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

第14章 第四章大雪青松——在外交部“奪權”前後

對這場從1966年春夏開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風暴,即使是幾十年一直處於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周恩來也毫無思想準備,以致每每陷於被動。 “紅衛兵運動”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跡:我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局面,想不到會發動這樣大的群眾運動;我們這些在主席身邊的人,對主席思想緊跟、緊學、緊做,但還是跟不上,還常常要掉隊,犯錯誤。當然,由於經歷、地位、性格的不同,身為“第三號”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終堅持一點,就是實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轟”、“打倒”等口號滿天飛的情況下,周恩來從不隨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復強調黨的一貫政策,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藉以勸導、說服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黨領導下的各項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說所有地區、所有部門都是“黑線”、“黑幫”,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所說的各項工作,自然包括建國以來他和陳毅先後擔任外長時期的外交工作。運動初期,周恩來第一個下去蹲點的單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語學院;他曾多次直接聽取陳毅外長關於外事口運動情況的匯報,對有關外事系統運動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來、陳毅二人聯名發出。

新中國第二任外交部長陳毅元帥,生性豪爽、坦率,長年戎馬生涯,仍詩興不減。據說,他是黨內高級領導人當中唯一能在毛澤東面前無拘無束的人,也是毛澤東少有的幾位“詩友”之一。俗話說:江山易改,禀性難移。然而,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使多少人改弦更張,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大革命”確實是暴露人們靈魂的一次“洗禮”。但是,在此順之者榮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們這位陳毅外長卻偏偏“不識時務”,不管是什麼場合,小到幾十人,大到幾萬人的會上,他都要甩出幾句心裡話,給正陷於“革命”狂熱中的人們潑上幾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經過黨內最高層的連續三次發動(即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中央工作會議),“文化大革命”終於在全國鋪開,天下大亂的局面迫在眼前。這時,對“內憂必起外患”有著切身體會的陳老總,再也無法忍耐下去了,他到處奔走疾呼,仗義執言,在黨內、軍內率先抨擊“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種種錯誤做法。

在陰謀家們的指點、支持下,沒過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浪潮,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外交部長陳毅。 就在所謂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惡浪剛一掀起,周恩來立即站出來,挺身擋住一顆顆射向陳毅外長的砲彈,竭力保護患難與共的老戰友。下面是周恩來兩次同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組織代表談話的部分內容,從中可略見當時“形勢”之一斑。 第一次談話的時間是1966年12月3日晚7時,地點在國務院會議廳。正式談話前,到會學生代表紛紛對外交部派駐外院工作組負責人、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表示不滿。 總理(對一學生):你今年才20多歲嘛,活到我這麼大還有40年。你曉得將來會碰到什麼樣的“牛鬼蛇神”嗎?怎麼把劉新權說得那麼可怕?

學生:劉新權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總理(搖頭):還不能做這樣的結論。 學生:我們就做了。 總理:我還沒有同意。 學生(不服地):那我們各自保留看法吧! 談到北京外事系統院校運動不能開展,“左派”學生受壓制時,眾學生:陳毅同志對此要負很大責任,他總是“和稀泥”…… 總理:你們說他“和稀泥”,他是為了團結大家,是一肚好心腸嘛!就是有時說話“走火”。我們相處幾十年,這個老同志的確為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學生:他說反毛主席不算反黨,他就反過兩次,毛主席上台後還團結他…… 總理:說反對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黨內路線鬥爭,也可以這樣講,他沒有把當時情況講清楚。他是把這個問題孤立起來談了。 “走火”就在這個地方。

學生:11月13日他向軍事院校學生講話,好多學校轉播,同學中對立情緒馬上增加,停止了幾個月的大辯論又開始了。 總理:噢,有這麼大作用? 學生:“多數派”同學揭發,陳毅騙了他們,見他們時支持“多數派”,見“少數派”時又另說一套…… 總理:陳老總沒有單獨見過“多數派”。 學生:他說工作組檢查兩三次就行了,還說是毛主席說的…… 總理(點頭):有這樣的事,是講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檢查相當好,主席講,“檢查兩三次就可以了”。 學生:陳毅在外交部紅衛兵解散大會上還講“多數派”守紀律。 總理:你們對陳毅同志說過的話,就要求那麼嚴?這樣聽起來,你們是對他有偏見,專抓“小辮子”。 學生:……反正陳毅同志的許多講話沒起好作用。他還說劉新權是我陳毅派出的,我擔一半責任。

總理(點頭,滿意地):是負責任的話。劉新權是外交部派出的,陳毅同志是外交部長,他當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這很好。 學生:他還說,將來你們對就立一功,不對就向我道歉。 總理(肯定地):我聽陳毅同志這樣說過。 這時,總理神情嚴肅,提高了聲調: 我今天沒時間多講陳毅同志的問題。但我要告訴大家,他是我們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你們要考慮國際國內影響。至於對陳毅同志問題的認識,你們不能強加於我。我和他相處幾十年,一起管外交,經常一起向主席報告工作,我曉得這個同志,他不會說假話。 學生:他要我們別總揪住工作組不放,說明他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總理:這樣說他可能承認。我們也說過不理解嘛! 學生:他總強調個人經驗。 總理: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點、時間不合適,沒講清楚。當然,這也是這個同志的優點,沒有隱瞞觀點,脫口而出。他以為用現身說法可以幫助你們,而你們需要的又不是那樣的話。 …… 最後,周恩來告誡在場的學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衝擊外交部。如果你們要衝,我勢必出面乾預,最後你們還得走開。 10天之後,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來連續5個小時再次同北京外國語學院紅衛兵代表談話,在場學生仍抓住陳毅“問題”不放,實際是逼總理在此問題上鬆口、表態。下面是雙方對話最後結束時的幾段: 學生(咄咄逼人地):我們認為,現在外事口問題的關鍵不在別的,而在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例如,工作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還有,陳毅到現在還沒有作檢查,仍然堅持他以前的觀點;他給軍事院校學生的兩次講話,保守派很歡迎。總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來自陳毅,因此必須徹底批判陳毅,否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打不垮!

總理:今天我不准備同你們談這件事,要談以後談。你們不能壓我。你們送來一大疊東西(注:即12月13日接見時外院學生代表要周恩來轉交中央的有關陳毅“問題”的材料),我還沒有看。總得先讓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學生(插斷):總理,你要理解我們的心情! 總理(生氣地):你講,我一直在聽,耐心地聽嘛!但你不能總要我馬上回答你的問題。 ……你們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們把一切問題歸結於一個人,這不是辯證地看問題。運動發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過去對你們說過,這樣大的局面,我做夢也沒敢想過;也許你們想到了,算你們有偉大的預見!事物發展常常超過我們的預計,包括各個行動,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犯了錯誤,認識到了,就要馬上承認、改正。我這是對你們講的老實話。所以,在我理解你們情緒的同時,我們的情緒,也請你們理解。總之,我今天沒想回答陳毅同志的問題,還發了這麼大脾氣,對不住了!

說罷,周恩來退場。 正當周恩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際,有些人的講話卻與周恩來所言大不一樣。就在周恩來第二次接見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來到中南海西門,向為《紅旗》雜誌發表某篇社論前來“報喜”(注:名曰“報喜”,實則讓領導人出來接見,發表講話,以獲取“中央首長”支持的資本,此舉為當時北京所司空見慣)的紅衛兵發表講話,宣稱:“你們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們是我們的革命戰友,你們是我們的革命小將;革命小將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小撮人!”她還鼓動說:“你們不要怕,要有硬骨頭”,“我們是心連心的,我們一塊兒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 這位權勢顯赫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注:凡遇組長陳伯達“稱疾”時,她便成為“代組長”)此時此地的這番言詞,絕不是一時興起,隨便說說而已。她實際上是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連連受阻的情況下,向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公開亮出了“後台老闆”的招牌,煽動天真的“革命小將”在前面打衝鋒!她知道自己的這篇講話,當天便會以“中央首長重要指示”為題出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繼而傳遍全國。與此同時,她手中還準備了各式各樣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勸阻、引導這些青年學生嗎?那便是“給小將們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潑冷水”;你要製止亂打亂揪嗎?那便是“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運動”……

特別是對11月間陳毅等幾位老帥們的講話,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滿,伺機反撲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會上“定調”說:“部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隨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員們也馬上在不同場合與其主子呼應:“群眾起來了,有人想壓是壓不住的”;“對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不能指手畫腳地指責”;“(老帥們的)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教育”等等。 在後台老闆們的“指點”下,北京各造反派組織聞風而動,紛紛響應。包括軍隊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招牌。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浪潮來勢兇猛,衝擊整個北京城。 1967年1月初,軍內造反派背著周恩來和中央軍委,擅自決定於1月5日召開“揭發、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大會“籌備處”指名要求陳毅、葉劍英二人到會“接受教育”。就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周恩來親自出面加以勸阻,指出:軍隊造反派把批判矛頭指向陳毅、葉劍英兩位軍委副主席是“搞錯了方向”。以陳、葉二人作為全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不符合實際的”。他還明確表示“不贊成”開這樣的大會,也不准備參加這樣的大會,“因為於全軍不利,攻擊的矛頭錯了”。

就這樣,在周恩來的挺身保護下,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來自外交、軍隊等系統的批判陳毅、反擊“十一月黑風”的勢頭才不得不減弱下來;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員也開始變換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場合“表態”,稱陳毅、葉劍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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