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4日，正在湖南指揮作戰的兩位北洋軍師長王汝賢、范國璋突然在前線發出主張停戰議和的通電，提出他們不願為“政客利用”。通電發出的當天，二人即率部撤出戰鬥，由衡山嚮長沙方向退卻。
王汝賢、范國璋是直隸人，其所部官兵也多出於直隸，他們雖沒有正式歸入直系，但和直系淵源很深，王、範平時也多看馮國璋臉色行事。二人做此驚人之舉，當然不像通電中所說的那麼簡單，事實上，他們恰恰樂於被“政客利用”，只不過利用他們的“政客”不是段，而是馮罷了——秘密指使他們停戰的，正是馮國璋的女婿陳之驥。
傅良佐是個缺乏應變能力的人，一看到前線通電便手足無措，當晚就和新任湖南省長攜帶印信，乘坐輪船一同倉皇逃出了長沙。在此之前，段祺瑞為了支持傅良佐督湘，還從山西調來商震一個混成旅赴湘作戰。由於商震和王、範沒有直接聯絡，傅良佐又不通知，所以導致晉軍要撤的時候都撤不下來，最後近乎全軍覆沒。
王、範通電到京後，馮國璋表現得幸災樂禍，連聲說：“快快送院，快快送院。”別人問他：“湖南問題鬧大了怎麼辦？”馮國璋沒好氣地答道：“我有什麼辦法？有責任內閣。”又有人問：“王汝賢、范國璋擅自通電停戰，此風殊不可長，總統以為如何？”馮國璋仍然是那句話：“問責任內閣。”
這些話傳到段祺瑞耳朵裡，他氣呼呼地說：“問我，我只有一個辦法，辭職！”
段祺瑞說到做到，當即遞上辭呈。第二天，他又發出了一份言辭痛切的電報，稱為“銑電”。在“銑電”中，段祺瑞認為北洋係是如今中國的正統勢力，無北洋即無中國，與此同時，他責備直系軍人不顧大局，“啟鬩牆之爭”，使西南“收漁人之利”，而西南卻正好施離間計來破壞北洋團結，即“始以北方攻北方，繼以南方攻北方，終至於滅國亡種而後快”。
對於“銑電”，馮國璋倒也沒什麼感覺，按他本意，最好是立馬批准辭呈，讓對方滾蛋了事。可就在段祺瑞發出“銑電”的當天，總統府的日籍軍事顧問青木宣純即奉命來訪，轉達寺內內閣的意向，說：“歐戰在緊張進行，中國內閣不宜有所變更。”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也警告說：“倘因中國內閣變動引起糾紛，日本難以坐視。”
即便在北洋系內部，馮國璋也面臨著不小阻力。身處北洋元老地位的徐世昌就認為，“銑電”說的不是沒有道理，段祺瑞於此時辭職，一定會引起北洋分裂，切不可行。
處於內外壓力之下，馮國璋只得暫時放棄立即罷免段祺瑞的念頭。他一面對段祺瑞進行再三挽留，一面裝模作樣地通電申斥王汝賢、范國璋，說這兩個人“不顧羞恥”，把“軍人面皮喪盡”。
段祺瑞隨後收回辭呈，通電各省督軍錶示願意繼續任事。正當眾人都以為府院之爭已暫告平息時，在馮國璋的秘示下，“長江三督”又掀起更大風浪，他們聯名要求撤兵停戰，與西南方面和平解決問題，並聲明願做調停人。
“長江三督”的聯名通電對段祺瑞的政治主張和威望造成了很大打擊。為爭取主動，段祺瑞立即下令免除傅良佐督軍一職，其職務由王汝賢代行，所有長沙地方治安也均由王汝賢、范國璋完全負責。
王、範擅自在前線撤兵停戰，不僅沒有受到軍紀國法的處分，反而還要加官晉爵，這在段祺瑞的帶兵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可是為了穩定湖南局勢，他又不得不做出違心之舉。
儘管如此，馮國璋還是沒有要善罷甘休的意思。他除了趁機解除段祺瑞陸軍總長的兼職，由王士珍繼任其遺缺外，還要求嚴懲傅良佐。段祺瑞雖然有意袒護傅良佐，但在自己也深陷困境的情況下，也不敢公開包庇，只得同意將傅良佐交付軍法會審。
不過段祺瑞隨後又提出一項意見，指出傅良佐名義上是湖南督軍，其實只是個光桿司令，軍權操於王汝賢、范國璋之手——王、範公然發表通電主張議和，又擅自撤兵，傅良佐赤手空拳，焉能在長沙繼續坐鎮下去，除了逃走還能有什麼辦法？
段祺瑞的結論是，傅良佐擅離職守，固然應當懲辦；但追根溯源，王、範應負更大的責任，必須徹底追究。