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已經回來了。當初出國時，他對考察活動有著通盤考慮。他先是單人獨騎到法國，接著又與在國內組織的考察團會合於巴黎。這個考察團的成員有一些是他親自挑選的西北軍舊部，異國相逢，令徐樹錚非常高興。
舊部們眼中的“又公”（對徐樹錚的尊稱），一頭短髮已呈灰白色，然而壯志未泯。他對待考察團就和培訓西北軍一樣認真，早餐之後就給大家講孟子。當時孔孟學說在中國國內除了一些遺老或學者外，已沒有什麼人提及。徐樹錚堅持要這麼做，源於他自己日益形成的治國理念：中國已“衰敝之極”，必須通過尊經來提高國人素養，除此之外，“別無返魂之藥，足續垂絕之氣”。
講完孟子，他再指定當天考察的日程。按照徐樹錚的要求，每個人在考察過程中都要記筆記，回來之後還要寫日記，記述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感想，第二天再交由徐樹錚批閱。
徐樹錚的這種努力，與法國外交部司長柏里索的意見倒有合拍之處。柏里索當過袁世凱的顧問，他在中國時間很長，對中國國情也比較熟悉。他有一次對考察團的成員說：“中國革命後，太無綱紀，不學無術者竟佔據要津。中國不是無希望的，可惜在上者毫無治國之法。”
柏里索或許對徐樹錚一行寄以希望，但大多數外國人卻不這麼看。當時中國派往外國的考察團太多了，說是考察團不如說是觀光旅遊團更為恰當。老外們看在眼裡，便理所當然地認為徐樹錚的考察團也是如此，“沒目的，沒計劃，玩一趟回去，能夠有什麼作用？”
出面接待考察團的各國官員出於禮貌，當面總會說一些好話，比如“中國派遣專使得人”、“此次出洋考察，獲益必多”，等等，可他們背後實際上都有一些類似的批評。至於各國民眾和輿論，因為沒有官員們這些顧慮，便往往直接採取訕笑和鄙視的態度。
有一次徐樹錚穿著軍服，帶著考察團參觀法國某菜市，結果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們一邊走一邊聽到法國人用諷刺的口吻說：“你們不在自己國內好好練兵治國，卻到這裡來游盪、招搖過市干啥？”又有一次，巴黎中國使館舉行茶會，徐樹錚好崑曲，便在赴會時唱了數首崑曲以助興。不料德國報紙很快刊出巴黎通訊，說中國將軍徐樹錚不乘馬觀操、參觀軍港，卻在茶會上高歌入雲，沉湎於音樂……
外國人不理解、不認同，考察團成員其實大多也心不在焉。即使從前那些跟隨徐樹錚的西北軍舊部，之所以能夠相從出國，也有鍍層金，以便將來回國後謀求個人名利的考慮，誰能料想得到徐樹錚對於考察會來真的，還抓得這麼嚴這麼緊呢？
除了徐樹錚本人外，考察團的大部分人都表現得心不在焉。早飯前聽徐樹錚講孟子，有的人打瞌睡，有的人精神渙散聽而不聞，到後來甚至有托故不到的。考察時規定要人人記筆記，但記的多少和質量，並無固定要求，於是便逐漸流於形式。一國考察結束，筆記就要收齊保存，以備日後整理，可是收與交都得不到嚴格執行，徐樹錚發了脾氣，這才交了上來。
考察團在考察時，徐樹錚通過中國駐各國公使，特地請人做專題講述。講述者均為所在國高級官員或專家教授，按理這樣的專題講述是很有價值的，然而有些考察團成員純粹是應付差事，不得不出席，其間不僅不能認真做記錄，而且好幾次還有昏昏欲睡的。講述者雖然不好意思說什麼，但對這種不禮貌的行為明顯表現出了不高興。
在國外的那段日子裡，最令徐樹錚感到沮喪的恐怕還是國人對他的態度。考察法國時，正值孫中山在京逝世，旅法同胞在巴黎開追悼大會，徐樹錚特派留學生出身的林子峰等二人參加，卻遭到了反對。中國留法學生還廣發傳單，對徐樹錚及中國駐法公使陳籙大加攻擊，稱他們是“與帝國主義親善之公使及北京軍閥所派之代表”，林子峰等人被禁止上台講話。
繼先後對英國、瑞士、意大利進行考察後，徐樹錚率考察團返回巴黎進行短期休息，並做赴德考察的準備。在意大利時，國內傳來了上海大罷工、廣州騷動、北京學生大遊行乃至搗毀外交部的消息。這一系列事件顯然與徐樹錚“尊尚經訓”、“以教養挽救中國”的理念有著極大衝突，也使他感到了深深不安。雖然他表面上似乎一直都很平靜，但內心其實波動很大，有一天晚上忍不住在床上仰臥痛哭。
回到巴黎之後，徐樹錚對隨行諸人說：“赴德考察日期，須視國內情形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