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章“生產絕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國民經濟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中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在還不可能預料後來“文化大革命”發展狀況的時候，這段話，自然也反映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干部群眾的一種真誠願望。 這個時候，運動還僅僅限制在大中學校和一些黨政機關里進行，對工農業生產、尖端科研和國防建設等尚未造成直接影響。但是，同以往政治運動相比，“文化大革命”來勢更猛，涉及面更廣，其矛頭也越來越上指、濫指。對此，一直關注工農業生產情況的周恩來一方面也講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同時，他又再三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機關和學校，其他行業則應“三大革命”一起抓，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開展“文化大革命”。

8月中旬從北京發起的“紅衛兵運動”，把“革命”迅速推向社會，並席捲全國，開始波及工農業生產。首先是“大串連”造成全國鐵路運輸緊張，生產秩序被嚴重打亂。這就在事實上沖破了“十六條”中關於運動的一些限制性規定，違背了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希求穩定國民經濟秩序的初衷。為此，周恩來採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證生產正常進行的宣傳和行政措施。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號召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應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這篇根據周恩來意圖、由副總理陶鑄主持起草的社論，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想法，即在認可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把“革命”和生產分開，實現二者“雙軌並行”，又“各行其道”，互不干擾。當天晚上，周恩來來到中國科學院辯論會場，親自宣講社論中的觀點，提出：憑我自己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即在這樣一場革命的進行當中，使我們最緊急、最重要的業務工作受到影響。

基於同一認識，周恩來還主持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工業六條）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農村五條）。兩個文件要求各個生產地區和業務部門，應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生產指揮機構，停止串連，堅守崗位，保證本單位革命和生產的正常進行。文件下發前，周恩來曾請示毛澤東，建議“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議定政策”。對此，毛澤東批告：“可即發，不要討論了”。於是，這兩個文件均在9月中旬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文件傳達後，立即受到處於生產第一線的廣大干部群眾的普遍歡迎，紛紛表示擁護。他們說：原來看到只抓革命、不管生產的不正常現像很著急，但又不敢講；現在中央有了指示，就可以挺起腰桿講話了。 在試圖制定某些具體政策規定來限制“革命”、保障生產的同時，周恩來還利用公開場合向廣大青少年做說服解釋工作。 9月15日，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周恩來明確提出：“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連。那裡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鬧革命。”針對一些地方發生紅衛兵與工農群眾的矛盾糾紛，周恩來說，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所以，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生產減少了於國於民都不利。

此外，周恩來還在一些場合對抓緊工業生產和科研業務工作表示明確的意見，其中已流露出他對於形勢發展的擔憂。鑑於工業生產的狀況，他提醒說，現在，工業方面已經出現不好的苗頭，如果繼續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計劃難以完成，還要影響明年計劃，影響整個“三五”計劃的實現。又說：“工交企業要業餘鬧革命，要堅持八小時工作制，要保證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他還針對國防科研中的問題強調：目前更嚴重的問題是尖端，今年已經耽誤了一個月，搞不好將打亂整個尖端工業的五年設想，那就不是幾個月，而是要推遲一兩年的時間了！ 不難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仍繼續發動，絕大多數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尚處於“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情況下，周恩來最關心的事情不是這場“革命”能否真正發動起來、深入人心，而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怎樣才不被打亂，人民群眾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國防尖端事業能照常進行。他曾向調來國務院協助抓工業的余秋裡、谷牧一吐心中憂慮所在：“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決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在“革命”與生產的天平上，周恩來的重心實實在在地倒向生產一邊。 同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踢開黨委鬧革命”口號的鼓動下，不僅機關、學校裡開展“四大”，搞起運動，許多工礦企業、農村社隊、商業部門和科研院所也都紛紛建立群眾組織，互相串連，熱衷“造反”，把鬥爭矛頭對準本單位、本系統、本地區的黨政領導。這樣一來，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更大了，工農業生產各部門尤其是工業交通系統內部，開始出現大量難以控制的干擾性破壞性因素。和絕大多數黨政機關一樣，許多工礦企業的領導班子也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造成生產指揮失靈，經濟建設停滯的嚴峻局面。對此，周恩來極為焦慮。鑑於這時下達行政文件阻力增大，執行有限，他決定在製定若干政策規定的同時，繼續加強對“抓革命、促生產”的解釋性宣傳。

11月9日晚，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會上，他重申經濟建設不能停滯、中斷，並據理駁斥了那種只講抓革命而根本不講抓生產的論調。第二天，經過周恩來審定的這篇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鄭重聲明“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不論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裡面，在一切科學研究和設計部門裡面，在農村里面，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因為，“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工業生產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只要某一部門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這是常識範圍的事情，誰都會懂得的。” 在“文化大革命”即將全面涉入工農業生產領域的緊要關頭，這篇社論毅然亮出“紅燈”，公開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識範圍”的事情，其針對性是不言而喻的。幾個月來的事實，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革命”與生產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始終不渝地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就是為了讓廣大干部群眾打消顧慮，以便放手抓生產、抓業務；同時，也是為了讓那些一味煽動“革命”、“造反”，反對抓生產的人在基本事實面前無話可說。這樣，無論是輿論宣傳，還是行政文件，都賦予了“抓革命、促生產”以特定的含義，在不利的政治氣候裡，創造出某些有利於維持和推動經濟工作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