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皖系在軍事、政治上雙管齊下，馮國璋所能做的除了服軟還是服軟。他不得不親自登門拜訪段祺瑞，邀其出來組閣，後來見段祺瑞一再婉言謝絕，又請徐世昌出面相勸。
段祺瑞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馮國璋並非真心希望他再次組閣，另外，他還聽從了曹錕的建議，認為如果急於出山，可能會導致主和派的李純“驚而致變”，從而影響前線部隊的士氣。
段祺瑞和主戰派能夠恢復主動地位，奉軍自然立了首功。利用徐樹錚送來的“大禮”，張作霖一共新編了六個混成旅，其中四個旅暫駐於關外，只有兩個旅即刻開入關內。此時段祺瑞雖然只有一個參戰督辦的名義，但對國內部隊的組建擁有核准權，奉軍這六個混成旅最後也要到他那裡備案。
張作霖的報告送上來以後，段祺瑞估計張作霖不願意把所有新編部隊都放入關內，就按照這一實際情況，在正式文件上批示將關外的四個旅劃歸張作霖指揮，關內的兩個旅劃歸徐樹錚指揮。
看到報告，徐樹錚認為入關和歸他指揮的奉軍太少，起碼應該關內關外一半對一半。由於文件已經段祺瑞批示，他不能怪自己的幕主，便把火發到了張作霖身上。
曾毓雋為息事寧人，就勸他說，何必計較一旅之得失，我代你籌措兩百萬元，給你補充一個旅的人馬怎麼樣？
徐樹錚依舊覺得不公平，認為被張作霖這個“鬍子”狠狠宰了一刀。曾毓雋見狀要做和事佬，便在天津宴請張作霖、徐樹錚，楊宇霆也奉陪末座。
酒喝到一半，徐樹錚忽然對張作霖說：“大哥你現在既有地盤，又有兵力，可你不要逞強！我現在固然兵力單薄，不能打敗你，然而如果實在不行，我將來總有一天要帶日本兵打你。”
徐樹錚的一番話引得滿座失色。張作霖的態度卻非常冷靜，他急忙舉杯對徐樹錚說：“老弟何至於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嗎？乾杯，乾杯！”
曾毓雋作為東道主非常尷尬，第二天便告訴了段祺瑞。段祺瑞聽了只是搖頭：“又錚到處樹敵，亦徒呼奈何？”
劍走偏鋒向來就是徐樹錚的風格，此舉固然有得罪張作霖之虞，可是也把話說到了明處，而且恰恰暗合了張作霖的做事方式。之後張作霖把關外的那四個旅也全都派入了關內，其中兩個旅用於江西，兩個旅用於湖南，其餘兩個旅歸參戰督辦處統轄。
奉軍的全力加盟，使得北軍在兵力使用上更加游刃有餘。 1918年3月18日，曹錕所部由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指揮，一舉攻克岳州，南方聯軍沿粵漢鐵路南逃。主戰派由此聲勢大振，“長江三督”也不敢再唱反調了。第二天，曹錕領銜聯合包括“長江三督”在內的十九省區的督軍、都統致電段祺瑞，請其立即出山組閣。電文中稱，在此“國家不幸，變亂迭生”的環境下，朝野上下“咸以聲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指段祺瑞）莫屬”。
同一天，北洋元老徐世昌告誡馮國璋：“非段復出，恐有兵變。”日本公使林權助連連會晤有關人士，催段復出，他還特地讓人轉告段祺瑞，要段拿出政治勇氣，不要再推辭了。
就像曾在三造共和中展示過的那樣，段祺瑞再次以眾望所歸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而馮國璋卻幾乎成了和黎元洪一樣的陪襯，以至於沒有誰會把穩定局勢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從接到聯合電文那一刻起，馮國璋這個既倒霉又可憐的代大總統就已徹底認輸。在再次敦請段祺瑞接受組閣大命時，他指天發誓願與段祺瑞同生死、共患難，同時還自動承認了向院方完全交權的各項條件，就差沒跪下來哀求了。
見此情景，段祺瑞方才答應出任內閣總理，不久又組成了由清一色皖係政客所組成的新內閣。
段祺瑞上台時，政府“財政困窘，朝不謀夕”，這也是王士珍要掛冠而去、馮國璋要再三再四地請段幫其收拾局面的原因之一，而要在短時間內緩解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段內閣所能採取的又只能是老辦法，即向日本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