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三、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期間

面對“紅衛兵運動”造成的一系列後果，周恩來所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客觀地、正確地認識黨內矛盾的性質，進而把握和處理好對所犯錯誤幹部的政策問題。 還在8月間，周恩來在談到工作組問題時，就多次提出，即便是犯了方針、路線的錯誤，也還要本著毛主席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指出其錯誤，幫助其改正。並說：在這個問題上，我自己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心情一樣，我代表他們，也代表我自己，向你們（指工作組所在單位群眾）道歉。同時，我應該向你們說清楚，這個問題已經在中央全會（即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解決了。 基於這一認識，周恩來反對在工作組及其他問題上對領導幹部揪住不放，無限上綱，以至採取群眾“罷官”的做法。 9月初，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商議了《關於黨政軍高級幹部任免審批手續的暫行規定（草案）》的文件稿，實際上是設法對中央和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高中級領導幹部進行保護。在這以後，不論是和群眾的談話，還是主持制定有關文件，周恩來都一直堅持對各級領導幹部不能由群眾組織來定性、“罷官”。

9月下旬，針對紅衛兵和其他一些人的提問，周恩來強調：“不能說犯了路線錯誤就是反革命，路線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就犯過路線錯誤，但願意改正錯誤，跟毛主席學習。”“如果一個人在一個時候犯了一些修正主義觀點和傾向的錯誤，只要他認識了，而又堅決改正，對這種人，黨還是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的。這樣的人，在各級領導機構中都有。”“現中央、國務院各部正副部長36人停職反省，將來也要一分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黨性質的，也還有走得很遠的、有願意革命的。犯了路線錯誤，主觀上還認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願意改正錯誤，就不能算敵我問題。” 為了在全國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解決黨內高、中級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問題。會上，陳伯達、林彪作主題發言，點名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指責他們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和代表人，並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劉、鄧二人被迫再次檢討。

如果說，這一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的第二個“大動作”（第一個“大動作”是同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那麼，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則是第三個“大動作”。通過這次會議，把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解決”了的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又在更大範圍裡重新提了出來，並且斷言：“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經過多次的反复。” 事情很明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後果，首先是劉少奇問題正日趨明朗化、公開化。為此，周恩來十分關注社會上對劉少奇和王光美問題的反應。 10月11日，他囑告原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和公安部負責人，要他們分別派人察看北京幾條主要街道上有關王光美的大字報，並將標題和簡要內容抄回。 12日，他又在清華紅衛兵於當日發出的“徹底批判王光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大會“請帖”上作批（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

對劉少奇本人，周恩來這段時間內尤其註意和留心他在公開場合的露面問題。在周恩來親自擔任“總指揮”的毛澤東連續8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劉少奇、鄧小平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身份，一次不落地參加了各次的接見活動。其中，國慶節那天，經過周恩來精心安排，劉少奇仍以國家元首身份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排名緊隨毛澤東、林彪之後。在11月間召開的孫中山一百週年紀念大會，因事先估計參加大會的紅衛兵可能要衝主席台和呼喊口號，周恩來曾考慮劉少奇、鄧小平可以“請假”不出席大會（後經過會前向紅衛兵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同時採取了必要的保護措施，劉、鄧二人均出席了這次大會）。 但是，隨著中央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不斷升溫，劉少奇的問題終於被“捅”了出來。

10月18日，一些外地紅衛兵在天安門前觀禮台貼出“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當天下午，清華大學也出現“打倒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的大字報。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童小鵬前往天安門東側的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向紅衛兵做勸說工作，要求他們撤下標語口號。 第二天，周恩來親自接見在天安門張貼標語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代表，回答他們有關劉少奇問題的提問。關於八大黨章中未提“毛澤東思想”一事，周恩來說：“八大黨章中沒提毛澤東思想，這是毛主席的提議。針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主席說不一定每次開代表大會都提。”當問及毛主席在黨內是否是“少數”和“炮打司令部”問題時，周恩來答道：“毛主席的地位在遵義會議時就確立了。現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誰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即使少奇同誌有錯誤，我現在也沒有權利回答你們。你們把少奇同志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你們要考慮考慮。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你們把標語貼到天安門，外國人就會懷疑我們是發動群眾，製造輿論。少奇同志不是普通黨員，也不是普通的領導，就是要撤換也不需要去發動群眾。主席的思想一直是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針。”“你們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條裡又沒有的，你們就要多考慮後果。你們不能使中央處於被動地位。”“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志的大字報了，學校也最好避開這個問題。”

就在周恩來多次勸阻紅衛兵不要面對面鬥爭王光美和擴大劉少奇問題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多次煽惑紅衛兵揪鬥王光美，並主張將“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公開化。 12月18日，張春橋私下召見清華“井岡山兵團”紅衛兵負責人蒯大富，鼓動他把“打倒劉少奇”的行動推向社會。幾天之後，蒯大富組織清華大學5000多人上街遊行，一時間，首都各主要街道到處可看到、聽到“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口號。即使這樣，中央文革的幾個頭面人物仍不滿足。 27日，江青在對紅衛兵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公然引導揭批劉少奇和王光美，稱劉曾作過“赫魯曉夫式的”報告，並表態“支持”紅衛兵揪王光美回清華。 鑑於在北京發生的越來越嚴重的局勢，周恩來於12月底親自召見清華“井岡山兵團”的11名代表，再次明確反對張貼“打倒劉少奇”的標語，指出：“這樣提法矛盾的性質就變了”。學生們問：“難道劉少奇不屬於敵我矛盾？”周恩來回答：“那是你們這樣認為，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看法強加於我。”周恩來還表示：“我曾經兩次請示主席，主席還是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檢查）。你們可以讓她書面回答問題，這個事情我可以辦。但不能涉及劉少奇的問題。對劉的問題，我不能回答。”

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周恩來在一些場合繼續重申黨的干部政策，強調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同時，要求各地紅衛兵不要派代表參加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各省、地、縣三級幹部會，指出：“因為這是黨的會議，有些問題需要先經過黨內醞釀、討論、認識，能夠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能夠使全盤工作更好地進行。”此外，周恩來還阻止紅衛兵私自傳抄、翻印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然而，周恩來的努力畢竟是有限的。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大肆鼓動下，整個形勢繼續朝著與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主觀意願相反的方面發展。 1967年1月初，中南海周圍開始集結數以千計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他們發表演說，呼喊口號，散發傳單，塗寫標語，強烈要求“揪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批鬥國務院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余秋裡等。一時間，各種批判發言、聲討文章、“勒令書”、“請願書”伴隨著大量歌曲、口號，通過一隻只高音喇叭對著中南海晝夜不停地播放，真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周恩來辦公和居住的西花廳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和人來車往的大街僅一牆之隔。牆外無休止的喧囂聲，已使他連續幾天無法正常休息工作了。為此，有人勸他暫時離開中南海，找一處安靜的地方辦公、休息。周恩來回答：“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崗位，是毛主席、黨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決不離開中南海。如果有人來衝，我將挺身而出，保衛中南海！” 1月5日清晨，周恩來來到國務院西門，勸說為“揪”陶鑄在這裡“蹲守”了一夜的學生們。他說：“天氣這麼冷，你們不走，我也沒法睡覺。你們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連毛主席都沒法睡覺了！”“關於陶鑄的問題，我必須向主席請示，並且要經過黨中央討論。” 周恩來的講話，表明他並不贊成幾天前陳伯達等人突然宣布打倒陶鑄的做法。在黨內鬥爭問題上，他一貫主張應該光明磊落、實事求是，尤其不能背後搞鬼或當面搞侮辱人格的舉動。

1月6日夜，周恩來得知劉少奇夫婦離開中南海趕往醫院的消息後，感到事出蹊蹺，便馬上派車去追，但已經追不上了。很快他就了解到王光美被清華大學紅衛兵“騙”至學校，準備批鬥。於是，他連夜打電話給蒯大富，下令立即放人，並親派秘書到清華催促放回王光美。 第二天，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嚴厲批評了“騙揪”的行徑，說：這個動作確實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揪到清華批鬥。這是一場什麼戲呀，是惡作劇嘛！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我是不贊成這種作風的。這種壞作風不能提倡，這是背後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現在，必須肅清這個壞作風。又指出：鬥爭王光美，這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不要再擴大這個問題。這也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見。

在周恩來的直接干預下，清華紅衛兵被迫放回王光美。 從這一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全國迅速掀起“全面奪權”的浪潮，“文化大革命”進入“天下大亂”階段。以此為標誌，“紅衛兵運動”逐漸走向衰落。如上所述，在整整4個月時間裡，周恩來力挽狂瀾，竭盡所能，最大限度地減輕無政府主義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破壞；同時，他的關心愛護與言傳身教，也深深地啟發、教育了廣大青少年，促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逐步思考、覺醒，並最終奮起向邪惡勢力進行英勇戰鬥。 周恩來的崇高品德和感人形象，將永遠銘記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