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二、穩住農業，側重工交

“以農業為基礎”，是建國以來周恩來致力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 1966年春，作為農村經濟工作的一個戰略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掛帥”組長，並兼任河北、北京小組組長。 隨後，周恩來在天津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說：“從全國說，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狀態未擺脫，工業、農業都比較落後，甚至不能不承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落後。”“光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聯繫這個（實際）不行。”“華北區是個光榮的地方。我對華北有了感情。我過去是在華北受的資產階級教育，現在我還是在這裡。在這兒要活一天干一天。因此要不斷學，不斷改造，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面，把當前的抗旱救災一直抓下去。”

4月初，周恩來來到邯鄲地區磁縣，巡視打井抗旱、合理安排勞力等問題。他向當地干部堅定地表示：“北方抗災生產抓他十年八年，一定要抓出個名堂來！” 4月10日，周恩來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提問時充滿信心地宣布：“中國是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中國人民正在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論遇到什麼風浪，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夠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建設一個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強國，這正是周恩來長期以來由衷的願望。雖然“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斷了周恩來從農業入手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計劃，但是，周恩來仍不忘對農業生產的密切關注和具體指導。十幾年經濟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使他懂得，穩住農業，就穩住了國民經濟的大頭，穩住了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大局。

1966年6月上旬，鑑於夏收、夏種、夏管季節的來臨，周恩來同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商量後決定，從國務院農業口和財貿口各部委中，抽調一名副部長和30名幹部，組成“三夏”工作隊，分別到北京郊區各縣抓“三夏”工作，支援麥收。 15日，周恩來應邀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離京前，周恩來得知國務院有關部、委因搞運動使原定抽人支援京郊農村“三夏”發生困難，即明確指示：“每部、委都應參加一部分人，這也是一種考驗。”他還在許多場合指出：一定要抓季節，要不誤農時，講“關心國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種也是“大事”之一，從季節上說，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紅衛兵運動”中，周恩來及時發現並製止了一些學生組織提出的不利於穩定農村經濟政策、妨礙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口號，強調農村社隊集體經濟的基本核算單位不變，國家對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動，農民個人仍可繼續保持自留地、飼養家禽家畜等。 1966年9月，針對河北省一所農業中學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園田、自留樹交給人民公社”的倡議，周恩來當即派人調查此事，告誡在這些牽動全局的問題上不可“一哄而起”，否則“就會對農業生產不利”。

1967年3月，為了減輕“全面奪權”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周恩來提出：應“迅速建立縣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以便“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同年9月，國務院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棉花小組，指導全國棉花生產和收購工作。 1968年以後，周恩來還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主要農副產品等方面的工作，並直接抓化肥、農業機械等支農工業的建設。 在這段時間裡，儘管國務院有關機構和人員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從未有過的阻力和困難，但由於周恩來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不懈努力，整個農業形勢沒有出現大的動盪和反复。 1968年7月，李先念、李富春副總理上報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國務院業務組《關於1967年度糧食情況的簡報》中說：1967年糧食比上年增產383億斤，農村糧食情況進一步好轉。此後連續幾年裡，全國農業狀況一直趨於穩定。

和農業情況相比，工業形勢要嚴峻得多。尤其是鐵路運輸部門，始終處於“老大難”地位，成了周恩來的一塊心病。 事實上，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工交系統“革命”與生產的矛盾就已經存在了。 1966年6月，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稿，獲得批准。隨後又制定出關於上面《通知》的《補充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時，採取各種措施，抓好工交生產。這兩個文件的主旨，是對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必要的限制。儘管如此，“革命”對生產的衝擊已見端倪。 7月中下旬，上海市工業生產中開始出現事故增多、產品質量下降、幹部放鬆生產業務工作等問題。

隨後發生的全國性的“大串連”活動更是給鐵路部門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在紅衛兵“大串連”高峰時，周恩來每日都要仔細審看工交部門匯總上來的生報表，哪個鐵路局的貨運量減少了，哪個煤礦的產量降低了，哪種產品的原料供應不上了，他都親自過問、查詢，找有關領導研究解決問題的措施。他一再向國務院有關同志講：“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係。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力量，然後，安排好客運計劃，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餘地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總之，無論如何不能讓生產受到影響。”當時擔任鐵道部部長的呂正操（因被群眾批判已不能正常工作）為此感嘆道：週總理這是在替我當鐵道部長啊！ 就在鐵路交通秩序勉強維持之際，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發生了一起震動全國的產業工人臥軌攔車事件——“安亭事件”，造成滬寧全線客貨運輸中斷30多個小時的重大事故。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中，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公然置中共中央以及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確意見於不顧，擅自發表肯定“安亭事件”的言論，並簽字承認以王洪人組織“造反”、“串連”，工礦企業也和學校一樣，可以“停產鬧革命”的先河。

對“安亭事件”的做法，周恩來是不贊成的。這種做法，明顯違背了他在事件發生前有關“抓革命、促生產”的一系列言論和實際努力。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多次批評類似的行動，竭力維護鐵路運輸的正常秩序。 11月16日，周恩來親與江蘇省委負責人通話，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攔車群眾的工作，放行被攔車輛。指出：“這關係到國家的信譽，關係到交通運輸，關係到勞動人民。” 28日，周恩來親筆修改以國務院名義發給滯留在四川廣漢（寶成線站名）的“成都工人造反團”電文：“請你們認真考慮：成千的工人同志來北京請願，既不便於接待和會談，也會影響你們工廠的生產。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樣來京，那將更影響生產。” 在“安亭事件”發生一個月之後，周恩來向參加工交座談會的成員及一些省、市負責人提出：必要的“條條”中央還要發幾個，並且一定要保證有效，如保障交通運輸、城鎮水電供應。因為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關係到國計民生。你把火車停了，這不能叫“革命行動”。出現這樣的事，首先我們作自我批評，然後指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否則，就沒有原則了。

12月13日，周恩來又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保證鐵路運輸正常秩序的通告（經周修改）致信陳伯達、江青：“碰頭會上根據一個月來各地攔車情況，起草了這一通告，現送上請中央文革小組加以討論，並提出小組的意見，以便確定報請主席、林彪同志審批。附上一個月的工人攔車情況，請參閱。” 周恩來以“安亭事件”作為統計全國鐵路交通混亂的起點，正表明他對此的態度。同時，他採取先擺事實，再發通告的辦法，也是為了使中央文革小組在事實面前無計可施。 1967年元旦，周恩來親自過問上海鐵路局的工作。當時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丕顯回憶：（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傳來消息，中央決定要我出來工作，首先整頓鐵路秩序，總理將直接給我打電話。我立即抱病趕到上海北站解決交通問題。 1月1日凌晨3時，我在北站鐵路公安分局聽到週總理的聲音：“丕顯同志，你好嗎？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斷！……”我問候了總理，並告我現已在鐵路局，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在周總理的關懷下，上海鐵路終於在第二天通車了。

周恩來不分晝夜的勞頓，加上他對群眾組織的苦口婆心的批評和勸導，確使一些地區鐵路運輸部門的生產業務狀況有所改善。但是，由於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其“左”的實踐也必然會惡性發展，乃至愈演愈烈，欲罷不能。這種情況，當然是周恩來的主觀願望所無法改變的。他能夠做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在某些重要環節上，繼續起控制局勢和減少損失的作用。可以說，沒有周恩來的這些努力，整個工交生產情況還要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