年來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輝煌的業績”。

整個大會，由於周恩來親自掌握，精心佈置，選擇時機，因而進行順利，僅用一個半鐘頭便告結束。由此，陳毅外長闖過了萬人大會“檢查”這一關，成為國務院系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我們的陳老總如果就此順勢下個台階，今後在一些場合只講些不痛不癢的“應景”的話，他的外交部長的座位該是坐得比較穩當的——陳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陳毅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陳老總畢竟還是陳老總！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黨的威信，為了他和周恩來共同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也為了總理——這位幾十年同舟共濟的戰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認“錯誤”，當面“檢討”。但面對日益猖狂的邪惡勢力，他決不低頭，他還要講話，還要仗義執言！

時過3週，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終於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向著亂黨亂國亂軍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發動了一次總攻——這就是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在這場總攻擊中，我們的陳老總又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講話，成為“大鬧懷仁堂”的主力之一。 據說，毛澤東事後在聽取張春橋、王力等匯報時，對其他老同志批評“文化大革命”的言論都未動聲色，似不介意；唯“匯報”到陳毅翻出歷史舊賬，反對沿襲延安整風期間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來當時是被整對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時，毛澤東才變了臉色，乃至最終大發“無產階級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裡，陳老總沉默了。 3月、4月、5月，那近百個日日夜夜，“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帥、副總理的日子都不好過。只是在3月18日，最後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即批鬥“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同志的會議）開過之後，我們的外交部長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嘆道：“這'三·一八'可真不是個好日子喲！”陳老總在這裡指的是40年前，反動軍閥段祺瑞在北京製造的屠殺示威群眾的“三·一八”慘案。那時，26歲的陳毅曾親自組織參加了這場反對段祺瑞政府的群眾鬥爭。當然，陳毅的這句“牢騷”話是私下里說給身邊工作人員聽的。

然而，在“後台老闆”的鼓動下，外事系統的造反派們卻一天也沒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一夥人對陳毅等老帥和副總理們大興問罪之師之際，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們也爭先恐後，一起動作，紛紛把“炮火”集中到陳毅身上。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們所使用的口號也越來越升級，由原來“批判”、“火燒”，發展為“炮轟”、“打倒”，直至最後竟使用了“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種最極端的口號。一時間，對陳毅“問題”持什麼態度，用什麼口號，都成為劃分某個群眾組織是“革命派”還是“保守派”的標誌。由此，不少群眾組織內部出現分裂，不同觀點的派別之間相互不服，紛爭不已。最後，只要堅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陳毅的組織，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中”的大帽子。

為證明本組織是“堅定的左派”，一些持極端觀點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還競相衝擊外交部，並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遊行示威，把“打倒陳毅”的口號公之於眾，以率先“揪”外交部長的行動，來顯示本組織已獲取外事口批判陳毅的“領導權”。對此，周恩來不顧自己被攻擊、受責難的危險，再次挺身而出，堅決頂住外事口造反派揪鬥陳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來連續與外事部門造反派代表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近來一系列極端行徑，並為一直拖延不開的第二次外事系統“批陳”大會與造反派據理力爭，反復周旋。下面是周恩來同造反派們的部分對話： 外交部“聯絡站”（理直氣壯地）：今天上午遊行是我們聯絡站發起的，支持我們的還有外事系統的9個組織。我們發起遊行的主要一點是要求陳毅必須馬上到群眾中來！根據“揭發”的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從他1月24日大會“檢查”之後，他至今沒有到群眾中來，這是有意逃避群眾的揭發批判……

總理：本來“五一”前，我已有安排，準備讓陳毅再作檢查。但“五一”節耽擱了一下，沒安排上……今天，你們外交部帶頭搞這樣一個示威遊行，還聲稱要把陳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應你們，也沒法擔這個風險。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不是學校，不是紅衛兵，你們是外交部，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有“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我希望你們冷靜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我們要防止對黨、對國家不利的一切行動。 一造反派：總理，剛才您說聯絡站遊行效果不好，我不太懂，請您講清楚些。 總理：外交部要揪陳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參加外事活動嘛！特別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揪外交部長，這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對陳毅同志的問題，他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但不能群眾大會一通過，中央就批准，這不是必須服從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張陳毅到群眾中去？ 總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把人揪去，群眾一哄，“噴氣式”一坐，怎麼行？ 眾人：總理應當相信群眾。現在外交部環境很好。對陳毅我們就是要批判。 總理：批判錯誤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還要繼續創造條件。 眾人：什麼條件？ 總理：要研究具體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陳毅同志到會。 眾人：好幾個月了，他（指陳毅）總也不露面。 總理：是幾個月了，但中間有反复嘛，這是正常的，何必多問！ 造反派：陳毅不到群眾中來，是心裡有鬼。 總理：“有鬼”是你們的看法。可你們想用遊行的辦法壓中央，把陳毅同志揪去，這又像什麼樣子？ 造反派：5月4日，我們就給陳毅去了“照會”，但他到現在也沒有回答。

總理：5月4日他已經患腸炎了。 眾人（命令式地）：請總理把陳毅交給我們，我們不會搞遊街、武鬥，你要相信群眾。 總理（生氣地）：我說過，還要研究具體的方式方法，要創造條件。你們不要在這裡給我施加壓力……（岔開談開批判會的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外院造反派）？ 總理：現在還不能交給你們。 （氣憤地）什麼？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這是強加於我，我要抗議！ （對眾人）你們大家證明，我沒有說“三反分子”。你們想“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輕易舉手贊成你們的。不要在這裡搞什麼花樣，亂加形容詞嘛！ ……我說了，陳毅同志現正患腸炎，等腸炎好了，我再陪他參加大會。 造反派：總理，是不是把陳毅交給（批陳）聯絡站？ 總理：那也不行，我不能這樣做。陳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外交部長。交“批陳聯絡站”也不行。 “批陳聯絡站”：應交給我們先批判，然後再交（外交部）聯絡站。 總理：那你們滿場的“打倒”口號。 眾人：我們就是要打倒陳毅。我們下定決心。 總理（激動地）：你們下定決心，也不能強加於我！我現在是跟你們商量具體方式，你們隨便哪個人就推翻了，還有沒有民主啊？ 眾人：我們是為了維護主席思想開這個大會。 總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這樣做，不贊成用你們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該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 總理（氣極）：這樣子就沒有商量餘地了！我說了，現在條件不成熟，大會還是不能開！我現在跟你們商量問題，可你們卻用群眾大會的方式來對付我…… 眾人（和緩下來）：我們是對付陳毅，不是對總理。我們相信總理是支持我們的。 總理：我已經把底交給你們了，中央不同意採取揪鬥的方式。至於批判“錯誤”，還要創造條件。現在，我不過講了幾句冷靜的話，你們就這樣圍攻、起哄、向我施加壓力，那陳毅同志還怎麼來？ ……總之，開大會時我一定要陪陳毅同志來，不光是他，還有幾位副總理，我都要一個一個地保，否則無法向主席交代。 造反派：總理為什麼還稱“陳毅同志”？ 總理：主席批判劉少奇也稱“同志”呢，劉還是中央常委嘛！你怎麼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我們黨內的事情，你不能這樣提問。難道中央必須跟你們走？不能這樣，那就沒有領導了！ 兩天之後，周恩來得悉外語學院的一些紅衛兵為“揪鬥”陳毅已強行沖入外交部，又於15日凌晨緊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統院校紅衛兵代表，向他們發出警告：“你們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當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讓部隊開去，以加強外交部的保衛！今後，誰也不許再去沖，不管哪一派，誰去我就扣留誰！”對仍在陳毅問題上無理糾纏的造反派，他斬釘截鐵，寸步不讓：“你們以為想要'打倒'陳毅，陳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這一年的5月間，周恩來連續數次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談話的一部分。與“二月逆流”前比較，很明顯，造反派的口氣變得更加強硬，其來勢也更加兇猛、更加無所顧忌、咄咄逼人了。從中已不難看出，總理本人當時的困難處境和暗藏的某種危險預兆。 果然，從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單位的造反派組織先後貼出矛頭對準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如：“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對此，外事系統內部並不一致。許多老幹部、黨團員和業務骨乾等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十分反感，明確指出這是“政治性錯誤”。但在某些造反派組織當中卻有相當一部分人堅持“炮打”周恩來，其“根據”是：1、不掃除來自總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陳毅；2、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3、（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總理主管外事，很多東西違反毛澤東思想；4、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不會和總理沒關係（即副總理們都是在總理領導下工作）；5、運動以來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6、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 今天看來，當時的造反派們也並非一味只知打、砸、搶的狂熱分子，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是頗有些“頭腦”的。然而，和其他地區、其他部門的所有造反派一樣，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極左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們才會不惜將矛頭對準為國家、為人民日夜操勞的人民的好總理！ 對以上情況，周恩來並非沒有一點預感。 5月15日凌晨，他在對外事口造反派講話中曾發人深省地道出這樣一段話：“拿我個人來說，你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乾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後，5月29日，毛澤東也從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風潮，特別是外事系統一些造反派，因陳毅“問題”而每每對周恩來進行非難和攻擊。毛澤東揮筆批道：“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毛澤東的批示雖十分簡短，卻極不尋常，可稱得上字字千鈞。首先，他明確提出了“極左派”這一概念。幾個月前，毛澤東也使用過這個概念，但當時指的是搞“打、砸、搶”的造反派。而這次毛澤東又親自將這一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即炮打、攻擊周恩來的言行，均屬“極左派”之列。這樣一來，不論明里或暗中支持、慫恿這類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極左派”的支持者和後台。這無疑是對江青、康生等一夥人的沉重的一擊。此外，毛澤東又特別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向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們“做說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次日，周恩來在該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傳閱。 ——這是周恩來以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名義，在同江青、康生一夥對抗的“棋局”中，變被動為主動，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將軍”！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澤東、周恩來批件後有何想法，我們不得而知，或許這永遠是個歷史之謎了。但在此前對所謂“伍豪事件”（注：這是30年代初，由國民黨反動派造謠誣衊地誹謗周恩來的事件，當時的中共中央曾採取措施進行揭露和批駁）完全知情卻裝聾作啞的康生，這時就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5月31日，康生在寫給陳伯達、江青的信中稱：我建議由文革小組來召集外交部的聯絡站及所屬核心組開會，明確指出那些“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毛澤東抨擊“極左派”之後雖顧慮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後也在一些場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稱“毛主席的一個小學生”的江青，卻一直緘口不言，若無其事，置毛澤東批示於腦後。 儘管真真假假，陽奉陰違，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畢竟不容抗拒。這一年六七月間，炮打周恩來的言論有所減少，非難周恩來的行動也有所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