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期間，日本財政界為了製止金融混亂，調劑物價平衡，其首腦人物正極力鼓勵向國外投資，以便減少國內籌碼的過度集中。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實際就帶有一定的投資放債性質。西原還曾經主張，所有對華借款均應由中日實業家先行協商妥定，然後再交雙方外交部承認。
可是西原和寺內內閣真正想要的，其實不是一筆筆地做這種落袋為安的短線小生意，他們要做的是中長線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並助其成功。西原就親口對章宗祥說過，寺內渴望中國有一個堅強的人能夠擔負統一中國的重任，而這個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並支持段祺瑞執政，確實是寺內的真實意願。此後儘管中國政壇潮起潮落，變幻不定，南北軍政界也不斷有新的強人出現，有的聲勢還蓋過段祺瑞，然而寺內直到下台之前，從來也沒有對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顧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徹底且毫不動搖。
對段祺瑞的借款請求，寺內內閣幾乎來者不拒。從1917年至1918年，僅西原就一共經手了八筆對華借款，它們被統稱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內就借出三筆，每筆都有兩千萬日元。 “西原借款”前後總計達到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但它還只佔段祺瑞對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統計，其總額一共達到了五億日元（也有資料認為接近四億日元）。這些借款表面上係由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承借，但實際上都是由日本政府從國庫預備金內撥出的錢。
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銀行、鐵路、林礦、電信等名目簽約。 “西原借款”中的八筆借款有五筆都假借了辦交通事業的名義，其數額達到九千萬日元。其操作過程，一般是經辦的中國交通部先收錢，然後再“借”給財政部，用於彌補各項軍政開支的缺口。
葉恭綽身為交通次長，認為錢是用交通部的名義借來的，還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責任，因此主張將藉款留在交通部專款專用，以便今後“業務發展，盈利增加，還有歸還的希望”。他親自去見段祺瑞，提出：“這樣的借款在經濟上毫無計劃，借來的錢隨手用掉，將來怎樣還本付息？”
段祺瑞對此並沒有什麼表示，只是說：“財政部當有統籌的辦法。”
財政部是用錢的部門，哪有什麼統籌或賺錢的辦法。葉恭綽斷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將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塗蟲，對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上，他開始打算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經常跟身邊人說的是：“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牠呀？到時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於“一瞪眼完了”，是因為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們的借款條件很低，都是以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作為抵押品，等於是空頭支票，就算中國政府最後不還款，日本債權方面對於約定擔保品也無法進行處分——電線、森林之類的根本就無法變現！
事實上，中國政府後來真正還清的借款只有一筆，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其餘都變成了“爛賬”。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實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後來又連本利都未能夠收回，從這個角度上講，相當於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國庫的錢支付中國政府的開支，中方確實是佔了大便宜。
寺內內閣樂於如此賠本賺吆喝似的不斷借錢給中國政府，最主要的條件還是要看到段祺瑞“有所作為”，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段內閣能夠持之不懈地對南方用兵，以完成南北統一。在商定新一筆借款時，日方明確告訴段內閣，稱此次借款是認定北京政府尚有統一能力，若北京政府不能戡平“粵亂”（指護法戰爭），則西南尚有“偽政府”（指護法軍政府）存在，即使條件談妥，借款也不能交付。
負責經辦對日借款的“親日派”曹汝霖曾提出一個觀點：沒有列強實力作為後盾，誰也不能統一中國。段祺瑞對這一觀點是讚同的，他也認為，自己要完成南北統一，暫時不能不借助於日本的力量。
段內閣和寺內內閣儘管出發點大不相同，但在促成中國統一這一目標上，卻能達成驚人的一致。段祺瑞因此主張“內政方針不能不隨外交為轉移”。他對皖督倪嗣衝表示：“粵亂不平，則政府無由存在，故無論如何困難，必先戡定粵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段祺瑞通令各省，稱北軍為“國軍”，南軍為“敵軍”，不許再用南軍、北軍字樣，同時要求“所有前敵將帥，仍當振勵士氣，迅赴事機”。已經回到北京的徐樹錚也公開聲稱，此番不打到廣州，決不罷休。
在組閣後的第四天，徐樹錚與段祺瑞商定了新的用兵計劃，準備乘攻占岳州的餘威，以直軍為主力肅清湘東的南軍，同時抽調魯軍、浙軍、贛軍、奉軍“援閩、攻粵、入川”。
1918年4月中旬，北軍雖在湖南打了一些勝仗，但在湘東連續失利，不少師旅潰不成軍，有的旅傷亡過半，有的師只剩下數百人。為挽救湘東失利所帶來的被動局面，段祺瑞斷然決定“南巡”。
這次“南巡”責任重大，不僅要振奮前線士氣，還要對李純等“長江三督”進行協調，而就在段祺瑞乘輪赴寧，即將與李純會晤的途中，卻差點因此遭遇不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